政变三周前——乔治·布什在莫斯科·第二十九

2024-10-02 08:30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战争通史繁体

***三周前——乔治·布什在莫斯科·第二十九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1991年7月底，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回访苏联。预定举行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的签字仪式。

　　在写下这些以及下面几行文字之前，我认真重读了当时所作的笔记，再次感受到了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个含义。会晤进行了几次：7月30日上午充满信任的会谈，扩大了成员的谈判，工作午餐过程中的意见交换，尤具意义的是7月31日在新奥加廖沃的会谈。全都具备的典型特征有两个：高度的相互信任(尽管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和很大程度上的观点一致(不仅针对现有的问题，而且针对新的尚在酝酿中的各种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当时讨论的许多事情，至今无论在外交界还在新闻界都依然是议论的目标。

　　在新奥加廖沃的凉台上

　　我已经说过，在新奥加廖沃的那次会谈最为重要。我事先与布什商定，他来莫斯科时，我们将重现我访问美国期间他在戴维营为我所安排的某些东西。具体地说，就是在非正式的场合聚会，在狭小的角落，最好是郊外，“不打领带”，不要任何记录和固定的议程，就这样畅谈一切。

　　我提前到达新奥加廖沃。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与我同行。我俩在如今全世界都已相当熟悉的那所房子附近散步。天气晴朗、炎热。不久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也与我们会合。摄影师迅速跑了过来，给大家留下了合影。我们在等待总统，不久就看到远处驶过几辆轿车，那是他先去官邸——在新奥加廖沃地界内专门为他安排的那座馆舍。数分钟后乔治和芭芭拉 [ 译者注：指布什和布什夫人。 ] 便来到了我们那里。聊了聊“天气情况”和别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开了开玩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芭芭拉按她们的计划离开了，我同布什则去“开会”。

　　我们一起选定了谈判地点：断定在朝南的面对莫斯科河的凉台上最好。整个上午的交谈中，另外参加的只有别斯梅尔特内和切尔尼亚耶夫，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当然还有几名翻译。

　　对我而言，这种会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形成一种普遍安全的新体系的前景，它应是在共同(整个历史上都属首次)推行的国际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一政策所根据的新标准已经在实践中经受了一定程度的考验。

　　我指出了种种的改善国际局势的努力最终所取得的不小成果。现在是考虑战略性稳定和新观点的时候了。以往这一概念基本上仅限于军事均等、平衡和军事安全观点。今天，当我们已不再依靠实力、不再依靠军备竞争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已形成完全不同的关系的时候，就应当更有力地给这一概念补入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成分。尤其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破坏稳定的作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这个充满民族之间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宗教的矛盾和冲突的世界。

　　我继续说道：增强正在进行的变革的民主性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以自己的行动激发了这些变革，并希望它们能持续下去。然而也存在一个问题：如何将这个进程保持在和平的、合法的范围之内，使其免受无论在国内外都会引起混乱的自发势力所控制。

　　再一点就是两个核超级大国之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心的出现。只须看看正在一体化的欧洲大陆就足够了。北方各国、中欧和东欧国家越来越坚定地争取加入欧洲共同体。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将汇集于此的前景清晰可见，这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形势。

　　非洲也正在发生一些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尚不确定，但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第一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而且负面大于正面。非洲在世界性潜力分布中的位置还很不明显。

　　中国和印度的地缘政治因素将会增长，而且是在极其独特的并非20世纪国际政治传统的领域。两国加在一起人口多达20亿。这是两个历史十分悠久的民族，如今已经觉醒，决心开辟自己的道路。因此我认为可以说：美国总统表现得很负责任，没有企图针对我们打出“中国牌”。我们也不采取足以使国际利益均衡产生倾斜的行动。而且我们对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使亚洲太平洋区域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日本会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角色，一心想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

　　我也提到了资源、环境和人员问题。这些问题虽然程度不同，但全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两国在新形势下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今后它们的关系应当为何发展。

　　布什的谈话所涉及的也是这个内容。他认为必须重申，美国希望看到苏联强大、经济稳定、能够以民主的精神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他说，我相信您的意图。我现在比来这里之前更加确信，您完全了解自己要往何处去以及如何接近目标。

　　谈到欧洲问题时，布什承认美国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他说，我们的选择是在欧洲保持一定的吸引力。我们今后也将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当然，这要有苏联参加。我们要争取让我们的西欧朋友们了解，我们希望“不但参加着陆，而且参加起飞”。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希望未经征求我们的意见便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面对某些经济方面的倡议(不单与苏联有关)”。

　　话题转到非洲问题时布什着重指出，美国对我们支持德克洛克的任何行动都会表示欢迎。同时他对非洲民族会议 [ 法郎注：一般翻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 ] 的看法颇带批评意味，认为它落后于民主的改革，是在与卡扎菲调情。这位总统表示同意在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合作。

　　布什关于中国的想法我觉得是经过仔细斟酌的，负责任的。“在我国，人们至令仍然痛心地回忆起***。但是，第一，根本谈不到打‘中国牌’，第二，我们希望正面影响中国，而不是中断与它的接触。这样做很不容易。国会打算惩罚中国。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布什希望苏联能向印度转达美国对核武器问题的关注。

　　布什说，我们也从亚太地区得到消息，说那里存在着对日本的向外扩张的担心。在美国也有反日情绪，虽然是出于别的原因。发生麻烦的原因在于，日本市场没有足够的互惠性和开放性。他说，如果你们苏联与日本实现经济方面的相互配合，这将会有助于稳定。说到这里，布什顺便提到，我们最好还是想想办法解决苏日领土争端。

　　贝克觉得总统讲的话相当婉转，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发展主题”：据他说，日本人想要增大的不单是军事的而且还有政治的分量，而美日在安全方面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的担心，如果这种担心的确存在的话。

　　谈到苏美关系前景时，布什坚定地重申他的政府选择“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也讲述了各方面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说，我自己的党内也有一些极端分子，硬说搞垮苏联或者使其经济崩溃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则从左的方面攻击我们，不断提出人权问题，并要政府趁你们处境困难之际向你们强行提出种种要求。

　　报界对我们进行攻击。一开始是批评我和贝克在对苏关系上似乎过分小心，未能利用新出现的种种机会。现在又从另一方面发起攻击：说布什太爱戈尔巴乔夫了，只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

　　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和盟国也责怪我们行动迟缓，缺乏应有的积极性。不过有时候给人一种印象：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躲在美国的背后。布什再次强调，在希望苏联改革成功这点上我不比任何一个欧洲人更差。而且为此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做得更多。我们的经济的规模不一样，技术更丰富，创造性更强。

　　对于预定的基辅之行，布什向我保证：无论是他或与他随行的任何人都不容许做任何足以被认为是支持分离倾向的事情。例如，兰茨别尔吉斯积极争取让布什回国时在维尔纽斯着陆。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做。与此同时，在布什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切断与这些共和国的联系，让它们获得自由，那是最好不过的事。这对世界舆论会产生极其良好的影响。

　　与以往历次会晤期间一样，经济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前一天在莫斯科讨论得更加具体，那次纳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讨论。布什当时提出了草拟有关雪佛龙公司参与开发哈萨克斯坦油田的协定时产生了一些困难的问题。

　　我在向布什表示希望建立相互信任的私人关系的同时，对他提到了美国的一些歧视性法律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经济，让他注意一些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例子。

　　布什承认，谈话的许多地方显然涉及的是“冷战”的遗留问题，他答应进行分析研究。不过关于歧视性的美国法律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的问题，无论在当时或者两年之后，至少到本书写成时为止，都未能获得解决。

　　我当面向布什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不想有“考验期”怎么办；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现在就能利用它提供的帮助，而不是以后的什么时候。从他的言谈中我明白了，不应当指望美国方面有多大的帮助。规则就是如此，要能获得大笔的借款，事前必须先满足一定的经济要求。而这并不单单取决于美国人。需要提供相应的信息，遵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黎俱乐部的规则。我们商定，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将在财政部长一级继续进行。

　　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占用了我们的许多时间，它牵涉到裁减军备工作今后的进展。这时候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也踊跃地参加了交谈。双方同意在日内瓦核子航天武器谈判的框架内，于1991年9月30日恢复关于导弹防御与空间问题的谈判；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会晤；支持国务卿和外交部长提出的设立两个工作小组的意见——一个研究遏制、预测和稳定问题，不仅从军事观点而且联系充满潜在冲突的地区进行研究；一个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应技术的扩散问题。双方一致重申了完成消灭化学武器公约工作的决心，消除了制约事情进展的某些局部障碍。

　　部长和国务卿向我们报告了军备限制方面当前的工作：恢复关于“不设防领空”的多边谈判；加紧维也纳首轮A级谈判，争取1992年3月之前即赫尔辛基第二次会议之前结束；向美方提供有关东欧各国的SS—23导弹的情况。

　　中东局势在新奥加廖沃也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无论我们或美国在最近几个月都为此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推动各方达成协议。我们努力争取的近期目标是确保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召开。我建议以苏联和美国总统的名义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以表明正是他们召集了这次会议。布什表示支持。

　　同时他还指出了可能妨碍我们所作努力的一些障碍。“以色列往占领区移民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国正设法说服以色列改变有关此事的政策。不过暂时尚未成功。”我相应地讲述了我们所承受的来自阿拉伯人方面的压力：“他们要求我们停止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穆巴拉克总统在莫斯科的时候曾公开地警告过我们，他要将这个问题公之于众——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就这样做了。我们自然不打算屈服于压力，但也不能不考虑这一情况。”

　　我通知布什，一旦就国际会议的召开达成协议，我们就准备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说，您可以将此事转告以色列人。

　　在新奥加廖沃，还就南斯拉夫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谈。与此有关的一些话今天我还想重说一遍：

　　“即使是南斯拉夫的局部解体，也可能产生类似热核反应的连锁反应。问题不仅在于南斯拉夫。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真真假假的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问题。按照这种特征来划定国家的疆界就意味着挑起极大的混乱。如果我现在扳着手指头数一数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领土问题，恐怕手指头都不够用，而且不仅是我的不够用，所有在场的人的手指头都不够用。例如在我们苏联，各共和国之间70%的边界并未划定。以前谁也不管这种事，一切都按工作程序解决，几乎在区苏维埃一级就行。存在族际问题的还有保加利亚人(土耳其族)、罗马尼亚人(特兰西瓦尼亚族 [ 法郎注：应该是在罗马尼亚西北部(南喀尔巴阡山以北和东喀尔巴阡山以西)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特兰西瓦尼亚在一战前曾归属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 ]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也有个关系问题，等等。当我前往伦敦之前不久与科尔讨论起这个问题时，他还问我：要是坚持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那又如何对待民族的自治原则呢？我回答他说，这几种原则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克服的矛盾，不过这属于内部事务，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解决。”

　　由于这个问题像其他几个问题一样必须在正式文件中有所反映，我便建议想出恰当的表述方式，使人一看便明白按照宪法程序办事是解决民族之间问题的惟一途径，其中还要引用以国家间边界的不可侵犯为前提的欧安会原则。布什原则上不反对。然而我觉得他的一些话证明重新划定欧洲地图的势力在欧洲人中的影响正在增长，而且对美国总统也产生了压力。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这种感觉已被日后事件发展的过程所证实。

　　辉煌时刻

　　返回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时刻快到了，那里一场隆重的仪式正等待着我们参加，为的是签署已酝酿了9年多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字仪式在弗拉基米尔大厅举行。布什在仪式上讲话时特别提到：“我们以此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崭新条件，具备这些条件便可望在保障持久和平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这些话完全符合我对这次行动的想法和评价。

　　此刻我回想起美国总统那次对苏联的最后一次访问时，心中多少有些苦涩。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仅仅3个星期之后就要发生的事情，还一心想着未来。在谈到各种迫切问题时，我们好像同时也在对五六年间走过的道路进行总结。这几年里我们将和解政策推进到一条崭新的历史性的界线，这种政策已被作为大国的共同政策加以执行，而就在不久之前这些大国还彼此视作死敌，并在相互的敌视中准备将全世界推向一场灾难。在这种意义上，苏联和美国总统1991年7月31日在新奥加廖沃的会晤可以被视作新思维以及与之相应对外政策的“辉煌时刻”。

　　我和布什在克里姆林宫门前告别并相互握手的时候，8月已经到来——1991年那个悲剧性的8月。

　　由于回忆录范围的限制，不能不割舍更加全面、详尽地描写美国总统及其夫人访苏的整个日程安排的内容。但有两点仍值得一提，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苏联”上流社会圈子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访问期间举行了两次官方宴会：我方的一次设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多棱宫，美方的则在美国大使官邸。

　　我方的宴会在先。按照外交礼节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向美国总统夫妇提供了邀请出席者名单。首批到来的宾客中有叶利钦夫人，但不知何故却由加夫里尔·波波夫陪同。仪式结束，来宾纷纷散开时，叶利钦一个人趾高气扬地出现了。他走上前去邀请芭芭拉·布什进入多棱宫。所有的人都困惑不解(我除外，我可太了解叶利钦了。前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要求给他机会与我和布什一起在宴会上讲话。我当然拒绝这样做。目的何在？)。布什夫人也十分尴尬：她期待的可是招待会的主人苏联总统的邀请。“怎么可以这样？”她惊讶地高声说道。

　　这位俄罗斯总统老想引人注目。后来在美国大使馆的宴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和叶利钦对未将他们安排在主宾席感到不满。大约在招待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俩离座双双朝美国总统走去。这本来并不算什么大事，但他们紧接着用激烈的言词赌咒发誓地硬要美国总统相信他们“将为这个国家民主化的成功竭尽全力”。在座的人目睹这一情景时不仅感到好奇，而且首先是大惑不解，自然而然产生疑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我们那两位英雄才丝毫也不觉得难为情。当然，这已经大大离题了。此事对苏联总统无异于一个信号：不无艰辛的日子即将来临。

更新于：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