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从老广场转到克里姆林宫·第十五

2024-10-01 08:09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战争通史繁体

权力从老广场转到克里姆林宫·第十五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在立法的日子里

　　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自1989年9月25日至11月28日举行，主要议题是立法工作。

　　与第一次会议相比，我在秋季的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出面主持的机会少得多了。不过，我对会议进展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而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时刻，比如在审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经济自主问题时，会议就由我亲自主持。

　　现在来谈谈我对这次会议上的一些主要事件的印象，不管怎么说这些事件对推进改革总还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两个月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租赁和租赁关系法、解决集体劳动冲突法。一读通过并转交全民讨论的有以下立法草案：所有制法、土地和土地关系法、退休法、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一般原则、出版和其他大众媒介法、立法准则、法院法、语言和公民法，以及其他许多法案。

　　仅从这一串名称即可看出，这并不是对满是破口的这块立法之幕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就其自身的意义而言，这是完全可以与俄罗斯历史上诸如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 译者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俄国沙皇，1649年在位时颁布了法律大全。 ] 沙皇时期创立的刑法典、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十月***以后对整个法制系统的修订之类俄国历史上的里程碑相媲美的法理创新。现在我对其动因和后果不作评估，只想说一说已经做过的工作的规模。这项工作触及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的所有关键部门，奠定了我国法的根本改革的基础，并通过它奠定了我国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

　　当然，如此规模的措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3个月内能够就如此之多的基本问题搞出不错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有相当成熟的“一班人马”。四年来的改革，或者说改革的准备工作，对其所下的决心，并未白费。实际上，对于所有重大的问题，像应该怎样使生活更加充实、改革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我们或多或少已形成了概念。在许多情况下还积累了实际经验。我想，就是当时制定的许多法律略加修改之后，均被各共和国所接受的缘故。

　　我认为有必要讲讲讨论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经济自主决定的一次会议的情况。当然，大家都很清楚，事情不仅在经济方面，所审理的问题对于苏联的整个未来意义重大。尽管波罗的海沿岸人是先行者，但很少有人怀疑：要不了多少时间，别的加盟共和国，而且很有可能连一些自治共和国都会有这样的自主要求。事实上，正在形成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改造成现实的联邦制或者说邦联制的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最高苏维埃农业改革委员会主任B.M.沃洛格任和后来成为俄罗斯司法部长(当时任最高苏维埃法纪、立法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Ю.X.卡尔梅科夫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他指出，委员会否定了宣布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归有关共和国专有、无偿将所有联盟企业和工程项目转归共和国所有以及联盟法规只有在当地议会批准之后才能在其领土上生效的要求。随后，除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关于保留联邦政府将税收和其他支付金额纳入联邦预算的权利的问题。

　　这种法规、所有权、税收的三位一体，在苏联国家体制改革的整个长期工作过程中已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这个问题我们曾与各共和国领导人在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和后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过多次讨论。尽管围绕联邦还是邦联模式的主要争论尚未展开，实际上所有赞成和反对的基本论据已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朝经济自主过渡时谈到了。

　　卡济米拉·普伦斯克涅支持就所有权问题成立一个协调小组，但坚持各共和国为了履行全联盟的职能而上缴预算的“以共和国苏维埃和联盟苏维埃之间达成的协议所规定的单一渠道支付”为基础。至于问题的政治方面，她强调指出，“联邦制不会是目的本身。这仅仅是为生存，她强为提高人的、人民的、联合体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并非联邦将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而是由他们组成联合体，再选择联邦这一具体道路的”。

　　当时的爱沙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因·赫·托麦也是从同样的立场发表谈话的，他声称，中央机关对共和国向现实的经济的自主方向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实行封杀。他说：“指责我们，说我们把经济自主的问题政治化了。我们不希望把它政治化。但它在别的地方正在政治化，在这里，就在莫斯科，尊敬的代表们，你们7月份通过的决议 [ 作者注：爱沙尼亚总理指的是1989年7月29日通过的最高苏维埃《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向经济核算制过度》的决定。 ] ，实际上许多部委和机关，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起都不执行，这就是政治化。我们常常遇到人们无声的抵制，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自己的无限权威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个，仅仅因为这个才一直设法把今天讨论的问题排除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外，把半自主、半经济核算制，以及四分之一的财政自主这些基本原则强加在我们头上，其实这些原则在讨论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般指导原则的法律草案时，已经两次遭到我们的否决。”

　　至于说到问题的政治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代表们企图要我们相信，他们脑子里没有任何离谱的计划，惟一的愿望就是想取得主动积极工作的机会，并为别的加盟共和国树立榜样。这显然是在耍滑头。他们千方百计地否认有分离主义的意图，一再强调各共和国的经济充分自主会导致团结，正像托麦所说，“不是在行政官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在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真正民主、法制以及正是由此而变得强大的国家发挥其职能的基础之上”的团结。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领导人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得比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利，同时又不失去因属于我国的强大的国民经济综合体而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们的这种执著的愿望愈来愈引起疑虑和反对。首先，许多人对波罗的海沿岸人似乎取得了分外的特权表示不满，认为向经济自主过渡同样应当以经济改革的总的原则为基础。

　　就在那次会议上，可说是群情激昂。波罗的海沿岸代表们的每一个准确而尖刻的用词或者警句，都会迎来同情他们的，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跨地区议员团的同事们的掌声。会场上的另一部分人，他们占大多数，则齐心协力地支持自己的发言人。从席位上不时发出愤怒的反驳、赞许的笑声或者嘘声。：

　　有一次，激情昂奋，发言者彼此威胁和指责对方，我不得不进行干预。我说：

　　“目前，我们的争论还无法求得能够符合全联盟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法。‘针锋相对’和‘以牙还牙’，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总的说来，不适合于我国今天的社会生活。我希望大家能彼此听听对方的意见。我是指那些含有最后通牒语气的发言，这类做法在这里是不可取的。

　　最高苏维埃应当按原则办事：我们是赞成联邦的，但那是经过改造的，有诸如涉及主权、权利和义务、经济自主等丰富内容的联邦制。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今天讨论的法案就是在这些探索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讲完话后，立即请纳扎尔巴耶夫发言。他的发言很精彩，有具体例子，用数字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领导人实际上想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来获取特权的企图是毫无理由的。

　　纳扎尔巴耶夫说：“破坏不难，建设却复杂得多。难道我们能这样干吗，能轻易而简单地毁坏我们的联邦大厦吗？哈萨克斯坦每年向国内其他地区输送各种资源超过95亿卢布。同时，共和国也从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在内的各地区得到近40%的成品、配套产品、设备。根据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按协作沟通的数字，至少在等差级数方面肯定将增长。因此必须加强独立的经济单位之间的配合和相互沟通，否则便无法提高生产的效率，也无法提高产品的质量，就很容易使经济出现混乱。我们认为，将波罗的海沿岸同志们所提交的文件拿到最高苏维埃来讨论，很可能正好把我们联邦引上这样的道路。”

　　纳扎尔巴耶夫列举出数字证明，为了向爱沙尼亚提供羊毛、棉花、金属、粮食、铜、基本化学产品、作物栽培技术等等，哈萨克斯坦每年要损失40亿卢布。如果把这些商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由此所获得的补偿可能会大大超过爱沙尼亚付给他们的费用。

　　所有的领导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当时都意识到断绝经济联系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我是不厌其烦地唠叨这一点，直到最后一刻。但是1991年12月，分离主义者还是把他们的破坏工作做到底，直至出现苏联解体这样的悲惨结局。

　　我现在所讲述的那场辩论中，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领导人最终同意对所谓的“三位一体”的解释做出实质性的修正。找到了允许议会通过相应法律，并使之生效的妥协的表述方法。

　　就在那次例会上，已经出现从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事实上便是别洛韦日森林协议序曲的发言：正当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还在开导波罗的海沿岸人必须在国家完整的国民经济综合体范围内保持联系的时候，叶利钦却已在抱怨俄罗斯未能首先获得经济自主的地位，甚至对此毫无准备了。这是他第一次表示希望得到俄罗斯利益“表达者”的身份。

　　11月27日，最高苏维埃再次讨论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经济自主问题。举行了一场有阿巴尔金和雷日科夫参加的饶有兴趣的高质量辩论。激情又一次昂奋起来，达到极限，尤其在围绕主权问题上。此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已经通过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宣言，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它们是非法的。会前，我曾多次会见И.O.比舍尔、B.A.帕尔姆、K.普伦斯克涅、Ю.P.博亚尔斯、A.B.戈尔布诺夫等人，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最终达成协议：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涉及联盟权威性问题的联盟法律。换句话说，这个棘手而又尖锐的问题，借助于明确划分权力也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最后还是在联盟条约草案里找到了这样的解决办法)。但这项工作已是后来的事了。

　　关于社会团体的代表资格

　　1989年的秋天令人不安。显然至少按我们当时的看法，生产缩减了，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有时连续几天香烟、糖等完全脱销，“商品匮乏”已是常见现象。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民族关系紧张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稳定形势，从而保证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其中的关键在社会经济方面，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当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报告《论整顿经济的措施，经济改革的步骤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根本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份报告起草了很长时间，经过仔细的彻底的讨论，成了代表大会上长时间的、相当尖锐的辩论的对象。

　　当我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演说时，我针对这个问题谈了谈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应当先说一下题目，因为这是整个政治争论的“中枢”，是激烈辩论的焦点。

　　这就是社会团体代表的资格问题。乍一看，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虽然重要却远非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代表们如此关注，使他们下好几天功夫去练习辩才呢。原因在于这个题目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实际上是主要的题目，那就是苏联***的作用问题。关于撤消实际上是加强***的独裁统治的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将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提出。1989年12月进行的只是一次特殊的炮火准备。

　　举行第一次选举时，我们的意图究竟何在。这是指代表的三分之一构成而言，其中三分之二是在全民平等的直接选举权基础上形成的，三分之一的候选人则由各社会团体举荐。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采用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更充分地表达各主要社会阶层、团体和社会运动的立场和观点，这是呼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立宪会议。

　　此外，需要竭力做到在代表的组成人员中至少得有某些积极性高、主动性强的成员，以便给真正的创造性和批评性争论定调子。否则，代表大会即使所有的结构都有了变化，也不过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复过去的一套而已。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措施从一开始就被设想为权宜之计，有点像是起跑线上的发令人，其使命好像改革的起动器，起动之后就会熄火。也许，那时对这点并没有渲染，因为这样做反而可能损害这一想法的声誉，使其在萌芽状态就遭贬值。但我敢有把握地说，所指的正是这一点。当1989年秋季就这个问题重又展开争论，甚至有人建议在各共和国不设社会团体的代表资格时，我和其他领导成员一样，认为即使这一建议得到通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家决定：让各共和国自己去解决这一问题。

　　在人们的记忆中，同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相联系的还有一件悲伤的事情——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去世。代表大会为他哀悼，中断了工作，人民代表汇合到长长的送葬队伍中，向这位杰出的学者和公民告别。会场里从此留下一个空席位，每逢会议召开的日子，那席位上总会放着一束鲜花……

　　“萨哈罗夫及其同道”

　　在代表大会最终结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向我走来。我很了解他，这是一位作家，社会活动家，人道主义者，反对核威胁的不倦战士。他为没有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感到遗憾，他把发言稿交给了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它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里。在写作回忆录时，我又重读了一遍阿列斯的发言稿，并决定将其全文收进我的书里。

　　“阿列斯·阿达莫维奇：

　　“‘萨哈罗夫及其同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发言者，在臭名昭著的‘多数派反对萨哈罗夫的群众集会’上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否则也不会这样去称谓那次集会了。

　　“那么，谁是‘其同道’呢？发言者指谁都行，当然不会是戈尔巴乔夫。可在当今世界的社会意识中正是这两个名字经常并列在一起。不，并不是因为两者的立场必然相似：当对改革的令人提心吊胆的第一项成果——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出现分歧时，他们就常常在尖锐的问题上发生争执。

　　“但如果指的是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在改革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同道’。

　　“正是萨哈罗夫，而不是我们这儿的任何人，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对新思维和新感觉的基础进行了诠释，把政治家拉到了在决策国际国内事务中注重道德观的一方。在他的极为强烈的影响之下，改革渐趋成熟，是重理性、讲道德的成熟。

　　“正是戈尔巴乔夫，将社会中迫切的需要变成了政治现实，使新思维成为国家政策。他将那些为蓄势待发的过程所迫切需要的人从勃列日涅夫的流放中解救出来。

　　“历史和命运注定萨哈罗夫要经受极其严峻的考验，但在临终前却赐与他一个显然是胜利者的角色：将法律和人***新之明晰的，不因政治情势而变得模糊不清的真相体现出来。

　　“历史和命运对戈尔巴乔夫则作了其连续性多少有些不同的安排：正是肩负的改革重任使他的政治生涯按照新的方式变得复杂而困难了。那不仅是对意志和观念的考验，也是对禀性的考验。现在就来谈谈禀性。关于禀性，尽管政治家尚在台上作剧中人时我们一般不做议论。这里讲的当然是较易确定、可以理解的方面。

　　“当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未能达成制止世界滑向核深渊的协议时，两位领袖对这一可悲事实的不同反应第一次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对和平的热爱胜过对政治、对观点体系的热爱，这就是他的禀性。不然的话，他就无法经受住他的努力所受到的暗中抵制。抵制来自我们和他们这两个在军国主义的互不信任以及僵持状态之中已经僵化的结构。

　　“可是，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过去和现在都干得那么漂亮的东西到自己家里就不灵了呢？这里是谁、是什么出了毛病：是历史、传统、形势，还是具体的政策、某些错误、失算？我要说：我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相当确切的答复。不过哪怕把问题提出来也好。

　　“在评估国内形势和改革领头人的作为时，有人已经做出推论：是的，他开始了，谢谢，但在现阶段行动应该更坚决、更强硬。他要么不会，要么不愿意。为了更坚定地行动，我也思之再三：好吧，是时候了！那么，什么要更强硬一些呢？……这里还需要考虑考虑：不仅因为在我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与严厉、暴力、赤裸裸的残酷掺和得太多。但结果又怎样呢？

　　“有人说，对暴力机制，也可以理智地对待：既然是需要，那就非流血不可；否则大政治永远成不了气候。就连赫鲁晓夫也没有洗手不干：在匈牙利，在新切尔卡斯克，都是如此。他认为那是在捍卫社会主义。历史已经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评价：结果，他***的是***，而不是***(在匈牙利)。鲜血浇灭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把他的改革推向政治改革方向的意图(也就是今天矿工们所干过和正在干的)。说到勃列日涅夫，此人也愚蠢地在摇篮里便窒息了(在1968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的期望：对日益没落的体制哪怕稍加革新的期望。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赎回过去的血腥罪恶(像斯大林之类先辈我已无须再提及)，历史为我们指派来作领袖的一位人物，他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说：‘我宁肯下台，也不愿流血；我也不会动拳头。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动一动拳头，那是人们非常央求、简直是到了要下跪的地步、到了非如此干不可的地步时：那是万不得已，光发善心不行！那就敲打我们吧，但主要还是得敲他们！

　　“于是问题来了：在我们国家就凭着这样一种禀性、心理、行为哲学——没有一副好拳头能办成什么事吗？这个根本理解不了，甚至从此不再尊敬你了。瞧对斯大林多么尊敬呀！

　　“在一个历史本身已使人们完全习惯于另一类型领导人的国家，许多人是不是会把（或者已经把）个人的民主作风和反对极端做法的原则看做弱点呢？

　　“可为什么连里根也不把甚至风险很大的事情上所作出极其明显的让步当成弱点，甚至连万恶的帝国主义者也决定不再利用这个机会危害我们，而依然认真地像捏死臭虫一样去毁掉他们的‘潘兴式导弹’呢？至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戈尔比’ [ 译者注：西方国家的人们这样称呼戈尔巴乔夫。 ] 的态度，就没法再提了，否则就会不由自主地犯下阿谀奉承的罪过。

　　“猜测，仅此而已。在那边，戈尔巴乔夫把期望寄托在非暴力上，发挥不错。在国内，我们好像完全是另一种人，另外的民族。要么是国家真的处在绝境，已经无法‘好好地’摆脱困境了？

　　“我不知道。不过我承认：即使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很不愿意失去惟一一位敢于放弃拳头和残忍原则的领袖，很不愿意从他或者别人身上得到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屠夫’和殃及人们的‘伐木工’的变种。我就想这样恳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不要听从我们，既不要听从来自右边的讹诈，也不要听从来自左边的责难，行动要更加果断，也许还得更加自信，但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讲人性的方法和手段。真想大家最终都成为人呀。

　　“而且，成绩还是很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成绩之取得决非偶然。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用一次‘毁灭性回击’的威胁，枪炮声就止息了。没有任何形式的耀武扬威，便扭转了整个世界政治，使之对本国人民有利，也许还会扭转历史。这是任何人甚至以血流成河为代价也未能做到的。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人相信，和解与考虑共同利益的原则是今天最正确的、而且很可能是惟一一条共同拯救的途径吗？这条原则总是很奏效。

　　“只是并非在国内。就连自由派也提议给改革和革新的领头人披上……独裁者的外衣。不错，幻想出现一个有教养的独裁者。幻想出现冷的火，热的冰。

　　“也许，确实是‘干部决定一切’。‘班子’的差别显而易见，有外交班子和所谓‘内政班子’。正是内政的一班人对于全人类价值观念比阶级价值观念优先的提法持高度警觉甚至公开不赞成的态度。真的，当有人希望工作得好、生活得好时，他们就会在百姓中间煽起对这些人的‘阶级忌妒’，还值得大惊小怪吗？他们才不会急于制定关于所有权、土地、出版事业的治本的法案呢。

　　“那些进入改革领头人‘班子’的人，总有许多难以捉摸的东西。那些令人反感的、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在位的人销声匿迹了，人民向戈尔巴乔夫鼓掌。后来，当看到用来接替的人时，大家就两手一摊，表示莫名其妙。是否像一个知情人给我解释的那样，未经过很好地选择，就从同一只‘篮子’里拣出来了呢？还有：以个人的坚定性著名的那一位信心十足地许诺可以再领导我们五年。我真想请求：不能将五年计划在两年之内完成吗？可你看看那些正在扶摇直上的新干部，他们在广场上像水兵似地勇往直前，胸前是无产者般的州委的熟羊皮短袄，并大有自我推荐去接替那些人之意。你就会沉思默想了，至少那些人是谁也骗不了。而这些人，蛊惑宣传也好，厚颜无耻也好，他们的词汇量要丰富得多。

　　“国王是周围的人造就出来的。领头人也是如此。这些周围的人在人民眼里能造就出一个怎样的改革、革新的领头人呢？只能是破坏他的威望罢了。

　　“党必须革新。但能靠这些人吗？时间会证实，能不能找到一种内在的民主力量，以便实现火山喷发，真正从党的最深处往上、直向戈尔巴乔夫的火山喷发。

　　“人民代表大会表达出不安的心绪：我们下次开会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要对我们说：我们撤回了我们的代表——你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他们说，我们对他不满意。已经建议对宪法作多处修改，以防止国家发生这类意外事件，防止最高苏维埃主席受到党的机关的压力。这些修改实属必要，它们是防止党的机关的专横的摆布的保障。

　　“当总统得到保护，可以放手去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人民、国家也得到不受过分独裁政权摆布的保障(我们需要、需要在最近的将来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赋予他强有力的权力，而且在任期上有严格限制，人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还需要真正起作用的正常的议会！)，当我们达到这种境地时，也许会发现，我们把自己想得太差劲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在鼻子跟前挥舞的拳头，而恰巧是今天我们还不会珍惜的东西。既然我们中间能诞生出、能有像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那样的人物，那我们就不必把自己想得太差劲了。

“1989年12月”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 [ 译者注：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作家、导演。 ] 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本身都有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绝不是缺心眼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第十九次全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 [ 作者注：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间。 ] 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不仅是***和以***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的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销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做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的所谓“***的焦躁”日益强烈，听这些道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些可以归类为***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做出结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人领导的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日，断断续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相容，格格不入。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入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问题的方法。这绝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对***和***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法学家小组(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做出一个比较。法国大***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疯人派”的阿贝尔—卢派 [ 译者注：阿贝尔(雅克)(1757—1794)：法国大***活动家，左翼雅各宾派；扎克·卢(1752—1794)法国大***活动家，“疯人派”领袖之一。 ] 。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B.И.戈利丹斯基院士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前成为党中央***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做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T.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正轨，我们需要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也好，***也罢，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立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中央***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人身份。至于跨地区议员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的名义执政并执行***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因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希望撤换***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中央第一***、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B.A.的伊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戈尔巴乔夫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Г.C.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T.Г.阿瓦利阿尼的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惘，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听到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一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来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的广泛权力。

　　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上2—3个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却没有他可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做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依我看来，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杳无音信。至多也不过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做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入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更新于：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