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探索新的立足点·第二十

2024-10-01 08:3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战争通史繁体

欧洲：探索新的立足点·第二十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欧洲——我们的共同家园”

　　关于我1984年12月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经过，我已经谈过了。那次访问迫使我对欧洲在世界的作用和地位作了认真的思考。在向英国国会议员发表讲话时我提醒他们说，70年代欧洲是局势缓和的摇篮，后来又成为赫尔辛基进程的摇篮。这个进程在贝尔格莱德会谈中(1977—1978年)，后来又在马德里会谈中(1980—1983年)得到了延续。但这几次会谈都是在国际局势再次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实际价值也仅仅在于积累一些想法和经过修改的论据，以备今后使用。1984年初开幕的斯德哥尔摩信任和安全措施会议实际上是在原地踏步。那个时期我们通常把一切罪责都推到西方身上。但就在对英国议员那次讲话中我认为有必要说：“核时代必然要求新的政治思维。”

　　总而言之，1985年春天我们的新外交政策，包括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并非“白手起家”。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四十周年再一次十分尖锐地提醒我们必须尽快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当年5月底，这个题目成为我与维利·勃兰特会谈的主题之一。我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靠途径就是使欧洲完全解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我深知面面俱到的措施一下子很难谈成，便有意说：让我们分阶段地走向目的地吧。

　　这次会谈不久，我会晤了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1985年5月29日)。据我的感觉，我和他在如何看待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工作方面，观点较为接近。这样就可以无需兜圈子，开门见山地敦请意大利政府促进早日开始谈判，达成一项把重大的政治性举措同军事方面可以相互接受的、具体的信任措施结合起来的协议。

　　给欧洲进程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这一愿望决定了我把法国作为以苏共中央***身份第一次出访的国家。我们在苏联都记得，70年代的缓和，是多亏我们与法国人促成的。在出访的前一天，我接受了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尝试在电视摄像机面前与一群西方记者直接交谈。坦率地说，始终在照明灯的光照下和记者的交叉火力攻击下谈话，这种心理负荷和知识负荷是我想象不到的。当时我和我的许多同胞都觉得法国人不知怎么表现得那么富有攻击性，没有起码的礼貌，甚至很失礼。现在我才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次尝试这种交往，再加上我们所处的时期和苏法关系所处的情势，都标示着不信任，甚至于猜疑。总之，那是一个对抗的时代。

　　当时我极力向法国人，而且不仅仅向他们，传递一个思想：遵守《最后文件》可使本大陆的气候正常化，驱散密集的乌云。在回答别人提问时，我重申了我们对欧洲怀有特殊兴趣，并且利用了第一次想到的“欧洲——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个比喻。“我们和你们生活在这个欧洲……我们拥有特定的传统。我们拥有一段我们从中吸取某种教训的历史，我们以这段历史为鉴。无论怎么说，欧洲人并不欠缺智慧。无论我们考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哪些方面，欧洲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园，虽然在出入这个家园时，有人走这个门，有人走那个门。我们在这个家园里必须合作，必须建立交流。

　　理所当然，我在巴黎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谈到了欧洲。他当时半似提问地说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设想可以逐步地走上一条更为广袤的欧洲政策之路呢？”到了下一年的7月，我在莫斯科听到法国总统发表了措辞明确的看法：“必须让欧洲重新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必须让它能在国际关系当中充分发挥平衡和稳定因素的作用。”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在思考我国新外交政策的目标时，已经无法再用老眼光看待有如百衲衣一样花哨的欧洲政治区划图了。欧洲文明如此多样化，其实是一个整体，在追溯它的共同渊源的时候，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集团矛盾的虚妄，“铁幕”观念的陈腐。由此而产生了关于欧洲共同家园的想法。这一形象比喻仿佛是自发形成的，然而却开始了它的独立生存。事实上，在欧洲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国际局势的严重性、战争威胁的严重性。这里有强大的军事集团在相互对峙着，有堆积如山的武器，部署着新式的核导弹。从另一方面看，恰恰是欧洲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加入军事联盟的国家和中立国家)和平共处的宝贵经验。

　　重要的是让公众意识，最好也让政治家们摆脱把欧洲当作“战区”的看法(各国总参谋部谈到欧洲时曾用“战区”作为它的代号)。我确信，欧洲应当成为认识到彼此相互依存并在信任基础上建立关系的、各不相同却都爱好和平的主权国家相安共处的典范。我深知通向这个目的地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抓紧时间，更要迈出第一步才对。

　　在我提出2000年以前销毁核武器计划之后，西欧许多政治家把这一举措说成是惯用的宣传伎俩，并指出我国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并没能陷我于窘境，我吁请我的西欧谈话伙伴用新的目光观察一下形势。凡是西方占优势的几种武器，让西方做出相应的削减，凡是我们占优势的各种武器，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销毁其多余部分。让我们在较低的水平上求得平衡。这项任务很现实，也很急迫，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西方做出积极的、具体的响应。

　　我经常强调的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全欧进程中，“赫尔辛基精神”这种独特现象中蕴藏着的潜力。1986年夏天，即将结束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只是因为在平等和共同安全的基础上相互做出重大让步，才保证了会议开得成功。

　　在斯德哥尔摩会谈结束不久，欧安会各国代表维也纳会谈即将开始(于1986年11月)。我们是抱着促进全欧进程在政治、经济、人文、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意图准备这次会谈的。所有三个(赫尔辛基)篮子都应该装满新鲜而又富有营养的果子。

　　在这种情势下，对“欧洲共同家园”的内容有必要做出澄清。更何况我听到了一些指责，说这是一个过于抽象，过于不具体的公式。我决心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一个完整的陈述，而且有了一个适当的机会，这就是1987年4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顺便提一句，捷克是欧洲的地理中心。我在布拉格发表的公开演讲中的“欧洲”主题，就是受到这个事实的启发。

　　我在演讲时说，我们是从新思维的角度提出“欧洲共同家园”思想的。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而是对本大陆现状认真分析的结果。这个比喻首先承认一定的整体性，虽然这里涉及的是属于不同社会制度，并加入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不仅东欧的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就是西欧的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包括那些政治观点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都对“全欧洲思想”抱有好感。但是，欧洲超级武装程度所造成的相互不信任，还是很强烈的。在雷克雅未克会谈之后，我又会见了北约的一些西欧国家政府首脑：英国的撒切尔、丹麦的施吕特尔、荷兰的吕倍斯、挪威的格·哈雷姆·布伦德兰、冰岛的赫尔曼逊，还会见了意大利政府的代表。会晤时的主要话题就是“欧洲与裁军”。

　　苏联同意在核裁军第一阶段不把英、法的核潜力包括在内，从而朝着达成一致、建立信任迈出了一大步。

　　不对等、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绊脚石。这个问题成了我们和华沙条约国领导人讨论的题目。为了促进削减常规武器谈判早日开始，我们商定提出具体的三阶段模式，这个模式规定从一开始就消除一切失衡现象，首先是消除坦克、冲击型飞机方面的失衡，换句话说，消除进攻性武器装备方面的失衡现象。我们同时还建议沿着两个联盟的边界线建立低水平武装区域，目的仍然是减少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在削减常规武器方面，必须打破已经形成的怪圈，不要再只说不做了。在波兰议会演讲时，我建议举行一种“全欧雷克雅未克”，即全体欧洲国家最高级会谈。“雷克雅未克”这一公式本身似乎就预先决定了可能会谈到在欧洲取得当年雷克雅未克给苏美关系带来的那种突破。

　　“欧洲共同家园”观念同保留华约和北约两个军事、政治联盟是否相容，成了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的：把现存的结构看做是现实，在行动中则要考虑两者的接近和合作，换句话说，要考虑到华约和北约的逐渐转变，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由紧张局势的根源转变为稳定的柱石。为此我们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建立一个常设的“欧洲减少战争危险中心”，即两个集团的代表定期接触的场所。

　　“欧洲共同家园”观念还牵涉到苏联——北美——欧洲这三者的辩证关系。苏美对抗引起欧洲公众和政治家们的担忧，有人甚至试图充当调停人。然而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一旦出现相互谅解的征兆，北约的欧洲就开始“愁眉不展”，有人就会对“超级大国勾结”发出警告。

　　必须花大气力，才能消除欧洲人的这种猜疑，才能使他们确信，我们决不试图建立什么超级大国共管，同样我们也决不会让美国和加拿大置身于“欧洲共同家园”之外。当然，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政策。不但如此，我们认为必须把改善苏美关系过程中的种种做法运用到欧洲。不如此便很难指望得到欧洲的合作。反之，没有欧洲的协助，苏美关系未必能取得新的进展。

　　理所当然，企图孤立苏联的地缘政策，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在亨利·基辛格当时的多次讲话中却可以看出这样的结论。根据他开出的处方，当谈到军事战略现实时，必须把欧洲看成是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整体。而当谈到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时，总之，当谈到“欧洲共同家园”的民事方面、建设方面时，则可以让东欧国家“入住”，但不准苏联进来。这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我在公开讲话中和与国外人士的交谈中，包括与基辛格本人谈话中，我都直接了当地谈到了这一点。

　　维也纳会谈：新的前景

　　我就是这样一砖一石地推进着“欧洲共同家园”主张。在这个背景下，不能不指出欧安会维也纳会谈的特殊意义。这个会谈始于1986年11月，到了1989年初才告结束，获得了积极成果。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巧合：维也纳会谈的最后文件一致通过的时间，和我提出无核世界计划的时间相距整整三年，一天也不差。这说明这项计划既不是空想，也不是宣传。

　　维也纳会谈导致了关于欧洲常规武器和军队的谈判，也导致了加强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谈判。我们采取了重大的单方面措施，从而表明我们的裁军意图是认真的。同样不无重要的是，我们表示愿意把人权问题看做是欧洲进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苏联在防御问题中采取的合理充足原则，和我们的“欧洲共同家园”观念完全协调一致。制定这个政策原本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心理上有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对可靠的和平表示关注(和担忧)——人们还记得1941年。另一方面，不大大紧缩军事开支就无法真正使经济实现正常化。

　　1989年3月，在维也纳的豪夫堡宫开始了欧洲常规武器谈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决不允许对任何武器实行现代化。否则一切都将变得一文不值，花了这么多心血取得的信任将毁于一旦。

　　维也纳会谈大大有助于赋予我们与西欧国家的对话以更加具体的性质。

　　1988年秋天密特朗在莫斯科对我说：“您提出了‘欧洲共同家园’的主张。一个漂亮的提法！但是，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个主张呢，怎样才能不助长区域闭关自守，相反，怎样才能促进西欧的一体化进程与东欧的一体化进程更加迅速地结合起来呢？”

　　我支持法国总统的各项主张：推行全欧环境问题行动计划，参加欧洲国家科技合作，参加尤里卡工程。

　　法国总统认为，关于削减近程核武器的谈判，在威力较大的核武器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开始了。至于说常规武器，密特朗对这个问题甚感兴趣——他同意在欧安会维也纳会谈结束后开始外长级谈判。再过若干时间，待这个谈判进程明朗化之后，再召开我们建议的最高级会议。我说这与我们的建议并无抵触。我们并不急于定出这样一次会谈的日期。

　　1988年10月我与意大利总理德·米塔曾就一体化问题进行了一次给人以希望的谈话。我心中想着当时很时髦的从军事上加强西欧联盟的计划，便发问：我们应该怎么建设“欧洲家园”呢？莫非又要先分家，然后再拆掉围墙重归于好吗？如果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结盟带有强制性和封闭性，那么全欧进程会怎么样呢？我们既主张经互会和欧共体之间的合作，也主张双边基础上的合作。

　　全欧进程大大提高了欧洲各中立国的作用。因此我对于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的谈话抱有极大兴趣。我们一致认为，欧洲人正在经历着自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成功需要有一个高瞻远瞩而又面对现实的政策。每个民族都希望维护自己的主权，这是现实。世界上有东欧和西欧，它们必须在自由选择、不使用武力、相互尊重和进行有益合作的基础上共处，这又是一个现实。全体欧洲人都希望相互接近，都希望未来能有一个可靠的前景，这也是一个现实。

　　弗拉尼茨基如下的鲜明立场令我油然起敬：西欧在军事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都是极不可取的，对此必须尽一切可能地予以反对。

　　谈到把欧洲进程引向新的水平的动因时，我不能不提到1988年秋天我与赫尔姆特·科尔的第一次会晤。后文我将详谈这次会晤，现在我只想谈谈下面这个情况。我们之所以“边谈”边产生了相互信任，显然是因为他也和我一样，把自己的“政治上的升迁”不仅仅与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谋求建立全欧洲的和平联系在一起。他从感情上把这当作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当作自己家庭和子女的前途问题。我曾想过，在东西方国家领导人这一水平上的这种接触(不仅仅是与科尔的接触，还有和其他大政治家的接触)证明“冷战”正在成为过去。

　　英国：艰难对话的开始

　　自70年代末起，英国政府由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她是打着削减社会福利计划、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鼓励私人经营的旗号走马上任的。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浪潮，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撒切尔主义”现象。(在经济学家文章中这个用语后来由“里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

　　新任总理成功地扭转了英国工业的形势，控制住了它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的局面。保守党在1983年选举中获得了第二个任期的信任票，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国际上传来了日渐成熟的变革之风。

　　1984年12月的伦敦之行使人有机会感受到这种方兴未艾的新风气，也证实了我个人的感受。我也觉察到了撒切尔夫人有意利用我们的这次会晤，以便对苏联领导人是否会出现新的趋向进行“摸底”。从她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她甚至认为英国正在苏联以及全世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戈尔巴乔夫的为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是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任何事情的。

　　总的说来，1984年末我和撒切尔夫人在切克斯相见时结下的幼果是很有生命力的。我们两人都很重视已建立起来的接触，并且不久就相处得很融洽了。也许是多亏这第一次会晤，在我出任国家领导之后举行的苏英对话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我国改革初期英国政府的政策决不能说是友好的。在西方国家中间英国带头支持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并且正式参与其实施。撒切尔把雷克雅未克会晤看做失败，完全同情里根，而把未能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苏联的身上。我国使馆的一批工作人员被大张旗鼓地驱逐出英国，他们全都被指控为克格勃人员。

　　然而英国又表示它赞成和苏联进行“长期的、建设性的”对话。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撒切尔夫人决定抢先访问苏联。她是华盛顿的常客，并且还似乎自认为有资格在超级大国对话中代表西欧的利益。

　　撒切尔于1987年3月底抵达莫斯科。谈判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在场的只有助手和译员们。当我为了强调她此次来访的重要性而指出12年以来不曾有过这种级别的访问时，她立即“纠正”了我的说法，她说：保守党内阁首相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是在20多年前。

　　撒切尔提出以下几点作为重要话题：对安全的平等权利，降低装备水平，信任。我对此表示欢迎，同意详细地讨论限制和削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问题。但在转入正题之前，我说有一件事使我困惑不解：我们这位女客人就在来访的一周之前在托基市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和里根的***“十字军讨伐”一脉相承。我并且说，我们当时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撒切尔夫人会不会取消拟议中的访问啊？

　　撒切尔断言苏联力图建立“世界共产主义霸权”，并说世界上一切冲突之背后都有一只“莫斯科的手”。对此理所当然地要给予回击。我说，无论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演说，还是新近提出的一些指责，其中有许多东西都是来自于40—50年代，来自于保守党人固有的思维定式。但撒切尔固执己见，她声称：你们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武器，我们西方给它们提供粮食，并且还帮助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总之，我们争论得相当激烈。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应当承认(早在此前我就这样做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过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撒切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众所周知，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武器方面，西方一向是独占鳌头，并且用这种方式支持专制制度，甚至支持极权制度，原则只有一条：“哪怕是的崽子，但必须是我们的狗崽子。”因此我建议不要把分析弄得简单化，并指出了第三世界的冲突具有内部原因(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就连最顽固的保守党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我这位女对手是坚定不移的。她狂热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在这方面常常是出言失实，美化一切。当然，如果这场争论发生在5年以后，我会用另一种腔调进行这场争论的。如果撒切尔夫人看到“撒切尔主义”的全部后果，她当时也不会那么武断，这些后果后来迫使她不得不提前下野，而她的继任人为了摆脱战后最深重的衰退不得不重新诉诸凯恩斯主义的药方……

　　我们的交谈达到了一定火候，这时我不得不说出下面一番话：

　　“我们彼此坦率地向对方谈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我们没能够使我们的观点接近。看来，观点的分歧在谈话之后倒也并不比谈话之前小。”

　　不过，在我这位女对手的言谈中却流露出和解的意味。她好像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似的说：

　　“我们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您的活动，高度评价您对改善本国人民生活的尝试。我声明，你们有权利实行自己的制度，有权利维护本国的安全，正像我们也有这个权利一样，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议对各种主张、意见展开争论的。”接着她又补充说：“尽管我们的制度不同，我们也可以相互传授有益的经验嘛。对于你们试图推行的富有活力的改革政策，我们真的赞佩不已。在这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管理改革。”

　　我们终于转到了主要话题：对武器的监督。此时日内瓦正在举行苏美战略武器谈判。我用进攻的态势进行交谈。我单刀直入地向她提问道：“西方是希望真正裁军还是由于受到本国舆论的压力而被迫进行谈判呢？如果您能澄清这个问题，我将感到荣幸。”

　　撒切尔提出了她那众所周知的论点：核武器是和平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其他保障。她说：

　　“我们相信核遏制，认为消除核武器不合实际。”

　　我针对她这一番言论慷慨陈词，话说得相当多，但中心内容只是一个武断的结论：西方不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把问题复杂化。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向现实裁军迈出第一步的时机。然而，这个时机刚一出现，西方和撒切尔夫人就惊恐万状。难道保守党政策的宗旨就是阻挠裁军、阻挠世界上对抗的缓和吗？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心安理得。”

　　看来这些话使撒切尔夫人有些难堪。

　　“好一篇演讲！”她慨叹道。“我甚至不知从何谈起了。

　　她开始向我保证，说西方根本不想给我们制造困难，不想用拒绝裁军的办法给我们国内的改革造成麻烦。

　　撒切尔一再重复她的主要论据：对于英国来说，一旦欧洲发生常规战争，核武器是保障它自身安全的惟一办法。因此英国不打算在限制自己的核潜力方面承担任何义务。

　　总之，谈话已经在兜圈子了。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撒切尔(对她的自嘲应给予应有的评价)讲了她和华国锋会谈时发生的她所谓的“趣事”。他们的会晤时间规定为一个小时，华国锋却说了45分钟，撒切尔提了一个问题，于是他又说了20分钟。这时卡林顿(英国外交大臣)递给他的首相一张字条：“夫人，您说得太多了……”

　　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撒切尔把她的主要论点又重复了一遍。

　　但在会谈结束时，撒切尔说她打算举行一次富有建设性的记者招待会。

　　在布雷兹—诺顿机场的逗留

　　我必须说，“建设性的论战”丝毫没有损害我们的关系，反倒加深了我们彼此间的好感。1987年12月我前去美国访问时(将在那里举行中短程导弹协定签字仪式)，撒切尔建议我在英国做短暂的停留。她驱车到布雷兹—诺顿机场来迎接我们，在机场上进行了一次时间不长、但内容很详尽的谈话，这次谈话仿佛是莫斯科会谈的继续。可以看出，英国首相很关注我国的形势发展。比如说，她已经读过了此前在英国出版的我那本有关改革的书。

　　“我和所有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她说，“我百分之百地支持签订关于销毁中短程导弹的协定。”

　　她指出，这不仅仅是苏美两国努力的结果，也是它们与自己的盟国协同行动的结果。

　　撒切尔并且提出一条意见作为补充：

　　“重要的是要通过将有关各方的防务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来维护和平。你们关心你们的防务，我们关心我们的防务，但必须为武器监督提供办法。”

　　话题转到了我打算与美国总统详谈的战略武器上面。撒切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她很熟悉情况。她针对这个问题开始议论起第一次打击武器或者第二次打击武器，但突然觉得不对头，便改口说：

　　“看来我还在使用过了时的语言。在现今这个阶段，再谈什么第一次、第二次打击，似乎不合时宜了，最好还是谈谈削减和合作吧。”

　　“我对此没有异议，”我说。

　　不过撒切尔当即又补充说：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留少量用于遏制的核武器。”

　　“我们似乎仍在继续我们之间原先对核遏制的争论。”

　　“但它 [ 译者注：指核遏制。 ] 证明自己是有效的，维护欧洲的和平已经有40年之久了。”

　　“您大概会同意这种看法：坐在柔软舒适的安乐椅上，比坐在火药桶上好。人坐在火药桶上，想得更多的不再是对话，而是可别被炸上天去。”

　　撒切尔显然想继续辩论下去，但会晤的时间就快结束了。

　　“我们似乎刚刚开始辩论，就到了分手的时间。”她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关系很友善，我们之间的对话起初却是何等地举步维艰。1988年2月外交大臣豪来莫斯科时，我对他谈及此事。起因是《太阳时报》登载的撒切尔对记者的谈话。按照撒切尔的说法，苏联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其“宗旨”仍旧是“在世界各地扶植共产主义势力”。

　　“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哪里去了，思想家撒切尔夫人哪里去了？这篇谈话中哪里是政治，哪里又是宣传呢？”我问这位大臣。大臣对于我就这篇记者访谈发表的评论没有提出异议。

　　在告辞时他说：

　　“我们将殷切地期待着您访问英国。您和撒切尔就像两个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 译者注：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授予超额完成计划的工人。因矿工斯达汉诺夫而得名。 ] ，你们都在努力用空前高的速度完成你们各自的计划，都在努力全面阐述每个话题。”

　　我的回答也和这种语调一致：

　　“我喜欢您这个比喻。让我们双方都按照斯达汉诺夫的方式，为发展我们的关系而工作吧。”

　　对伦敦的正式访问

　　原本计划在1988年底访问伦敦。我将前去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从纽约返回时访问英国。但亚美尼亚的地震迫使我改变了计划，我必须紧急赶回国内。我只好向撒切尔夫人道歉，推迟访问日期。

　　直到1989年4月才实现访英。4月5日午夜，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随行人员，由哈瓦那飞抵伦敦希思罗机场。

　　与我同机到达的官方人士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卡缅采夫、切尔尼亚耶夫、阿赫罗梅耶夫、弗罗洛夫、科瓦廖夫、法林、沙赫纳扎罗夫等；公众代表捷列什科娃；院士普里马科夫、戈尔丹斯基、特列菲洛夫；作家沙特罗夫、阿纳尼耶夫、苏莱曼诺夫、贝克曼；艺术家瓦斯涅佐夫；新闻工作者佐林、波塔波夫等人。

　　在舷梯旁欢迎我们的是英国女王特派代表、女王侍从队长斯特拉德克莱德，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丈夫丹尼斯·撒切尔。在机场，后来在驶往我国使馆的汽车里，我同首相的谈话就开始了。她说，不久前举行的我国选举以及选民的高昂积极性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还谈了她在非洲南部一些国家旅行的观感。第二天将在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

　　4月6日一大早，英国首相府门前就聚集了来自世界上各大电视公司、通讯社、报纸的代表约300人。我们在撒切尔的陪同下登上一个狭窄的楼梯，楼梯两边墙上挂着1732年以来的英国首相肖像。

　　莫斯科会谈以后这两年变化很大。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我国的改革，西方正在逐渐重新估价他们的态度。这一点在会谈的气氛上也有所反映。撒切尔提出的顺序是：东西方关系、武器监督、地区性问题、英苏双边关系。但她首先请求谈一谈我国国内情况，改革的进展情况。她说，她对这个题目十分关注。

　　我给英国首相提供了内容广泛的信息。同时我也讲了我对西方有人极力阻挠公众从正面理解苏联改革，表示忧虑。我讲这话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因为我考虑到她与华盛顿关系很密切。我当然认为听听她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她不同意我的估价，说西方欢迎改革并希望改革成功。

　　“这是我们西方所有人的一致态度。如果你们的政策导致人权和自由的扩大，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导致言论、集会自由这些价值观的树立，导致思想自由交流和其他形式的跨国合作，西方的态度怎么可能不如此呢。因此我们坚定不移地说，我们支持你们的改革，愿意协助这种改革，当然是在维护我们西方价值标准、维护我们的联盟的前提下，在长期保持警惕、关心安全的前提下。”

　　撒切尔话说得很诚恳。我想她在向华盛顿通报这次会谈情况时，一定谈了她的一些意见，而这些意见并未受到冷落。至少在一个半月之后贝克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在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

　　“至于说到你们国内的事态，”撒切尔继续说，“我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现在正是你们最复杂的阶段。我一向认为，改变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改变他们对待自己的看法，激励他们参与经济变革，是最困难的事。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下，这种尝试往往招致批评，而不是激起参与的愿望。

　　“在大规模生产和复杂工艺的条件下，命令人们应该做什么事、应该在什么地方工作是一回事，但要做到让他们自己按照要求去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对自己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旧的制度被砸烂，代之而来的是什么，人们还不知道。全凭自己本人的劳动和进取心，这行吗，能过上好日子吗？”

　　从首相的议论中流露出，她担心日益增长的困难和对官员们的反抗会给改革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还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改革中的仓促造次。她并非无缘无故地谈到英国现行体制的形成用了多少时间。况且撒切尔本人实行改革的经验也证明，既要当机立断，又要谨慎、细心。

　　这一次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在广泛的国际领域所进行的合作和所采取的新立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例如：纳米比亚独立协定的签订，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作精神导致了伊拉克和伊朗的停战，中东调节取得了有利的进展。后来我曾对我这位会谈女对手说，我们对里根政府的政策感到忧虑，它给苏美关系造成了停顿。首相说我的疑虑是多余的。

　　在会谈结束后，我们参加了签字仪式——由两国外长在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改进办理签证手续协定、英国人集资在亚美尼亚建立学校协定上签了字。在首相官邸门前，撒切尔和我各自向等候我们的记者们发表了声明。她形容此次会谈是实质性的，深刻而友好。我借此机会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亚美尼亚人民抗震救灾给予的帮助。我说我们和英国对话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丰富、不断增进相互谅解。

　　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离开唐宁街之后，前去威斯敏斯特教堂 [ 译者注：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着英国的名人和要人。 ] 。陪同我们的是撒切尔夫妇。我们在无名战士墓前献了花圈，悼念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人们以及和苏军共同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欧洲的人们。

　　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的汽车已经开出去数十米时我叫了停车。我来到伦敦市民面前，握了他们伸过来的手，互致了问候。在喧闹的欢呼声中谈话是不可能的。但这次短暂交流的那种气氛不言自明。

　　按照访问日程规定，我要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伦敦市政厅曾是国家一切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它是全国最有声望的讲坛之一，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向外国人士提供。在这幢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聚集着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及市政当局的代表。

　　我们在门口受到了伦敦市长科莱特勋爵及夫人的欢迎。对于在伦敦市政厅所作的演说，我作了认真的准备。演说的内容是阐述我们这个时期的转折性质。国际社会已经走上了两种政治的叉道口：一个是旧时遗留下来的强权政治，另一个是正在形成的以优先考虑全人类利益和价值为准则的政治。今天的政治活动家们肩负着进行责任极其重大的选择、做出决定命运的决策的重担。我们在苏联努力对最困难的问题作出了诚实、坦率的回答。我们尝试着反思自己的经验，反思本国的历史和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并邀请所有的人进行对话，为生存和进步而协作。

　　合上战后历史的最后一页，跨入和平新时期，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实际可能。至于“遏制主义”，不要再提借助于核武器进行“遏制”，而要提对核武器本身进行“遏制”。我表示我希望苏英关系能够对增进信任做出重大贡献，而信任对于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撒切尔在致简短答词时保证说：“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安全和防御得到长期保证的前提下看到更少的武器。我们也宁愿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国际问题。我们也愿意在解决广泛的全球问题方面通力合作。”她许诺将“十分仔细地”研究我讲的话，并祝苏联人民取得成就。

　　从伦敦市政厅离开后，我们前往英国女王在郊外的夏宫——温莎城堡。我们一路上走过英国乡村最美丽的地方。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爱丁堡大公威尔士·菲利普迎接我们。在为我举行的早宴上进行了热情的交谈。女王亲自带领我们参观了温莎城堡的各个宫殿，介绍它的名胜古迹和美术收藏品。我表示希望英国女王能够在方便的时间访问苏联。

　　1989年4月的访问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访问的特点是富有建设性，大大增进了信任，并且以各种形式的交流引人注目。

　　报刊对这次访问给予了许多关注，并且从整体上说表现得很客观，甚至可以说很友善，虽然英国报刊素以批判态度闻名于世。我愿意在这篇访英记事中摘录一些英国报刊的评论。它们都写了些什么呢？

　　《泰晤士报》：“……虽然天气很冷，但开始会晤的气氛却很热。”

　　《每日快报》：“苏联总统访问了一家英国计算机公司，并亲自出面‘刺探工业情报’，他向工人盘问他们的生活方式，问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的家庭状况如何。他想了解他打算在苏联建立的同类型企业都需要什么样的工人。”……“玛吉 [ 译者注：撒切尔本名玛格丽特的昵称。 ] 和米哈伊尔 [ 译者注：戈尔巴乔夫的本名 ] 仍在讨论和平。赖莎 [ 译者注：戈尔巴乔娃的本名 ] 一如往常令他倾倒。”

　　《今日报》：“本报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相信苏联领导人要使世界摆脱核武器的愿望是真诚的……”“……英国在对苏关系中仍谨慎行事。说到底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女王去那里，这将意味着赞同共产主义。”

　　《每日邮报》：“戈尔巴乔娃夫人在伦敦博物馆和小学生度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孩子们因为见到她而兴高采烈。在圣保罗大教堂也笼罩着同样的气氛，四岁的埃米·斯科特向戈尔巴乔娃夫人献了花。”

　　《泰晤士报》：“与33年前布尔加宁和赫普晓夫这两位苏联头号领导人访英时不同，女王不是用茶话会，而是用三道菜的早宴招待了戈尔巴乔夫总统和戈尔巴乔娃夫人，并且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只有最资深的礼仪专家才能够判断出这个欢迎仪式只差一点点没有达到十足的国事访问的水平。”

　　《今日报》：“女王的客人正在吃主菜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先生对他的女主人提出了访问俄国的邀请。在吃煎里脊肉加青莱这道菜的时候，她对他说，希望这在适当的时候成为可能。”

　　在同年9月，由撒切尔倡议，我很快就和她再一次会晤。她是从日本回国时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

　　我们4月份那次会晤之后，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同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的会谈开始了。我会晤了科尔和密特朗。我和他们两位，如同我和撒切尔一样，都一致认为我们的对话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变革精神。

　　撒切尔希望了解我们对国内事态的看法，希望知道我们下一步如何动作。我尽力向她提供了详细的信息。然后我们又谈了东欧国家的形势。我们还商定由两国专家就销毁化学武器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

　　“我们要不要讨论核武器的事？”我问。“肯定值得一谈，要不然人家会不理解我们：怎么，戈尔巴乔夫和撒切尔会晤了，竟然没有就核武器问题争论一番，这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话里带有讥讽，是因为我并不指望撒切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会有改变。此前我在斯特拉斯堡讲话时曾建议，作为走向无核世界运动的过渡阶段，应当就“最低限度核遏制”的参数取得一致意见，首先是指战术核武器(这里面也考虑到英国的立场)。当我向谈话对方提到这件事时，果然她用很生硬的声调说：

　　“我们不会同意销毁战术核武器。”

　　同时她又补充说，战术核武器谈判只能在维也纳谈判结束后开始，而且只能在达成这样的共识时开始：决不涉及全面销毁这种武器。

　　只有阅历不深的人才会觉得核裁军舌战收效不大。请不要忘记“水滴石穿”这个道理。

　　我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在任时，我还见过两次这位天才的政治家和有趣的人物。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全欧会议期间在巴黎那次会见，那是在她卸任前不久。关于此事，我将在下文谈及。

　　与法国对话

　　无论在欧洲政治中，还是在世界政治中，法国的作用都是独特的。它是北约成员国，却不加入其军事组织。作为“共同市场”的台柱之一，作为西方高度发达国家“七强”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自60年代起所执行的“东方政策”，决不可等同于北约的政策，更不要说华盛顿的政策了。这一切使它即使在“冷战”年代在对苏关系中也拥有回旋余地。当年记者们都说苏法关系是“享有特权的关系”，是“堪称典范的关系”。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并且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是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历史悠久的往来，是文化领域中相互熏陶的丰富传统，当然还有战争年代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

　　但我认为，对战后欧洲体制的某些核心问题的看法相近或吻合，才是主要的。朝着欧洲局势缓和方向迈出的步子，多半是从苏法关系改善开始计算的。只要回忆一下1966年戴高乐总统那次对苏联的著名访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苏联和法国在发展两国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充当了欧洲局势缓和政策的开路先锋。

　　我并不打算美化苏法关系。它也是有好有坏，并非尽善尽美。但自戴高乐时代以来，积极趋势开始占主导地位。不过，1985年春天我却赶上了两国关系并非处于最佳阶段。1981年法方大大削减了政治接触。尖锐的分歧不仅发生在阿富汗问题上，而且发生在波兰事件上。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到法国核潜力在保持欧洲核均势方面的作用，都会引起法国领导人的反感。将一大批苏联(驻法)机构人员驱逐出法国这一没有先例的、明显地具有政治色彩的行动，也不会增进“相互谅解”。尽管那一时期还保留着经贸往来，但气氛全面变冷已是事实。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法国左派政府上台掌权之后。让人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以密特朗为首的社会党人，显然不愿意使他们与华盛顿和国内右翼势力本来就很复杂的关系更加尖锐化，因而在对苏关系中故作姿态，显示出“强硬路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的出发点是必须安排和法国的对话。因此，巴黎被选作我以苏共中央***身份出访西方的第一站，并非出于偶然。

　　1986年7月密特朗对莫斯科进行了回访。截至那时为止，东西方关系总的状况仍然很复杂。在我与里根的日内瓦会晤后产生的对世界政治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希望开始破灭。因此，继续与法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具有特殊意义。除了双边合作问题外，我和密特朗谈话的主题和第一次一样，仍旧是裁军问题。

　　在对战略防御计划、《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看法上，发现我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密特朗说：

　　“我对战略防御计划持否定态度，我从中看到了第一次打击的威胁。我深信不疑的是，寻求裁军的可能途径比不断地做出过火行为要好得多。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战略防御计划不仅不能替代核武器，反而会大大扩充现有的武库。”

　　他补充说，法国不参与实施任何军事工业战略，如果这个战略排除它参与决策的可能性的话。这话恰恰是针对战略防御计划而说的。

　　密特朗在他出访莫斯科的前几天会见了里根，并声称他决没有被美国总统的论据说服。他讥讽地说，里根相信战略防御计划具有灵丹妙药的功效，这更像是神秘的信仰，而不是理性的信念。

　　“在和美国人谈话时，”密特朗说，“我相当坦率地问过他们具体谋求什么。他们是否愿意让苏联有可能通过减少预算中军费的份额而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发展的项目中去呢？或许正相反，美国是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搞掉苏联的深厚根基，迫使苏联领导把资金越来越多地投向非生产性开支、投向军火项目吗？我直言不讳地对里根说：第一种选择意味着和平，而第二种选择则意味着战争。”

　　由于我们在国际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观点近似，第三天会谈结束时我能够肯定地说：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具有尖锐化的趋向。这就要求东西方都必须加倍努力，寻求局势正常化的新办法。从和您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两人都不愿意让迄今存在的军备竞赛控制机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受到破坏。相反，我们主张强化这种机制。况且，正像我所理解的那样，我们两人也坚信不疑，决不能允许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其他领域——我指的是宇宙空间。可见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立场是相近和吻合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个别问题的具体方面有分歧。”

　　至于说到“个别问题”，在这方面当然存在着一些小的摩擦，包括在双边关系方面。比如经贸合作吧。多年来，法国在对苏贸易中有逆差，几乎每一次会晤法方都提出由我方增加购买法国货物的问题。但实际上往往正是我们感兴趣的产品偏偏出现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上，而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唱主角的是美国人。

　　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把我们对话中我认为颇耐人寻味的一段摘录如下。

　　“戈尔巴乔夫：总统先生，您是知道的，每当我们向法国提议出售给我们某种设备时，往往碰到这种情况：出售法国产商品的许可证，不得不到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去申请。法国厂商经常拿不到这种许可证。”

　　“密特朗：您的话我听得很明白，***先生。请你们现在就提出你们打算购买的法国产品清单，我向您保证你们一定能收到。我将亲自过问此事。”

　　“戈尔巴乔夫：我们将委托部长会议列出一张这样的清单。但我远远不能确信，可以不必向威斯汀豪斯公司 [ 译者注：又译“西屋电气公司”，是美国的一个电气工业的垄断集团。 ] 或者别的海外公司去申请批准，最后再向别的国家政府当局申请批准。”

　　“密特朗：请把这种清单交过来。看来会有少数订货可能属于您上面提到的那一类产品，我就在莫斯科亲笔把它们划掉就是了。其余的产品，我们将全部提供给你们。重要的是，在你们列出的产品清单上不要全部都涉及所谓‘敏感的技术’。”

　　哎！密特朗无法逾越臭名昭著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此后我们在购进法国产品时也常常遇到困难。只举一件事实就足以说明：解决向苏联出售电话设备问题花了3年多时间。

　　在雷克雅未克会谈后不久，苏法政治关系中出现了一个疏远时期。原因就在于法国领导人虽然声明它支持政治新思维的原则，但实际上继续只以核遏制为方针。这种出发点的“脱节”导致在实际问题中出现自相矛盾、首尾不一致的现象。

　　随着苏美两国的中短程导弹撤出欧洲的前景和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百分之五十的谈判前景日益显得现实，我们也日益频繁地听到来自巴黎的悲观论调。说什么欧洲裁军一开始就“不对头”，虽然法国自己就在不久前还呼吁销毁“潘兴”和SS—20这两种导弹。在西方国家当中，法国在削减和销毁战术核武器、双重用途的常规武器方面，恐怕是采取了最强硬的立场。

　　法国通过了关于1987—1991年军事计划的法律，该项法律规定增强法国的核力量并使之现代化，对此我们并没有置若罔闻。任何关于就可能在某一阶段加入核裁军而承担具体义务的建议，任何关于参加某一个有关法国核力量的讨论的建议，法国领导都予以强烈的抨击。

　　当维也纳会谈讨论到何时开始关于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和军队的谈判时，法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它一面在口头上赞成制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一面却又坚决要求保留它生产二元化学武器的权利。法国领导人言行不一暴露得越来越明显。1987年5月希拉克总理访问莫斯科时，我对他谈了这些。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不顾情面的对话，我把这次对话稍加删节，摘录如下。

　　“希拉克：苏法关系有所恶化。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我的目的是，试图尽可能扭转局面。法国感兴趣的是，和苏联保持特殊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对于苏法关系的恶化，我和您有同感。我们也感到，我们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令人焦虑的因素。”

　　“希拉克：我倒不想说这是令人焦虑的因素。这里所谈的倒更像是误解。请您同意我的看法，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戈尔巴乔夫：我有意识地使用了‘令人焦虑的因素’这个词语。最近几个月以来，苏联提出了一系列倡议，旨在改进东西方之间的对话，设法增进信任，减少战争威胁。我们提议启动裁军运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事先和法国领导商谈过。我们曾经以为这些倡议的前提是我们和法国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意味着国际事务中出现好的进展的步骤。可是我们却突然发现，我们在西欧的最重要的伙伴却采取了非建设性的立场。在法国国内有一股反苏浪潮。这一切使我们感到不安。这方面有些情况是值得总理深思的。

　　“希拉克：我可不想说法国有反苏浪潮。”

　　“戈尔巴乔夫：我们对法国的立场表示了理解。我们同意了对你们的核武器不作统计。考虑到我们和法国之间存在着相互谅解，因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当我们在雷克雅未克和莫斯科先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时，说得客气点，对于向裁军迈出第一步，法国并没有起促进作用。结果使许多问题成为悬案……

　　“希拉克：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立场。关于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即SS—20、‘潘兴—2’和飞航式导弹问题迫在眉睫。苏联建议把欧洲大陆上的这几种武器全部销毁。这个问题与法国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我国境内并没有相关的美国武器。尽管如此，我们在和盟国讨论了你们的建议之后，还是对它表示了赞同。

　　“但我要对您开诚布公地说：如果实施你们的建议，就会导致从欧洲撤出全部美国核武器。今天撤走了美国导弹，明天人们就会说(尽管人们目前认为最好还是不说到这些)，法国的打击力量以及英国的核武库都妨碍核裁军进程，因此应当先对它们实行削减，而后再全部销毁。由此对我们产生了双重的威胁。苏联和美国即使把它们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百分之五十，它们每一方还将保留5000—6000枚核弹头。然而一旦你们的建议实现，欧洲将一无所有。您该同意，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局面。因此，我们确信必须保留最低限度必需的遏制实力才对。”

　　“戈尔巴乔夫：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局面，特别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它的话。起初全西欧的人们都表示赞成‘零点方案’。现在，当我们同意了这个方案时，他们却又都放弃了先前的立场。其次。当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提出了一揽子建议，确定了中程导弹为一方和以反导弹防御体系、战略武器为另一方的比例关系时，大家全都反对。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为了这一揽子而谴责苏联。有人在硬说这一揽子具有故作姿态的性质。他们都这样说：如果没有您那个一揽子建议，就裁军的最初步骤达成协议本来是可以做到的事。

　　“我们放弃了一揽子，但我们先前做出的一切让步，包括同意把法英两国的核武库排除在外这个让步，我们声明它们仍然有效。而我们听到的答复是什么呢？人家对我们说：苏联对中程导弹提出了‘零点’建议，那么战役战术导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说：好吧，让我们对战役战术导弹也采取‘零点’方案。这时又有人装出一脸的惊讶说：啊，真的吗？那么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呢？真是一场闹剧……

　　“我直截了当地问您一句：西欧，包括法国这样举足轻重的西欧国家，到底想要什么？……现在有了在裁军进程中迈出第一步的很现实的历史性机遇。但是政治活动家们就是不肯使自己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一文不值。我这话可是把你我都包括在内的。”

　　1988年苏法关系中没有什么大事值得一提。11月份，在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的密特朗对莫斯科进行了工作访问。他在来访的前一天对《真理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要期待法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会谈证实了这一看法。访问是在平静、务实的气氛中进行的，起草了一系列协定。不出我们所料，这些协定要在我1989年访法期间才能够签订。我们就如何使受到密特朗支持和赞同的“欧洲共同家园”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我再说一遍，主张增加一些具体内容这没有出现重大的突破。

　　转折点

　　计划中的我对法国的回访，于1989年7月法国大***二百周年前夕实现。在此之前，我国以及世界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访问的气氛本身以及对访问的结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看来西方的政治家终于相信了我们的改革，他们明白了，苏联尽管缓慢、困难重重，但毕竟在朝着更加开放、民主的方向前进。在达成销毁美苏中程导弹的协议和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对外政策的改革具有深刻的性质。

　　为这次新的高峰会晤所准备的协定数量之大，创下了双边关系史上的纪录。所涉及的发展合作项目大约有20个，诸如文化合作协定、青年交流合作协定、预防公海事故合作协定、相互保护投资合作协定，等等。法国对裁军问题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松动。密特朗采取决定，于今后5年内削减军费850亿法郎，我们对此给予应有的评价。早在对访问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我和总统之间曾就冲突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就黎巴嫩问题和中东调节，频繁地交换了意见。

　　总的来说，一切都表明这次会晤可能成为转折性的会晤，而且应当说，这种预期实现了。我们的谈话都十分坦率，而且充满信任。我还和密特朗谈了我对苏美关系中“怪现象”的看法。布什当选后最初的几个月，美国人说他们需要一段时间以便仔细地思考一下所有情况，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时间拖得过长的考虑，很难适应国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给布什打了电话。但对我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美国新政府如何看待阿富汗协定和如何看待日内瓦战略核武器谈判——那里的情况很糟糕。在这个背景下，了解法国总统的观点，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密特朗说，法国人同美国人曾经讨论过我谈到的那些问题，双方的意见都是积极的。但我感觉到法国总统接受了我关于应当考虑这些问题的提醒。

　　至于说到我们两国关系中令人感到痛苦的核武器问题，我表示希望法国在坚持它那人所共知的立场时不至于妨碍维也纳和日内瓦谈判(关于削减百分之五十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的进行。

　　密特朗的回答总的说来让人感到很有希望：

　　“如果苏联和美国在裁军事业中做出实际的努力，对此我们当然会加以考虑。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所谓对抗的方针。”

　　在我结束对巴黎的访问时，我有根据对法国总统说了下面一番话：

　　“从我们的会谈内容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可以划归意义重大的一类。这几天所做的一切使人相信我们同你们今后也会合作得富有成效。”

　　在巴黎大学与知识界精英们的会见具有象征意义。校长米歇·让德罗—马萨鲁把我带到这所名牌大学巨大的半圆形剧场。他在致欢迎词时指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具有一成不变的现实性。这与我演讲的题目直接相呼应。这一切正巧发生在法国大***二百周年前夕。不仅仅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而且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前总要发生哲学***。法国大***多归功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归功于平等和天赋人权、法律至上、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社会契约思想，即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马布利和卢梭等人的思想。法国***的知识遗产和政治遗产，给民主思潮及其不同的流派以强大的推动力，这些流派为20世纪的各种社会***准备了土壤。在20世纪末期人类遇到了全新的全球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新的学识，需要修改许多陈旧的观点，摒弃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简而言之需要新的思维。我谈这个问题时，突出了三点。第一，我们不能继续满足于自发式的发展了，我们应当学会控制发展。第二，必须修改传统的进步标准，使我们的需求与能源和原料资源保持协调，与生态学和人口学要求相适应，并与消除富国和穷国差距的必要性协调一致。第三，必须承认，相互容忍，尊重选择的自由，谋求和平的政治方式以解决矛盾、调节冲突，正在成为人类生存和振兴的先决条件。

　　当前形势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政治的品质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政治的品质在许多方面都取决于科学知识，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参与。对于政治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包括国际责任的要求正在加强。精神贫乏、反理性是很可怕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失去道德基础的智慧同样是危险的。如果智慧不和道德有机结合，现代科学就会失去人性含义。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科学之伦理基础的加强反映在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政治——科学——道德这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现削弱，更不要说脱节，对于当代人类而言都孕育着不可预测的后果。

　　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7月。在新思维和政治结合的地方，产生了结果，展现了取得新成就的前景。但有许多东西并未被政治采用，为此我们已经并且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首先是在欧洲。原因就在于政治家们“迷恋”于国内政治问题，缺少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的机制，或者这种机制很松弛。

　　在巴黎大学，我认为我有责任防止对中国的事件做出过分激烈的反应。当时正在掀起一场运动，谴责中国领导人驱散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在具有爱好自由精神、对1968年学潮仍记忆犹新的法国，人们对这个话题特别爱动感情。尽管如此，我觉得听众接受了我的主要论点：不可以把一个大国逼到绝路上去；对于从民主和人权角度无法接受的行动，不应当报之以孤立，国际社会拥有许多可能的手段对事件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而又不致干涉内政。

　　有些人声言，说戈尔巴乔夫在为***辩护，因为他自己也难保证他的国家不发生这样的动荡。结果怎么样，现在这已经很清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可以用武力***这种***。这不解决任何问题，只能使问题深藏起来。我承认，看到西方大多数政治家和报刊在叶利钦动用武力对付自己的政敌时竟然为他洗刷和开脱，我感到很伤心。他先是发布1993年9月21日第1400号令解散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继而下令“围困”白宫 [ 译者注：指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即议会)所在的大厦。 ] 内的议员们，并以战斗员 [ 译者注：指武装起来的非军人。 ] 的挑衅出击为借口，向俄罗斯议会制度的殿堂开火。

　　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国家所持的新态度，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上。我们请求安排访问活动的人士把参观巴士底狱广场安排到日程中去。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都希望到那个被长裤党捣毁的专制制度堡垒的旧址看看。这可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但我们的向导是外交部长、我们相识已久的好朋友罗兰·仲马，所以还是找到了那个地方。广场上聚集了许多想向我们表达感情的巴黎市民，但我们无法和他们接触——我们简直被记者们封锁起来了。我想这是不是特意安排的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对法国人的盛情接待表示谢意，并且这样做了。当车队已经起动向回程方向开去的时候，我请求停车。趁那帮记者“一走神儿”，我们便同巴黎市民们握了手，并向他们祝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友善的话语和祝福，他们预祝由我开创的事业获得成功。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苏法协会积极分子的会见热情洋溢，内容丰富。苏法协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团体，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十月***以前的时代。它的前身是以阿纳托尔·法郎士 [ 译者注：阿纳托尔·法郎士(1844—1924)：法国作家，1921年获诺贝尔奖。 ] 为首的俄国人民之友协会(1905—1917)，以及后来的由巴比塞 [ 译者注：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1923年加入法国***。 ] 和瓦扬—古久里 [ 译者注：瓦扬—古久里(1892—1937)：法国作家，法国***创始人之一(1920)，曾任法共中央委员、***委员、法共《人道报》主编。 ] 创始的法国苏联之友协会(1928—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由罗曼·罗兰担任会长。该协会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仍在活动。

　　现在的法苏协会是在实际上代表法国所有阶层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倡议下于1945年建立的。长期以来，尽管国际风云多变，尽管苏法关系阴晴无定，该协会始终享有威望，受到法国人拥护。

　　会长和他的同事们相继发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致答词。她把一个制成法国三色旗似的蓝、白、红三色横幅送交到协会的领导人手里，条幅上面写道：“在法国大***二百周年前夕和米·谢·戈尔巴乔夫正式访法之际，苏联人谨向法兰西男女们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和横幅一起转交的还有苏法协会基层组织成员的签名影印件以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宣读过的题词。这些题词保留在我们自家的档案中。如“俄罗斯人和法兰西人在一起，好得很！”——Б.乌格里诺维奇，莫斯科。“让法国大***宣布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全世界取得胜利。”——A.索科洛夫，乌克兰。“基洛瓦坎市的地震灾民们永远不会忘记向我市伸出的援助之手。当戈尔巴乔夫在说加强两国人民友谊的时候，请记住他是在代表我们说这话的。”——E.哈奇特良，基洛瓦坎市市长。“我们愿意和全球的儿童交朋友。我们邀请十位少年同学前来参加电影节。”——第比利斯市学生。“祝和平、繁荣、幸福！我们非常爱你们。因为是你们最先推翻了君主制度。立陶宛向天才的法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佩得劳斯卡斯，立陶宛。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都处在法国人的热情友好的拥抱之中。我觉得就连那些不大懂政治的人，也都凭着感觉理解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并且意识到在民主改革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新闻记者当中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法国人这种自发地流露情感，但是这几天里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怀疑一切的态度，他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欢迎，不能不对此进行报道。但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善意的。

　　其实读者自己也能看得出来。例如，我们可以从报刊上读到这样的评论：

　　“‘戈氏狂热症’征服了歌德的国家 [ 译者注：指德国。 ] ，如今又征服了笛卡儿的国家 [ 译者注：指法国。 ] 。”“选举证明了机关 [ 译者注：指前苏联党政领导机关。 ] 多么不受欢迎，并且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可以摆脱掉机关，只要他愿意的话。然而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挫败官僚主义者，而借助于莫斯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戈氏狂热症’可能使我们做出失慎的政治、军事决策，仅此一点就很是令人不愉快了。”

　　应该考虑到，在这个时期我国人民代表中的那些“叶利钦分子”对总统发起了攻击，企图使人们对我的改革意图产生怀疑。攻击的势头很凶猛，为此还利用了对西方国家的多次出访。他们的主要宣传提纲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他所装扮的那样，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派，而是官员们利益的代表者。”与此同时，当权的改革派的活动、改革的进程却又遭到反动的极右翼的批评。

　　西方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部分知识分子同情我国的过激分子的观点。大众媒体越来越大肆渲染“戈尔巴乔夫举棋不定，改革速度缓慢”。但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当然明白，在如此复杂的社会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匆忙行事。为了证实这一点，让我援引我与莉莉·玛尔库教授的谈话，她写了几部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书和一部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书。

　　我只是1993年在莫斯科和她认识的，后来又见过一次——那是在法国。我们那次在莫斯科谈话时，她提出了一个使我感到意外的问题：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人批评您举棋不定，改革速度缓慢。我却抱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您没有充分估计到自己国家的复杂性，因而走得过于快了。请问您本人以为如何？”

　　我说：

　　“在改革年代里大概总可以找到我们在政治上行动迟缓、滞后的实例。同样，由于脱离基础，由于不重视舆论，我们也有冒进的情况。现在我写回忆录时对许多事进行了反思，如果把一切加以总结的话，恐怕我应当承认您的意见是正确的。

　　意大利：传统和新的机遇

　　如前所述，早在我担任国家首脑之前，我就结识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我倾向于认为，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它的成就和问题，以及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

　　比这更重要得多的是战后年代苏联与意大利的合作经验。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并增强了相互间的好感。意大利是和我国最早建立经贸关系的西方大国之一。这方面当然也显示了经济领域的活力(“意大利奇迹”)。在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协助下(早在1967年就与该公司签有协议)，在陶里亚蒂市和卡马河畔切尔内市建立了两个“汽车巨人” [ 译者注：指陶里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和切尔内市的卡马汽车制造厂。 ] 。

　　意大利以其国内政治发展的特点而言，与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因为它的国内政治发展大多取决于左派力量的影响。意大利***是西方最大的***，比其他党更早地开始脱离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重新估量形势，并且由于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起了杰出的作用而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民主力量。意共事实上超出了在野党的地位，虽然1947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成为一个执政党。

　　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是我当选***之后第一批前来我国访问的西方人士之一。访问成行于1985年5月。与克拉克西同行的有许多政界和商界的代表。我们的会谈表明了双方对欧洲形势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成为与西方进行新的政治对话道路上一个特定的里程碑。

　　1986年3月，众议院议长约蒂(陶里亚蒂夫人)率领议会代表团来到莫斯科。

　　我向约蒂谈了我对当时国际局势中的某些“怪现象”的想法。

　　“我们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内瓦会晤之后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所做的分析表明，某些人对国际气候转暖并不满意。有人甚至于主张让‘日内瓦精神’尽快消散。”

　　我这个论点得到了对方的理解。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她说。“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它因不同的政治家的观点而异。”

　　在我提出民间外交的种种可能性时，她建议多增加一个渠道——议会渠道。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意大利的访问未能成行。那里的国内***势变化无常。和意大利领导人的个人接触曾一度中断，多半是由于这个原因所致。直到1987年2月这种接触才恢复，意大利共和国参议院议长范范尼访问了莫斯科。

　　这是我们初次相识，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访问过莫斯科。我知道他是意大利和欧洲最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一位有趣的交谈伙伴，一个思维独特的人，一个对任何对话都开放的人。开始谈话时，我以开玩笑的方式指出：

　　“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您可以直接同教皇和上帝商讨我们这些罪人在人世间该做些什么事。”

　　作为答复，这位谈话伙伴回忆起这样一个小插曲。当著名的意大利戏剧家爱德华多·德·菲利波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时，他面见范范尼，向参议院议长正式介绍自己。他们谈到了当时极其复杂的世界局势。德·菲利波问道：“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范范尼回答道：“指靠上帝吧。”于是德·菲利波说了一句名言：“人们啊，让我们的言行不要给上帝制造麻烦吧。”

　　范范尼对苏联的变化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在意大利人们密切地关注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们是怀着好感和善意在关注着。

　　谈话结束时他赠送给我一幅他自己画的抽象派风格的画，留作纪念。原来他在政治和历史之外以画画为固定的职业。这幅画直到今天仍挂在我们家里最明显的地方。

　　数日之后我接见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以前我曾经见过他。

　　安德烈奥蒂谈了他的访美印象。他表示确信里根总统正在努力争取在苏美日内瓦谈判中获得具体成果。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以自己的观察为例。在1985年日内瓦会晤之前，里根邀请了六个最发达国家的总理和外长。

　　“我们只有五人到会，”安德烈奥蒂讲述着，“因为法国人不愿意参加。总统说，他在此前曾闭门思考了两天。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几张小纸片，他说这些是他‘思考的成果’。然后一字不差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真的愿意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而我们不仅不应该为他的工作设置障碍，正相反，要千方百计地协助他。’”

　　安德烈奥蒂无保留地赞同雷克雅未克会晤是苏联领导政治洞察力的巨大成就和象征这一评价，他说：

　　“我请求您采取一个新的勇敢步骤。***先生，如果您声明愿意削减自己的近程导弹数量，那么我们(意大利人)在和美国人会谈时就会有一个新的论据，从而帮助我们阻止他们在《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方面犯可怕的错误。这个条约不仅仅是苏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东西方关系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谈话持续了很久，在结束时我对安德烈奥蒂说，不可错过启动裁军进程的良机。

　　“是的，如果我们错过这样的机会，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安德烈奥蒂满腔热情地做出响应。“我确信，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历史性机遇，未必会重现了。

　　和意大利领导的对话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1988年10月，意大利政府首脑德·米塔，在一大批随行人员陪同下，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

　　会见伊始我就感觉到我们二人可谓息息相通，会谈一定成功。我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仿佛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对这次会谈做准备的。

　　我向客人详细地介绍了改革中的问题，1989年秋季以前这些问题的状况，以及我们的对外政策新观念。我“抛出”了一个主张：也许欧洲人应当举行一个级别尽可能高的会晤交换意见，以便立即给欧洲进程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德·米塔说他同意并欢迎我发表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两国外长——安德烈奥蒂和谢瓦尔德纳译。会谈的中心问题是常规武器谈判问题。安德烈奥蒂表示出一定的乐观态度，他特别指出法国立场的演变。谈到英国时，双方之间做出了如下对答：

　　“安德烈奥蒂：我们知道您对撒切尔夫人有很大的影响，因而期待着您的协助。”

　　“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对手，但要想说服她还是可以做到的。”

　　对意大利的访问

　　应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对该国进行访问，直至1989年11月底才实现。这次访问除了它的独立意义之外，还为我对将在马耳他举行的与布什的会晤所作的准备提供了重要的内容，仿佛是那次会晤的一个序幕。

　　我们的“伊尔—62”降落在菲乌米琪诺机场。这是一个11月份的美好天气：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我们从机场驱车驶往奎利纳宫，出席将在那里举行的官方欢迎仪式。

　　我们沿途所到之处都受到成千上万的罗马市民的热烈欢迎。盛大的欢迎仪式结束，在和科希嘉总统做了简短交谈之后，我们出发前往威尼斯广场，在祖国圣坛献了花圈。我们在这里也受到了意大利人的亲切欢迎。按照日程安排，接下去是参观这座永恒之城的市中心名胜古迹。但实现这个愿望对我们而言谈何容易：在通往大斗兽场的道路两旁人们站了好几层，无数的接触、简短的对话伴随了我们一路。第二天《新闻报》写道：“狂喜的罗马欢迎戈尔巴乔夫。”我们穿越这些令人愉快而又激动的障碍之后才进入大斗兽场的内部。然而到了这里我们又立即被新闻记者包围起来。

　　“意大利对您接待得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回答。我说，这种盛情美意使我很受感动。引起了广泛共鸣的是我下面的几句话：“苏意关系不仅是欧洲政治的重要因素，并且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艰难的时日，意大利的政治活动家常常保持着现实主义感，帮助消除紧张局势，促进缓和。在这方面意大利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1月29日下午开始的会晤和谈判，是这种评价的生动例证。在意大利政府的官邸基治宫，会见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此时已是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单独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多，首先要谈一谈我们大家——东方和西方——当时所处的位置。我说，诸如武力、军事优势、由此而来的军备竞赛、强制政策等等近40年以来典型的概念，同我们今天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周围事物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有许多人主张在欧洲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认为必须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实行这种变革。我提请对方注意，国际事务中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孕育着许多麻烦。

　　“为了我们能够共同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西欧也必须对他们自己的许多方面加以改变。不要认为这只是东方的事。”

　　安德烈奥蒂的反应令我高兴。他说：

　　“首先我完全同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掌握着令对方必须遵循的绝对真理。现在又有了新的狂热：提倡遵循市场法则。这恰恰是一个指东说西、意在言外的实例。我并不认为我国的发展一切都正确，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可以不那么做的。如果人们说的是以反托拉斯法和相应的税收制度作为调节手段的市场，倒也罢了。对这种说法可以表示同意。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调节手段，就不成其为市场，那只是资本的专制，并且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本专制。”

　　此话出自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之口！当然，是出自朱利奥·安德烈奥蒂这位基督教民主党人之口。

　　话题转入德国问题，这很自然，因为柏林墙刚刚拆掉。我坚持认为应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要试图强行推动事态发展，不要强制规定德国统一的进度和期限。对此安德烈奥蒂表示同意。从他的插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也认为谈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一为时尚早。与此同时，安德烈奥蒂承认，在意大利人们对民主德国国内事态发展急转直下没有精神准备。他请我就事态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谈谈看法。我以我们谈话所特有的坦诚做了回答。

　　“原因恐怕是民主德国领导人多年以来用强硬的制度控制社会，让一切都服从于与德意志联邦的对抗。这种做法起了作用。在我国变革开始时，他们本来不该向人民隐瞒，不该反对本国的变革，而应该寻求符合时代精神的、使人们能够实现自我的形式，并且应该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起更加灵活的关系。但昂纳克把自己看做是保护‘圣火’的卫士。他把别人所做的事几乎看做临阵脱逃。社会要求变革，而政治领导没有做出响应。”

　　这次谈话和其他几次谈话一样，都表明欧洲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在到来。通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建设“欧洲共同家园”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有跳越阶段的现象，而且我们认为维也纳裁军谈判是其中的第一个阶段。

　　就在那时我们已经看到必须创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工具，虽然也承认现有的机构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这次谈话中，我向我们的意大利伙伴们提出了两个根本性问题。早在1968年就提出了认为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所谓“灵活反应”的军事学说。西方打算如何对待这个军事学说呢？华沙条约国修订了自己的军事学说，并且相应地改革了自己的军事结构。我们可否希望西方也启动这样的进程呢？人们总是对我们说西方的学说是防御性的。但我们对西方近年来的军事学说作了一个分析，我们发现在东西方假想冲突发生的第5天，西方就会投入各个兵种，动用核武器。

　　第二个问题，鉴于欧洲的东部也在推行一体化进程，我们的意大利伙伴对新欧洲的形成是如何设想的呢？如果只强调这两种统一化进程，而无视它们是否同步，这会不会使全欧进程变得复杂，以至于受到破坏呢？

　　安德烈奥蒂试图说明我们改变看法，试图驳倒我对西方国家军事学说的批评。但安德烈奥蒂显然感到自己的论据软弱无力，结果只是建议我们就这些问题同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他坚定不移地声称，“未来不应当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而应当建立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竞争之上”。

　　至于一体化进程，意大利总理在这方面倒是比较坚定，他主张“在制定未来的规划时，双方都必须不再设置新的障碍，而是排除或扫清现存的障碍”。

　　晚上科希嘉总统在奎利纳宫举行了官方招待会。他在致欢迎词之后，引用我国伟大诗人丘特切夫的诗句说：“对俄罗斯，只能相信它……”参观卡庇托林神殿 [ 译者注：位于罗马城发源地的卡庇托林丘，原为元老院和民众集会的场所。 ] 和市政府大厦，对于我来说是难忘的事件，我有机会在市府大厦作了长篇演讲。

　　我谈了我对1989年事件和教训的见解。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可能把这次讲话内容复述一遍。讲话全篇贯穿着对世界局势和我国国内局势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

　　“世界的确处在命运攸关的转折点。物质文明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着。与此同时，科技进步的负面也越来越凶险地显露出来，它使人类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出路就在于让生命充满高尚的精神，就在于反思人对待大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必须在头脑中进行一场***。”

　　“近来西方人在著述和发言中谈论较多的是：只有‘对方’——首先指苏联——放弃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国际大家庭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完整性。……当代世界展现出极其多样化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希望借助于这种理论建设自己的生活。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人类普遍因素的作用增强了，但前提不是抹煞特色，而是发扬特色，发扬民族特点和其他特点。很明显，政治家最概括化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尊重世界多样化、利益平衡、选择自由的基础上努力保障进步和相互安全。”

　　“……我们拒绝垄断真理。从现在起我们在政治上坚持遵循选择自由原则，在经济、科学和技术中坚持遵循互惠原则，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坚持遵循对话原则，接受一切适合我国情况、因而可以为我国自身进步加以开发和利用的东西。”

　　“一心只想靠损害他人利益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欺凌弱小，在政治上无视道德，无论什么地方出现困难都要从中渔利，在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地方动用武器——很遗憾，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些现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并不是像偶尔可以听到的那样正在走向世界末日，而是正在开创世界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为创造人类新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广袤天地。”

　　对此我只能够补充一点，那就是现在我依然同意我当时说过的话。

　　安排得很紧凑而又饱满的访问日程还包含访问米兰。与米兰市民的会见几乎是我出访时最令人激动的一次会见。仿佛意大利的这座巨大古城的全体市民都来到了街上。我们决定从“拉·斯卡拉”歌剧院穿过两排房屋中间的长廊步行到市政府大厦，但我们很艰难地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穿行着。嘈杂的人声如此之大，身旁的人说话都听不见。成千上万的米兰市民满腔热忱地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意大利人的表现简直让我惊愕。潮水般的人流把我们吞没了，40分钟之后我们才在警察的协助下挣脱出来。

　　为了对情况有个完整的了解，我再补充一点：在出访意大利之前和出访之间，我都收到了大量的信函和电报，意大利的公民、社会团体、学术团体、公司纷纷发出邀请：如日程安排得开，请“绕道顺访”。对所有的来函、来电给予答复，当然是不可能的。

　　罗马中央展厅举办的“改革在行动中”展览会已经开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开幕式。11月30日她和代表团的几位团员访问了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1908年12月28日该市毁于一场地震，8万余人丧生。当时最早前来救助的是俄国水手。他们参加救灾工作达两周之久，并且为抢救出来的灾民提供食物。该市为我国水手们设立了一块纪念牌匾。墨西拿市民也是最早一批来到亚美尼亚救灾的人。他们募集了18亿里拉，用来在基洛瓦坎建立一所医院，为该院购置了一台X线体层照相机。墨西拿市民给予了震撼人心的接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苏联人对该市居民的友好之情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意大利逗留的三天时间里，我会见了意大利参议院议长斯帕多里尼，同五个加入政府的政党领导人谈过话，他们是弗尔拉尼(基督教民主党)、克拉克西(社会党)、拉·马尔法(共和党)、卡里利亚(社会民主党)、阿尔蒂西莫(自由党)。另外还同意共***阿·奥凯托举行了会谈。

　　在罗马还举行了一个仪式：以一个和平组织——意大利文献中心和合作社全国联盟的名义向我颁发了“金和平鸽”奖。给我授奖的是该中心的总裁安德尔里尼，致贺词的是意大利的杰出作家莫拉维亚，可惜他现在已经过世。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在评价这次对意大利的访问时说，这三天的时间首先作为富有人情味的三天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意大利人给予的接待是震撼人心的。另外我又说：“和我其他几次访问一样，这一次访问，同人们的会见，都证实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果敢地闯入政治领域，或赞成或反对，或建议或要求，迫使政治家们采取符合现今时代的行动。”

　　1989年12月1日，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个人邀请，苏联国家首脑首次访问了梵蒂冈。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然而从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这个背景来看，它又是很自然的事。关于我国同罗马教皇关系的历史，将在下文谈到。

　　我们的专机离开意大利，取道马耳他。我将在那里会见布什总统。

更新于：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