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披戎装·第十九

2024-10-08 08:17 剑与犁战争通史繁体

重披戎装·第十九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如我所料，我们一抵华盛顿就立即被请到证人席，在总统和他的对外政策高级顾问们面前为我们的考察结果作证。我逐段解释我所提的建议的意思和理由，说明这些建议如能迅速而切实地付诸实施，当能大大有助于恢复南越的国民信心，改进那里对现有人力物力的使用，弥补提高越南军队的战斗力所需的时间差距。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把这种增加的援助当作一种工具，用以促使吴庭艳在改进他的政府方面作出让步。然而，我提醒听取汇报的人，不能保证我们建议实行的计划就是为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南越实行自决和免遭攻击——所需做的全部工作。

　　自然，关于派驻一支后勤特遣部队的建议所引起的争论比其他任何建议都来得激烈。据国防部估计，要组成一支能够大大有助于实现我所设想的目标的部队，大约需要八千人。那样规模的一支部队是否足以提高士气民心和显示美国的决心？或者说，它会不会只能起到刺激人们要求更多地派遣部队的作用？我们有可能利用水灾作为派入这支部队的理由，也可以利用洪水退后作为撤兵的理由，这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承认，强调救灾任务会削弱我们这一行动的心理影响。直截了当地从军事上提出派遣美军的理由，倒会给南越、同样也给正在注视我们的行动的共产主义世界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11月6日，我同腊斯克国务卿和麦克纳马拉部长私下密谈，得到的印象是，总的说来，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报告。第二天，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给总统的精心推敲的备忘录中写下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支持我的建议，但是提出了几点重要的保留意见。他们感到，以目前形势而论，要想防止南越失陷而又不大举派进美军，希望可能是渺茫的。或许是完全无望的。他们认为，派遣我建议的那样一支不大的部队不会使人信服，不能影响大局。总的来说，他们把我的建议看作有益的第一步，不过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但是，这样的第一步可能会导致军事上更深地卷进去；因此，美国政府在采取这一步之前，必须深思熟虑，决定它是否毫无保留地承担确保南越不丢给***的义务；如果决意承担这一义务的话，它还必须决定它是否愿意付出由此可能需要付出的一切代价。他们提醒总统，河内和北京可能干涉，可能需要动用多达六个师的美军来抵御这些外来力量。这样一支美国部队是相当可观的一支兵力，不过他们认为可以拿出这样一支部队来投入战斗，而不至于严重妨碍我们履行对柏林和北约组织所承担的义务。

　　麦克纳马拉和参谋们在他们的备忘录中最后建议，我国政府承担这项明确的义务，申明我们愿意为此采用必要的军事行动(其言外之意大概是要超出我的报告中建议采取的那些行动)，然后着手实施我的建议。在采取这一立场时，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们表示他们认识到，越南局势中有许多美国无法控制的因素：吴庭艳和其他越南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老挝的事态进程，北京和莫斯科的态度以及国内对在南越采取强有力措施的反应。关于最后一个因素，他们的看法是，美国人民对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立场或许要比让我国逐步卷进去的做法反应更好一些。据我所知，这是历来第一次有人提出反对战略上的渐进主义的理由；而在后来的几年中，这种战略渐进主义却成了约翰逊总统的文职和军界高级顾问当中的一个重大争论点。这是对我们行将采取的行动方针中包含的种种不定因素所作出的一种颇有先见之明的预告。

　　国务卿腊斯克在同麦克纳马拉和我讨论之后，又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会商。随后他显然又进一步考虑了出兵问题，同麦克纳马拉部长联名给总统搞了一个文件。文件一开头就衡量了越南所牵涉到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总结了在我的西贡之行以前和以后进行的长时间的政策问题讨论所得出的普遍一致意见。它具体说明了我们需要作出的各项决定所牵涉到的国家利益：把南越丢给***可能带来的区域性后果，尤其是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承担的义务；我们在这里背约失信对我们在其他地方承担的义务的信用将会造成的损害。最后，文件提到，要是南越由于美国人举措失当或胆小怕事而丢掉的话，美国国内很可能会发生激烈的争论。

　　对这些问题作了通盘考虑之后，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一同向肯尼迪总统建议，政府应承担防止南越沦入***之手的义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应看到可能会有必要派进美国部队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他国家的部队。为了应付后一种可能情况，五角大楼应当订出使用美国地面部队协助***越共叛乱和对北越进行空袭的应急计划，计划工作还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一旦北越、可能还有***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外部军事干涉，那时该如何处置。

　　这项制定应急计划的建议，无形中否定了派遣后勤特遣部队的建议，至少是推迟了这一建议的实施。文件反对立即采取这类行动。理由是，这样做固然可能提高南越人的士气，然而也会增大***集团以某种方式逐步升级的可能性；会带来刺激***在老挝恢复敌对行动和中断日内瓦谈判的风险。还有一个希望推迟作出出兵决定的理由是，他们不愿意在还有可能同我们的盟国采取联合行动或一致行动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可是文件承认，如果渗透活动毫无阻挡地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游击队继续在邻国境内找到安全的庇护所，那么，即使越南人的作战成绩大大改进，他们大概也不可能赢得战争。为了应付这种意外情况，我们应当作好派遣美国战斗部队的准备。

　　文件支持我在报告中提出的其他各项建议，并且把原来的笼统提法发展成具体的条文，使将要负责执行的有关机构得到更明确的指导。它还提出了一个在我们宣布增加援助的同时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方案，其中包括发表揭露北越违反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乔登白皮书》。该白皮书的主旨是要论证河内最近的行动等于是在越南恢复侵略，从而说明美国有充分理由按照史密斯副国务卿在1951年日内瓦会议闭幕会上发出的警告作出反应。在那次会议上，史密斯曾警告说，美国“将对任何恢复侵略的局面……表示严重的关切，认为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方案还提出要瑙尔汀大使同吴庭艳交涉，要他预先作出某些让步，以换取我们的新许诺。概括说来，我们要求他保证，他将把他拥有的全部人力物力有效而彻底地动用起来；他将着手分散权力和扩大政府，使之包罗全国各界非***人士；并且将彻底整顿军事指挥结构。我们还希望吴庭艳确实保证在执行我们的新计划规定的各省情况调查，改进情报工作和美国顾问参加民政管理等类联合措施方面给予合作。一俟瑙尔汀在这些问题上获得吴庭艳的默认，我们计划即可由他和肯尼迪总统互换信件，为两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和联合行动作出公开的解释和辩护。

　　肯尼迪总统在11月1日讨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这一文件之后，当即基本上原原本本地批准了。文件所提各点，除去他的主要顾问们敦促他正式确认明确的政策义务这一点以外，全都写进了他在11月15日批准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说来也怪，我不记得对略去的那一点曾给予什么特别重视，也不记得当时曾引起特别的讨论。据我所知，肯尼迪总统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如下论点：只要我们采取了第一步，我们就必须准备干到底——这正是猪湾事件的主要教训之一。可能他想到，《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纯属一种行动备忘录，不应该同激励的话或申述的声明搅在一起；也可能他感到，5月份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五十二号中关于政策的声明已经很充分，毋需重复。他这次宣布的决定，可以非常恰当地看作仅仅是为了支持早先那项声明而采取的贯彻执行的措施而已。

　　一经总统批准，主要负责贯彻执行他的决定的华盛顿各有关机构就立刻忙碌起来了，如国务院、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但是，瑙尔汀大使在征求吴庭艳同意我们对增加援助所提出的条件时，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反对，从而使各部门的工作实际上又停顿下来。起初还弄不清楚吴庭艳是对所提条件中的任何一项有实质性的反对意见，还是仅仅以此来表明他的独立性。在华盛顿，我们在确有把握取得盟友的合作之前所能采取的公开行动甚少，而报界则在大吵大闹，要求白宫提供情况。到11月27日，我们已在考虑召回瑙尔汀，好让他直接感受到华盛顿对局势的看法，同时也通过这样暗示我们不快的行动来对吴庭艳施加压力。由于预料吴庭艳很可能继续顽固不化，国务院又恢复了物色可能取代他的人的那项工作。可是，除了那位平庸无奇的副总统阮玉书、颇有才智而举止温和的国防部长阮廷淳、或者由人选未定的将军们组成的军政府以外，谁也提不出更好的对象来。幸好，凭着瑙尔汀摆布吴庭艳的高超手腕，使西贡这位敏感的官僚感到自己受制于人，不能随心所欲。于是，这场危机才算过去了。使华盛顿大感宽慰的是，瑙尔汀终于在12月4日电告，吴庭艳同意全部实质性问题。几天之后，双方按照早就拟订的计划交换了信件，吴庭艳在信中描绘了他所说的“越南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答应进行全力动员并同美国人充分合作；肯尼迪总统则在复信中表示，美国准备对越南摆脱共产主义威胁的共同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华盛顿和西贡双方行动迟缓的固有惰性，从一开始就确实令人担心。这也是我国政府在后来几年当中碰到许多头痛问题的根子。在华盛顿，行政府部门之间工作表现严重不平衡，其原因主要是五角大楼大权独揽。那里的领导拥有优越条件，有雄厚的财力和人力，在制订和实施类似目前越南需要的广泛的计划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那里的负责人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是历来到华盛顿来任职的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行政官员之一。他一接到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动手干的指示，就立即飞快地起跑了。

　　与此对照，有关的非军事部门却都不是由实干家类型的人掌管的，对于这类制订计划和方案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国务院本来应当在华盛顿各部门相互有关的活动方面负起一种监督和协调的责任，可是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外交官，他们所受的训练只是要他们会观察和汇报国外事态，因此不习惯于针对这些事件采取行动。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新闻署则均属于行政机构中的新单位，尚未形成一个由职业专家组成的核心，以保证人员的稳定和精通业务。在我看来，只有中央情报局象五角大楼一样经费充足，人员整齐，总的说来能胜任赋予它的各种任务。

　　正因为如此，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主持的各项计划相对地说开始得比较迅速，而政治、经济和新闻工作计划则开展得极为迟缓。我们各项计划进度不一，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在南越所作的努力，也使得后来几年中人们有一定的根据可以指责美国往往忽视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形势，而一味昏庸地追求根本不能取得的军事胜利。这些批评者可以指出，常常是在我们的军事力量在一些地区肃清了越共以后很久，民政机构才准备好去利用由此所造成的安全局面。我总是使劲地否认肯尼迪政府或者约翰逊政府主张过分地强调军事计划，但是，白宫自然总是不人愿意放慢军事计划的步子使之适应执行得最缓慢的民政计划的速度。我认为，当时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为总统服务的部际统筹指导机构，这恰恰是猪湾事件发生的时候最缺乏的东西。由于肯尼迪总统当时还不乐意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处理重大事务，他继续依靠临时的工作班子来统一协调支持越南的各种活动。这些班子通常总是一些由比较低级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按照互相折衷求得一致的原则来进行工作，因而肯定是领导软弱无力，行动迟缓不决的。

　　为了给新计划提供军事指导，保罗·哈金斯上将被指定为驻越南的最高军事司令官，他于2月就任新设立的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哈金斯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近一直担任太平洋陆军副司令。他的任命引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按照总统想把有关越南反叛乱工作的一切活动都统一归口负责的愿望起草一项给他的指示。问题在于这样一项指示怎样写法才能不侵犯瑙尔汀大使的职责。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反复商讨，我作为白宫的协调人参加了这些讨论，最后就指示的行文取得了一致意见，它承认大使是美国在越南的最高代表，但规定由军事司令官直接负责军事政策、军事行动和援助越南军队的工作。哈金斯通过军队系统向华盛顿汇报，但应及早将他的建议告知大使，使他有充裕的时间能在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及时向华盛顿进言。虽然瑙尔汀在接受这一指示时，明显地是有疑虑的，但在他同哈金斯共事期间，从未因此引起问题。两人都表现了相互体谅，而这正是处理好文武官员关系的诀窍。

　　我希望能够说，在采取这些初步行动之后，我们各项计划和方案就加速运转起来，顺利地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了。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何况，即使美国方面做得尽善尽美，越南政府在领导、组织和情报工作上的许多缺陷依然会造成延宕，甚至会使进展受到限制。吴庭艳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作风，而且依然故我——还是那么一个固执多疑的亚洲人，他愿意在纸面上作些空洞的让步，以取得更多的美援，然而却不打算为了安抚国外的批评者而放弃自己的判断。他勉强地准许了在三个省份搞联合调查的试点，但坚持只能过问军事和情报事务。他仍旧不愿让美国观察员深入了解乡村地区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不是真心实意地想要改进他的政府，并把全国真正转到战争基础上来。然而一支胜任的官员队伍要经过几代的实践和训练才能培养出来，决非一声令下或者匆匆投入美元所能造就。正是因为无视这一简单的事实，多年来我们才一直对越南政府要求过高过急，给它的弱体加了过重的负担，要它同时执行很多计划，超出了它力所能及的程度。吴庭艳深知，从行政管理力量来说，哪些措施在他的国家里是行得通的，哪些则是行不通的。但只要他根据这种了解而拒绝美国的新倡议，他就马上会招致指责，说他桀骜不驯，不予合作。

　　尽管障碍重重，美国增派的军事和情报顾问于1962年春源源抵达，开始取得效果，这些效果虽然称不上惊人，然而也相当可观。中央情报局对山民们(即高原地区各省非越南族的未开化民族)进行了训练，建立一支能够接替陆军固守据点的边防部队，从而为节约兵力提供了可能。新式军事装备、特别是直升飞机和装甲运兵车开始运到，对于推动陆军进行机动的进攻性作战有一定的作用。麦克纳马拉部长在5月间访问西贡后，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深感鼓舞，但是在私下又补充说，他感到要击败***人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1962年的头六个月，对我来说就是诸事纷杂，集于一身，有些已如上述。我把贯彻执行根据我的越南考察而作出的决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同时还继续抓反叛乱、古巴局势、裁军问题以及考虑限制核试验问题。一直在进行的关于北约组织战略的辩论，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前沿防御和柏林的安全问题的辩论，继续无休止地拖下去。最后，还有关于诺斯塔德将军即将退休的问题的讨论。

　　那时，诺斯塔德已经在欧洲呆了十二个年头，最初任北约空军司令，然后接替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当了六年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他过去曾多次想到退休，可是到1962年春，他显然是当真不想干了。我的印象是，他和肯尼迪总统及其助手一直心存芥蒂，关系从来不甚融洽。这可能是由于他同那些侵犯他的领域的新边疆派的非专业战略家们早期有过冲突的缘故。在美国这种新战略问题上发生的摩擦，华盛顿对北约有关苏联地面部队实力的情报的贬低，加之麦克纳马拉又拒绝支持他要求给北约组织配置中程弹道导弹的建议，无疑促使他在北约组织内很难工作。我从未听他发过怨言，但是我明白，或许肯尼迪总统也心中有数，他是心存不满的。因此，看来接受诺斯塔德的退休要求是适时的。于是，在7月20日宣布了这一决定，商定在11月1日正式退休。

　　在公布此事之前，肯尼迪总统必须确定诺斯塔德的继任人以及任何决定都必然会引起的其他高级军官的职务变动。他考虑过由兰尼兹尔上将来担任这一职务，也考虑过我；但我请求不要考虑我，理由和我在1961年拒绝去巴黎大使馆的那次相同——我在国外的年头太久，希望能有机会留在国内履行自己忽略了的家庭责任。这样，最后总统提名兰尼兹尔出任北约职务，由我接替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时他还挑选厄尔·惠勒上将接替乔治·德克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所有这些变动于7月19日宣布，10月1日起生效。

　　回顾起来，我认为这些变动大概对北约组织和总统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兰尼兹尔上将战时担任过亚历山大元帅的副参谋长，最近又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北约组织当局对他是很熟悉的。因此，任命他接替诺斯塔德一举在欧洲是深受欢迎的。在国内，总统也可乘此机会开始用他们自己选择的人来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

　　历届总统总希望选择他们自己的三军参谋长，这一做法是颇堪称道的。我这样说似乎同我在别的场合表示过的看法有矛盾。我曾经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显然是听了塔夫脱参议员和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批评三军参谋长指挥朝鲜战争不当的话，就一次把他们全部撤换的做法表示遗憾。当时那样做，造成了一种印象：民主党的一套参谋长班子下台了，由共和党的一套班子上台来接替。任何暗示三军参谋长有党派偏向的言行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素来以超脱于党派之争而引以为自豪的职业军人来说，也是令人反感的。

　　由于有机会就近观察一位总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渐渐懂得了总统和他的参谋长们之间形成一种出自友谊和相互尊重的亲密融洽的关系实属必要。对于同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工作关系比军种参谋长更加密切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言，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尤为重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应当是坚信不疑的，或者说，他至少应当想到他和他的同僚们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职权范围内的各种问题所表示的意见，肯定是能够得到仔细地倾听的。这些考虑促使我得出结论：新上任的总统更换三军参谋长是明智的，但是不要一上台就一下子大换班，而是要等到他有机会了解那些有资格供他考虑的高级军官，并且衡量他们同他的思想方法和办事习惯是否适应之后再逐步调换。

　　当肯尼迪总统向我探询是否愿意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我当然因为他考虑到我而感到喜悦，但同时一想到我又得回到过去任陆军参谋长时曾在那里度过四个不愉快年头的五角大楼的笼子里去，心中又不禁产生某种沮丧之感。不过，我知道，气候已经有了变化。我当时曾经为之大力鼓吹而毫无结果的灵活反应战略上的左道邪说如今已成为肯尼迪政府的正统思想。而且，我对麦克纳马拉部长的为人已经渐渐有所了解，尽管我们之间有时发生分歧，我却高度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办事果断的人，他对于有关防务的种种棘手问题总是无所畏惧地正面迎击，不愿苟且因循，掩盖矛盾。

　　在接受新任命之前，我去拜访了麦克纳马拉，请他坦率地谈谈他对于我未来的使命的态度。他看来对前景感到由衷喜悦，于是，我进一步同他讨论了我所担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我解释说，我在白宫任职的一年中，得到了一个印象：麦克纳马拉带来的一帮年青而聪明的文职助理，即所谓的“神童们”，竟可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此众多的研究课题，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我们很容易就一致商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这类要求，除了经国防部长或副部长签署下达者以外，一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后拍板。

　　再一件事情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对征求他们意见或建议的问题发生分歧意见时该如何处理。我解释说，我作为一位参谋长，一向厌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想方设法强求一致或者通过调和折衷求得一致的做法。我对部长说，我尊重参谋长们的个人看法，认为任何不同意见都应当报告部长以至总统，不应该用毫无约束力或含糊其词的言论来回避争论。麦克纳马拉说，他的想法和我完全相同，他欢迎反映不同观点的报告，就互相对立的主张列出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他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他作出决定来说，比向他提出那种有气无力的折衷意见会更有帮助。他流露出对过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工作不很满意，表示希望我能尽力改进它的工作质量和时效。我答应一定竭尽全力，同时利用这一机会征得他赞助我的要求，任命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少将来担任我的主要助理。古德帕斯特当时正在欧洲指挥一个师，是一位十分受人欢迎的军官。

　　我最后提到了华盛顿广为流传的关于他的那帮神童接替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多顾问职责，而后者则经常遭到忽视的种种说法。我告诉他，我承认他有权，而且的确也有责任从许多方面征求意见，他想找谁就可以找谁，只要他情愿，去找理发师或司机也可以。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法定的义务充当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军事顾问和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我请求他给予帮助，确保参谋长们始终能有充分的机会来履行这一义务。但他们不能指望、实际上也并没有指望他们的意见总会被采纳，但是，总是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两人在所有这些观点上似乎看法完全一致；而且我要说，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整个期间，我们始终要按照这些谅解来行事。

　　说来凑巧，差不多就在此时，肯尼迪总统出人意料地就文官和军人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而这正是我同麦克纳马拉部长这次讨论的中心题目。总统于6月初去西点军校参加毕业典礼，对毕业班发表演讲。我是在他之前两天返校，和我的同班同学一道庆祝我们毕业四十周年的，因而未能看到他这次讲话的定稿。不过，我早先曾向他建议过，他可以在讲话中谈一点他对军人生涯的性质和重要作用的看法。

　　他的演讲中有一段话在西点人士中引起了相当多的议论，这段话和他一年前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一次讲话中的提法十分相似。他在谈到毕业班学员今后的工作时说道：

　　你们将会遇到的各种各样非军事性的问题，也将是非常艰巨的——如外交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你们将来不仅需要知道和懂得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需要知道和懂得全世界各地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你们既要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又要懂得使用它的限度。你们既负有进行战争的责任，还负有遏制战争的责任。

　　我看到他的讲话中有这些词句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约翰·F·肯尼迪自己的思想，决非某个不露面的撰稿人的代笔。这些提法引人注目地同他在猪湾事件之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呼吁是明显地一致的。他那次要求参谋长们在广泛的政策问题上充当他的顾问，而不是单纯当军事专家。这种观点要不是总统而是别人说出来的，那就会遭到抨击，这就是把军官们的作用看得太大了，甚至会说，这是要让军官们侵犯那些根据传统和惯例一直被视为禁区的领域。

　　总统的这段话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次讲话中的一段话对照起来一看，就更为引人注目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那次讲话恰好是在总统演讲之前一个月对军校学员队讲的。他对学员们说：

　　你们的使命仍然是固定不变、坚定不移和不容违背的——这就是打赢我们进行的战争。你们的职业中的其他一切事情都只不过是这一献身的目标必然带来的结果。

　　他对这一思想作了发挥，用最肯定的措词断言，我国政府政治工作中的优缺点，诸如赤字财政、联邦的家长式统治、权势集团横行无忌、犯罪猖獗、道德堕落、捐税繁重、凶暴的极端主义和个人自由，等等，都是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但是，军队不应过问，也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理解这位将军的想法，他看来似乎是认为，军官们在外交和内政政策问题上应该“别问为什么”，他们的责任就只是用军事手段打赢战争，而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交给文职人员去考虑。这和文职的总统的观点正是针锋相对的。总统则同样肯定地认为，军官们在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在他看来，军官们不仅仅是拿枪的人，只是在进行战争这个肮脏的行当中才有用处，他们同时也负有遏制战争的责任，而为了要遏制战争，就必须懂得单纯军事问题以外的其他许许多多事情。他们应当知晓军事力量能做到哪些事情和不能做哪些事情，而且大概还应当据之建议使用军事力量与否。

　　这种观点上的冲突当时在西点军校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随后好多年中，也一直是教官和学员中间经常讨论的一个题目。1969年，我应邀到西点讲了一次话，那次要求我设法把这两位当时均已去世的伟大的美国人的明显对立的观点调和起来。我作了一次相当蹩脚的尝试，发表了这样一种意见；麦克阿瑟将军的用意大概是希望使听众们牢牢记住，军官队伍需要树立牢固的军事职业心(他似乎是想说这个队伍里没有浅尝辄止的半瓶醋的容身之地)，以及为夺取胜利的严酷需要而献身的精神，舍此别无他求。然而，他自己的一生中却在外交家和政治家的领域中获致了许多光辉成就。他不可能是想说明，军官在战场以外运用自己的经验是错误的，以此来非难自己的作为。至于肯尼迪总统，我觉得他是在称赞麦克阿瑟那种类型的军官的文武全才，虽然我想象他赞扬的对象是不会包括麦克阿瑟一生中同杜鲁门总统的关系上的某些插曲的。究竟那次我在调和两种显然不可调和的观点上有多大成效，或者说那两位不在场的主角会不会同意我对他们的观点所作的解释，我是毫无把握的。

　　我将在10月份接替兰尼兹尔上将的消息一传出去，我就很难不忽略原来的工作，以便为新的工作进行准备了。有好多问题要同兰尼兹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军官们商讨，重要的是平息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谣传，即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带来他自己的一班人，赶走现在的任职军官。要我考虑听取的汇报列了好几张长长的单子，其中有些是我必须听取的，但绝大部分则由于没有时间而被推后或者拒绝了。还有白宫要讨论如何安排我担任军事代表所主管的那一摊工作。在此同时，对于那些必须不断注视的多事地点——古巴、柏林和东南亚，也不能撇下不问。

　　 8月9日，我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讨论批准我的任命而举行的听证会。这是我担任陆军参谋长的那些日子以来第一次出席国会委员会会议，我很高兴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相识。就我回忆所及，参议员们只提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他们都知道我过去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同时还记得我在《不定的号角》一书中批评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因而大部分问题都是针对这两点提的。我的任命是否表明美国通过核武器防卫欧洲的态度已有改变？还有，我是否打算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也许甚至试图悄悄地实行国会最讨厌的东西——单一的国防参谋长制度？我向他们保证，这些担忧全都是没有根据的，我这次回五角大楼完全没有抱着大改一场的心情，而且我希望也丝毫不会受到我过去的经历所造成的任何成见的影响。参议员们一定是感到满意的，至少暂时是如此，因为他们一致批准了我的任命。

　　从7月以来，有证据表明运抵古巴的苏联军事援助越来越多，这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尽管如此，为了迎接委派给我的新任务，我觉得务必用9月的前三周时间去远东一趟，我迫切需要去熟悉一下新情况。8月31日，我为此带着一小批助理人员出发，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走了一圈，于9月21日返回。尽管旅途匆匆，停留的时间很短，我们还是有时间认真地考虑了美国在这一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由于那个国家构成世界这一部分的主要的战略性威胁，我们的战略思想必须着眼于从日本到缅甸的整个处于中国阴影之下的地区。需要作出通盘的考虑，这对于使用我们拥有的有限的空中力量来对付日益增长的中国空军是特别重要的。那时，中国空军拥有的飞机总的来说比我们盟国的性能优越，而且部署在大陆的辽阔纵深地域。我们这边的空军却分布在日本、朝鲜、冲绳和东南亚等比较狭小的地区内，给这个居于优势的敌人提供了毫无掩蔽的，极易遭受打击的目标。

　　虽然空中防御看来是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但是很显然，只要允许我们计划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权威方针还没有制订，那么要对付来自亚洲大陆的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美国和盟国的地面部队就必然要达到极大的数字。我们在北约组织承担了无条件的义务，如果为了联盟的安全而必须使用的话，我们一定使用这些武器，而且北约组织的部队的配置也是以此保证作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大家同意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们就可以大大减少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使我们现有的军队的威慑作用大大增加。鉴于中国尚无核报复力量，这样干所冒的风险则要小得多。总之，我们急需订出一项遏制中国的通盘计划，它要把美国和盟国的全部家当都考虑进去，包括我们的核武器在内。实现这种通盘的统一考虑是我回到华盛顿以后的一个首要目标，但进展一直慢得令人讨厌。

　　我的越南之行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可以亲自去看看将近一年以前在我上次访越后提出的许多计划进展如何。我利用这一良机，先同吴庭艳和西贡的美国官员们谈了谈，然后走马看花地巡视了一下战地活动。一路上，我常常召集一些美国下级军官，在没有高级军官在场的情况下同他们谈话，以便他们能比较无拘束地回答我的问题。要使这些在战地操劳的人相信，下来视察的上司们真正既想听到好消息又想听到不好的消息，对真实反映不好消息的人只会给予尊敬而不会报以愤懑。但要做到这一点总是很费力气的。

　　由于美国人员的增加，南越的情况正在发生许多变化。然而进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在训练南越军队、加强农村治安和利用山民防守边界等方面进展顺利。而在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建树则远没有那么显著。虽然表面上吴庭艳同瑙尔汀和哈金斯相处得不错，但他依然是过去的那个落落寡合、猜忌多疑的内向的人。从来对他不抱好感的美国常驻记者们对他的抨击与日俱增。这种情绪来自双方，因为吴庭艳对于报界、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一贯抱不信任态度，好象从来都不懂得报界的敌视对他的政府所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们在西贡的官员们曾千方百计地设法沟通他同各新闻宣传工具之间的联系途径，可是毫无效果。由于南越连一个办事稍有效率的新闻部也没有，报界只好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的大使馆或军事司令部探听本来应当由政府发布的消息。可是，由于在1962年美国官员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情况主要还是依靠越方的消息来源，因此，他们告诉报界的情况同他们上报华盛顿的正式报告一样谬误百出。虽然华盛顿的官员们这时对于从一个无能的亚洲独裁政权了解事实真相的困难已经有所了解，但是，报界对此却感到无法容忍，因而展开了一场宣传运动来败坏美越两方的官方公告的信誉，这场宣传运动使新闻界许多人同在越南的美国官员的关系恶化了。报界对越南官员甚至更为敌视。到我1962年访越时，许多记者执意要对吴庭艳及其政府进行全面报复。他们为此孜孜为之，不止不休，甚至一年之后他被推翻时才松手。

　　在越南，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衡量我们的各种计划的进展程度。在成绩统计材料准确可靠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军事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可以衡量的，例如，部队兵力、征召新兵人数以及军事院校培训人数等。但是，要估量对越共作战的成功程度却是另一回事。游击队出没无常，同他们接火的时间很短，通常几乎都只是一阵快速的射击，随后敌人就在黑夜或丛林中消失了。敌人总是仔细地把他们的死伤人员背走，因此难以判明他们的部队番号和伤亡情况。这种较量类似对付盗匪的警察行动，而不象正规的军事作战。在这种较量中，占领有利地形，例如高地、河川、村庄，是毫无作用的。

　　要衡量非军事性计划的工作是否成功，甚至更为困难。越南政府向我们提供设防村庄增加的数字，但我们美国人核实这些数字或者判断这些村庄内部安全程度的办法很有限。我们很快就发觉，在天黑之前和之后，在雨季和旱季，安全状况就大不一样。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报告中反映这些安全程度的变异情况呢？大多数官员同意，乡村人口重新置于西贡政府控制之下是估量成功程度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但是，要定出一个所谓政府控制的可靠标准来就莫衷一是了。尽管在估量进展的数量方面有这样的问题，我的总的结论是，我们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而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计划则仍旧落在后面。

　　我在回国途中在国外停留的最后一站是印度尼西亚。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这个广阔而富饶的群岛。对于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前途，我同意华盛顿方面所抱有的忧虑。在“有指导的民主”这一口号下，苏加诺居心叵测地时而把这个国家引向右转，时而又引向左转。我受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的热情接待。他显然迫切希望获得美国的一些军事援助，以抵消苏联武器大量输入所产生的影响。到那时为止，我们美国在军事上所出的力量一直主要限于在我们的军事院校培训印度尼西亚军官。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作法投资少，收效大。除去武器之外，纳苏蒂安还希望能对当时陆军正在全国推行的民政行动计划给予帮助，该计划是旨在抵消***(印度尼西亚***)在乡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我在离开印度尼西亚时，深信我们应当搞一项规模不太大的军事援助计划，主要目的是借以维系和改进同印度尼西亚陆军的关系，因为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是一支可以同强大的印度尼西亚***抗衡的力量。

　　我同当时无可置疑的国家元首苏加诺的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个极为炎热的夜晚到他的官邸作了一次拜会。会客室窗户敞开，大群大群的饥饿的蚊子无阻挡地自由出入。我竭力忍受蚊子的叮咬，强打起精神来听苏加诺喋喋不休地大谈他喜欢的好莱坞明星们的迷人妩媚，可就是无法使他对讨论他自己的国家的种种问题产生同样大的兴趣。

　　一回到华盛顿，照例就是同总统、麦克纳马拉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我此行的情况；同时我还利用空闲时间为搬往五角大楼作些准备。就在这一阵忙乱之际，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了。一天下午，肯尼迪总统要我带他乘直升飞机到弗吉尼亚州格伦奥拉的肯尼迪农场去看望肯尼迪夫人。早在阿尤布担任总统之前任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的时候，我就和他很熟悉，因此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社交任务，借此机会可以同他谈谈话。

　　在去格伦奥拉的路上，我才知道他去农场的主要目的是去看一下他在另一个场合送给肯尼迪夫人的那匹马的情况。肯尼迪夫人很有礼貌地在一个临时直升飞机降落场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带到附近的马厩，那里有两匹备好了鞍的马在等待着客人。我发现没有给我准备马，不禁感到大为宽慰，因为我上一次骑马是在1941年圣安东尼奥的赛花游行 [ 译注：圣安东尼奥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位于圣安东尼奥河上。该城又称节日城，终年都有各种娱乐活动，以4月21日那一周纪念该州脱离墨西哥宣告独立的“圣哈辛托节”为高潮。在这一个星期的节日活动中，最突出的有瑰丽的赛花游行、夜间火炬游行、彩艇、列队船等项。 ] 期间，在荒废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对我能否策马驰骋是毫无把握的。

　　阿尤布也碰到了他的问题，这就是他的骑服问题，因为他是穿着黑色礼服来的。他的一位侍从预先料到会有此需要，拿来了一条白羊毛护腿套裤，这堪与好莱坞牛仔明星的媲美。阿尤布庄重地把这条护腿套裤套在他的条纹料子裤外面，跃身登马，同肯尼迪夫人并辔徐行，毫无局促不安之态，显然确信他穿的是正规美式骑马服装。

　　我在离开白宫之前最后的事情之一，就是向肯尼迪总统拜别。我知道在我迁往五角大楼而起的所有变化当中，我感受最深的乃是不能再和他每天联系了。我告诉他，我希望在我担任新职后能尽量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使我高兴的是，他让我不论什么时候觉得有必要就直接给他挂电话。对于这种殊遇，我是感激的，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特权。除非有最大的理由，任何人都无权硬缠着总统不放。

　　我向他提到了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未了事宜，尚未解决的对卡斯特罗怎么办的问题，有关北约组织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据我看，我们美国人过于听信俄国人反对这些武器的宣传，对于我们自己害怕会过早使用或者未经批准就随便动用这些武器的担心也考虑得太多了。结果，我们等于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使用战术核武器，即使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也不行。

　　作为临别赠言，我提到我对高级国务会议听不到军方意见感到不安。总统本人固然经常表现出他深知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需要听取军方的意见，但政府的最上层并非人人都采取如此的态度。要是军方的代表相当肯定地会提出不受欢迎的见解，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把他们排除在外。如果这种态度是出自过去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有所不满，我答应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军方的意见将是明确的、及时的，有助益的。我们握手告别。我回家后从箱底找出我的军装来。我是在1959年把这套军装收起来的，当时认为大概从此永远不会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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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披戎装·第十九

调整日益衰落的力量·第三十五

越南的教训·第三十四

即将卸任的顾问·第三十三

关键性的一年：1968年·第三十二

越南：1967年·第三十一

越南的当务之急：1966年·第三十

总统顾问·第二十九

结束使命·第二十八

新战略·第二十七

败局已定·第二十六

西贡的变幻风云·第二十五

任约翰逊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第二十四

灾难的秋季·第二十三

有限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第二十二

对古巴的隔离·第二十一

古巴——秘密危机阶段·第二十

赴西贡的使命·第十八

东南亚：1961年·第十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第十六

任总统的军事代表·第十五

古巴报告·第十四

猪湾事件·第十三

任陆军参谋长·第十二

朝鲜停战以后·第十一

随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第十

出任驻柏林美军司令官·第九

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第八

从“突出部”到贝希特斯加登·第七

阿纳姆战斗·第六

诺曼底总攻开始之日·第五

在意大利执行任务·第四

西西里战役·第三

为担任高级指挥官作准备·第二

一个陆军少尉的培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