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东汉军制的变化

2024-06-18 08:20 中国秦汉军事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十二、东汉军制的变化

作者：颜吾芟

出自————《中国秦汉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十二、东汉军制的变化

西汉后期，随着地主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导致原先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旧兵制日形破坏。东汉建立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此，光武帝刘秀采取措施，对旧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给小农以喘息的机会。因而东汉兵制较之西汉时期的兵制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地方军制的变化

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百姓虚耗、十有二存”，边境地区更是“靡有孑遗”，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刘秀决定“省兵减政”，对地方郡国兵进行了大规模的裁撤。其主要措施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省郡国专职武官一-都尉，并其职权于郡太守或相国，同时取消地方都试，郡国兵每年秋后不再进行军事演习;建武七年(公元31年)，罢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一常备军，士兵全部复员还乡，彻底取消了西汉正卒制度;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又“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完全取消了西汉的戍卒制度。

对地方郡国兵制的这种改革，不仅节约了国家庞大的军费支出，大大减轻了人民的军赋负担，而且也使东汉的兵力分布形成了“居重驭轻”的局面，地方无法反叛中央。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都尉一职罢省后，郡太守再无互相牵制的对立面，从此独揽一郡的军政大权，极易造成割据势力的出现;取消地方都试，虽减轻了服役士卒的负担，但是也降低了军队素质，造成军队战斗力差;取消正卒、戍卒制度，使郡国无常设之兵，一旦有警，无法迅速征集军队，而边境无当番守望之戍卒，一旦外敌入侵，也难以组织迅速有效的抵御。为了弥补罢省郡国兵的缺陷，光武帝以后诸帝又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主要有:第一、在各战略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从前番上的正卒。这种长期屯兵有:黎阳营，光武时置于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屯驻千人，以谒者领之，作为京师洛阳的屏障度辽营，明帝时为隔绝南北匈奴，置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象林营，和帝时为***南蛮，置于象林(今越南顺化);长安营、雍营，安帝时，西羌暴动,危及三辅，为此设长安营驻守长安，雍营守备三辅，屯兵于雍(今陕西凤翔);渔阳营，安帝时鲜卑犯居庸，设渔阳营以拒之扶黎营，安帝时置于辽东属国之扶黎(今辽宁义县东)。以后顺帝时海上人民暴动，东汉政府不得不加强沿海地区的守备兵力。西羌暴动，东汉政府又于魏郡、赵国、常山、中山设置616坞，河南通谷冲要33坞，扶风、汉阳、陇道300坞，派兵分驻。如此，各地屯兵大增，军费开支巨大，甚至超过了西汉郡国常备军的军费开支，与刘秀“省兵减政”的初衷适得其反。第二、发弛刑罪徒赴边戍守，以代替以前的边防戍卒。明帝以后，东汉边境多警，历届皇帝多次下诏发弛刑徒赴边戍守，有时甚至命刑徒携全家同往边境。徙边者皆由国家供给弓弩衣粮。第三利用匈奴兵守边。此举始于光武帝刘秀时。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头曼单于十八代孙、呼韩邪单于之孙比被南匈奴八部大人拥立为南单于，仍号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而袭其名号，并请求内附，“愿永为蕃蔽，扦御北房”。刘秀从五官中郎将耿国之议，同意其请。二十六年，“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田。

虽然光武帝刘秀在汉初即实行了罢省郡国兵，取消地方军的措施，但实际上终东汉之世，地方上仍存在着一些取消不了的军队，不仅如前所述的各要地的长期屯兵，而且遇有战事时，还要经常征发郡国兵，或由中央遣将指挥，或由地方长官统领。东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反抗不断，为***这些反抗，一些地区的地方长官手中遂经常保持一部分兵力，变成常备的地方军。由于东汉地方兵没有都试，缺乏经常的训练，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戍卒。到东汉末，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破坏，地方州郡长官纷纷发展自己的武装，使之成为私人队伍，造成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二)中央军制的变化

东汉中央直辖部队在形式上沿袭了西汉的南、北军制，但是在实际上有了很大变化。首先，东汉禁卫军中虽有光禄勋、卫尉等编制，但已无“南军”之称;其次，东汉全国各要地设置的常备屯兵部队，有一些是直隶中央的,如黎阳营、雍营、长安营。故东汉中央直辖部队也包括一部分地方驻军，而并非专指京畿驻军。由于地方郡国兵的取消，中央军成为全国战略机动部队，凡较大的战争，都要赖于中央军的出动。

东汉中央直辖部队不同于西汉的又一变化，是禁卫军人数的大大压缩。光武帝刘秀在大刀阔斧罢省地方郡国兵的同时，对中央禁卫军实行了“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微候之职”的措施，削减其兵力。

“内省营卫之士”，指压缩光禄勋、卫尉所属的郎卫、卫士的员额。据陈傅良《历代兵制》:“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户即主户卫的户郎，骑即主出入骑从的骑郎，车即主御车的车郎。户郎、骑郎、车郎及羽林兵的主将均被罢省，其员额肯定有所压缩。另外，卫尉属官中罢省了旅贲令，其职并入公车司马令，显然下属卫士也相应压缩。

“外罢徼候之职”，指压缩、裁减北军的编制。据《历代兵制》:“北军并胡骑、虎责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中垒即中垒校尉。西汉北军八营，东汉时胡骑并入长水、虎贲并归射声，又以北军中候代替原中垒校尉，北军中候只监军，不直接领兵，原中垒校尉属下本营兵也被罢省，如此，仅剩五营，兵员大为减少。变化后东汉中央军制如下:

1、中央禁卫军的兵力配备

光禄勋属下部队有3虎贲中郎将所统虎贲郎1500人，“无常员，多至千人”，“皆父死子代”;羽林中郎将所统羽林郎128人，“无常员”,时有增减。其兵源，光武时“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后多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中选补羽林左、右监所统羽林左骑800人、羽林右骑900人，其兵员一般从北军五营中选拔，待遇低于虎贲郎和羽林郎。

卫尉属下:南宫卫士令统“员吏九十五人，卫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军卫士令统“员吏七十二人，卫士四百七十一人”左都候统“员吏二十八人，卫士三百八十三人”;右都候统“员吏二十二人，卫士四百一十六人”;七宫门司马下属约七百人。共二千七百人左右，较之西汉南军卫士一、两万人相差悬殊，且东汉卫士多来自洛阳附近的固始(今河南临泉)、鲷阳(今河南临泉西)、公安、细阳(今安徽阜阳北)四县所谓“农野谨钝之人”，而非西汉时由地方郡国兵番上。卫士役期满后，东汉皇帝也如西汉皇帝一样，亲临赐宴，问候疾苦。

东汉执金吾(中尉)不再统领北军，其属下仅缇骑(骑兵)二百人，持戟(步卒)五百二十人，任务是警卫宫城之外，洛阳城门以内，“月三绕行宫外”。缇骑多为富家子弟，执行任务时“舆服导从，光满道路”，威武彪俊，华贵无比，为时人所欣羡，连光武帝刘秀都曾感慨道:“任宦当作执金吾”。与缇骑形成鲜明的对比，持戟多出身寒门，不如缇骑那样光彩夺目。缇骑、持戟均非征发而来，系招募编成，这一点也与西汉不同。

东汉北军仅指西汉武帝时扩建的八校尉军，但已压缩为五营，由五校尉分统，兵员为三千余人，远远低于西汉时的数万人，其中屯骑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越骑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步兵校尉之下“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长水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射声校尉之下“员吏(一)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其兵士最初系由刘秀的元从士兵改编而成，以后父死子继。而长水校尉所属乌桓胡骑，很可能就是原刘秀手下的渔阳突骑。另外，安帝时，因国用不足，采纳群臣建议，凡“吏人入钱谷”者，可据数额得力关内侯以至五营士。这样，北军中又增加了大量“商贾惰游子弟”，他们大都是洛阳人，故《九州春秋》曰:“五营士生长京师”，这与西汉北军多来自三辅地区也完全不一样。

东汉中央禁卫军不仅兵员较之西汉时大为减少，而且素质也大为下降，战斗力远远不如西汉禁军。以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所属郎官为例，西汉时多系武士，能征善战，而东汉时则多从孝廉、博士弟子等文士中选拔，作侍从文官，不能上阵征战，地方官吏有缺，常从郎官选补。其余各军在东汉前期虽多次投入战斗，取得过一些胜利，如北军五营曾从窦宪伐北匈奴，取得很大胜利”，以后又曾与左、右羽林骑随邓鸿、何熙***南匈奴，及随邓骘、马贤、张乔等***西羌，均取胜，但也时有败绩，战斗力不是很强。以后，中央禁卫军越发不习于兵，忘战日久，至东汉末已毫无战斗力。

2、八关都尉军和西园军的设置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洛阳震动。灵帝急忙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并置八关都尉一职，领军驻守洛阳四周的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今河南洛阳南)、大谷(今河南偃师南)、(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河南洛阳北)、孟津(今河南孟津)等8关，受中央直接指挥，防卫洛阳外围。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随着中央军的日益衰败、以及宦官、外戚争夺兵权的白热化,东汉中央直辖军中又增设了一支由宦官小黄门蹇硕总领的西园军，由八校尉分统，担任洛阳的防卫和出征，其士兵多出于招募，但当时东汉王朝已经日暮途穷，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洛阳及附近地区，故八校尉军士兵的招募多在这些地区。西园八校尉军设置后，宦官、外戚各控制了一部分军权，互不上下，斗争更加激烈。六年，寒硕被下狱死，军权又集中到大将军何进之手。但不久，何进又被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玮等袭杀。董卓进京，吞并了这些部队，东汉政府从此名存实亡。

(三)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

1、中央军事统御机构的变化

东汉前期，皇帝是全***政的最高决策者，国家的各项军事制度、战略方针、重大战役的部署、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等，均须由皇帝作出最高裁定。但是，自和帝以后，诸皇帝多年幼，皇太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执掌军政大权。有关军事的决策名义上虽仍以皇帝诏令等形式发布，但实质已不具有最高权威性了。

东汉中央军事统御机构，在光武帝刘秀时，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进行了一些调整。

东汉建立后，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不信任大臣，以设在宫中的尚书台为国家政务中枢。尚书一职在秦和西汉时不过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掌殿中传达诏令等事。因其接近皇帝，为皇帝近臣，故多为皇帝亲信。以后逐渐参预政务，至武帝时，地位渐重，其职权扩大到替皇帝裁决并下达章奏。成帝时设尚书5人，开始分曹办事。刘秀时扩充为尚书台，名义上仍属少府，实际上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官员，不仅参预机密、受理章奏、起草和宣布诏令，而且参与国防、战略的各项决策。尚书台成为东汉中央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御机构。

东汉时，太尉的职权较之西汉时有所扩大。西汉后期，大司马(太尉)名列三公之首，为首席宰相。东汉改大司马复称太尉，仍为三公之首，领导中央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由于地方郡国兵的罢省，太尉的实际军权不重，东汉皇帝对太尉的戒心远不及西汉。因而东汉太尉与西汉太尉(大司马)名同实异，职权较重。而且属官也较西汉大大增加。有“掾史属二十四人”，分为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等，其中尉曹“主卒徒转运事”，兵曹“主兵事”，与军事有关。另外还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东汉九卿分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归太尉直接领导。东汉太尉虽为外朝官领袖，但加“录尚书事”也可预政，有时甚至统领尚书台，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东汉皇宫宫殿门户的宿卫仍由光禄勋负责，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左中郎将，“主左署郎”;右中郎将，“主右署郎”;虎贲中郎将，“主虎贲郎习射”;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羽林左监，“主羽林左骑”;羽林右监，“主羽林右骑”，以及驸马都尉、骑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等。“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卫尉仍“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其属官有: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南宫卫士令，“掌南宫卫士”;北宫卫士令，“掌北宫卫士”;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另外还有七宫门司马，即南屯司马、仓龙司马、玄武司马、北屯司马、朱爵司马、东明司马、朔平司马，分主南宫平城门、东门、玄武门、北门及北宫南掖门、东门、北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之，本官长史为封启傅;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1)。

东汉京城洛阳的警卫虽仍名为执金吾负责，但实际上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及北军五营士等都参与京城的警备，因而其职权大为缩小，仅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12)。手下数百缇骑、持戟更多的意义是示威显仪。其下属还有武库令一员，负责保管中央武库中储备的武器装备。

东汉北军不属光禄勋，而直隶皇帝，以北军中候掌监，秩六百石由五校尉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分统。五校尉均为比二千石吏，互不相属，共同担负京城守备及车驾扈从的任务。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争斗激烈。灵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控制北军五营、羽林军，宦官遂创建西园宿卫禁军，设八校尉分统，称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从此，宦官、外戚分掌兵权，互不相下。

2、将军制度及作战部队的统御

东汉中央也置有若干将军，“掌征伐背叛”，以大将军为长，以下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均位比三公。另外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等。东汉前期将军之职并非常设，临战由皇帝亲自任命，战后即罢。如光武时，吴汉以大将军任大司马之职，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另有前、后、左、右等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即位之初，以其弟东平王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以公上”，数年后罢。章帝时，西羌反，以其舅马防为车骑将军征讨，还军后即罢。和帝时，也以其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班师后升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师后免去大将军官号。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又以其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讨，班师后也升为大将军，地位与窦宪相同，但数年后也罢去官号。自安帝以后，“政治衰缺”。始以其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置不罢，为朝廷中的最高长官。顺帝时，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地位尊宠。甚至规定，大将军上朝，由谒者在前引导。并“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大将军之下，有长史、司马各一员，司马主兵，职如太尉;从事中郎二员，“职参谋议”,以及“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另据《东观书》:“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

除上述将军外，东汉还有大量杂号将军或大将军，如强驽将军、积驽将军、楼船将军、越骑将军、虎牙大将军、征西大将军、横野大将军等等，多系临时设置。

将军所统作战部队的编制为部曲制。部以上为军，不定编，长官即将军。部也称校、营，是作战部队的基本建制单位。东汉大将军领五部，每部以校尉为长官，助手为军司马。部下为曲，曲以军候为长官。曲下有屯，长官为屯长。部校尉有缺，由军司马代统。军司马的副职有军假司马、假侯。“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其余将军“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

3、地方军事统御体系的变化

东汉县以下军事领导体系与西汉相同，仍由县令(长)、县尉统领一县军队及管理军事。

郡一级，因郡都尉的罢省，郡守的军权相应增大，超过西汉，故东汉郡守亦称郡将，其拥有一郡的军事领导、管理和军队指挥权。东汉前期，常以边郡太守领兵***少数民族的反抗。黄巾大起义爆发后，郡守为保守领地,多自行募兵和调动军队，又有了募兵权和发兵权，使虎符发兵制度破坏殆尽，也使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东汉地方军事统御体系最大的变化是，刺史(州牧)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秦及西汉地方行政单位实行郡(国)县两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秦监御史监郡制度的基础上创刺史监郡制度，全国除京畿外划分为13个监察区一州部，由中央各派刺史监察行政。成帝时更名为州牧。终西汉之世，十三州部仍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王莽当政，依《尚书》设12牧。东汉初循而未改。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改州牧为刺史，仍置十三州部，但其一属司隶校尉，故刺史为12人。刺史皆置府辟佐吏，有别驾、治中诸从事，并被授权可独立处理郡国事务，甚至可以对郡守、国相躬行赏罚，较西汉刺史权力大增。顺帝时，又把幽、并、凉3州刺史的督察范围从郡守、国相扩大到县丞、县尉一级。东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反抗加剧，刺史常领兵***各族人民的反抗，逐渐掌握了兵权。到东汉末，刺史监察地方的作用终于消失，刺史成为凌驾于郡守、国相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下令改刺史为州牧，选朝廷重臣出任，从此州由监察区正式转变为行政区，地方军事统御体系也形成了州、郡、县三级体制。东汉州牧的设置为地方武装割据提供了便利，以后不少州牧都变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

(四)募兵制的盛行与私家武装的发展

自光武帝刘秀实行罢兵政策后，东汉的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及西汉的普遍征兵制逐渐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东汉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临时组建的军队或长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营、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来。

东汉的募兵制与西汉有很大区别。西汉募兵制是作为征兵制的辅助和补充，召募的士兵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勇之士，战斗中往往以一当十，战斗力极强。而东汉的兵役制度由于以募兵制为主要形式，对于应募对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复杂，多以社会散闲人员、无业游民为主，也有农民、商贾、少数民族男子，甚至还有死刑囚徒，如度辽营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这些人组成的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而且军纪败坏。

东汉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财物诱引。最先采用这种手段的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初起兵时，因兵少问策于任光，任光建议道:“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这种思想，影响了东汉历代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应募当兵，他们往往支持、纵容兵卒劫掠财物。而许多应募从军者，也往往意在掠夺他人财物，而无心作战。如此，募兵虽多，但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东汉募兵的其他手段，还有以免除赋役为条件召募士卒的。如东汉末军阀混战时，孙策初入江东，即以“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为条件募兵2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社会上出现为数众多、无所归依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自托于营伍，走当兵吃粮之路，这样也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证。

东汉募兵战斗力差，除成分复杂、素质低、军纪败坏等原因外，还有，募兵制往往是应急性临时招兵，士卒平日未经军事训练，不习骑射，长期屯兵虽为职业军人，但终身从军，当兵时间很长，“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样使军中存在着大量病老赢弱之卒，战斗力自然日趋低下。由于上述原因，东汉的军队无论对外族作战，还是对内***反抗，常常胜少负多，“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东汉募兵制的盛行，最严重的弊病是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方便。东汉前期，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官吏拥兵不多，募兵须由中央下令。中期以后，随着皇权的衰落、募兵制的发展，各地军政长官纷纷自行召募士兵，组建军队，到东汉末，这些军队均成为他们自己的私家武装，使之得以割据称雄。

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乘机大肆发展自己的私家武装。豪强地主组织私家武装，早在新莽时就出现了。当时为了抗拒农民起义军，各地豪强地主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和依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一一部曲，或筑垒自保，或骚扰乡里，或拥汉反新。刘秀起家的基本骨干多系南阳、河北拥有私兵的豪强地主，如刘植、耿纯等，他们加入刘秀的军队后，仍保有原来的部曲，死后则由其子继统营众。东汉建立后，刘秀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换取这些功臣放弃军权，解散旧部。对其余各地的私人武装，刘秀采取武力***与安抚并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渐转入隐蔽、非常设的形式。如豪强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中，于每年春秋，青黄不接或寒冻将至时，召集依附农民，“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这种非常设定期召集的私兵，由于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实现国家***方面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而得到了东汉政府的默许。有时甚至准许地主官僚将其家兵组成正式军队出外作战，如灵帝时，“交阻部群贼并起，牧守顿弱不能禁”，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朱任交趾刺史，即从本郡简募家兵从征，会同其他部队，“旬月尽定”。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官军兵源、军费均告匮乏，战斗力又差，无力***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东汉政府允许各地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投入***，从此豪强地主的家兵成为公开的常设的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它们在***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黄巾起义被***下去以后，它们迅速转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所依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五)对少数民族地区军事控制的加强

东汉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北方的匈奴，西北的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的乌桓、鲜卑，西南的诸夷等。为了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东汉政府沿袭西汉时的措施，派驻一些长设的军事将领，领护其民，以加强边疆防务。

东汉时，匈奴仍为边疆强族，对东汉王朝威胁最大。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亦称匈奴中郎将、护匈奴中郎将或中郎将)一职，持节出使，监护南匈奴，统领其军队。属官不固定，随事而设。另外，为了避免南、北匈奴勾结反汉，隔绝其交通，明帝时又置度辽将军一职，“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统领屯驻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的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共同主持北方防务。

对西北的诸羌，设置护羌校尉一职。该职始置于西汉武帝时，王莽时罢。东汉初，班彪建议复置，于是光武帝刘秀乃“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监护西羌，统率归附羌族军民，协掌西北防务。

在西域地区则沿置西汉时的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政府重新控制西域后，置西域都护，统西域五十余国，为该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属官有西域副校尉、西域长史等。但有时仅置西域长史，不置都护。安帝以后均以长史行都护职，至灵帝时连任不绝。长史驻地不一，一般常驻疏勒、伊吾、柳中、于阗等地，统领各国兵民。戊己校尉也为驻西域的军政长官。始置于西汉元帝时，驻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东)，掌戍守西域及屯田事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复置，“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与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共同主持西域防务。

在东北地区置护乌桓校尉(亦称领乌桓校尉)。西汉武帝时已设此官。王莽时罢。东汉初复置，监护乌桓，“并领鲜卑”，统率乌桓、鲜卑军，协掌东北边防。

以上这些军事官职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但是，由于东汉王朝沉重的赋役征发，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经常反叛暴动。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发展强大起来后，也时常侵扰东汉疆土。

更新于：5个月前

十二、东汉军制的变化

十八、结语

十七、东汉的军事思想

十六、东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及失败

十五、东汉与西羌的战争

十四、东汉统一西域的战争

十三、东汉攻灭北匈奴的战争

十一、光武帝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

十、西汉的军事思想

九、西汉末农民起义战争

八、西汉通西域的战争

七、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六、西汉的军事制度

五、西汉初期巩固政权的战争

四、楚汉战争

三、秦代的战争

二、秦代的军事制度

一、秦汉军事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