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第十六

2024-10-08 08:03 剑与犁战争通史繁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第十六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肯尼迪总统在努力加强美国对付颠覆叛乱的准备时，还面临另一面的战争阴影的紧迫威胁，这就是赫鲁晓夫宣称要按他自己的条件一劳永逸地了结柏林问题。1961年6月，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晤时重提他在1958年发出的威胁，即与东德签署一项和平条约从而在法律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项条约将终止战胜国四方在柏林享有的特权。西柏林将被划为一个其四周均为这个共产国家包围的自由城市，而它与西方的交通联系则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赫鲁晓夫宣布他打算在1961年底实施这项计划，从而一劳永逸地拔掉柏林这根卡在“俄国人民喉咙中的骨头”。这是蓄意加剧这场危机。此后不久，他在7月份表示俄国将暂时停止执行前已宣布的武装部队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计划，并把苏联国防预算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面临着这个最后通牒，肯尼迪接受了这一挑战，认为它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美国对盟国作出保证的神圣义务。他开始执行一项紧急计划以加强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便对付这一威胁。此后数月，在多次讨论这些行动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观察和评价肯尼迪总统对运用军事力量来支持外交政策的观点和态度。

　　首先，他是一位真诚的改革家，认为有必要以灵活反应战略来取代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经常表示，他认为，在同共产主义世界进行不可避免的力量竞争中，需要有多种选择余地。他希望他的顾问向他提出尽可能多的供他选择的办法。这种要到最后关头才作出决定的愿望有时会引起麻烦，例如：在古巴旅登陆前二十四小时才作出撤销登陆决定就属这种情况。当然，对一位负有巨大责任的国家元首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肯尼迪是一位历史书籍的热心读者，他对巴巴拉·塔奇曼 [ 译注：巴巴拉·塔奇曼，美国作家，生于1921年1月，他的《八月的炮火》在1962年出版，获1963年普利策奖。 ] 所著《八月的炮火》一书的印象极深，他经常引用该书来证明将军们在危机中总是主张采取单打一的解决办法，使得政界领导人只能在要么什么行动也不采取或要么接受一项不灵活的战争计划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就束缚了政界领导人的手脚。在他所读的塔奇曼的书中，正是由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所制定的动员计划都是不可改变的，才使得外交官不可能防止1914年的世界大战。

　　我在反驳时显得软弱无力(在与一位总统争论时人们决不可能把全部力量都用出来)，我说，如果政界领导人以充分的才智运用政治手段避免诉诸于战争的话，将军们决不会有机会使政界领导人陷入迷途。此外，政界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应充分注意他们的武装部队的计划和能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对将军们在危机中能够做些什么或不能够做感到意外。我还要说，近代的美国政界领导人并不是经常掌握美***队在这方面的情况的，因此，我希望在他的政府执政时，情况不会是这样的。

　　总统对军事领导人所提出的军事要求有怀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众所周知，军人希望“月亮都有设防”。虽然他在1960年竞选中，曾经利用所谓的导弹上的差距，并把它当作大棒打击共和党人，但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依次看了一下坐在内阁议事室的与会者，并且奇怪地问道：“谁相信过什么导弹差距？”只有我会举起手来表示同意。但是，不论他对其他问题有什么怀疑，他还是认识到需要增加常规力量，特别是在赫鲁晓夫重提柏林对抗的问题后；实际上，在1961年和1962年，他经常要求麦克纳马拉部长在加强这些力量方面应比这位部长本人所想做的还要走得快些和远些。

　　至于战略核武器，他承认必须拥有足够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但就数量和类型而言，他让麦克纳马拉去决定足够的含义是什么。使我遗憾的是，他几乎没有看出小型战术核武器的前景；而我认为，战术核武器在常规战争失败和升级而使用战略核武器之间提供了另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我争辩说，战术核武器之使用可以按目标、毁灭性以及对平民的危害等方面而异。特别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我们的盟国不能或者不愿在非核力量方面付出和华沙条约国家所付的同样代价时，战术核武器提供了一种手段，来击退占优势的常规部队的猛攻。

　　虽然我的论点未能说服总统，但是他并不反对制定应急计划，其中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不过他怀疑，一旦在战场上使用了核武器后，能否防止核战争的扩大；他还同意他的一些顾问的意见，认为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已经太多了。然而，他承认，在总是怀疑美国必要时能否以核武器来加以保护的盟国的众目睽睽之下，要撤走这种武器，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肯尼迪对重新武装我们自己和盟国以对付柏林威胁问题所持的一些看法和偏见。虽然他不愿让别人看出他显得慌张和过分紧张，但是，他明确表示，他希望在短期内加强力量的工作能取得具体成果。尽管他拒绝了迪安·艾奇逊提出的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建议，但他同意艾奇逊的下列主张：迅速加强我们的非核力量，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在柏林问题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加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军事态势。但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以低调进行，虽然不要声张，但又要以一种预料可能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影响的悄悄的决心进行。

　　麦克纳马拉部长以总统发言人的身份，于1961年7月31日向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说明了总统之所以采取此种行动方针的理由：

　　我们当前建议采取的措施要实现的短期基本目标是，扩大军事上可供选择的办法的范围以及它们将产生有关的威慑影响和政治影响。这有着双重目的：遏制苏联把柏林危机推到发生冲突的地步；同时能较好地对付可能要发生的任何冲突。我们期望我们的欧洲盟国会愿意相应地增加他们的力量，这样我们的一致努力就能产生充分作用，并且可以显示出我们联盟的团结一致……。

　　虽然柏林是当前注意的焦点，但是，这些措施也是针对***在全球的威胁和压力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在东南亚面临的危险局势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突然发生麻烦的可能性。我们所谋求实现的、并且要迅速实现的，就是使我们军事部门作好最充分的准备，以便用适当的部队和足够的力量对***在世界任何地区发动的任何武装侵略迅速作出反应，同时在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今后局势发展之前，要保持这种态势。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地预见到今后数月事态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目前提出的增加力量的作法是否必须持续进行下去。

　　这段话讲得很强硬，听起来极象重申1947年杜鲁门主义，并再次表示了要抵制***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动的侵略的决心。麦克纳马拉在另一次国会的意见听取会上进一步强调了肯尼迪政府所持有的军事安全的广泛概念。他说，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必须适当地加以训练、装备和部署，以对付从游击战到大规模有限战争的各种战争。”

　　要让总统作出决定并有实际内容，就需要整个政府、特别是国防部付出历时数月的不倦努力。总统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在预算上不能给军事方面所从事的工作规定最高限额，但我们应当愿意支付安全所需要的任何费用。因此，他不久获得了幅度为五百亿美元的年度军事预算(而他的前任只有三百八十亿美元)，并且可以对付黄金日益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不能不回想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弗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警告。他说：美国人民不会再忍受制定一个三百八十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由于肯尼迪总统使美国人民认识到柏林危机的现实，他们接受了他增加开支的预算而毫无怨言。

　　虽然麦克纳马拉是推动加强军事力量的主要人物，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似乎不愿长期地增加部队，但坚持搞一个临时的扩充计划。一直到1961年11月，他才批准把陆军从十四个师扩充到十六个师，而且还是在得到肯尼迪总统本人坚持这样做的暗示后才批准的。但是，与此同时，他规定陆军人数的最高限额为九十六万人，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要保持十六个作好战斗准备的师就需要大约一百万人。

　　甚至在扩充兵员的工作顺利开展之前，麦克纳马拉部长就开始制定裁减军队的计划。促使他这样做的一个外部因素是，我们在海外的美元开支太大而造成使人不安的黄金外流。为了帮助总统减少黄金外流，麦克纳马拉作为海外美元的主要耗费者，以他通常的大刀阔斧的作风带头行动起来了。当他计划要削减我们兵员的消息开始在华盛顿和我们在海外的使团中传开时，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在欧洲。诺斯塔德将军、我国驻波恩的大使、我国驻柏林的首席代表都对这种明显改变美国政策的做法及其对北约组织的盟国和柏林的士气的影响特别感到不安。

　　我和总统在1962年1月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指出了过早地裁减兵员可能产生的后果。我建议他发出新的指示，要国防部把我国驻欧洲部队的人数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并命令国内的战略后备部队处于战备状态，以便可以迅速派到国外部署。虽然我感觉到总统倾向于接受这项建议，但是，同时他也不愿拒绝他的国防部长的计划，他只是询问麦克纳马拉准备如何满足建立十六个陆军师所需的人员要求。由于总统提出了上述问题，于是在春季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结果是对计划作了一系列的修改，但裁减陆军的决定还是保留，虽然生效日期由7月推迟到9月。

　　在这段时间的初期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所有新上台的政府都会产生精神上的影响。当我还在对猪湾事件进行调查时，我看到了总统在196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特别咨文中的一段话，我有点惊讶。这段话表示他将指示改组陆军师的编制以提高常规火力和战术机动性。他还宣布，陆军可望有十个后备师在接到通知八个星期内就可以作好战斗部署。当我对这些话的背景进行调查时，我发现这段话是由国防部十分随便提出而写入总统的讲话稿中的，并以此作为说明新政府提倡革新的事例。

　　我的初步反应是，总统是受人影响而发表这个谈话的，这会给他以后带来麻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提出改组陆军师的提议，因为仅仅在数年前，我当陆军参谋长时才进行过审慎的改组。由于对师的编制作任何重大的改变都会影响整个陆军的战术、训练、装备和后勤，进而影响到陆军的战备状态，因此要改变它就必须有最充分的理由；可是我不知道上次改组之后不久又发生过任何事情可以证明采取这个行动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提高后备师的战备状态，我坦率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后备制度中有许许多多的内在障碍，不可能在八周的时间内就作好战斗准备。

　　我去找肯尼迪总统，说明了我的保留意见，并强烈要求他制止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直到他有时间对这些问题作了调查后再说。结果总统向麦克纳马拉部长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由我起草的有关师的改组以及提高后备师战斗状态计划的一系列问题。这个备忘录在五角大楼引起了轰动，那里没有任何人对总统提出的问题立即作出回答。那些负责官员为了寻找一些巧妙和新鲜的东西来粉饰总统的讲话，已经大大超越了按步骤进行计划的程序。事实上，一直到1963年1月才最后批准改编师的建议，而后备部队在八周内作好战斗准备的规定也因无法实行而终于被放弃。

　　虽然肯尼迪在改进我们自己的军事态势方面相当迅速地取得了进展，但要在他的北约组织盟国中激起同样的紧迫感并获得同样的效果，那就要困难得多了。在欧洲，对增加常规部队全然缺乏热情，它耗资巨大，而且不受选民的欢迎。政治家们一想到用征兵制来增加步兵就不寒而栗，而经济学家们也舍不得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抽调人力。十年来，美国的发言人对原子武器的威力所作的夸大的说法，已经被欧洲人十分欣然地接受了，而现在又要求他们支持很快就被称之为美国的新战略。

　　事实上，按照肯尼迪的意图，这并不是什么美国的新战略，只不过是不再把重点放在过去的北约组织核战略上。总统同意有必要把西欧的防御扩展到铁幕边缘，以消除西德的疑虑，因为一旦战争发生，这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内遭到的损失会最大。但他不愿意把防务交给地面部队的地雷拉发线，因为如果它被敌方的一个侦察分队突破，那么唯有选择投降或作出核反应。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困境，美国建议发展充足的地面部队力量，以挡住侵略者相当一段时间，足以使双方能取得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让入侵者有一段时间来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

　　不幸，这个新的美国战略提出的方式肯定会受到欧洲的最大限度的抵制。在肯尼迪政府初期，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地位比较低的官员对于改变或至少改革北约组织的以核武器为重点的战略抱着象传教士那样的狂热，他们寻找各种借口去欧洲。他们在北约组织各国首都访问期间，解释肯尼迪战略，但是，这样做却使欧洲人对美国动机长期存在的怀疑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他们还激怒了在欧洲负有责任的美国官员，如诺斯塔德将军，因为驻欧官员不得不忍受这些访问者造成的后果。

　　华盛顿十分难以缓和由于在北约组织军事战略上越来越多的争执而在盟国中引起的紧张局势。为了寻找办法来缓和紧张局势，国务院中一群研究北约组织的专家被下面这样一种可能性强烈吸引着：即建立一支由北约组织自己拥有并使用的核力量，以此来消除对美国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人的疑虑，特别是使德国感到它也参加了欧洲核防务。为了抑制德国渴望得到本国的核武器的愿望(人们担心法国可能向他们提供这种核武器)，后一点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

　　我逐渐明白有关建立一支北约组织的多边核力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一批数目不定的美国北极星潜艇售给北约组织，它们配备的核导弹要置于美国监督之下，并且由该联盟所有成员国或者大多数成员国派出的人员操纵。这些导弹同援助北约组织的其他核武器一样，只能根据同样的基本规定，即要得到美国总统的同意，才可以使用和发射。

　　在我看来，这种形式的多边核力量就象是一个其政治价值令人可疑的骗局和一种军事怪物。看来难以令人相信北约组织各国会支付购买以及使用潜艇时势必要拿出的大笔款项，特别是由于使用潜艇上的武器还要受美国的左右。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的有经验的海军军官，都对由多国人员混编在一起操纵核潜艇的想法感到十分吃惊。他们强调，象装备有弹道导弹的潜艇这样一种复杂的武器系统，要求经过高水平的训练和具有精确的操作水平，并且坚持认为，试图让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完全不同，而且口操不同语言的舰员来操纵这样一艘潜艇，那是愚蠢的。

　　为了解决针对多边核力量中关于潜艇方面的批评，支持这项建议的美国人最后提出一项变通办法，建议以水面舰只代替潜艇。这一改变减少了开支并消除了海军对出售潜艇的一些反对。我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安德逊海军上将作了让步，认为新的主张可能是可行的，蒙巴顿勋爵也缓和了对多边核力量的潜艇部署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风浪平息了，由于国务院中的多边核力量支持者和五角大楼的反对者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之间也恢复了较为和谐的关系。他们同意派遣一个由国务院和国防部人员组成的小组，赴北约组织各国首都访问，以说明有关水面舰只的主张，并了解盟国的反应。

　　在整个这场辩论中，肯尼迪总统力图保持独立的超然立场。他仔细听取同意和反对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论点，他对其目标表示同情，但承认许多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他一再坚持，他不想把多边核力量作为一项美国建议提出来。它只不过是用来解决北约组织核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办法，这样一个办法如果，而且也只有在欧洲国家有力地支持并且首先实现了北约组织常规力量的目标的情况下，美国才会予以支持。

　　不幸，由于支持多边核力量的美国人极其热衷于这个主张，他们立意要向麻木不仁的欧洲人兜售这个想法，他们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使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具有了美国制造的印记，而这却是一个致命的不利条件。只有一些德国人对此极感兴趣——但这远远不是德国领导人的一致看法。结果，这一计划尽管从未被拒绝，但也渐渐地销声匿迹了，不过它却留下了美国人提出的一项建议遭到了拒绝的印象。

　　正当北约组织的堡垒在对这些内部问题进行辩论时，柏林遭到的威胁迫使北约组织的领导人去注意堡垒外面的敌人。虽然从地理上来说，柏林不在北约组织联盟管辖之内，但美国、法国和大不列颠作为占领国对其防务是负有责任的，而且柏林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都可能影响到整个联盟。

　　在1961年这一年中，三国迅速地制定计划，准备应付可能对柏林及其交通线发动的攻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它要求对柏林经常持不一致态度的三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意见。英国显然不想冒战争危险来保住这个城市，而法国却令人惊异地积极抵制赫鲁晓夫的威胁，这倒不是因为法国更愿意为柏林担风险，而是因为它更为相信赫鲁晓夫在进行讹诈。同时，肯尼迪总统真诚地认为柏林问题对美国安全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重要的。由于三国政府之间存在这些不同意见，因此就没有作任何努力来争取有关柏林防务的方案获得正式批准，如果它们中任何一个政府事先表示愿意承担执行任何计划的义务，那么计划本来可以决定的。在三方审议之后，所有的计划都作为说明对可能出现的侵略行径可能作出的军事反应的文件而束之高阁，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8月13日，在为保卫柏林而作这些准备时，建立柏林墙的准备工作也在着手进行，它使西方感到意外。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东德的人力经柏林大批流向西方和***的首脑们对人力的继续外流极为忧虑；但据我所知，美国或北约组织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负责官员都未曾预见到或者甚至是暗示会出现建立柏林墙的可能性。实际上，我本来会认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在柏林中心地区建立这堵禁墙，从而暗示在它后面是一个集中营，这种做法似乎是一种特别不愉快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知道，至少现在是知道了，尽管***人重视宣传，认为它是冷战的一种武器，但当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而认为有必要采取赤裸裸的实力行动时，国际舆论是不能制止他们这样作的。柏林墙、对匈牙利起义的血腥***以及运用军事力量来消灭捷克的异己，都是说明这一事实的例证。苏联人采取这种强硬行动时，也不感到害臊，而我们在试图用偷偷摸摸这块遮羞布来掩盖我们在指挥猪湾行动中的作用时却羞羞答答，这两种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柏林墙事件发生数月后，肯尼迪总统询问，在他的顾问中是否有人曾提出一开始就推倒柏林墙的建议。回答必然是否定的。事实上那几天并无墙可推。苏联在8月13日的行动仅仅是宣布对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点加以限制以及派驻东柏林警察来实施这些措施，随后在8月23日第二次发表声明，宣布减少交通点，并限制西方盟国只能在腓烈特烈斯特劳斯这样一个地方通行。本来在一开始可以采取的可能最好斗的行动就是无视有关交通的规定。

　　我为总统调查此一问题时，在记录中未发现任何材料说明他的顾问曾要求使用武力来反对8月13日的限制。开始时，这些限制措施被认为仅仅是为了控制难民外流而采取的新步骤，因此，也就不一定会引起反对。但是我个人认为，要接受8月23日的行动那要难得多，因为它是明确和公开针对盟邦占领国的。它同限制难民外流毫无直接关系，而且看来，它是东德人采取的一个蓄意行动以侮辱盟国，并进一步破坏了在柏林墙筑起来时就大声呼吁盟国对这座墙采取行动的西柏林人的士气。如果我们对这一挑衅行为不作出反应，那么今后就难以抵制东德人在公路、铁路以及空中对盟国的行动作进一步的限制了。

　　由于这些可能性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便向总统建议，他可考虑采取两个行动。第一个是由西方国家宣布，对这些限制，它们将不予置理，并将在它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越界进入苏占区。第二个是由西方驻军司令官通知卡尔霍斯特的苏联驻军司令，他们将在某个时候拜访他商讨此一问题，他们将不从腓烈特烈斯特劳斯而从另一个地方越界。在确定对方收到此通知后，他们将去这个地方越界，除非由于优势的武力迫使他们返回。虽然第二个行动要担当某些风险，但它却提供破坏东德人的主动性运动规律的可能性，并遏制以后更危险的挑衅行为。

　　总统要求他的顾问对这些建议发表意见，他发现他的顾问对这些建议都很冷淡。甚至连一向支持采取积极行动的美国驻柏林代表团也持否定意见。因此，在柏林墙刚建立时，我们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再派遣一支约一千六百人的战斗部队去增援柏林驻军，由约翰逊副总统去柏林访问以及克莱将军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返回柏林，并暂时驻留在那里。

　　为了使我能在解决北约组织的这些问题中更好地帮助肯尼迪总统，我决定去北约组织国家访问，这是我重新服现役后对这些国家的第一次访问。在1962年3月的两周中，我访问了北约组织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主要活动中心。回国后，我向总统汇报了我离开欧洲将近三年后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东西。它们分别列入下面三个题目：法美关系处于低潮，德国核武器问题、北约组织对美国新战略的态度。华盛顿长时间来一直在考虑这三个问题，因此存在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是，从现场观察这些问题，看上去却有所不同。

　　关于我们与法国的关系，法国高级官员对我们拒绝援助法国的核计划、对我们无缘无故把不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他们的非核导弹和核潜艇方面公开表示强烈不满。同我谈过话的每一个官员——不管是美国官员还是欧洲国家的官员——均完全相信不管要花多少钱，不管美国如何反对，戴高乐将军仍将执行他获得核武器的计划，如果遇到不可克服的技术问题，他可能转而求助于德国。在我看来，我们要么继续拒不援助法国，要么设法谈判一笔交易，在原子弹问题上给予援助以换取法国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后一种办法可以采取扩大法国在北约组织中的合作的形式；或者在他们的核武器可以使用时把其中的一些交给北约组织的多边核部队使用；或者使法美关系完全正常化。虽然这样一种交易，预料几乎不可能使戴高乐变为一个感恩戴德的合作的盟友，但它却可以促使他停止他有时喜欢对北约组织的机构进行的某些破坏活动。

　　在德国，我发现有充足的事实，说明有必要再次向该国保证，我们打算支持北约组织的前沿战略，这的确将保护它的易受攻击的城市，如汉堡和慕尼黑。德国人听到关于保卫这些城市的前沿战略的谈论已经够多的了，但实际上却没看到拿出什么力量来。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心并加强他们同北约组织的联系，看来有几种可能性是值得加以考虑的。首先是更改北约组织的多边核力量的主张，使之能立即可以实行。我以为通过部署现有的美国和英国的核武器(不久的将来还有法国的)，是可以立即组织这样一支力量的，随后再配备新的中程导弹是可以使之现代化的；这是诺斯塔德将军一直主张的。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我还建议授权诺斯塔德，由他来确定这支部队的目标，尽管他仍须请示总统批准才能根据一致同意的北约组织的程序发射这些武器。制定计划和请求核武器火力支援的权力并不会使诺斯塔德取得指挥可能在海上、在美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属于各国发射部队的权力。这一权力仍将由国家的现职司令官们控制。

　　为了充实不使用核武器就可以大大阻止敌人进犯的前沿战略的内容，显然需要建立更多的常规部队。是否有任何办法能说服我们不愿出力的盟邦同我们一起提供这样的部队呢？我怀着对最后成功的希望不抱任何幻想的心情向总统建议，我们要谋求一种方法，使我们能按照我们的战略思想去影响我们的盟邦，而不要同它们直接争论或直接去劝告它们。因为它们对这些东西已经听得够多的了。采取下面这样一种手段是可能达到下面的目的的：北约组织对一项适当的前沿战略的军事需要进行广泛的讨论，条件是讨论要在职业军人中进行，它不受国家指导方针的约束，而是根据北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意的设想来制订计划。如果能说服我们的盟友进行这样一种讨论，那就会带来许多益处。这将对他们进行一次核战争的现实教育，而他们对此了解得太少了。而且，这种讨论还会使美国向北约组织的计划制定者提供那些长期封锁的关于武器的作用、目标以及对敌人地面实力估计的情报。根据讨论的情况就可以提供这种情报，又不会使人怀疑我们这样做仅仅是在为这个新战略寻找理由。

　　如果我们最后确定一项使德国人满意的前沿战略，将需要北约组织提供多少军队并取得一致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而且还会产生其他附带好处。这种讨论除了教育意义外，还可帮助诺斯塔德将军为他提出的、但遭到麦克纳马拉反对的关于北约组织设置一种新的中程弹道导弹的要求辩护。它还可以使北约组织就低爆炸力战术武器对扩大常规部队的能力所起的作用取得一定的一致意见。如果不去研究北约组织的组织、指挥和控制的问题，就不可以对上述事情进行考虑——进行修订已经是太晚了。我相信，在气氛比较冷静的军事研究中来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会比在北约组织政治会议上常常出现的激烈气氛中来解决这些问题取得更大的进展。最后，问题如何决定虽然必须由北约组织的政治机构作出，但军事计划制订者提出一个意见一致的草案，却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

　　总统把我在这些北约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告诉了国务卿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部长。他们的反应总的说来是同情的，但肯定是不热心的。国务院不想重新提出援助法国核武器的问题，人们认为这样做将会鼓励德国强烈要求获得同样的对待。腊斯克同意必须在不要给人一种劝告的印象的情况下去说明美国的战略观点，并认为开展广泛的军事讨论在将来某个时候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手段。而目前，他更主张集中力量对北约组织理事会进行说服，以便使政治当局对我们的战略思想所涉及到的因素有更充分的理解。至于多边核力量，他同意需要建立这样一支部队，但并不是为了满足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军事需要，而是为了政治影响。这样的多边核力量应该由北约组织各国拥有、控制并派人组成。我提出的利用各国现有的武器建立一支临时部队的建议解决不了问题。

　　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了国防部对多边核力量的意见。这个意见既贬低了它的军事价值，而且也削弱了它在消除德国人的疑虑方面起的作用，但却承认它有某种政治－心理上的价值。他认为北约组织进行军事讨论将是有益的，但应推迟到仲夏以后。但是，他反对我建议的在必需打击威胁欧洲的苏联部队时，可授予北约组织的司令官实际上发射一切武器的指挥权。

　　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北约联盟内，以德国人和诺斯塔德为一方和以美国人为另一方，在估计敌人地面实力上发生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幸影响发表了意见。麦克纳马拉特别相信北约组织对苏联战备师的估计是大大夸大了的，并搞了一次研究，倾向于缩小对苏俄的非核力量带来的威胁。这种在情报上的意见分歧，成为使北约联盟发生分裂的另一个问题，也成为接受以使用非核武器来拦截敌人为基础的前沿战略的另一障碍。

　　最后，我痛心地认为，虽然我的北约组织之行，对我洞察盟国当前的问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次访问对当时国内的决策人认为可以作为采取行动的根据来说，则毫无成果。这一经验使我想起了一名总统顾问要改变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僚体制所制定和支持的政策，那是无能为力的。

更新于：1个月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第十六

调整日益衰落的力量·第三十五

越南的教训·第三十四

即将卸任的顾问·第三十三

关键性的一年：1968年·第三十二

越南：1967年·第三十一

越南的当务之急：1966年·第三十

总统顾问·第二十九

结束使命·第二十八

新战略·第二十七

败局已定·第二十六

西贡的变幻风云·第二十五

任约翰逊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第二十四

灾难的秋季·第二十三

有限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第二十二

对古巴的隔离·第二十一

古巴——秘密危机阶段·第二十

重披戎装·第十九

赴西贡的使命·第十八

东南亚：1961年·第十七

任总统的军事代表·第十五

古巴报告·第十四

猪湾事件·第十三

任陆军参谋长·第十二

朝鲜停战以后·第十一

随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第十

出任驻柏林美军司令官·第九

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第八

从“突出部”到贝希特斯加登·第七

阿纳姆战斗·第六

诺曼底总攻开始之日·第五

在意大利执行任务·第四

西西里战役·第三

为担任高级指挥官作准备·第二

一个陆军少尉的培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