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的迁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第七

2025-03-21 08:17 英语国家史略第四卷·伟大的民主繁体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第七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第四卷·伟大的民主》《第十部·恢复与改革》

出自————《战争通史》

　　很久以前，澳大利亚就已进入人类的想象世界。早在希罗多德 [ 译者注：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界有“历史之父”之称。 ] 时代，人们就传说在天水相接之处，曾经看见一个遥远的国度，那里住着奇异的巨兽，象所罗门的俄斐和他施 [ 译者注：均为《圣经》中盛产金银和钻石的地方。 ] 那样充满财富。十六世纪是个探索热的时代，人们对这类的传说津津乐道。绕过好望角远航东方的人神秘地谈起马可·波罗所写的马莱厄和洛卡奇 [ 译者注：均为马可·波罗探索过的地方。 ] 以及所罗门国王的岛屿。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的船只如何能够到达南太平洋，我们无法推测。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学家和航海家认为他们自己受了《圣经》故事的启发。亨利八世时代的《印度群岛宣言》的作者曾经预言，如果奔向新大陆的航海家继续前进，进入太平洋，“就可能发现许多新土地和新王国……最富饶的土地和王国，盛产黄金、宝石、香脂、香料和我们这里极为珍视的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产自神奇的国度”。一五二六年，西班牙人派塞瓦斯蒂安·卡沃特经麦哲伦海峡去寻找俄斐和他施。他根本没有进入太平洋，但这个传说仍未消失。在十六世纪迪埃普制图者绘制的地图中，有一个南太平洋大陆，叫做“大爪哇”。一五六八年，阿尔瓦罗·德门达纳和佩德罗·萨米恩塔·德甘博亚发现了他们所说的所罗门群岛。他们为这些岛屿所起的名字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它们的存在深信不疑。可是十六世纪结束时，欧洲人尚未在澳大利亚登陆。发现澳大利亚的是头脑冷静而注重实际的荷兰商人。

　　荷兰人在远航爪哇和苏门答腊时接近了这个最新大陆的北海岸。尽管塔斯曼在一六四二年进行了伟大的探索，荷兰人还是避开了这个大陆。他们不想在那里定居，知道那里的海岸是不祥之地，他们横渡印度洋的船只常常被背面风吹到岸边撞碎。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人们才知道大洋洲的精确面积。詹姆斯·库克船长在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九年之间作了三次航行，他环绕新西兰航行一周，驶过澳大利亚的堤礁，看到了南极的冰川，发现了汤加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卡里多尼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绘制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航海图。他是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出来的勘测员，他的报告正式、准确而详细，及时送到了伦敦。长期以来，英国的罪犯一直送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政府无处可送罪犯，许多人在伦敦的监狱和囚船中将被病魔夺去生命。为何不把这些囚犯送往澳大利亚呢？经过北美灾难之后，小皮特政府不敢进行殖民冒险活动，但他们认为事不宜迟，遂于一七八八年一月将七百一十七名囚犯送到植物湾，其中有一百九十七名妇女。植物湾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命名的，他是著名的植物学业余爱好者，曾随同库克远航澳大利亚。罪犯们到来时，植物湾附近的植物已寥寥无几。他们不久便被迁到北面几英里的杰克逊港，位于今日悉尼港的广阔范围之内。这个定居点受到饥饿的威胁，它很久未能实现粮食完全自给。这些刑事犯和***当中有骗子、盗贼、非法打猎者和爱尔兰叛乱者。他们缺乏训练，没有资金，或者没有劳动的愿望，因此既不想适应这块新土地，也没有这个能力。一位澳大利亚总督写道：“新南威尔士的罪犯营地使我想起了西班牙的修道院，里面住着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这个地区是库克船长根据南威尔士命名的，他认为是自己发现了这两个地方的海岸线的相似之处。然而，当时威尔士的居民十分勤勉，它同这一新地区除了海岸线之外没有其它共同点。

　　起初也有个别自由人移居澳大利亚，但大规模移民的浪潮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涌向澳大利亚的。未来的“澳大利亚联邦”这个名称尚未确定下来，在正式文件上用的是“新荷兰”和其他名称。在战后英国经济萧条的压力下，在新南威尔士内地发现的肥沃牧场的吸引下，讲英语的移民开始接踵而至，迅速改变了这个雏形社会的特点和生活。一八二八年，澳大利亚约有一万五千罪犯和二万一千自由移民，而到了一八四一年则有二万七千罪犯和十万多自由移民。自由人不久要求自治，结果如愿以偿。一八四〇年，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罪犯的做法终于废止。两年之后成立了一个立法院，它的大部分成员凭多数票选出。

　　羊毛为澳大利亚带来了繁荣，后来把西班牙和德意志的羊毛挤出世界的主要市场。一七九七年，退役军官约翰·麦克阿瑟从好望角得到几只美利奴绵羊进行繁殖，后来它们发展成誉满全球的澳大利亚羊群，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个次大陆的经济。布卢山脉背后巴瑟斯特平原的发现是个转折点。在那里和悉尼的南方，在北方的达林丘陵草原上，有一望无际的牧羊场。那里人迹罕至，芳草萋萋，只有几个牧羊人和成千上万只不声不响、步履轻盈的绵羊。牧羊人赶着羊群向草原深处前进。羊群迅速增殖，到一八五〇年，澳大利亚已有一千六百多万只绵羊，超过人口十六倍多。那一年的羊毛贸易额接近二百万英镑。

　　然而，英国政府不重视牧羊业，它宣布英国统治下的土地皆是王室的财产，殖民部也深受吉本·韦克菲尔德鼓吹的有计划集中拓殖论的影响。韦克菲尔德主张，任何地区的拓居活动都应该有计划，受到控制，倘若允许个人随便向内地发展，就会影响殖民地的管理，影响已经定居地区的价值。这个理论颇有可取之处，但它不适合澳大利亚的情况。为了使人们难以得到土地，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条例，迫使土地使用者交纳最低限额的款项。不久，这些条例便相继被取消了。牧场主们需要数千英亩草场，可是无力而又不愿为这些草场支付一镑甚至五先令，他们进入杳无人烟的草原，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并且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他们有权自由使用。英国殖民部在时势的压力下作了让步。牧场主们继续使用草场，不久便成为澳大利亚社会最重要的阶层。英国政府起初采取拆衷方案，实行特许证制度，使牧场主的行动有些合法性，然后在一八四七年批准实行租期几年的草场租借制度，租期满后，牧场主有按原始价格购买这些土地的优先权。

　　远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就已经有人拓居了。从杰克逊港离开的第一批殖民者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当时叫做“范迪门之乡”。一八〇四年有人在该岛开拓霍巴特，两年之后，朗塞斯顿也出现了拓居者。塔斯马尼亚象新南威尔士一样，在拓殖初期遇到重重困难。马阔里港和阿瑟港的罪犯定居点声名狼藉，这些地区以恐怖手段或利用一批工贼维持秩序，以致许多罪犯逃往森林，沦为土匪。他们在夜间袭击偏僻的宅舍，趁男人不在时抢劫牧场。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土著人口稀少，散居四处，过着原始生活，无力抵抗白人殖民者。塔斯马尼亚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那里土著众多，也比较先进。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命运也是悲惨的。一八三〇年，以三万英镑建立起来的全部殖民地军队企图把土著限制在保留地内，结果未能成功。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塔斯马尼亚的部落灭亡了。

　　塔斯马尼亚的发展过程同新南威尔士大同小异，它在一八二五年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牧羊业和捕鲸业为这个殖民地带来了繁荣，人口也随之剧增。一八二〇年，那里有六千五百名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罪犯；二十年以后，那里的人口增至六万八千，大多数是自由人。一八五〇年，塔斯马尼亚殖民地获准成立立法院。三年之后，流放制度的废除使塔斯马尼亚具有同新南威尔士平等的地位，也使它得到了实行责任政府制的权利。

　　一八三五年，塔斯马尼亚的一些殖民者到菲利普港定居。这个新殖民点在开始阶段受新南威尔士的统治，但殖民者马上要求独立，并于一八四八年撤回竞选立法院成员的候选人，选出殖民大臣格雷伯爵作为“墨尔本的议员”。格雷是当年支持《改革议案》的格雷伯爵之子。这步棋获得成功，数月之后，殖民部同意菲利普港独立。于是在一八五一年，维多利亚殖民地成立了，它已有完整的代表机构，首府设在墨尔本。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以自己的名字为英语民族的这个新的分支命名。这个殖民地的首府则是根据辉格党首相梅尔本的名字命名的，他曾是女王最贤明的谋臣，如今这样的大臣已经不可复得了。

　　新南威尔士的第三个分支是昆士兰。它以布里斯班城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发展比较缓慢，一八五九年才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当时，在澳大利亚海岸又出现了两个殖民点，二者同新南威尔士以及其他殖民地均无联系。一八三四年，伦敦建立了“南澳大利亚殖民委员会”，两年之后便有首批殖民者在阿德莱德城附近登陆。该城是以威廉四世的王后的名字命名的。南澳大利亚的殖民点没有罪犯，它是由一批人在吉本·韦克菲尔德的影响下建立的。韦克菲尔德的系统理论此时得到了运用。总的说来，这些理论是成功的，不过政府和殖民委员会的双重控制造成很多麻烦，所以这个委员会在一八四二年被撤消。不出七年，这个殖民地的人口达到五万二千人，并由于发现了铜矿而突然致富。它不久便和东部殖民地一起获得成立代表机构的权利。

　　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另有一番由来。它诞生于一八二九年，险些夭折。那里的土地远不及东部殖民地那样肥沃，同东部隔着无法居住的大沙漠，而且劳动力严重不足。其他殖民地视罪犯为进步的障碍，而这个殖民地则视之为劳动力的唯一来源。当时囚犯又成为英政府的沉重负担，它求之不得地接受了往珀思输送一些囚犯的要求。一八四九年，一个罪犯殖民点在那里建立起来，并得到大量的资助。在这种支持下，西澳大利亚的人口在十年内增长了两倍，不过，在流放罪犯的做法受到禁止以后，它直到一八七〇年才建立代表机构，一八九〇年才完全实现自治。

　　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黄金。在远渡太平洋到那里探寻金矿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哈格雷夫斯的人。他挖掘了几个月之后，所获甚微。但他注意到，加利福尼亚的含金岩石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巴瑟斯特地区的金矿石十分相似。一八五一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去检验这个理论。他挖出的第一盘泥土证实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关于这一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个星期之内，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便开始了。

　　淘金热席卷东部殖民地，整个澳大利亚似乎都行动起来，向巴瑟斯特、巴勒拉特或本迪戈进军。激动得发狂的人们扛着镐头和铁锹，腰间挂满盆盆罐罐，蜂拥来到一夜之间崛起的各个淘金城。这些城里五脏俱全，赌场、酒吧间和妓院无所不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淘金场很快便有了近十万人口。这些人并不全是淘金者，旅馆老板、杂货店主、妓女和其他人往往获利最大。一文不名的棒糖小贩在通往巴勒拉特的路上开一个酒肆，每年即可获利六千镑。淘金者回到墨尔本或悉尼后挥金如土，他们的钱财在浮华生活中挥霍殆尽。据说，马蹄上挂着金掌，人们用钞票点烟，一群送嫁的人穿着淡粉色的天鹅绒衣服参加婚礼。既然财富可以转瞬得失，似乎就不必从事固定的职业了。因此，牧场主失去了牧羊人，商号失去了职员，船只失去了船员。一八五二年初，墨尔本只剩下两名警察，有五十多人赶到淘金场去了。工资增加了一、两倍，物价扶摇直上，地价瞬息数变。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其他殖民地有许多人前去淘金，仅在一年之内就有九万五千人进入维多利亚殖民地。在塔斯马尼亚的五万男女老幼中，仅在五个月内就有四千人前往维多利亚。

　　对于新生的墨尔本当局来说，维持治安，排难解纷，提供交通工具、住房和足够的食物，是沉重的负担，而且，它的大部分雇员也已跑到淘金场去了。维多利亚各地的士兵一度只剩下四十四人。一八五三年，只好从伦敦派去五十名警察。淘金者大概喜欢他们在淘金城的混乱状态，而对英政府则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王室象对待牧场主那样，向淘金者提出了土地所有权，要求征收执照税。这种税收遭到强烈的反对，难以征集。经过多次威胁之后，淘金者采取了暴力行动。

　　一八五四年十月六日，一名淘金者在巴勒拉特的尤雷卡客店附近械斗身亡。店主本特利、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法雷尔的人受到控告，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被判无罪。十天以后，淘金者烧毁客店，他们的四名领头者被捕。淘金者义愤填膺，建立了“巴勒拉特改革联盟”，它的政治纲领要求取消执照税，其中包括英国宪章派提出的六点要求中的四点。十一月三十日，当局搜索无执照的淘金者，引起一场骚乱。淘金者在彼得·莱勒的带领下开始操练并构筑防卫栅栏。当地军事长官托马斯上尉立刻机智地采取行动，他决定在事态扩大之前发动进攻。他率领以士兵为主的三百人，在一阵白刃战之后拿下了栅栏，杀死三十名淘金者，俘虏一百二十多人。

　　可能发展为大规模叛乱的一场骚动就这样结束了。执照税不久便被取消，黄金出口税取而代之。淘金者获得公民选举权，局势恢复安定。又过了几年，淘金公司取代了单独劳动的淘金者，只有公司才有能力进行地下开采。当时在其它殖民地中，只有新南威尔士发现金矿，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一年之间，新南威尔士开采的黄金价值一亿二千四百万英镑。澳大利亚的人口逐渐增加，此时已达一百多万，这是更永久的财富。

　　起初，牧羊业和农业受到淘金热的沉重打击，失去牧羊人的牧场主诅咒金矿的发现。但是，澳大利亚最终获得了好处。由于修筑更好和更多的铁路，牧羊业兴旺起来；人们需要粮食，因此马上有一百多万英亩土地得到开垦，以前过分依赖羊毛的畸形经济实现了平衡。

　　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人口和岁入的增加以及贸易的发展，对一八五〇年临时确立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殖民地经过长期的酝酿，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一些方案，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在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九年期间，澳大利亚的所有殖民地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部长向下院负责的两院制议会，只有西澳大利亚殖民地除外，前面已经说过，那里实现自治较晚。

　　一些重大变化即将相继发生。现在的澳大利亚诞生于一九〇一年，当时各殖民地组成一个联邦，首都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大陆的联邦诞生较晚，因为那些生机勃勃、各不相同而相距遥远的殖民地喜欢自治，而且北方的亚洲尚未构成威胁，因此它们没有统一起来的迫切需要。可是，这种需要就要出现了。今日，大部分澳大利亚人仍然住在十九世纪建立的殖民点。澳大利亚中心地带达一百多万平方英里，吸引着金属勘探者和牧场主，但目前仍然很少有人在那里居住，只有横贯大陆的列车，呼啸而来的飞镖或嗡嗡作响的导弹偶尔搅动沉寂的树丛和荒凉的沙漠。

　　新西兰群岛位于澳大利亚以东一千二百海里的地方。远在欧洲人发现这个群岛之前，好斗的毛利人已从东北方向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渡海而来，建立了以精湛的艺术和有力的军事制度著称的文明。库克船长在十八世纪末到达这里，他估计，毛利人的人口在十万左右。这个数字可能估计过高，但这些人足以构成欧洲殖民活动的可怕障碍，因为他们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已久，具有独立精神和军事技巧。库克发现新西兰不久，一小批英国人便在北端的群岛湾建立了立脚点，他们多半是捕鲸者、捕海豹的人、遇险的水手和一些从澳大利亚逃出来的罪犯，过着寂寞凄清、朝不保夕而不太体面的生活。毛利族的酋长从他们手中得到火器，允许他们在那里生活。他们对毛利人的生活和土地均未构成严重威胁。基督教传教士到达那里以后，抵抗英国殖民活动的运动有所加强。一八一四年，塞缪尔·马斯登神父在群岛湾建立了传教站。后来又有一些教士来到这里。基督教在毛利人当中迅速产生了影响，许多人成为基督徒。传教士极力打击商人的力量，他们从毛利人的利益出发，多年坚持反对吸收英国移民的一切计划。他们的抵制一度有效。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半个世纪以后，英国当局才在新西兰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然而，伦敦早已开始酝酿将新西兰殖民化的运动，以吉本·韦克菲尔德为首的一些人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韦克菲尔德早已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前途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和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西兰协会，德拉姆勋爵也是会员之一。英政府对这个协会持反对态度。传教士谴责说，该协会的计划会给新西兰土著带来灾难。殖民部拒不批准它的计划。

　　韦克菲尔德毫不气馁，他的协会在一八三八年成立了一个拓居新西兰的私有联合股份公司，一年以后派出了由他弟弟负责的一支殖民队。这批殖民者有一千多人，他们在北岛创建了惠灵顿殖民点。法国打算吞并新西兰的消息促使英政府采取行动。英政府没有批准韦克菲尔德的远征，而是派出一只军舰，在霍布森船长的指挥下去争取毛利人承认英国的主权。一八四〇年二月，霍布森同毛利人的酋长缔结了《怀坦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毛利人把一切主权和权利让与英国，英国承认毛利人“完全单独拥有他们的土地和财产”。

　　直到此时，韦克菲尔德的公司才得到官方承认。新西兰确立了两股力量，一股是总督的力量，他坐镇霍布森选定的首府、北岛北端的奥克兰，另一股力量是设在惠灵顿的公司。它们维护不同的利益，推行相反的政策。公司要得到土地，而且多多益善，越快越好。但殖民部和条约上都说，这些土地属于毛利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两支力量一直勾心斗角，争吵不休。公司的拓居者强烈谴责《怀坦吉条约》。一八四三年，公司董事长约瑟夫·索姆斯在写给殖民大臣的信中说道：“我们始终深深怀疑，《怀坦吉条约》除了被律师当作一时取悦并抚慰野蛮人的工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效用。该条约是一位未受全权的使节同裸体野人缔结的，况且没有得到女王的批准。”然而，这些“裸体野人”是不容欺骗的，他们同霍布森缔结了明确的条约，失去主权的虚名，而保留了土地这个实质。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毛利语中有一句谚语：“失去女人和土地就是失败。”年长的酋长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丧失土地，他们的部落也就行将灭亡。毛利人法律中的巧妙规定激怒了一些殖民者，他们不了解情况，用硬通货购买了土地，可是却无权拥有这些土地，因为部落对土地的永久权利不受个人交易的影响。虽然如此，殖民者到一八五九年已经在北岛占领了七百万英亩土地，在毛利人较少的南岛占领了三千二百多万英亩。

　　这种占地活动导致了同毛利人的战争。一系列局部冲突从一八四三年持续到一八六九年，冲突的地点也不断转移。到六十年代中期，交战的部队已达两万人。豪豪主义 [ 译者注：毛利人的宗教，反对英国统治。教徒们在投入战斗时高喊“豪！豪！”(即“起来！起来！”)，认为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这种宗教也称为“豪豪主义”。 ] 信徒的宗教狂热和游击队领袖特·库蒂的军事天才使殖民地耗尽了一切力量。毛利人骁勇善战。英军的军官们敬佩他们的对手，因而越发讨厌殖民者。但是一八六九年，毛利人已经精疲力尽，终于被***下去。此后，土著事务部长唐纳德·麦克林爵士的怀柔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殖民者占有的土地受到保障。毛利人意识到，英国人准备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六十年代颁布的一系列《土著土地法案》保护毛利人免于灭绝，而且他们的代表在一八六七年进入了新西兰议会。一八七一年，他们的人口降至三万七千，而在一九五一年的人口普查中，他们几乎达十万之众。

　　尽管这些年冲突迭起，殖民地仍在扩大。韦克菲尔德急于冲破传教士的阻力，巧妙地说服苏格兰独立教会和英格兰的国教教会予以合作，共同新创两个殖民点。这两个殖民点分别建立在奥塔哥和坎特伯雷，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在那里得到了充分运用。二者都位于南岛。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间，南岛繁荣兴旺，居住着大部分殖民者，很少同毛利人发生战争。一八六八年，那里的英国人约有二十五万，十二年之后几乎翻了一番。

　　和平带来了繁荣。在南岛著名的坎特伯雷平原上饲养了大批的绵羊，还出现了当地的杂交品种科里戴尔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发现了金矿，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墨尔本和悉尼的物价暴涨刺激了农业的飞速发展。澳大利亚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萧条，而新西兰的繁荣景象却从未衰落。冷藏库的发明使这个殖民地能够同一万三千海里之外的欧洲和英国农民进行竞争。合作运动，尤其是奶制品生产方面的合作运动，帮助没有资本的小农发展起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不久，新西兰自治领按人口比例的外贸额跃居世界之首。

　　新西兰在政治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迅速可观。她在德拉姆提交报告以及在加拿大初步实行殖民地自治的时候方才诞生，一八五二年她根据《体制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独立。她的问题和老殖民地不同，不在于实行责任政府制的要求，而是地方政权同中央政权的关系问题。内陆交通极为困难，到十九世纪末，这个殖民地仍然是一些分散的小定居点，它们建立的过程和利益各不相同。《体制法案》承认这个现实，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了一些省务会，每个省务会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议会。

　　省务会同中央政权的斗争占领新西兰的政治舞台达二十年之久。有些省份比较富饶，其他省份则差一些。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在发现黄金的刺激下，变得繁荣富饶，而北岛的殖民者则苦于同毛利人的战争，日益穷困。奥塔哥和坎特伯雷一度企图分离出去。一八七五年实行体制改革，取消了省份，地方权力交给郡委员会，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因此可以说，新西兰早于澳大利亚三十年解决了联邦政府制的一切问题，只是规模稍小而已。她的政治活力和经济能量一样惊人。她的传统和过去的偏见不象历史更久的国家那样根深蒂固。一九〇六年自由党政府引入英国的许多措施被视为彻底的改革措施，而新西兰则早已采纳这些改革措施了。工业仲裁、老年退休金、工业立法、国家保险、医疗措施和住房法案，这一切都是一八九〇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成就。国家对合作化生产的扶植体现了英国人的政治天才，这种天才即使在遥远而偏僻的太平洋岛屿上也依稀可见，效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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