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兵法类·上

2024-11-14 08:12 中国兵书通览中编·分论繁体

第一章·兵法类·上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兵书通览》《中编·分论》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中编分论

　　第一章兵法类上

　　第一节概述

　　古代称治军用兵的原则和方法为兵法。它包括战略战术和建军理论等，如兵法之教（《战国策》），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史记·项羽本纪》），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史记·孙吴列传》），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六韬·龙韬》）等即为此意。在古籍中，有时它又专指兵书，如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史记·孙吴列传》），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史记·淮阴侯列传》），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吴起兵法，世多有（《史记·孙吴列传》）等句中的兵法都是指兵书。兵法作为兵书类目，是有关军事理论方面兵书的统称。

　　最早反映这类兵书的类目是《七略·兵书略》中的兵权谋和兵形势。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古代虽无战略、战术之区分，但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前者侧重战争基本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研究；后者侧重战术问题的研究。由于战争和战略的基本理论今古差别不大；战术问题虽今古不同，但其理多相通，后人亦能理解借鉴，所以，兵法类兵书流传下的最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兵书四家，唯兵权谋家、兵形势家有传世之作，其原因就在这里。

　　兵法类兵书以《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及对这些兵书的注释之作为代表。它们从理论的高度论述军事问题，揭示战争和军事的一般规律，富有哲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类兵书产生和成熟早，数量多，流传广，价值大，影响深远，居各类兵书之冠。故以兵法类兵书为首，且举例亦较他类为多。

　　兵书与诸子，实堪并列。（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兵书有诸子之论，诸子亦有兵家之言。所以，阐述战争和军事原理之书，亦存于诸子书中，如《老子》之《三十章》、《三十一章》、《三十六章》、《五十七章》、《六十八章》、《六十九章》、《七十六章》；《管子》之《七法》、《兵法》、《参患》；《荀子》之《议兵》篇；《吕氏春秋》之《孟秋》、《仲秋》、《季秋》三纪；《淮南子》之《兵略训》等，都有关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精辟论述。西汉任宏曾将诸子《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子》、《墨子》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单独著录于《兵书略》，后被东汉班固误以为重复著录而省掉。诸子论兵篇章实为古代兵法的一部分。

　　第二节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孙武撰。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生卒年月未见史载，约与孔丘同时期。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并改姓陈为田。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今山东惠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来，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孙武由齐国到了吴国。经伍子胥引荐，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帮助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吴列传》）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宋代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它系由孙武草创，后经其门弟子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

　　《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和汉初已很流行，当时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吴列传》）到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根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的竹简《孙子兵法》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发掘出的木简《孙子兵法》佚文，以及流传至今的《史记·孙吴列传》，均有十三篇的记载，说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可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东汉末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专为十三篇作注，恢复了十三篇的本来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先后佚失。但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的《孙子》佚文以及散见在史书、类书中的《孙子》佚文看，《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确实存世过，任宏、班固的著录是有根据的。

　　今存《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挡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学真理；它重视人事，反对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于强、强生于弱的矛盾转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分析的思想、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思想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把战略的内容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并指出将帅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个战略要素，才能够打胜仗；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当然，《孙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夹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在历史观方面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十八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汉初抄本，惜为残简，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校注、注释本，1976年出版释文本，战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文物出版社1976年本。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为白文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书前钤宋礼部图书九叠篆朱文大长印，卷首钤汪士钟印，郁松年印，泰峰三印。国内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足本书尾有承德堂牌记，钤钟溪鉴赏、岳飞之章、戎马书生、周暹、高山流水五印。残本仅存卷下一册，钤槜李、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文瑞文勤两世手泽同和敬守、常熟翁同龢藏本、翁斌孙印六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和卷尾钤袁氏珍藏图书、袁埈、长安子孙、季振宜印、沧苇、昆山徐氏家藏、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八印。其中上卷、中卷和《孙子本传》共缺2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并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全。

　　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在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之内。此本书中避讳至慎字，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原本今不得见，摹本出自顾广圻（字千里）之手，酷象原本。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所收录的曹注《孙子》。

　　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今存仅有102页。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载有此本影印件。

　　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节吴子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吴起撰。

　　吴起，战国时卫国（今山东曹县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重名轻利，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兵法家。他初拜曾参为师，勤于学业，后因母死不归，被曾参所逐，遂弃儒学武，研读兵法，被任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史记·孙吴列传》），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被任为令尹（楚国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吴列传》）楚悼王死，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

　　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

　　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

（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Ｐ·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

　　《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第四节司马法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其先人陈公子完奔齐，改姓田氏，因其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竹书纪年》载为齐威王时人，而《战国策》又说是齐湣王时人。本文以《史记》为据。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精通兵法，齐相国晏婴以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推荐他于齐景公，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他严于治军，执法不避权贵。率兵攻打晋燕，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然其用兵之法为田氏后世所承继，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而，根据《史记》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可知《司马法》应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齐国大夫们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穰苴的兵法，三是汇集者的观点。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公元前358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78年），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370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公元前341年）。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1年之间。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入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入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昺《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

　　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

　　《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象《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２、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他所说的爱民虽有一定的虚伪性，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

　　３、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司马法》的仁义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对民施仁，就是吊民伐罪，不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则是关心爱护，见危难勿忘其众（《定爵第三》），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严位第四》），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第一》）《司马法》把仁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第二》）

　　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司马法》的军事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如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天子之义第二》），三军一人胜（《严位第四》），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天子之义第二》），教惟豫，战惟节（《定爵》）等等，此不一一详细介绍。

　　《司马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武经，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材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174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被收入《中***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

　　《司马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关于三代的军赋、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法》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阅读《司马法》时更需要鉴别批判。

　　《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武经七书》系统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除了《武经七书》系统诸多版本以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书本。另外，清代钱熙祚、张澍辑有《司马法佚文》一卷，分别收录在《指海》、《二酉堂丛书》中。另外，清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逸文》，清王仁俊也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收录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中。

　　第五节孙膑兵法

　　孙膑撰。孙膑，战国时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东南）人，孙武的后世子孙。孙武死后百余年生孙膑，生卒年不可详考，约与商鞅、孟轲同时期。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和兵法家。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史记·孙吴列传》）

　　孙膑聪慧好学，深得先祖孙武兵法真传。故遭到做了魏国将军的庞涓的嫉妒，被骗至魏国残遭陷害，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吴列传》），成为刑残之人。后逃回齐国，经田忌推荐，受到齐威王的重用，被任为军师。他帮助齐国打胜了著名的桂陵和马陵之战，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史记·孙吴列传》）之后，不知所终。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史记》称世传其兵法，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引有《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但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东汉以后便失传了。引起以后的种种猜测。有的说孙膑即孙武，有的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总之是否定两个孙子和两部兵法的同时存在，否定《汉志》著录的《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1972年，《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同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被发现，解决了历史上这一悬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由于年代久远和发掘上的原因，已经残缺不全，不能见其全豹。经过专家们的精心整理，共得残简364枚，11000余字，30篇，编为上下两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据有的残简记载一篇字数多达787字（如《十阵》），有的篇目仅存一字（如《起师》只存一个王字）推测，原书字数当不少于3万，篇数也不止30篇。

　　整理后的竹简《孙膑兵法》，上编记孙膑事，或称孙子曰，威王问、田忌问，且文体、风格与《孙子》不相类，当属《孙膑兵法》没有异议。下编各篇没有提到孙子，整理者据内容和文体定为孙膑兵法。学术界有人提出下编似非孙膑之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1985年版也将下编全部移出，不再视为孙膑的著作。上编十五篇的文字也有不少变动，并增加《五教法》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将下编各篇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中，并在1985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编辑说明中指出：这样处理也并不排斥其中有一些仍是孙膑书的可能性。将上下两篇对照比较，从军事思想上看，除有些篇章确不象孙膑书外，有些篇章与上编却颇为一致，只不过下编对有些问题阐述得更加详细具体，很可能是孙膑的后学对孙膑兵法的阐释之作。竹简《孙膑兵法》各篇体裁不尽相同，有记叙体、问答体，也有论文体。由此可见，《孙膑兵法》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孙膑草创，经过其门弟子不断增编而成的。

　　为便于读者了解上下编的情况，现将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孙膑兵法》残简的篇目和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上编：

　　（1）《擒庞涓》，记述孙膑在围魏救赵之战中，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战法，于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的事迹；阐述孙膑战略战术思想。

　　（2）《见威王》，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3）《威王问》，记孙膑与齐威王、田忌关于用兵问题的问答，讨论了在敌我兵力对比不同情况下的用兵原则和方法，提出兵之急为必攻不守。

　　（4）《陈忌问垒》，记田忌与孙膑的问答，主要追述马陵之战的战略战术部署。

　　（5）《篡卒》，即《选卒》，主要讨论关系战争胜负的有关重要因素。

　　（6）《月战》，讨论日、月、星辰与战争胜败的关系，强调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7）《八阵》，提出了选将的条件，论述用八阵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8）《地葆》，从军事上论述各种地形的优劣。

　　（9）《势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阵、势、变、权四者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10）《兵情》，说明卒、将、主在战争中各有各的作用，缺一不能致胜。

　　（11）《行篡》，论述怎样使士卒和民众在战争中尽力。

　　（12）《杀士》，仅残存两简，意为信赏必罚，激励士卒拼死作战。

　　（13）《延气》，论述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性。

　　（14）《官一》，主要论述各种军事措施及阵法的作用或适用的场合。

　　（15）《强兵》，记述齐威王与孙膑之间关于富国强兵的问答。

　　下编：

　　（16）《十阵》，论述十种阵法的特点、作用和布列方法。

　　（17）《十问》，讨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各种不同情况及如何实施不同的作战方法。

　　（18）《略甲》，简文残缺严重，看不出主要内容。

　　（19）《客主人分》，论述兵多、粮足、武器精良不足恃，只有掌握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即知道，才能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

　　（20）《善者》，主要说明善战者在作战时能使自己处于主动而陷敌于被动。

　　（21）《五名五恭》，论述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敌军和军队进入敌方境内时，恭、暴两种手段要交替使用。

　　（22）《兵失》，分析作战失利的各种因素，变不利为有利。

　　（23）《将义》，提出将帅要具备义、仁、德、信等品质。

　　（24）《将德》，论述将帅要具有爱兵、敬兵、秉公及时赏罚等品德。

　　（25）《将败》，列举将帅品质上导致战争失败的二十种缺点。

　　（26）《将失》，列举分析了造成将帅作战失利的三十二种情况。

　　（27）《雄牝城》，论述攻城的难易及其在地形上的特点。

　　（28）《五度九夺》，论述如何避免作战时的不利条件，争取有利条件。

　　（29）《积疏》，主要论述积疏、盈虚、众寡等矛盾的辩证关系。

　　（30）《奇正》，阐述奇正的相互关系和变化，以及如何运用奇正的原则来致胜。新增加的《五教法》主要论述训练问题。

　　《孙膑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它继承《孙子》、《吴子》等兵家思想并有新的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主要是：（1）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孙膑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胜负关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用积仁义、式礼乐，重衣裳，以禁争夺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才能达到国家统一。但反对乐兵好战，提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在战略上提出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思想。孙膑吸收前人弱之胜强的理论，总结了以往小国打败大国，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经验，指出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认为弱能变强，强能变弱，寡能变众，众能变寡，关键是要善翦断之，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反之则数倍而不足。（3）批亢捣虚，必攻不守的战术思想。孙膑认为，赏、罚、权、势、谋、诈都是战斗以前的谋划，都可以益胜，但不是作战时最关紧要的，最关紧要的是必攻不守，就是批亢捣虚，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4）赏罚严明和篡贤取良的治军思想。孙膑非常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指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他非常重视将帅的选拨，提出要选贤取良，最高标准是要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即要掌握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5）在军事哲理方面，对形名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并把它运用到解释战争上来；提出了许多战争中的矛盾对立概念，如积疏、盈虚、众寡等等，并朴素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看到了事物的两重性，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孙膑兵法》的出土和整理出版，不仅解决了历史上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兵书存世的悬案，而且增添了新的更为可信的古代军事资料，补充了史书对马陵、桂陵之战记载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孙膑兵法》被发现以后，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并加注释，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先后出版研究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注释方面，以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重新编订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版）为代表。它们对1975年竹简整理本进行了订正和补充，注释最为详悉。重新编订本还对内容作了重大调整，不仅将原来的下编全部移出，而且上编内容也有不少补充，新增《五教法》一篇，全书共16篇，不再分上下编。在军事思想研究方面，以詹立波《〈孙膑兵法〉初探》（见文物出版社1975年2月版《孙膑兵法·代前言》）、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３月版）和陈济康、邓泽宗《略谈〈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发展》（载《争鸣》1987年3期）为代表，詹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孙膑的军事思想；霍著则首次以上编15篇立论探讨孙膑的军事思想；陈、邓文阐述了《孙膑兵法》对《孙子》的发展。

　　第六节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

　　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地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斠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第七节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竑、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七十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公元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209年－前203年）；后者断为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55年）。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那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溶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弢》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璆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征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第八节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531１年至580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道藏》中注本有二十四种，明代吕坤说：自有《阴符》以来，注者不啻百家（《注阴符经题辞》），到清便更多了。有的从道家、兵家角度注解，也有的从儒家、佛家、纵横家、医家、阴阳家、道教等角度注解。所以，古籍书目中往往道家、兵家等类同时收录此书。

　　《阴符经》一卷，共分三章（一本作上、中、下三篇）：一、《神仙抱一演道章》，二、《富国安民演法章》，三、《强兵战胜演术章》。

　　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说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

　　第二章主要内容是阐述以自然天道为法则，乃可富国安民的道理。

　　第三章主要内容是论兵的，讲主事专一精审；守时发机；不为声色所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明了事物变化之理，掌握应变之术，天道、人事相参验，随机应变等。

　　《阴符经》是一部论述王政和军事的著作。本文仅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书名阴符概括了全书思想内容的核心。什么叫阴符，李筌解释说：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阴符经疏》）意思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策略计谋必须暗合于自然天道。它认为统治者处理政事、指挥打仗要仰观天象、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要知之修练，修德练武，内辨忠奸，外御强敌，国家便可巩固。它认为用兵若能做到精力专一，用己之长，就能事半功倍。指出：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是借瞽聋之短长比喻用兵也要培养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便可获十倍甚至万倍之利。它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而用兵必须以奇取胜，迅雷烈风，莫不蠢然，意思是阴阳激博而生迅雷烈风，其势猛烈，万物莫不惊惧而蠢然若呆。这是用自然界的声势来比喻以奇用兵之势。它还主张要正确使用恩赏。认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意思是说有感恩戴德的君子，也有以怨报德的小人。因此，对于恩赏要慎重，君主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

　　《阴符经》在哲学上的成就是较为突出的。它以自然天道观否定了天命论；在社会变化动因上，既肯定了天道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合发的论点；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变与定、巧与拙、生与死、恩与害等，无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

　　历史上对《阴符经》的评价有毁有誉，但大都失之偏颇。

　　我们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就受过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军事辩证法就源于《阴符经》的天道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阴符经》行世后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内容有差异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张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响。现存各注本大都被收进丛书，比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本、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宛委别藏本、墨海金壶本、道书全集本、兵垣四编本等。另外也有单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静观堂刊本、清光绪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斋重刻本等等。

　　第九节黄石公三略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黄石公著。黄石公即圯上授张良兵书的老人，事见《史记·留侯世家》。他可能是一位反秦的隐士。据从思想体系、使用的语言、出土兵书、引文、古文献记载、著书目的等六个方面考证，《黄石公三略》既非张良所受之书，亦非黄石公所著，它当是西汉末年精通兵法、熟悉张良事迹、拥护汉室的隐士所为。（详见：《黄石公三略浅说·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最早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开始称《三略》，魏李康《运命论》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书目著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书目均有著录。

　　《黄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军谶》语，主要通过对设礼常，别奸雄，著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中略》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黄石公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注重收揽民心，重视民事，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重视对战略要地的控制，提出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它提倡将帅要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万。要求将帅要有优良的品质和广博的知识。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柬、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宣闻。在将帅的选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对任人为亲，主张任人为贤，因人而致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知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它在哲学方面，初步揭示了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战争的认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初步认识到对立的事物能够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向其反面转化，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它从《老子》的反战观点中引出了积极支持正义战争的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战争不会自行消灭，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强与弱等关系时，注意到对立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根本，将卒并重，德威相济，仁法兼施，刚柔强弱相宜等观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还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思想。诚然，《黄石公三略》中也存有一些封建阶级的糟粕，如剥削阶级的权术、消极出世思想等，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反动的。

　　《黄石公三略》问世之后，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广为流传。宋晁公武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则认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将鉴论断》）《四库总目》说它：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徵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皇帝治国安邦参考。宋元丰三年（1080年），被颁定为武学的经书。并被与宋廷对立的西夏国译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时传到日本，日本宽平（公元889-897）年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家之多。同时也传到了朝鲜等国。

　　《黄石公三略》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外，后世几经影刊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黄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经七书注释·三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黄石公三略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

　　第十节将苑

　　旧题诸葛亮撰。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东汉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被称为卧龙。

　　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向刘备提出了夺取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外结好孙权，内革新政治，积畜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他辅佐刘备、刘禅创建了蜀国，自任丞相。

　　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掌管蜀汉军政大权。当政其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积极推行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因力不从心，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死于五丈原军中。他足智多谋，善于治军，相传革新连驽（革新后能同时发十箭）、创八阵图、造木牛流马（一种有利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受到后人的崇敬。自陈寿编《诸葛亮集》后，明清又编辑多种，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编《诸葛忠武全书》十卷、清朱璘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张澍编《诸葛亮集》等，本文所要介绍的《将苑》就收录在《诸葛亮集》之中。中国兵书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伪托之作多托于先圣先贤。由于诸葛亮被后人当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象《四库总目提要》说的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各种书目著录诸葛亮撰的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如《火龙经》、《心略地利》、《武侯奇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是诸葛亮的作品，有待逐一考证。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

　　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象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焦竑《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因为《将苑》之名出现较早，故本文以《将苑》相称。

　　《将苑》一卷（一作二卷，见《百川书志》）共五十篇。其篇目如下：兵机、逐恶、知人性、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形、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将苑》是中国古代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书中博采《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概括了古代为将之道的各个方面。它对将帅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从思想品德性格特长上分，将材有九：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按能力器度分有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它总结归纳了为将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意在向将帅敲警钟。它认为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士卒的安危，因此，要求给予将帅自主权，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同时，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首先强调将帅自身修养好。它要求将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忠贞不渝；要做到刚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骄不吝，能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先仁义而后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五强是：高节可以历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八恶是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其次要求将帅要善于治军，精于作战。

　　在治军方面，要求将帅要重视法制，信赏必罚，严号申令，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要加强军事训练，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要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材，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要身先士卒，关心和爱护部下，养兵象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在作战方面，要求将帅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地物，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天候条件下的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

　　《将苑》一书，一直为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它集中了古代将帅选拔、修养的精华，虽然不免打着封建阶级的印记，但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将苑》现存版本多题名为《心书》或《新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诸葛亮集》题为《将苑》。该书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第十一节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649），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于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唐李问对》，故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薳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

　　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３－1031年）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

　　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论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辩，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

　　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势、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勣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

　　《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更新于：7天前

第一章·兵法类·上

附录一藏书单位代号表

八·民国以后兵书研究

七·清

六·明

五·宋辽金元

四·隋唐五代

三·三国晋南北朝

二·秦汉

一·先秦

下编·现存兵书简目·说明

第十五章·丛书类

第十四章·类书类

第十三章·综合类

第十二章·名将传类

第十一章·军事地理类

第十章·兵器类

第九章·乡兵团练类

第八章·兵制类

第七章·城守类

第五章·兵略类

第四章·阵法类

第三章·兵法类·下

第二章·兵法类·中

第六章·训练类

第五章·兵书的整理和流传

第四章·兵书的发展、分期及其特点

第三章·兵书的内容和价值

第二章·兵书的种类和数量

第一章·兵书的产生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