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2024-06-16 08:14 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三、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作者：张文强

出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一)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

东汉末年，刘氏王朝在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轮流专政下，已经名存实亡，而随后的州郡牧守拥兵自重，互相征伐，更使皇帝完全成为摆设，天下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天下大乱之时，雄才大略的曹操乘势而起，凭着他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四处征伐，成功地消灭了多股割据势力，恢复了北方的统一局面，并由此开创了后来曹魏王朝的基业。

1、曹操的起兵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宦官官僚家庭中。曹操20岁时入仕，任官颇有政绩。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外戚何进谋划铲除宦官势力未成被杀，由此招来董卓之乱。董卓本为西北军阀，进入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后废杀汉少帝刘辩及太后，改立汉献帝刘协，独擅朝政，杀戮大臣，劫掠百姓。当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不愿与董卓同流合污，潜出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5000人的军队，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参加以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联军，进兵讨伐董卓。由于参加联军的关东诸州郡牧守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因而除曹操等少数将领外，无人肯战。不久，各军之间又发生摩擦，乃至相互火并。与此同时，黑山等农民军东山再起，攻打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地。初平二年七月，曹操率军入东郡大破农民军，稳定了东郡的局面。不久，袁绍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曹操大败青州黄巾农民军，收降卒30万，将其中精锐整编成一支军队，号“青州兵”。同时，曹操被兖州州吏万潜等人推举为兖州牧，控制了兖州(治今山东金乡西北)地区。曹操改编青州兵，使自己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占有兖州，则使自己有了一块根据地，这是他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不久，曹操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州(治今安徽亳县)一带。

东汉末年，刘氏政权名存实亡，皇帝大臣流离颠沛，际会风云的各路诸侯，莫不觊觎皇位。他们有的是一代名将，善战骁勇有的是世家大族，名望素重;有的实力雄厚，兵精粮足，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事。而出身于人所不齿的宦官家庭，最初实力也不是很强的曹操却获得了成功。这除了曹操自身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外，还因为他顺应和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客观条件。

汉献帝刘协在董卓之乱中被劫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后又在董卓部将李催等人的内讧中返回洛阳，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尽管如此，皇帝仍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具有无可替代的号召力。曹操在献帝返回洛阳后，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亲自接献帝到自己控制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便改以许县为都。从此，曹操将献帝控制在手中充作傀儡，自己以司空执掌朝政，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在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汉魏之间，饥荒不断，粮食奇缺，军粮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曹操迁都许县以后，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利用攻破黄巾军时缴获的物资，在许地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下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大力推广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的军粮问题，有力地支持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迎献帝、迁都于许和兴办屯田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这两个条件的具备是曹操善于利用和顺应当时客观条件的结果。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在条件具备后，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当时，曹操的北边和东边，是占有冀、并、幽、表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西南，有占据荆州的刘表;东南，有占据徐州的吕布;西边，是尚未完全服从许都中央政权的关中诸将;在离许都不远的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还有与曹操为敌的张绣。上述割据势力中，以袁绍的实力最强。曹操要想争天下，与袁绍的决战势不可免。根据对手的情况，曹操决定先消灭与自己距离较近的吕布，为以后和袁绍的决战去掉后患。建安二年九月，曹操大败自扬州(治今安徽寿县)进犯的袁术，袁术退往淮南。经此一役，曹操解除了袁术对许都的威胁。随后，曹操于建安三年九月向占据徐州(治今江苏睢宁西北)的吕布发动进攻。当年十二月，曹操即消灭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吕布，攻占徐州，消灭吕布后，曹操又出兵攻占司州(治洛阳)的河内郡(治今河南武陟西南)，占有兖、徐、豫、司等州的广大地区，势力获得迅速发展。

2、攻灭袁绍的官渡之战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袁绍攻灭困守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的公孙瓒，占有幽(治今北京城西南)、并(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青(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冀(今河北临漳西南)四州，地广人众，兵精粮足，气势甚盛。当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一举攻灭曹操，实现他“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抱负。当时，袁绍集团内部对此出现分歧。监军沮授认为己方连年用兵，百姓疲惫，仓库无积，赋役沉重，这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国之深忧”。而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己方师出无名，不如一方面务农息民，一方面遣使向汉献帝报消灭公孙瓒之捷。如果不能得通，则以曹操阻隔王路为名，进军黎阳(今河南滑县东北)，渐营河南，添造舟船，修治兵器军械，分遣精骑骚扰曹操边境使其不得安宁。这样下去，3年之内，便可轻而易举地平定曹操@。别驾田丰也认为应该“外结英雄，内修农虞，”然后以奇兵“乘虚迭出”，以逸待劳，达到最终消灭曹操的目的。但治中审配、郭图等人认为以己方的实力进攻曹操，就如同翻手一样容易，现在进兵伐曹，正当其时。袁绍由于骄傲自大，急于消灭曹操，没能采纳沮、田二人的正确建议，而以审、郭二人的见解为是，决定大学南进，直捣许都。关乎袁曹双方各自命运的官渡之战由此展开。

官渡之战以前，袁绍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曹操占有司、兖、豫、徐等地，双方大体以黄河为界，南北对峙。官渡之战，袁绍居于优势地位，属于进攻的一方;曹操居于劣势，属于防御的一方。袁绍家族，曾“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取得上述四州后，土地及实力更是大大增加，尤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因此袁绍实力非常之强，有军队数十万，兵精粮足，曹操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黄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虽经曹操推广屯田，但这一地区的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物资远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总兵力不过数万人，投入前线的据记载是“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这一记载虽不完全可靠，但曹操之兵力远少于袁绍却是确凿无疑的。

由于袁绍势大，曹操手下众将都认为不可抵敌，曹操胸有成竹地安慰众将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建安四年八月，曹操率军进屯黎阳，并命在青、徐一带有潜在影响的吕布降将臧霸攻占齐(治今山东淄搏临淄北)、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以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夹击许都;又命大将于禁屯兵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九月，曹操分兵扼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自己暂回许都。十一月，袁绍拉拢驻于穰县(今河南邓县)的张绣未成，反使张绣投降曹操。曹操不计前嫌，真心相待，委任张绣为扬武将军，并娶张绣之女为儿媳，使自己又免除了一个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曹操使治书侍御史卫凱镇抚关中，随后又从卫凯之议，命司隶校尉锺繇镇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暂时安抚了关中诸将。曹操在完成上述一系列有利于日后决战的部署后，于当年十二月亲率大军赶至官渡前线，准备迎击袁绍。由于敌人强大，曹操的决战方针是扼守要隘，以逸待劳。因而他没有将防守重点放在黄河沿岸，而是放在黄河以南、许都正北的咽喉要道官渡一线。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就在袁曹大战一触即发之时，左将军刘备袭杀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使曹操顿时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之下。曹操决定即刻率大军亲征刘备，众将怕袁绍乘机来攻，皆劝曹操先不要进攻刘备。曹操回答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果然，及至曹操得胜回军，也未见袁绍有所举动。

当年二月，袁绍率大军进至黎阳，命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领军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的建议，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北渡黄河袭击袁军后方的态势，引诱袁绍分兵西向，然后突然率军兼程东进授救白马。曹操率军杀到，白马袁军猝不及防，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直至延津之南。曹操止军于山坡之下，命将士解鞍放马，并将辎重抛弃道路之上。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乘机率仅有的600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是袁军名将，两战分别被杀，军中大震。曹操初战告捷，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逼近官渡，依沙堆为屯，东西数十里。曹操接战不利，遂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高楼)、起土山，由上向曹营射箭，曹军将士皆蒙盾而行。曹操命士卒造霹雳车(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发射石头的兵器)，将袁军高橹尽皆击碎。袁绍又命将士挖掘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曹操针锋相对，于营中沿防线挖长壕以拒之。双方一攻一守，相持近两月之久。时曹操所辖境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曹操处境极为困难。这时，袁绍又命刘备去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联合反叛曹操的刘辟从后方袭扰曹操，曹操只好分兵命大将曹仁去将其击溃。由于形势非常紧张，曹操一度曾想退兵，去信和留守许都的谋士荀彧商量。荀彧回信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于是曹操继续在官渡苦撑。不久，果然等来了战机。

十月，袁绍从河北地区运来粮食万余车，命大将淳于琼率军保护，屯于距袁绍大营40里之处的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立即挑选精锐步骑5000人，打着袁军旗帜，亲自率领，乘夜从小道偷袭乌巢。曹军至乌巢后，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据营垒固守。袁绍闻知乌巢被袭后，认为这正是进攻曹操大营的机会，因此派出往乌巢的授兵很少，而命大将张邰、高览率重兵围攻曹操大营。曹操在乌巢，挥军猛攻淳于琼营，不久袁军救兵赶到，左右请曹操“分兵拒之”。曹操不许，大怒说:“贼在背后，乃白(禀告)!”于是曹军将士皆奋勇死战，大破袁军，阵斩淳于琼，尽烧其粮食辎重。张邰、高览等围攻曹营，营未攻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军心摇动。这时，郭图等人又诬陷张邰，说他高兴袁军兵败，出言不逊。张邰忿惧之下，与高览投降曹操。于是袁军自相惊扰，不战而溃。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斩杀7万余人，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袁绍与其子袁谭率800余骑逃回黄河以北。官渡之战遂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从客观条件说，曹操一方本处于劣势，但曹操能够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及敌我双方的差异利弊，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因而他能够扬长避短，抓住时机，采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自己有利的方面转化。所以当时名士诸葛亮认为曹操能“以弱克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袁绍和曹操正好相反，他不善于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也不能够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而是盲目骄傲，自大轻敌，使己方的长处不能发挥作用，而己方的弱点却被敌人利用，以优势兵力打了败仗。官渡之战前，凉州从事杨阜从许都返回关中，诸将问其袁曹胜败，杨阜回答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这番话，道出了袁曹主观上的差异。

官渡之战是曹操攻灭袁绍势力乃至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战。战后，袁绍一蹶不振，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病死。袁绍死后，其长子袁谭与少子袁尚争位相攻，袁氏势力更渐衰弱。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先后攻占冀、青、幽、并四州，杀掉袁谭及袁绍外甥高干，逼迫袁熙、袁尚兄弟远投三郡乌桓，在中原地区肃清了袁氏势力。

3、攻灭三郡乌桓及平定关中之战

乌桓是塞外的一支游牧民族，东汉末年，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东南)三郡的乌桓部落结合一处，是为三郡乌桓，辽西部的酋帅蹋顿是三郡乌桓的首领。蹋顿与袁绍关系一直很好，袁熙、袁尚兄弟被曹操打败后，裹胁冀、幽二州军民10余万户投奔蹋顿。蹋顿并屡次入塞为害，掠夺北边的人口和财产。曹操为了巩固黄河以北的统治和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必须解决乌桓问题。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进军讨伐乌桓。五月，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无终一带地势低洼，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乌桓又沿途扼守要地，曹军受阻无法前进。这时无终人田畴建议曹操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从。”的路线进军，曹操采纳。为麻痹乌桓，曹操佯装退军，并立木牌于路旁，上写“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字样，然后以田畴为向导，率大军从小路偷袭乌桓。曹操大军登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北)，出卢龙塞(在今河北喜峰口一带)塞外道绝不通。遂“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距柳城不足200里时，乌桓才发觉。袁氏兄弟与蹋顿率数万骑迎击曹军。八月，两军在白狼山(今辽宁白鹿山)相遇。当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势甚盛，曹军将士“皆惧。”曹操登高晾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便命令大将张辽为先锋，趁敌军阵形稍动之机，率军发动猛攻。乌桓在曹军冲击之下阵势大乱，四处溃散，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降服了胡汉人口20余万。袁氏兄弟和乌桓其他首领逃奔割据平州(治今辽宁辽阳)的公孙康。曹军将士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公孙)康送尚、熙道，不烦兵也。”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杀掉袁熙、袁尚，并将首级送与曹操。众将不明其中奥妙，曹操解释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众将恍然大悟。至此，三郡乌桓被曹操攻灭，袁氏残余也彻底肃清。

曹操志在统一天下，消灭袁氏后，准备南攻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为了进一步专断朝政，自任丞相，随后于七月南征荆州。但不久曹操在江东孙权与寄寓荆州的刘备强有力的抵抗之下，大败而回。曹操见不能一举平定南方，遂转过头来解决关中问题。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在用2年多的时间进一步稳定了内部后，开始对关中用兵。所谓关中，指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以西、秦岭以北地区。当时关中尚处于分裂割据之中，但关中诸将在名义上都还服从中央政权，曹操贸然加之以兵，还须师出有名。当年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以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人马心生疑惧，起兵反叛。曹操在取得进兵口实后，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屯据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守御。七月，曹操起大军亲征关中。

关中兵素称精锐，善使长予。曹操手下对此疑虑重重，曹操自信地说:“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八月，曹操兵至潼关，自己率军与马超等夹关对峙，暗中派徐晃、朱灵二将率兵乘夜从蒲坂津(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在潼关以北的黄河西岸建立营寨。然后曹操率军北上，在徐晃河西军的接应下，从蒲坂津渡河西进。马超见曹军已至河西，放弃潼关，退至渭口(今陕西华阴东)布防。曹操全军到达河西后，“连车树栅”为甬道，循河南进。一路之上，曹操多设疑兵，又乘敌不备之时，偷偷用船渡精锐入渭水搭设浮桥，然后连夜分兵渡过渭水，在渭水南岸建立营寨。九月，曹操大军全部渡过渭水，在渭南与马超等军对峙。马超等人自忖难敌，请割地求和，曹操不许。马超率军来战，曹操坚守不出。马超等又请求以儿子为“质任”求和，曹操为了有机会分化瓦解关中诸军，听从谋士贾诩之计，假意许和。韩遂早年与曹操相识，请求会见。曹操答允,与韩遂在军前见面，二人交马而谈，曹操故意只谈京都旧事，不提当前战情。韩遂返回军中，马超问与曹操何所言，韩遂称“无所言”，马超心生疑忌。曹操又亲笔给韩遂写信，故意多所涂抹，如同韩遂自改一般，马超见到，更起疑心。关中诸将由此渐渐离心。曹操见时机成熟，出动大军与敌决战。两军接战之时，曹操先以少数军队诱敌，然后突然用精锐骑兵夹击，大破关中诸军，阵斩关中将成宜、李堪等人，马超、韩遂逃奔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今甘肃镇原南)。关中基本平定。后韩遂被部下杀死。马超投奔汉中张鲁，关中割据势力不复存在。

曹军初至关中时，对方不断增兵，每来一军，曹操都面有喜色。战后，诸将问其所以，曹操回答说:“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適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诸将叹服。可见曹操深通用兵之道。史称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从曹操攻灭乌桓和平定关中之战中，确实可以看到曹操用兵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曹操能消灭群雄，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曹操取得进攻乌桓及平定关中诸将的胜利后，就成功地统一了北方，并为后来的曹魏奠定了基础。

(二)奠定三分的赤壁之战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彻底肃清袁氏势力，基本统一北方后，亲率大军南进，准备消灭荆州刘表，进而平定江南。割据江东的孙权与寄寓荆州的刘备联兵抵抗，大败曹军。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与刘备都站稳了脚跟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曹、孙、刘三家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1、战前形势

曹操在消灭袁绍后，全据司、兖、豫、徐、青、冀、幽、并等州，除关中各股割据势力尚未完全服从中央外，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在此期间，他在统治区内实行了打击豪强、功课农桑、推广屯田、兴修水利、选拔贤能等有利于发展的措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将朝政大权完全集于一身，随后准备凭借在战争中造就的强大军队南进，统一天下。曹操南进的首要目标是距自己较近的荆州(治今湖北襄樊市)。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是西汉宗室中山王刘胜的后代。东汉末年大乱时，刘备也聚众起兵，先后依附过当时军阀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人。官渡之战时，他曾帮助袁绍袭扰曹操后方，后投奔荆州牧刘表。刘备素有恢复汉室、重建统一之志，但由于他身边缺乏智谋之士，又没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一直没能在群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荆州期间，刘备受刘表之命，先后屯于新野(今属河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防备曹操南侵。刘备乘机延揽人才，扩编军队，发展自己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经徐庶推荐，请得在隆中(在今河北襄樊市西)隐居的名士诸葛亮出山，助他夺取天下。诸葛亮与刘备一见面，便在著名的《隆中对》中为他制订了夺取荆、益(治今四川成都市)二州为根据地，与江东孙权结盟共抗曹操，一旦时机成熟，从荆州和汉中(治今陕西汉中市)两路进军夺取中原的战略方针。刘备对此大为赞赏，遂以诸葛亮为心腹，并依此谋略在荆州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治今浙江富阳)人。孙权继承父兄孙坚、孙策开创的基业，占有江东地区(古称芜湖、南京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他利用这一地区战乱较少，自然条件也比较好的条件，注意招徕北方南下避乱及当地的人才，发展生产，协调内部关系，使江东政权出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之用”的稳定局面。由于江东地处长江下游，如果孙氏政权能够占有荆州，既可以确保江东的安全，又有利于向外发展。因而孙权手下将领鲁肃、甘宁等都建议孙权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成就霸业。建安十三年春，孙权采纳甘宁的建议，进兵攻灭江夏太守黄祖，占领原本隶属荆州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

从曹、刘、孙三方面来说，荆州都是各自夺取天下所要争夺的重要目标。孙权攻取荆州的江夏，引起曹操的警觉，他立刻率军南下来争荆州。赤壁之战由此展开。

2、曹操攻取荆州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为防止孙权攻占江夏后进而全据荆州，亲率步骑10余万南进，抢先来取荆州。曹操采用谋士荀或提出的“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作战方针，以部分军队作出从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南)进军的态势，而暗以大军经新野直扑荆州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子刘琮继任其位。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刘琮见曹军势大，从荆州众僚佐之议，向曹操奉表投降。

驻军樊城的刘备听说刘琮投降曹操后，率军往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是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亲率5000轻骑自襄阳追赶，一昼夜行300余里，在当阳县的长坂(今河北当阳东北)追上刘备将其击溃。刘备抛妻弃子，与诸葛亮及将领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所携带的大批人众及辎重皆被曹操获得。曹操击败刘备后，乘胜进占江陵，占有荆州八郡中的江北四郡。随后，曹操改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使他离开荆州，又大封荆州降吏以收人心，并收容荆州军队七八万人及蒙冲、斗舰等各种战船千余艘，总兵力达到20余万。十二月,曹操给孙权写信进行恐吓，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同时亲率大军沿江东下，准备一举消灭退至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的刘备，进而谋取江东。

3、孙刘抗曹联盟的建立

早在刘表刚刚去世之时，孙权便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去荆州探望虚实，并准备劝说寄寓荆州的刘备，请他安抚荆州士卒，共拒曹操。鲁肃到江陵时，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向南撤退。于是鲁肃在当阳长坂与刘备见面，说明己方意欲与刘备联合共抗曹操的意图。刘备欣然许诺，率长坂兵败后与他会合的关羽水军及刘表长子刘琦所部共2万余人，退屯樊口。孙刘二家本来都想争夺荆州，但这时见兵力强大的曹操占有荆州大半，危及自己安全，便想联合一处先合力抗往曹操，再图后计。这是孙刘双方的合作基础。

建安十三年十月，刘备闻知曹操即将顺江东下，连忙派诸葛亮随鲁肃去江东会见孙权，落实孙刘联盟。孙权割据一方，不愿以“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愿意和刘备联合抗曹，但他对刘备新败之后的实力及曹操的汹汹来势疑虑重重，不敢遽下决心。诸葛亮就此替他分析说:刘备虽然新败，尚有2万余人。而曹操兵力虽然雄厚，但其远途跋涉，连续作战，已是强弩之末，况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军民也并未真心归附曹操。只要孙刘两家联合，定可击败曹操，逼迫其北撤。这样，江东、荆州不仅得以保全，还可由弱转强，三分天下的鼎足局面就可形成。孙权听后大喜，转与部下商议。但恰于此时，曹操的恐吓信送到，孙权的主要谋士张昭等人被曹军声势吓倒，认为己方根本无法与其抗争，主张投降。鲁肃力主抗曹，劝孙权召回江东军事主将周瑜共商大计。周瑜奉命从鄱阳(今江西波阳)赶回，对孙权说: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应当为汉家除去曹操，怎么可以投降呢!现在曹操北方并未平定，马超、韩遂是其后患;而且他舍鞍马，仗舟楫，来与我方争衡，正是弃长就短;何况现正严冬，马无草料;以北方士卒远来江南，不服水土，一定会生疾病。这几点都是用兵大忌，而曹操犯此多处忌讳，我方破曹，就是眼前之事。当夜，周瑜又为孙权分析曹军兵力说:众人见曹操书信中说有水步80万，便信而恐惧，是没有核之实际的结果。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军队不过十五六万人，已很疲惫，收编荆州军也不过七八万人，尚怀狐疑之心。曹操以疲惫之卒，御狐疑之众，即便数目众多也不足畏。只要有5万精兵，我方就可以制服它。孙权听后大喜，疑虑尽消，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使其统率水军3万，与刘备会师共抗曹军。

4、赤壁之战

曹操大军自江陵沿江东下，至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在长江南岸)与孙、刘联军相遇。当时曹操军中流行疾疫，接战不利，退屯乌林(今河北嘉鱼西，在长江北岸)，与联军隔江对峙。

周瑜部将黄盖见曹操水军战船首尾相接，建议火攻，周瑜同意。于是黄盖先使人送书信于曹操，诈称投降，并与曹操约定归降时间，曹操信以为真。等到约定之日，黄盖率蒙冲斗舰数十艘，内装柴草，灌以膏油，外用帷幕围裹，并另备快船系于战舰之后，以备起火后换乘，舰上张挂投降信号旗帜，依次往曹营而进。时东南风急，黄盖以蒙冲斗舰居前，张帆直趋曹军水师。曹军将士见黄盖临近:“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丝毫不以为备，船队距曹军2里之处时，黄盖令各船同时点火，于是“火烈风猛，往船如箭，”@曹军船队被火船引燃起火，延至北岸陆地营寨，曹军烧死、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周瑜率大队水军乘势从南岸渡江猛攻，曹军大败，舟船全部被烧。曹操率军从陆路经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撤回江陵，一路又遭风雨，道路泥泞，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孙刘联军乘胜水陆并进，追击直至南郡(治江陵)。

曹操见大军已败，当时疾疫流行又日益严重，遂留大将曹仁、徐晃镇守江陵，乐进镇守襄阳，自率大军回师。赤壁之战遂以孙刘联军大败曹操而告结束。

5、战争后果及曹操失败的原因

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乘胜进军。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周瑜攻占江陵。于是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使江东政权更加巩固。刘备在赤壁之战刚一结束，立刻推举刘琦出任荆州刺史，并利用刘琦是刘表长子的身份，很快将荆州的江南四郡武陵(治今湖南常德)、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桂阳(治今湖南梆县)控制在手中。建安十四年，刘琦病卒，刘备征得孙权同意，出任荆州牧，从此有了自己的地盘。不久，孙权为了联刘抗曹，又将南郡借给刘备，并同意他都督全部荆州的请求。刘备占有荆州大部，初步实现了诸葛亮为他设计的占据荆、益二州的战略设想。曹操大败之后，将防线退缩到襄阳、樊城一线，一时无力南进。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局面逐渐形成。

曹操以优势兵力大举南进而最后以赤壁大败告终，主要是犯了骄傲轻敌，急于求成的错误。正如诸葛亮与周瑜在战前所分析的，曹操在北方尚未真正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急于南进，与擅长水战的孙刘二军来争短长，犯了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的兵家大忌。而孙刘联军在鲁肃、诸葛亮、周瑜等杰出人物的筹划下，善于抓住和利用曹军的弱点，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以弱胜强，一战成功。由此使江东政权更加巩固，刘备势力获得巨大发展，曹操的雄心严重受挫，从而奠定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面。

(三)吴蜀争夺荆州的战争

赤壁之战后，曹操以重兵扼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合肥(今安徽合肥西北)等要地，对东南采取战略守势，转头以主要精力巩固内部及解决西北关中问题。孙权的江东政权于战后得到巩固，并向南发展，控制了岭南地区。刘备在战后控制了荆州大半，后进军巴蜀，攻占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之子曹丕废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再下一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称王，建立孙吴政权。魏蜀吴三国正式成立。在吴蜀正式建国前后，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爆发了一场争夺荆州的大战。

1、吴蜀争夺荆州的背景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北据汉水，南控湘江，东连江东，西通巴蜀，是魏、蜀、吴三家都想控制的一块战略要地。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有江北的襄阳、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等地;孙权占有中部的南郡(治今湖北江陵)、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南)郡;刘备占有武陵(治今湖南常德)、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桂阳(治今湖南郴县)等江南四郡。三家之中，以刘备获益最大，但实际上包括刘备在内，三家对这一状况都不满意。因此，围绕着荆州问题，曹孙刘三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十分激烈。后来吴蜀之间爆发的战争，便是这种明争暗斗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见到孙刘联盟比较稳固，深知对这两股势力一时难于消灭，便对其采取战略守势，而着力经营北方。与此同时，曹操运用外交手段，对孙权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图破坏孙刘联盟，坐收渔利。

曹操主动停止对荆州的争夺后，孙刘两家的矛盾逐渐显现乃至激化。赤壁之战后，孙刘各自占有荆州一部，关系很好。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为了“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又将南郡借给刘备，并答应了刘备请都督整个荆州的要求。孙权此举，是在当时曹操从东西两方面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前线，使其为自己负担西翼的南郡防务，而自己专力防卫东翼合肥一线的权宜之计。由于孙权将南郡借与刘备将使他失去对长江中游的控制，而这显然不符合他“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传统国策，因此他不可能让刘备长期占有南郡。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势力不断获得发展，乃至占有南郡，便初步实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为他设计的占有荆、益二州的建国规划。对于南郡乃至荆州，他不会再轻易地还给孙权。由此，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就埋下了危机。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入蜀，占领益州，取得了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越地位，势力迅速扩展，并对长江下游的孙权政权构成威胁。孙权对这一局面无法忍受，便于刘备取蜀的第二年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当然不肯归还，以“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为辞推托。孙权大怒，派大将吕蒙率军攻占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知，急率大军东下，驻屯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命荆州主将关羽率军回夺长沙等三郡。与此同时，孙权也率大军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督战。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恰巧此时曹操进攻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刘备怕益州有失，便遣使向孙权请和，孙权许诺。于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共分荆州:江夏、长沙、桂联3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归刘备。双方达成协议后，刘备仍以关羽镇守江陵(南郡郡治，今湖北江陵)，孙权以鲁肃镇陆口，双方暂时相安无事，但矛盾却并未真正解决。

2、吕蒙袭取江陵之战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卒，孙权以吕蒙代统其众，镇陆口。吕蒙对待刘备的态度与鲁肃不同，他认为刘备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同时关羽“骁雄，有并兼心，

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此他建议孙权尽早谋取关羽。孙权深以为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击败曹军，占领汉中，又遣军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声势其盛。当年七月，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向曹魏樊城襄阳方向发动进攻。关羽一路进展顺利，先利用汉水泛滥之机在樊城以北大破左将军于禁等七军，迫降于禁，擒杀对方将领庞德，随后进围樊城，又分兵围攻襄阳。曹操设置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准备自许县(今河南许昌东)迁都以避其锋。这时丞相军司马司马懿等人建议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操从其议。

孙权早有谋取荆州之心。关羽进军之时，吕蒙便向孙权建议说:关羽讨樊城而留在南郡许多军队，这一定是怕我袭其后的缘故。我常有病，请以治病为名使我返回建业。关羽闻知，一定会调走留守部队尽赴襄阳。我大军乘机沿江昼夜西上，袭其空虚，就可以攻克南郡，也可以擒获关羽。孙权采纳遂公开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吕蒙途经芜湖，年轻将领陆逊与之交谈，也建议他出其不意袭取荆州。吕蒙见陆逊与自己不谋而合，表面不动声色，但回建业立刻推荐陆逊代己之任，以便顺利实施偷袭荆州的方案。陆逊本来就“未有远名，非羽所忌”，到任后，又给关羽写信，卑辞谦恭，极力捧誉关羽，并提醒关羽曹操用兵狡猾，不要轻敌等等。关羽久攻樊城、襄阳不下，曾连连征调驻在上庸等地的刘封、孟达出兵相助，但刘孟二人推托不肯发兵，关羽颇感兵力不足。这时关羽见吕蒙病还建业，又误以为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遂抽调南郡留守部队助攻樊城。曹操约请孙权从后攻击关羽的书信到达时，孙权偷袭荆州的准备工作已渐就绪。正好此时关羽因军粮不济，强取孙权存于湘水关戍的存米为食。孙权大怒，决定即刻进兵偷袭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以吕蒙为大都督，率军偷袭江陵，自己随后也率军西上。临行。孙权遣使告诉曹操，自己将如约袭击关羽之后，并请曹操为他保密。曹操接信后与群僚商议，众人都认为应从孙权之请，但谋士董昭认为，应表面答应孙权，而暗中将此消息传布出去。董昭的意思是，如果关羽闻讯回军，则樊城之围立刻可以解除，并可以使孙刘相仇争斗，坐待其毙。如果真替孙权保密，便会使孙权得志，而且受围的魏军将士不知将有解救，也容易心生恐惧而有他变。所以应该公布这一消息。曹操认为董昭的建议很好，便命人将写有这一消息的书信射入樊城围中及关羽军中。受围曹军闻之士气倍增，而关羽得信后不知真假，既怕前功尽弃，又自恃江陵、公安防务坚固，没有及时撤军。

吕蒙军至寻阳(今湖南黄梅西南)，将精兵尽藏于大船舱内，使船夫都衣以商贾服装，昼夜兼行，直趋江陵。关羽沿途所置的哨所皆被吴军出其不意地攻占，因而关羽对此一无所知。吕蒙军至公安，利用傅士仁、糜芳二人与关羽素有嫌怨，又因军资不供怕被关羽治罪的矛盾，劝说二人先后归降。于是吕蒙兵不血刃，便即攻占公安与江陵这两个荆州重镇。吕蒙攻占江陵后，厚待关羽麾下将士家属，同时封存江陵府库，严明军纪，不许吴军士卒骚扰百姓，以求收到瓦解关羽军心的作用。

关羽闻知江陵失守，急忙率军南撤。回军途中，关羽手下将士得知吕蒙厚待他们的家属，皆无战心，许多人离营逃散。十一月，关羽自知势单力孤无力收复江陵，被迫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不久，关羽弃城出逃,但因道路早已被吴军切断，于十二月被吴将马忠俘虏，后与其子关平等人皆被孙权杀掉。

至此，吕蒙偷袭江陵大获成功，荆州遂被孙权全部占领。而刘备由于荆州的失守，使原来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失去攻守两利的战略要地，将被迫局促于巴蜀之地。这是刘备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二者之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夷陵之战。

3、陆逊击败刘备的夷陵之战

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这对刘备是沉重的打击。荆州丢失，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定的据有荆、益二州，相机从荆襄和汉中两路进军中原的建国发展战略就将成为泡影。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在称帝不久，便决定不惜与孙权彻底决裂，用武力夺回荆州。蜀汉群臣都不主张对孙权用兵，大将赵云认为蜀汉的主要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权，不应该将主要敌人放置一边去与孙权作战，其他大臣也纷纷劝谏。但刘备急于报复，一无所纳，坚持立刻伐吴。孙权为了巩固占有荆州的既得利益，遣使向刘备请和，刘备不许。曹操在孙权攻取荆州后，为了进一步拆散孙刘联盟，曾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孙权也遣使称臣，与曹操修好。这时，孙权见向利备求和不成，便继续与曹魏通好，同时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西上，准备迎敌。

当年七月，刘备留诸葛亮镇守国都成都，派遣将军吴班、冯习攻占秭归(今属湖北)，为大军打开由蜀入荆州的通道，然后亲率大军进驻秭归。章武二年正月，吴班、陈式等率水军进至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夹长江两岸安营。二月，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使其督率江北蜀军防备曹魏袭击，然后自己率军从秭归东下，沿途立营数十屯，直抵猇亭(今湖北东南古老背，在长江北岸)、夷道(今湖北宜都)一线。同时，刘备命侍中马良至武陵，以财帛官爵拉拢当地蛮族，使其助蜀攻打孙权。

陆逊面对蜀军的汹汹来势，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率军实行战略退却，将最后防线设在夷道、猇亭一张，然后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等候时机。当时孙权侄儿孙桓被蜀军围于夷道城，众将都请陆逊出兵救援。陆逊认为孙桓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固粮足，不会有危险，不许出兵，众将认为陆逊年轻怯敌，一些功臣宿将便不肯服从将令。陆逊按剑对这些人说:“刘备天下知名，连曹操都要惧怕，这是强敌。我们应该和睦以共，消灭刘备上报国恩。现在你们不听号令，这是为什么?我虽然一介书生，但却是受命于主上，国家所以委屈诸君归我调度，是因为我有尺寸之长，而能够忍辱负重的缘故。军令有常制在，不许违犯!”众将这才不敢再言。刘备大军被阻于夷陵一带的沿江山地之内，无法继续东进。刘备屡次派军挑战诱敌，陆逊坚守不出。

到当年闰六月，刘备与陆逊的夷道、猇亭一线相持已达半年之久。蜀军自巫峡、建平(今四川巫山北)至夷陵连营700余里，欲战不能而营地分散，供应困难，又兼天气湿热，士气日渐低落。陆逊见蜀军师老兵疲，决定展开反攻，先上书孙权说:我当初顾虑蜀军水陆俱进，现在他们却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不会有什么变化。您可以高枕无忧了。陆逊手下众将认为，如果反击刘备应在其进兵之初，现在对方已深入五六百里，一些要地也都被其占领，反击一定会失败。陆逊解释说:刘备是狡猾的敌人，经多识广，其军始集时，思虑精专，不可以轻易进攻他。现在蜀军顿兵此地已久，没有得到进攻我方的机会，兵疲志馁，无计可施。这正是打败他们的时候。

陆逊先派军对一座蜀营作试探性进攻，没能成功，但他从中找出了利用火攻这一正确的进攻方法，于是命将士各持茅草一把，抵进蜀营实行火攻。蜀营本皆设在草树丛生的山间，极易起火，突遭火攻，蜀军顿时大乱。陆逊乘势指挥各军全线发动反攻，连破蜀营40余座，阵斩蜀将张南、冯习及蛮王沙摩柯等。刘备率军退上马鞍山(在今湖北宜昌北)，陈兵自守。陆逊督率诸军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死者数以万计。刘备乘夜逃出重围，多亏沿途驿站蜀人焚烧溃兵丢弃的铠具断道阻挡追军，才得以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此役，蜀军出动军队大约五六万人，大部分被消灭，所携带的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江北黄权所率军队由于水路被陆逊派军截断，被迫投降曹魏，入武陵招降蛮族的马良也死于吴军的进攻之下。夷陵之战遂以陆逊大败刘备而结束。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蜀国先败于江陵，再败于夷陵，是彻底失败的一方。蜀汉的失败，是因它在政治策略和用兵谋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在政治策略上，结好孙权共抗曹操本是刘备创业之初即定下的基本国策，这是基于当时曹操力量强大、孙刘两家力量弱小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正确国策。但关羽及刘备在这一问题上都有重大失误。关羽身为荆州主将，不仅没能主动执行这一国策，消融孙刘两家之间潜在的矛盾以保相安无事，反而在孙权主动请与他结亲表示友好时，痛骂来使，辱及孙权，后在北征樊城时，也没能与孙权联络通气，而且强取孙权的湘东存粮，任意恶化双方关系而毫无顾忌，终于使双方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促使孙权立即实施谋取荆州的计划，断送了刘备攻取益州、汉中之后出现的大好局面。刘备在丢掉荆州后，也将传统国策置于脑后，急于恢复失去的优势地位，忿而用兵，结果大败于夷陵，损失惨重。设若刘备能从大局出发，乘孙权求和之机，暂与其修好，待局面稳定后再谋他途，虽不一定能恢复到据有荆州时那样的优势局面，但也断然不会招致夷陵之败而大伤元气。正因为联孙抗曹是蜀汉迫于当时形势必须要执行的策略，因此尽管蜀汉两次大败于吴，并被对方夺去荆州，具有政治眼光的蜀相诸葛亮还是在夷陵败后的第二年即派尚书邓芝出使吴国，主动与吴释嫌修好。在用兵谋略上，关羽主动进攻樊城、襄阳并没有错，因为“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但由于关羽“刚而自矜”,他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做好。比如在对孙权的关系上，北攻樊城之前，关羽如果能顺水推舟，利用孙权主动修好之机使用怀柔政策暂与其相安一时，便会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也很可能迟滞延缓孙权对江陵的袭击。而关羽却不是这样，他既要远离江陵去攻魏，又同时任意恶化与孙权的关系，甘心将自己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丝毫不懂打一拉一的常见用兵谋略，实在是太“刚而自矜”了。这实际上和没能实行联孙抗曹的政治策略是同一个问题。又如他在江陵留守人选的确定上，糜芳、傅士仁是“素皆嫌(关)羽轻己”的人，但关羽却将镇守江陵，公安的重任交给他们。试观关羽，首先不惜与孙权交恶，甘愿两面作战，其次既考虑到孙权有可能袭取荆州也留有重兵防守，却留下很不得力的糜、傅二人担任主将。此外当二人因军粮供应不利遭关羽责备心生疑惧时，又没能及时预见到二人有可能因惧怕而生二心，未作任何调整或采取预防措施。由于关羽用兵上的上述致命问题，终致授人以隙，自取败亡。这都可以从关羽的“刚而自矜”、骄傲轻敌上找到原因。也还是因为关羽的“刚而自矜”，吕蒙、陆逊的骄兵之计大获成功，当陆逊卑辞示意，别有用心地捧誉他时，他却信以为真，以为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遂抽调江陵守军助攻樊城，酿成大败。至于刘备，虽是一时人杰，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对行兵作战却并不精通。夷陵之战，可能是因为极力反对伐吴的缘故，颇富韬略的诸葛亮和久经战阵的名将赵云都没有随刘备出征。这更使刘备在用兵谋略上出现问题时不易修正和补救。刘备在夷陵之战中，一是舍弃敌军所惧怕的“水陆俱进”而“舍舟就步”，使自己大军困于山林之中;二是从巫峡建平到夷道络绎结营达七百余里，都是十分拙劣的作法。因而陆逊见刘备“舍舟就步”则以为破敌时机已到魏文帝得知刘备如此扎营则惊呼:“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此兵忌也。孙权上事(喻报捷)今至矣。”此外，用兵贵在多变，而刘备在大军顿于夷道、猇亭一线达半年之久，对方又坚守不出实行战略防御的情况下，既没有相应调整部署，也没能预见到对方针对己方安营弱点实行火攻的可能而加以防范，被动地困在数百里山地间一无所为。因而以对方大举反攻时，蜀军惊惶失措，顷刻土崩瓦解。从夷陵之战看，刘备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

反观孙权一方，政治策略及用兵谋略都比蜀国高明。孙权在当时曹、刘、孙三者的关系中，始终采取拉一打一的策略，而其中又以联刘抗曹为其主要策略。孙权对这一策略实行得非常之好，就在他谋取荆州的同时，仍不露声色地主动与关羽结亲修好，后与刘备交恶，又结好曹操，甚至不惜称臣纳贡，表现了很灵活的策略。在用兵谋略上，吕蒙与陆逊两位主将更是明显高于关羽、刘备。吕蒙、陆逊行骄兵之计大获成功，兵不血刃袭取荆州，陆逊主动让敌一步，伺机反攻而大败刘备，都成为著名的成功战例。由此看来，孙权一方能取得胜利也是势所必然。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结束后，蜀汉实力严重削弱，失去了攻守两利的荆州，局促于西南巴蜀一隅，再攻曹魏，只能从汉中一途，失去了荆州、汉中两路夹击的条件。吴国得到长江中游的荆州，使自己的江东政权更加巩固，解除了蜀占据荆、益二州从上流进攻己方的威胁。战后，吴、蜀出于当时曹魏力量强大的现实，又恢复了同盟关系。吴蜀结盟后，合二国之力足以抗衡曹魏的南进。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确立。

(四)诸葛亮平定南中和北伐之战

蜀汉荆州一败，丧师失地，“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元气大伤。刘备在战后的第二年去世，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请他辅佐太子刘禅(蜀汉后主)，主持蜀***政。当时蜀汉东失荆州屏障，北临强魏威胁，局促西南一隅，力量寡弱，南中(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一带)一带的少数族又起兵反叛，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面对这严峻形势，先遣使与吴通好，恢复联吴抗魏的国策，然后修明政治，严肃法令，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很快稳定了蜀国的局面。局面稳定后，诸葛亮决定先平定南中叛乱，然后北伐曹魏。

1、平定南中之战

夷陵之战后，南中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豪帅雍闡杀太守正昂反叛，通过吴交阻太守士燮求附于吴。不久，当地少数族大姓孟获、烊柯(治今贵州黄平西南)太守朱褒、越雋(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夷王高定等亦皆起兵叛蜀。南中叛乱，不仅威胁蜀汉的安全，而且牵制着蜀汉向外发展。但当时诸葛亮因刘备刚死，大局不稳，隐忍未发。

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在内部逐渐安定后，进军平定南中。临行，参军马谡针对南中各少数民族“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的实际情况，建议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服其心而已”的策略。马谡的建议与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提出的“南抚夷越”正好一致，诸葛亮欣然接受。当年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自成都(今属四川)南进，然后折返西上进攻越寫夷王高定，又命门下督马忠进攻东南方向的烊柯朱褒，嵩降督李恢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军进入南中，所向克捷，很快消灭高定，攻占越雋。雍閿被高定部下杀死，孟获代统其众。马忠一军出击败朱褒，顺利占领群柯。李恢率部由驻地平夷(今贵州毕节)进军建宁(治今云南曲靖)。当地各少数族聚集一处，攻击李恢军。李恢先施缓兵计使敌麻痹，然后集中兵力大破敌军，随后乘胜追击，南至梁江(今云南南盘江)，东至烊柯，将叛军尽皆平定。

当年五月，诸葛亮在攻占越嵩后，率得胜之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深入南部不毛之地，追击南撤的孟获叛军。由于孟获在南中夷、汉百姓中威信很高，诸葛亮决定在他身上实现“心战为上”的策略。为了让孟获心服，诸葛亮对他“七纵七擒”。最后孟获终被感动，心悦诚服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最后降服孟获，正是李恢在建宁大破叛军的时候。至此，南中地区被诸葛亮顺利平定，前后仅仅用了数月时间。

诸葛亮在政治、军事都取得巨大成功后，采用以夷治夷的办法，在南中不留外籍官吏和蜀汉军队，大量任用各少数族渠帅，各郡太守等高级官吏也尽量由当地人担任，以求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局面。由于诸葛亮处置得当，终其一世，南中地区再没有发生反叛之事。不仅如此，南中地区的大量资源、物品还成为蜀汉政权军国物资的一个来源，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2、北伐曹魏之战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便积极“治戎讲武”，准备大举伐魏。蜀汉在丢掉荆州后，已失去了东西两路伐魏的有利条件，但诸葛亮仍决定按照他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制定的国策，北伐曹魏。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卒，诸葛亮决定乘机北伐。自此开始，诸葛亮先后发动5次伐魏战争。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三月，诸葛亮向后主刘禅上书表明自己心志，并指出:“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随后率大军10万进驻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汉中地形险要，是屯兵聚粮的理想基地，但从汉中北进，必须经过数百里长的高山险谷。当时自汉中北进，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翻越秦岭入关中(古称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地区为关中。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从东至西主要有子午道(自今陕西西安东南至今陕西汉中东)、傥骆道(自今陕西周至西南沿骆谷水、傥水河谷南至今陕西洋县)、褒斜道(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南口称褒谷，在今陕西勉县褒城镇北十里，北口称斜谷，在今陕西眉县西南三十里)三条通路。这个方向路途较近但很艰险，架有栈道，进军比较困难。另一方向是自汉中经阳安关(在今陕西勉县西)、武兴(今陕西略阳)向西北出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至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此途路较远却平坦，进军便利。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正月，诸葛亮自汉中北攻曹魏。行前，丞相司马魏延认为曹魏镇守关中的夏侯惇“怯而无谋”，建议由自己率精兵5000人负粮而行，直出褒中，循秦岭东行，至子午道折返北上，不出十日可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届时夏侯惇定会胆怯逃走，蜀军可不战而克长安。等到曹魏救兵赶到时，诸葛亮大军也可从斜谷而至长安了。如此，则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诸葛亮认为魏延此计过于冒除，没有采纳。于是，诸葛亮另作部署:先扬言自斜谷进攻酈县(今陕西眉县东)，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自率大军主力出祁山，攻取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曹魏由于蜀国“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及至诸葛亮扬言自斜谷进攻酈县时，魏明帝曹截才以大将军曹真都督关中诸军于都县防御。诸葛亮亲率大军进攻祁山，阵容齐整，号令严明，兵锋甚锐。曹魏南安(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安定(治今甘肃泾川北)、天水三郡叛魏响应蜀军，曹魏朝野恐惧，百官群僚不知计之所出。魏明帝沉着果断，认为蜀军远离汉中险阻而来，正是消灭他们的机会，遂命右将军张邰率步骑5万西拒蜀军，随后自己亲至长安督战。

诸葛亮进军之初，认为参军马谡才器过人，通晓军机，遂舍弃魏延等宿将不用，使马谡督率诸军为先锋，进据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马谡虽然善论军机，但缺乏实际才能，兵至街亭，他不去据城屯军，反而“舍水上山，举措烦忧”，部将王平几次劝谏，马谡不肯采纳。张邰率军进至街亭，断绝蜀军水道，马谡大败，街亭失守。这时，进驻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指挥蜀军进攻的诸葛亮闻知马谡丢掉街亮，以己方“进无所据”，被迫退回汉中。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败于箕谷，赵云聚众固守，然后亲自断后退军，才没导致大败。南安、发定、天水三郡遂又被曹魏平定。退兵后，诸葛亮因用人不当，引咎自请贬职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第一次伐魏遂以失败告终。当年十二月，诸葛亮乘曹魏败于孙吴，关中兵力空虚之机，再次出兵伐

魏。此役，诸葛亮改从秦岭直接向北的路线进军，率军出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直趋陈仓(今陕西陈仓东)。由于曹真事先判断蜀军必定会从陈仓进攻，已命将领部昭、王双等整修城备，严阵以待，因而诸葛亮围攻陈仓20余日而不能克。魏明帝得讯，派张邰率军援救陈仓。诸葛亮仓促进兵，军粮未及齐备，不久即告紧张。这时又听闻张邰大军来援，遂主动撤围回军。魏将王双见蜀军退走，率军追击，诸葛亮设伏将其杀掉，安全撤回汉中。这是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遣将军陈式进攻魏武都(治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发动第三次北伐。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救援，诸葛亮亲率军进至建威(约在今甘肃西和西南)，郭淮退走。蜀军随之攻克武都、阴平二郡，诸葛亮率军返回汉中。由于此胜，蜀后主诏令诸葛亮官复原职，仍任丞相。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再出祁山，向曹魏发动第四次进攻。为了保证军粮供应，特地令中都护李严催督粮运，并创制木牛°以利运粮。当时曹魏大司马曹真患病在身，魏明帝命大将军司马懿西屯长安，督率大将张邰、费曜、戴陵、郭淮等人西拒蜀军。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率精兵4000镇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亲率全军西救祁山。

诸葛亮分兵围攻祁山，自率主力赴上邦迎击曹魏援军。郭淮、费曜等人邀击蜀军，诸葛亮将其击败，与回救上邦司马懿军相遇于上邦之东。司马懿针对蜀军缺乏粮食、难于持久的弱点，收军依险据守，不与蜀军交战。诸葛亮求战不得，向祁山方向撤退，司马懿于后尾随，至于卤城(今甘肃天水市及甘谷之间)。诸葛亮率军回战，司马懿又“登山掘营，不肯战。”魏众将数次请战，司马懿皆不许。贾栩、魏平二将为此当面质问他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五月，司马懿在众将逼迫之下，命张邰进攻祁山南面蜀军，自率军与诸葛亮大军相持。诸葛亮命魏延、高翔、吴班等迎敌，大破魏军，斩首3000人，获玄镗5000领，角弩3100张。魏军败逃回营，继续坚守。六月，大雨连绵，蜀军后方粮运不继。主持此事的李严怕担罪责，使参军狐忠等人假喻后主旨意，召诸葛亮退军。诸葛亮当时军粮也已将尽，遂承旨退军。司马懿命令张邰随后追击，诸葛亮在木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设伏，张邰中箭而死，蜀军安全退回以中。诸葛亮回军后，察知李严失职及假侍旨意等事，将其贬为平民，徒往边地。诸葛亮此次北伐遂又无功而返。

诸葛亮数次北伐无功后，深感军粮屡屡出现问题，而使“己志不申”，决定尽全力解决粮运问题。建兴十年(公元232年)诸葛亮又创制流马，与木牛一起投入使用，提高运粮效率。翌年，诸葛亮又命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并在斜谷修建邸阁储存军粮。

建兴十二年(公元334年)春，诸葛亮再发大军10余万自斜谷北进，向曹魏发动第五次进攻。进兵之前，诸葛亮派使者赴吴，约孙权共攻曹魏。四月，蜀军经斜谷到达鄖县，屯于渭水之南。这时，司马懿也已赶至渭南，背水结营抵御蜀军。诸葛亮见司马懿坚守不出，欲进兵占据北原(今陕西眉县至宝鸡间之渭水北岸)，却被魏将郭淮抢先一步占领，蜀军乘郭淮立营未固之机发动进攻,又未能成功。诸葛亮遂率军屯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为作长久打算以待敌军之隙，诸葛亮命将士“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五月，孙权如约从东向曹魏发动进攻。魏明帝一面命魏将秦朗率步骑2万人助司马懿抵御蜀军，并严令司马懿“坚壁拒守”，不许出战，一方面亲率大军迎击孙权。由于魏明帝措置得当，到当年七月，孙权就在魏军的压力下被迫退军。吴蜀两面夹击曹魏的计划未能实现。

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多次派军挑战，司马懿始终不肯出战。诸葛亮派人送去妇女用的衣帽等物羞辱司马懿，以激他出战，但司马懿丝毫不为所动。为了安定军心，司马懿又假意派人远赴千里去问魏明帝。魏明帝积极配合，命卫尉辛毗持节监军，重申不许出战。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拖延策略下，诸葛亮始终未能找到决战的机会。当年八月，积劳成疾的诸葛亮在军中发病，终于赍志以殁。蜀军在长史杨仪率领下被迫退军，司马懿对诸葛亮心有余悸，未敢放手追击，蜀军安全退回汉中。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也随之结束。

蜀汉在失去荆州后，局促益州一地。是魏蜀吴三国中最为弱小的政权。诸葛亮北伐的对手曹魏占有司冀等9州之地，人力物力及军事实力都比蜀汉强大得多。面对如此强敌而一再北伐，诸葛亮在这里采取的是以攻为守并希望由此获得发展的战略。因为从长远来看，强大的曹魏必然要进兵攻蜀。蜀汉与其坐待敌国来攻，不如主动进攻，寻机削弱对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因此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以先帝(指刘备)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是一个应该肯定的战略，是蜀汉有可能生存并有希望创造出较好局面的可行途径。

诸葛亮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在几次北伐中始终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在与对手的争斗中也基本处于上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是因为他审时度势，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在战略主攻方向上，诸葛亮选择了对方防守力量较为薄弱的陇右地区。陇右地处西北高原，蜀军一旦控制陇右，就可以利用当地较为丰富的人力物力，进则虎视关中平原，退则掩护蜀汉门户汉中。而且陇右地势高险，交通不便，蜀军占领后，曹魏反攻困难。从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方略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目标，蜀汉宿将魏延曾几次请求自秦岭直接北进，进攻长安，都未获诸葛亮批准，魏延为此怨恨，诸葛亮也因此被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但揆之当时形势，且不论北出秦岭道路艰险，大军逶迤于数百里山谷中极易遭敌截击而进退失据，即使如愿攻占长安，也未必能出现对蜀汉有利的局面。长安是曹魏西方的战略要地，为京师洛阳之屏障。由于洛阳是四战之地，历来以洛阳为都者，必须控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为依托。曹魏丢掉长安，必定要以倾国之力来攻，长安地处平原，交通发达，东方的人力物力可从黄河、渭水源源不断地运来支援。而以蜀汉的弱小实力和曲折艰难的后方补给线，即使投入诸葛亮费尽苦心练就的全部10余万军队,也很难说能在曹魏的强大反攻之下长期保住长安。何况不管能否守住长安，花费自己全部力量远离本国去争夺一城一地，消耗自己本就很弱的实力，本身就是取败之道，这显然不符合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用兵方略。因而诸葛亮摈弃魏延的建议不用，坚持自己“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的战略方针。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诸葛亮“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始之怨怒。”综观诸葛亮北伐，其中亦有两次从秦岭直接北进，进攻关中平原。这看似与其一贯战略相悖，而实际正好表现了诸葛亮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攻陈仓，是在孙吴攻魏并大破魏军之时;再攻渭南，则是在孙吴许诺与蜀东西夹击曹魏的情况之下。这说明，诸葛亮在客观形势可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强弱形势的情况下，还是善于用奇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屡屡处于主动地位，还因为他善于带兵和用兵。诸葛亮经过多年的“治戎讲武”，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他带兵“戎陈整肃，赏罚肃而号令明。”行军安营中规中矩，皆合法度。司马懿在诸葛亮病卒后曾“案件其营垒处所”，不得不叹服说:“天下奇才也。”再看诸葛亮的几次进兵北伐，皆进退自如，处于“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地位，除第一次北伐因用人不当导致局部失败外，其他几次都处于上风，需要回军时则安然退回，并曾设计杀掉追击的张邰、王双等魏将。由此看来，诸葛亮深通将略，善于手兵，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并不符合实际。

诸葛亮北伐最终没能成功，除蜀魏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外，还有其他客观上的原因。从诸葛亮的对手来说，魏明帝和司马懿都是杰出的谋略家。魏明帝结合当时吴蜀结盟图己的形势，严格遵循前代“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的成规，对蜀汉采取坚守要隘，不与其主力决战的方针。诸葛亮北伐后期的对手司马懿老谋深算，坚决执行魏明帝“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虚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的拒蜀方略，直至拖死诸葛亮，迫使蜀汉退军。无疑，曹魏君臣的正确对策，将诸葛亮北伐原本就很小的成功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从诸葛亮的盟友来说，吴蜀虽为同盟，但却各有打算，互存戒心，并不能真正配合攻魏。因而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并未得到孙吴多少配合和帮助。这也是他北伐难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五)曹魏灭蜀之战

三国后期，雄踞北方的曹魏经过多年经营，国力日益增强，而与之相峙的吴蜀二国却在日渐衰弱，此长彼消，曹魏统一天下的时机趋向成熟。根据当时形势，执掌曹魏大权的司马昭决定先进兵一举灭蜀，然后伺机灭吴，统一全国。

1、战前形势及曹魏取蜀方针的确定

曹操自赤壁之战和攻取汉中失败后，基于“蜀贼棲于山严”、“吴虏窜于江湖”“而一时难图的现实，采取了“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2以防吴拒蜀巩固北方，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审时度势、待机而动的基本国策。自此数十年间，曹魏执政者基本循此方略治国，北方由此保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曹魏国力因之不断增强。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太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一举控制了朝政大权。随后，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成功地清除了曹氏势力，稳定了司马氏专权之局。在此期间，司马氏为了争取人心和巩固其地位，实行了任贤使能、减轻赋役等有利于发展的措施。因而曹魏国力并没有因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削弱。这成为司马氏最终能够吞并吴蜀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

蜀汉在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辅政，他们谨守诸葛亮治国成规，“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因而国内一度比较安定。但到蜀汉后期，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宠信宦官黄皓，政治日益腐败。大将军姜维的连年伐魏，又消耗蜀国大量人力物力，造成国困民疲的后果。当时蜀国形势正如吴使者薛诩所云:“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已呈败亡之象。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请杀黄皓未获后主准许，率军避祸沓中(今甘肃岷县民)，削弱了汉中地区正面的防守，更为曹魏的伐蜀提供了便利条件。

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执掌魏政的相国司马昭集群臣商议对吴蜀用兵之事,他计议道:“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度差难,不如先定巴蜀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下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对于司马昭先一举灭蜀的战略方针，群臣多不赞成，但司隶校尉钟会极力附合，并建议令青、徐、兖、豫、扬等州大造战船，扬言攻吴以麻痹蜀国君臣。司马昭决心乃定，下令各州造船，并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去关中为灭蜀预作准备。

2、曹魏灭蜀一战成功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司马昭征集四方之兵18万，分兵三路大举伐蜀。其部署如下: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军3万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沓中进军，牵制姜维，使其不得东顾援救汉中。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军3万余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成县)、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一线进军，目的是切断姜维东南归路。东路为曹魏伐蜀主力，由钟会率军10余万，自关中分从斜谷、骆谷、子午道三途直趋汉中，进而南下取蜀。汉中是蜀国门户，所谓“无汉中则无蜀矣。”司马昭的用意，便是以两路大军牵制堵截姜维，而以主力直捣汉中，争取一战成功。

汉中地势险要，为蜀汉门户。蜀汉历来重视汉中的防御。自刘备取汉中，便在险要之地交错设置围戍，“实兵诸围以御外敌。”后诸葛亮又于汉中修筑汉(在今陕西勉县东)、乐(在今陕西成固东)二城，以加强汉中防务，并亲自屯兵汉中镇守。姜维在蜀汉后期主持军政后，认为汉中交错设围，只能御敌于外，不能取得大胜。因此他建议后主将诸围戍敛兵聚谷，退守汉、乐二城，放敌人进入汉中平坦之处，然后坚守要隘，并以游军伺机骚扰，敌军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必定会疲困，待其被迫退军之日，各城蜀军一时并出，一定可以歼灭敌人。后主认为姜维所言为是，命汉中都督胡济退守汉寿(今四川广元西南)，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显守汉城。姜维这一作战方案的设想是诱敌深入予以歼灭。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外围纵敌深入，后边要隘的防守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万万不能有失，而且为保万全，应该配备机动兵力予以策应。否则，一旦要隘被敌攻破，这一作法不啻开门揖盗。而实际上，姜维率主力远屯沓中的作法，与他这一作战方案并不相符。当姜维闻知钟会在关中准备攻蜀时，感觉到汉中空虚，立即上表请求后主派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在今陕西宁强西北)关口及阴平桥头，自己仍未想率主力东还汉中。而后主听信黄皓魏军不敢来攻的鬼话，竟将姜维的建议搁置一边。直到魏军发动进攻时，后主才命廖化率军往沓中支援姜维，另命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等往阳安关口助守。

由于汉中地形险要，魏军翻越秦岭南进本来极为困难。曹操当年进兵汉中，几次感叹说:“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由于蜀军弃险不守，钟会主力军10余万人一路畅行无阻，九月抵达汉中。钟会分兵攻打蜀军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趋阳安关口。蜀守关副将蒋舒诡称“出城克敌”，开关投降魏军。魏前锋胡烈乘势攻城，蜀主将傅佥战死，魏军攻占阳安关。这时蜀救兵张翼等人尚未赶到。钟会闻阳安关已克，置汉、乐二城不顾，亲率魏军主力长驱直进，准备夺取剑阁(今四川剑阁北)，直逼成都。

姜维闻知钟会已入汉中，迅速摆脱邓艾军的纠缠，向阳平方向撤退。这时，魏诸葛绪军已占领武街和阴平桥头，切断了姜维的归路。姜维见状，立即调头北上，向诸葛绪侧后方向运动。诸葛绪恐姜维断其后路，退军30里，让开阴平桥头。姜维乘机折返南向，通过阴平桥头顺利撤回，于路与廖化、张翼等人会合，先钟会一步返回剑阁据守。剑阁号称天险，是由汉中入成都的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钟会率10余万大军到达后，屡攻不能下，粮食渐至匮乏，钟会准备暂时退兵再谋他途。至此，由于姜维机动灵活的杰出表现和魏将诸葛绪的无能。司马昭一举灭蜀的战略计划面临破产的危险，而蜀汉由此获得了转机，已呈转危为安之势。

就在这时，邓艾向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他指出:蜀军已经遭受挫折，应当乘势进攻。如果从阴平由小路经汉德阳亭(今四川剑阁西北)趋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出剑阁以西百里，离成都三百余里，以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守敌一定会还赴涪城，那样钟会便可长驱而进，如果剑阁守敌不还，则涪城敌军兵力寡弱，就会被我攻破。司马昭闻听此计，欣然接受，立即命令邓艾自阴平进军。

阴平一带峻岭横生、道路险阻，自此由偏僻小道，东经阳安关可入汉中，南出江油(今四川江油北)、涪城可达成都。自阴平至涪县，一路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只有羊肠小路，有些地方只能一人通过，大军行进极其困难。十月，邓艾亲率精兵万人自阴平出发，“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行至无路之处，邓艾便“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经过艰苦行军，邓艾终于进至江油。蜀江油守将马邈见魏军突然出现，不战而降。后主遗卫将军诸葛瞻督诸军抵御邓艾、尚书郎黄崇劝他“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诸葛瞻屯军涪城，迟疑不决。邓艾乘机长驱直进，击败蜀军。诸葛瞻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邓艾乘胜追击，再败蜀军于绵竹，诸葛瞻父子战死。十一月，魏军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从大臣谯周之议，自缚出降，并诏令姜维率军降魏。至此，曹操一战成功，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遂告灭亡。

曹操一举灭蜀，是由许多主客观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曹魏政治稳定，国力强盛，这是它一战成功的根本保障。其次，曹魏在战争谋略和战役指挥上也有很多成功之处。司马昭制定的灭蜀计划恰当而又周密，他乘姜维远在沓中，汉中空虚之机，以邓艾、诸葛绪两路大军牵制姜维主力，阻其回救汉中，然后以钟会主力军直取汉中，并在战前命令各州造船扬言攻吴麻痹蜀军，以收出其不意之效。从姜维闻知钟会治兵关中自己却滞留沓中按兵不动，蜀后主未及时从姜维之议派兵加强阳安关口及阴平的防守看，曹操的麻痹蜀汉的计谋应该说是收到了效果。曹操主将钟会乘虚攻入汉中后，置仍为蜀军占领的汉、乐二城于不顾，亲率主力长驱直进，终于在蜀汉援军赶来之前攻占阳安关这一入蜀咽喉要地。及至魏诸葛绪军中计，放姜维主力通过阴平桥头回守剑阁，魏大军困于剑阁之下无法前进时，另一主将邓艾大胆用奇，克服重重险阻，偷渡阴平，连克蜀军，直逼成都城下迫使后主投降，使魏军从诸葛绪失误造成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掌握了主动，一举灭蜀。除上述主观因素外，蜀汉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为曹魏一战成功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蜀汉的最大失误在于放弃汉中诸围守，使钟会军得以长驱直入。面对魏蜀实力悬殊这一现实，姜维不思据险坚守，反而想诱敌深入予以消灭，弃险不守，而且他自己率主力远屯沓中，没有使这一设想建立在坚实可靠的防守基础之上，给了曹魏一举攻占汉中的机会。其次，姜维在闻知曹魏将大举进攻时，仍率主力滞留沓中观望，仅仅建议后主派兵加强阳安关口等地的防守，但这一点也因后主听信谗言而没有做到，使魏军一举攻占阳安关口、阴平桥头等要地。乃至姜维机动灵活骗过诸葛绪返回剑阁后，蜀汉已呈转危为安之势。但在魏邓艾偷渡阴平孤军深入时，诸葛瞻在涪城未能采纳尚书郎黄崇的建议，犹豫不决，坐待邓艾走出山谷。其实邓艾偷渡阴平，既是奇兵，又是险招，如果诸葛瞻依托绵竹、成涪，据险而守，邓艾进退失据，就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正是蜀汉方面一连串的失误，在客观上促成了曹魏的一战成功。

更新于：5个月前

三、三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十三、结语

十二、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

十一、北朝时期的重要战争

十、北朝的军事制度

九、南朝时期的重要战争

八、南朝的军事制度

七、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

六、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战争

五、两晋十六国的军事制度

四、三国时期的著名军事人物

二、三国的军事制度

一、魏晋南北朝军事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