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2024-06-10 08:08 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作者：龙源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770一前720)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476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与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统一王朝分裂为诸侯争雄、再走向统一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代。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统计，军事行动共483次，大战376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战事更为频繁与酷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篇》)。此兵连祸结的形势，乃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一深刻转型的反映。

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之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业奴隶逐渐解放，自耕农普遍出现，国、野界限弥合，井田制瓦解。其上层建筑之反映则是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相迭、战国七强争雄的局面。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为适应规模愈大的战争，相继改革军制，以致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法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渐趋完备，初显我国封建社会军制之端倪。与此同时，作战方式从车战发展为步骑兵作战，战术有了重大革新，出现了总结军事经验的著述，军事思想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1、军制与战术

(1)指挥系统

①军事领导权的变化。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一一诸侯一一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一一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50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②武官系统的独立。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大司马(军)一一小司马(师)一一军司马(旅)一一舆司马(卒)一一两司马(两)一一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文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72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2)武装力量体制

①兵力估算。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4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800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30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540万一580万，车5400-5800乘。一车以8人计，则车兵约为45万，骑兵52万。总计约为570万。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1倍多”。

②兵种及其编制。春秋时期，各国武装力量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国家军队，包括王室军队和诸侯军队，此为常备军;(二)家兵，包括王侯禁卫军与卿大夫的族军。其兵种有四:车、步、舟、骑。战国时代，武装力量主要由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及禁卫军组成，族军则不复存在。同时，步兵剧增，骑兵独立，舟师强化，是其不同于春秋的特点。

车兵是春秋首要兵种。各大国战车均在千乘以上，至中后期，数量更多，各国有2000-5000乘不等，可谓车兵鼎盛时期。车兵由甲士与徒兵组成，一车甲士3人，驾者居中，持弓者居左，操矛者居右车下徒兵，春秋前期为27人，后期为72人;加上所配给的一辆辎重车上的25人，则春秋后期一乘兵员为100人。

据此，最近有的学者参照《司马法》与《周礼·大司马》，估计春秋中期以后的车徒结合编制或许如下:

伍一一两一一卒一一旅一一师一一军《周礼》5人25人100人500人2500人125万人乘一小偏一一偏一一伍《司马法》1乘5乘25乘偏125乘至战国时代，车兵地位下降，战车减少，各国最多不过千乘，编制也相应减少，从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不过，战车装备有所改进，有的轴端装有矛头，用以冲杀。

步兵。春秋时代，除车下徒兵外，还有独立步兵。中原诸国，最早使用独立步兵的是郑国，公元前719年，曾用“徒兵”作战;公元前632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左、中、右三行，这可能是最早的独立步兵建制;公元前542年，晋将魏舒(?一前509“毁车以为行”,临时解散车兵为步兵，打败狄人。在北方山国及南方的吴越，步兵是首要兵种，如吴楚柏举之战，吴用“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所谓“多力”“利趾”，即步兵劲旅。当时吴国步兵编制为行(100人)一旌(1000人)一方阵(1万人)(《国语·吴语》)。这说明春秋时代步兵已渐展威力。至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其规模远非春秋可比。各国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名称也繁杂，如“武卒”、“苍头”、“武士”、“带甲”、“虎贲”、“技击”、“锐士”。除步卒外，还有侦察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战国步兵刚脱离车兵独立，其编制还受车兵编制的影响。其编制情况，据《尉缭子·伍制令》载为: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之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将，再以上为大将军。但各国编制仍存小异，如秦为:伍(5人)一屯(50人)将(100人)五百主(500人)二五百主(1000人)大将(《商君书·境内》)。

舟师。舟用于战，始于春秋。当时吴、越、楚等水乡，舟师已成为一新兵种，常用于战争。如公元前549年，楚“以舟师伐吴”;公元前508年，吴以舟师败楚;公元前485年，吴舟师浮海北上伐齐。春秋中后期，舟战技术和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舟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吴、越、楚、齐、秦等国，舟师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独立兵种。舟师的规模也相当大，如秦有战船万艘，“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史记·张仪列传》)。吴越的舟师数量多且种类齐全，有小羿(yi，一种船)、大羿、楼船、桥船等。舟兵经过专门训练，除使用弓、弩、戈、戟等常规兵器外，还有专用于水战的钩矛，能“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墨子·鲁问》)。春秋战国舟师编制，无文可考，不过《越绝书·兵法》所载吴越大羿的编制，或可供参考:“大羿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zhi桨，此处意为桨手)五十人舳舻(zhk，船尾船头)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91人。

骑兵。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落和国家，已有为数可观的骑兵;中原诸国是否亦有，尚存质疑。战国七雄中最早建骑兵者，当推赵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胡服骑射”，效法蛮族，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利骑马射箭，建立了正规骑兵，曾“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此后，他国先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骑兵机动性强，“能离能合，能散能集”，孙膑曾指出其有“迎敌始至”、“迎敌击后”’、“绝其军粮”、“出其不意”、“烧其积聚”等十利，故发展较快，七雄骑兵，各有数千匹乃至万匹，成为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后期，不仅用骑兵单独作战，也用它与步、车协同作战，如赵将李牧(公元前?一前228)曾以骑兵13万，与步、车联合，斩匈奴10万余骑。战国骑兵的编制，据《六韬·均兵》载为:5骑一长，10骑一吏，100骑一率，200骑一将。但各国是否都如此，尚难核实。

③武器装备。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一)进攻性兵器，如戈、矛、剑、戟、殳(sh，一种竹制兵器)等，其制作工艺提高，规格划一，开始制式化。(二)拋射性兵器，即弓箭，箭头为青铜质，形制由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型，提高了穿透力与杀伤力弓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制成，质量大为提高。春秋后期，出现了弩。(三)防护性兵器。以皮甲为主，有人甲与马甲之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约20片编成。马甲由马胄(护马头)和马甲(护马身)组成。攻防设施也有进展，各国都蜂起筑城，墙高堑深，悬门锁城，已形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有掩兵堆土的贛韞、攻城的大橹(盾)、登城的云梯、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各类武备，皆由官府制作保管，战时发给将士，即所谓“授甲”“授兵”。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开始使用并得到推广，武器装备较春秋具有四个特点。(一)传统的进攻武器如矛、戈、戟、剑、箭等更为锋利，且多为铁制，杀伤力提高。春秋后期始出现的弩得到改进，成为当时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先进武器，并普遍使用;种类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脚踏发射的“蹶张弩”等。弩的弓力大、命中率高、穿透力强，能“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二)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新式进攻武器，如云梯、钩拒、铁杖、铁椎、方脑铁叉、铁械锁、斧、钺等。其中，云梯与巢车、楼车等普遍用于攻城。这是因为，战国时代强调“四塞以为固”，各国均加强关塞城池的防御能力，同时修筑长城，加强国防建设。(三)防护性武器制作更为精致，如在河北易县出土的一件战国后期的铁胄，以89块铁片组成，从顶部一层压一层编缀，共7层，高27厘米。(四)武备管理更趋完善，统一由国家制造与管理，有专门的兵器库，已形成定期发给军队兵器、车辆、甲胄的制度。另外，战***队还实行“采章”制度，各分队所属士卒需在不同的部位佩戴颜色不同的徽章，以便区别和管理。

(3)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

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①兵役制。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师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645年“作爰田”“作州兵”(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18-60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15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可见，妇女从军普遍。(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②军赋制。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576户，出车1乘、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徒兵72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公元前590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144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3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邾(zh)赋六百乘”。

战***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较之春秋，战***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

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③军训制。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嵬(搜)、夏苗、秋猕(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嵬”5次、“狩”4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茇(，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80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8岁入学，15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4)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

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30里)”(《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y，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20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5)战术与诸阵法

①春秋车战。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必之战、葦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车战战术如下:

乘的战术。一乘甲士3人，步卒27人(春秋后期增至72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

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一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后，如图2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如图3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②战国步战。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其状如下: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1/3的兵力进攻，而以2/3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两伯;伯纵深5列、每列20人，或纵深10列、每列10人，或纵深20列、每列5人。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40步，左右两车间隔10步，50车为一队，两队间隔60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6步，各列间隔20步，10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36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5骑一列，前后相距20步，左右两骑相隔4步，队间相距50步;在险地，前后相距10步，左右相距2步，队间相距25步，30骑一屯，60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20万之众攻楚，达5年之久;赵以20万卒攻中山国，5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2、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

(1)军权下移与春秋争霸的开始

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①郑庄公首起争霸。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827一前782)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郐(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757一前701)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缓解。周桓王(公元前719一前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25辆战车居前冲锋，每车配备步卒25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20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②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齐桓公(公元前685一前643)继位，用管仲(?一前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土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③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襄公(公元前650一前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灌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2)晋楚长期争雄

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671)，一代明君楚成王(公元前67-前626)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秦之东出，派兵驻守穀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①城濮之战。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虢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636一前628)，重用狐偃(?一前622)、赵衰(?一前622)、先轸(?一前627)等干才，施“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651一前619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齐鲁交恶，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11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聚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②郯之战。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一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山地区，偷袭郑国。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公元前613一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必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穀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穀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琦、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必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庄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③鄢陵之战。郄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睾(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589)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578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20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580一前573)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500余乘，连同盟军，可达12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迫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9万余，战车530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6月29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59一前560)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琦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晋悼公(公元前573一前558)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晋、齐、楚等13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

(3)春秋争霸的尾声

正当中原战事暂息之时，吴、越崛起于东南，演出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晋楚相争，晋联吴制楚，楚则联越制吴，遂开吴楚、吴越战争之局。

①吴楚战争。春秋初，吴为楚之属国,至吴王寿梦即位(公元前585)，国势始强，遂联晋制楚，为争夺淮河流域，与楚交兵达60余年，渐占上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双方再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南)，吴以寡击众，出奇制胜，败楚七国联军。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吴王阖闾(公元前515-前495)即位，重用伍员(即伍子胥，公元前?一前484)、孙武等良将，整军经武，图谋楚国。伍员提出“三师肄(骚扰)楚”的战略，阖闾采纳，用三师在楚东北部进行骚扰，“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如此忽南忽北，扰楚达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应付，渐失警惕，认为仅是骚扰，并无大攻之意，为攻楚创造了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冬，吴王以为时机成熟，联合蔡、唐之师，派孙武、伍员为将，率4万余卒，兵分两路，沿淮河西上，千里迂回，自北方突入楚之大隧、直辕、冥阨(皆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附近)三关、直趋汉水。楚王惊闻敌军深入腹地，急令子常、沈尹戎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防御。沈尹戎建议，子常率兵与敌周旋，自己起方城(河南方城)重兵毁吴舟后，经三关击吴军之背，这样前后夹击，“必大败之”。此虽属良谋，但为时已晚，加之子常想独吞战功，不待沈军配合，即于11月9日渡汉水东进，与吴军三战三败，退守柏举(湖北麻城东南)。吴军追至，双方列阵角力，子常的部属怯敌先逃，楚阵因而动摇，吴军趁势攻击，楚军大败而逃。吴军追至清发水，又乘其半渡之际，歼其一半，不久击败沈尹戎回援之师。吴军五战五捷，于11月29日攻占楚都郢(湖北江陵县东南)。吴兵大胜，是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结果，先施三师扰楚，历时6年，使之疲于奔命，不明吴军进攻方向;继则施以远距离的战略迂回，从防守薄弱的东北方突入楚境千余里，出其不意，收到了战略奇袭的效果，使楚来不及聚足兵力应战。战略运用如此成功，吴胜当属必然。

②吴越战争。吴军入郢，不修民德，难以立足，加之次年春越乘虚袭吴，吴王遂领兵东归。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越王允常死，吴王为报复，便乘丧伐之。勾践(公元前496一前473)新立，率军与吴战于榫李，大破吴师，阖闾重伤而死。吴王夫差(公元前495一前473)继位，为报父仇，日夜练兵，终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夫椒(今江苏太湖)一战，大破越军，进占越都会稽(浙江绍兴)。伍员主张乘机灭越，“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即文种、范蠡)良臣，若返国将为敌”(《史记·伍子胥列传》)。夫差不听，允许越求和，遂遗亡国后患。

夫差因胜而骄，欲“北威齐晋”，问鼎中原。伍员谏止:“越之在吴，犹人之有心腹之疾，夫齐、鲁诸疾，疥癣也”(《国语·吴语》)，.“愿王释齐先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忠言逆耳，先伐陈、鲁，继则两次伐齐，于艾陵一战，获齐战车800乘，斩齐兵3000取得大胜，于是洋洋得意，回师后逼杀伍员。为求做中原之主，又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置后方于不顾，仅留万余老弱之卒守姑苏，自率精兵3万，北上争霸。

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国力渐强，今见吴都空虚，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春，“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精练士卒)四万人，君子(亲兵)六千人，诸御(军官)一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兵分两路，一支断吴王归路，一支直袭姑苏。吴军先于泓水一战，击溃越军先锋队，待越大军攻至，即据守不出。勾践以佯退诱敌，吴军因首战告捷，遂出城追击，正中圈套，被越军围歼，姑苏失守。此时，夫差正与晋在黄池(河南封邱县南)之会上争作盟主，惊闻此变，火速领兵回归，由于鞍马劳乏，被迫求和，越估计亦无灭吴之力，同意罢兵。

由于连年征战，“吴士民罢(疲)敝，轻(精)锐尽死于齐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求和成功后，便“息民散兵”，以恢复国力。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越国力更强，乘吴大饥、民聚于东海滨之际，率5万大军伐吴。夫差闻越来攻，亦率兵6万御于笠泽(水名，在苏州东南)。3月，两军夹江而阵。勾践利用黑夜，以左右两军在上、下游鸣鼓佯渡，使吴分兵防御，然后中军潜行渡江，一举击溃吴军，进围吴都，夫差以万余亲兵坚守不出。越围城3年，发粮赈济，得吴民心。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11月，攻破姑苏，夫差率残卒退守姑苏山，求和不得，饮恨自杀。勾践灭吴后，北上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争霸，其影响与规模皆不及晋楚争雄。它们只不过是春秋大国争霸的余波。春秋时代逐渐拉下帷幕，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历史便进入了更为动荡的战国时期。

(4)战国七雄与变法强兵

经过近300年的春秋争霸战争，见于经传的160余国，至战国初仅剩40余国(含20余个少数民族国家)。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政治舞台。为巩固封建统治，消除奴隶制度残余，健全封建制度同时，为保卫自己，消灭他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国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魏文侯(公元前445一前396)用李悝(kui亏)为相，废除官爵世袭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推行“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平衡粮价制订《法经》，以法治国;用吴起(?一前381)改革军事，创“武卒制”，使魏成为战国初期的最大强国。秦孝公(公元前361一前318)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建军功爵制，论功行赏;推行县制，实行连坐法，加强中央集权等。于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统一六国之基业。赵国变法始于赵烈侯(公元前408一前387)，在人事上“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财政上“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时，又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齐用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用孙膑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创“击技”精卒。楚用吴起(此时已从魏逃到楚)，实行了类似魏的变法。韩燕两国，也实行了一些诸如选贤用能、因功行赏等方面的政治改革。

各国经过变法，至战国中期，国力均大为增强，兵员大增。据统计，魏有武卒20万，苍头(头裹青巾士兵)20万，奋击20万，厮徒(杂务兵)20万，车600乘，骑5000匹(《战国策·魏策一》);秦、楚皆“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一》《楚策一》)。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赵策二》);韩兵卒30万(《韩策一》);齐“带甲数十万”(《齐策一》);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燕策一》)。足见改革富国强兵之效。

(5)魏国霸业之兴衰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至战国初，韩、赵、魏三氏联合，先后灭范、中行、知三氏，公元前453年，成三家分晋之局，以魏最强。

①魏霸中原。战国初，三晋联合，取得诸多胜利。魏文侯变法图强后，便连年征战扩张。西派吴起夺秦5城，占其河西之地，逼秦退守洛水(陕西北部);北使乐羊灭中山(河北西部);东联韩赵，三次伐齐;在南方，三晋从公元前400年至前371年间，五次与楚交兵，将楚势力逼出中原。三晋声威大振，均被周王封为诸侯。此时魏国，独霸中原，历时50载而不衰。

但三晋间利同而合，不同则离。三晋联合，魏获利最多，韩赵不满，故相互间也有攻伐。魏武侯继位(公元前395次年，因干涉赵君废立而构怨于赵，此后十年，两国迭连交兵，三晋联合遂告瓦解。加之武侯听信谗言，逼吴起奔楚、商鞅奔秦，自毁长城，一时势孤。同时，秦、齐国势日旺，周显王五年(公元前364)，秦破魏军于石门，斩首6万，两年后又败魏于少梁，占领庞城;而齐在东方，亦开始与魏争夺对淮泗诸侯之领导权。遂陷魏于东西夹击之中。魏惠王即位后，虽采取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缓和与韩赵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霸主地位，但终未摆脱四面受敌之窘境。

②桂陵之战。在魏巩固霸业之时，齐秦先后变法，国力不断增强。齐为争霸中原，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与赵联盟，次年魏为摆脱两面受敌，与秦妥协，以便全力对付东方。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赵兵伐卫，魏王令庞涓率兵攻赵，兵围赵都邯郸。次年，赵求援于齐楚。齐许以援军，却不直接兵发邯郸，反攻魏之襄陵，直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方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领兵救赵。田忌用孙膑避实击虚之谋:“魏赵相攻，轻兵精锐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不如乘魏后方空虚，“引兵疾走大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袭其国都，魏军必然回救，可一举解赵之围，并可乘其疲敝而击之。田忌依计而行。庞涓闻齐军直奔大梁，仓皇率军回救。田忌诱其追至桂陵(河南长垣南)，以逸待劳，大破魏军。此战为战国时代的著名战役，是魏为巩固霸权，齐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大战，也是赵联齐反魏的战争。是役，孙膑运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攻其所必救”等战略战术，成功地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

其他诸侯国趁魏惨败之机，纷纷攻魏，楚取其睢水与■水间地，秦占其河西重镇少梁及旧都安邑。但魏毕竟实力雄厚，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于襄阳一战，败齐、卫、宋联军，迫齐求和。次年向秦反攻，收复失地。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再主盟“逢泽(河南开封附近)之会”。不过，其霸业已如夕阳西坠了。

③马陵之战。逢泽之会，韩未参加，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魏为惩罚并欲灭之以图自固，命庞涓领兵伐韩，直攻韩都，韩向齐求援。齐威王听从孙膑建议:“韩魏之兵未敝(疲劳)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不如晚救，“可受重利而得尊名”(《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28年》)。

韩自恃有齐相救，倾全力抗魏，五战五败，乃委国听命于齐。次年，齐威王始令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韩，采用类似桂陵的策略，进兵大梁。庞涓闻之，离韩而返。魏王鉴于桂陵之败，愤于齐一再干预三晋之事，遂命庞涓率倾国之兵迎敌，以求决战，孙膑闻魏军将至，向田忌建议:“彼三晋之师，素悍勇而轻敌，齐号为怯(认为齐军胆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向后撤退，以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并命齐军先为10万灶(10万人造饭用的军灶)，明日为5万灶，又明日为2万灶，以迷惑魏军。庞涓追击齐军三日，大喜:“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走)者过半矣”，遂弃其步兵，仅率精锐轻装，昼夜兼程追击。孙膑预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狭且旁多阻隘，乃伏兵以待，并于道旁砍白一大树而书:“庞涓死此树下”。同时命善射者万人，夹道埋伏，并预定暗号日暮见大树下有火，即一齐发箭。庞涓率兵，当晚果至马陵道，见道旁大树有字，乃举火读之，读未毕，齐师万箭齐发，魏军遭此袭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庞涓自杀。齐军乘胜反击，遇太子申所率魏军主力，复大败之，全歼魏军10万，俘太子申。是役，孙膑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环环相扣，全歼魏军，再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战略绝作。魏王愤而致战，庞涓又好大喜功，骄矜狂妄，轻敌冒进，以致丧师辱国。魏经此败，一蹶不振，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四处礼拜，苟延残喘，失大国之风。

(6)齐秦对峙

齐经桂陵、马陵之战，声威大振，成为东方强国秦乘魏惨败，占其河西之地700里，拥崤函之固，攻守皆宜，遂聚力蓄势，虎视东方，形成齐秦东西对垒之局势。

①连横与合纵之争。此时，各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策·赵策二》)，皆为一种军事与外交策略。首倡连横者为张仪，首倡合纵者为公孙衍、苏秦等人。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秦以张仪为相，实施“令魏先事(归顺)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为此，对魏威逼利诱，一方面取其上郡15县，再乘其遭齐楚打击之机，充作调停人，使魏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并任张仪为相。秦魏联盟对其他诸国均不利，东方各国遂支持公孙衍搞合纵。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魏逐张仪，以公孙衍为相，联合东方各国对抗秦国，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次年，纵长楚怀王率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攻秦，攻至函谷关。由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楚、燕两军隔岸观火，故秦军一反击，联军不敌而退。再次年，秦又于修鱼一战，大破三晋之师，斩首82万。首次合纵攻秦遂告惨败。

②秦灭巴蜀及南向伐楚。秦击破合纵后，暂集中力量扩充后方:兵伐义渠(陕西、甘肃北、宁夏)，取25城，巩固西北;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接受司马错之建议，灭巴、蜀二国，获“天府之国”，此举极为重要，秦“取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一》)，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亦为伐楚创造了条件。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齐趁燕内乱，攻破燕国，声威盛极一时。秦欲伐齐，惧于齐楚联盟，遂派张仪拆散其盟。张仪至楚，许以商於(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600里，诱楚怀王与齐绝交。怀王鼠目寸光，贪图便宜，不听大夫屈原(约公元前340一前278)劝阻，欣然应允。但当向秦索取商於600里地时，张仪改口说以6里封邑献楚王。怀王受骗大怒，与秦绝交，发兵攻秦。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春，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秦军大胜，斩楚军8万，俘楚主将屈丐及裨将70余人,并乘胜扩地600里,进占汉中郡(陕西东南及湖北西北)。怀王丢兵失地，更加恼羞成怒，征发倾国之师反攻，不料再次大败于蓝田(陕西蓝田西)，只得割两城求和。

周赧王十四(公元前301)年，齐为报复楚背齐亲秦，与韩魏联合攻楚，秦也乘机出击，大破楚军于垂沙，取重丘。次年又攻占襄城。再次年，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以结盟修好为饵，诱楚怀王至武关会晤，逼其割巫郡与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拘于秦，楚立太子横为王自守。秦见诈骗不成，便兵出武关攻楚，占其15城。此后，秦又于公元前280年一前277年间，三次伐楚，尤其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白起伐楚之战，攻破郢，焚楚王祖先尸骨，迫使其迁都于陈(河南淮阳)。自此，楚失汉中、巫郡、黔中、南郡大片土地，更为衰弱，不复为秦东进之患。

③合纵攻秦。秦打击楚国、解除侧翼之忧后，即转锋东争天下，中原诸侯顿感威胁。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齐、韩、魏三国合纵抗秦，经3年苦战，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暂阻其东进计划。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齐相孟尝君谋害齐王不成奔魏，魏用为相，齐遂背韩魏，转而与秦赵联合。秦乘此有利时机(公元前294一前289)，连年进攻韩魏。其中，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白起于伊阙(河南洛阳东南龙门)一役，斩两国联军24万。经6年战争，得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200里之地、魏地河东400里。此时，赵经“胡服骑射”，迅速强盛，秦为打击之，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约齐同时称帝，以联合五国攻赵。但此谋为苏秦的合纵所破坏。苏秦劝齐王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④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70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齐立潘王(公元前302一前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①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齐立潛王(公元前302一前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骨。齐民见状，更增守城决心。田单又用诈降松懈燕军斗志。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反攻，征集1000多头牛，角上绑利刃，尾上绑浸油的芦苇，用5000精兵跟随牛后，乘晚间黑暗之际，点燃芦苇，驱赶“火牛”猛冲敌阵，齐军随后杀出。燕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自相践踏，一败涂地，骑劫被杀。齐军乘胜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全部失地。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使此役成为历史名战。齐虽复国，但遭此大祸，由强变弱，客观上为秦东进提供了方便。

(7)秦赵大故与秦灭六国

秦在齐楚皆弱之后，着手东伐，大施远交近攻之策，先攻三晋。周赧王四十年(公元前275)攻魏都大梁，斩韩援军4万，迫韩归顺，次年，于大梁北斩齐魏联军4万;再次年，赵出兵救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地华阳，被秦师南北夹击，损兵15万，魏割南阳求和。此时赵国惠文王当政，贤臣有平原君、蔺相如，良将有赵奢、廉颇等，可谓君明臣贤，国力强盛，于是秦赵之间，演成几次空前惨烈的大战。

①阏与、长平之战。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秦军越过韩地上党，突袭赵之要塞阏与(山西和顺县西)。此为赵都邯郸西方门户，赵遂于次年命赵奢救援。赵奢以为，虽然阏与事危，但秦兵新至，其势甚锐，宜先懈其警觉，然后相机击破。故出邯郸30里即扎营驻军28天，佯装不予救援，利用秦国间谍给秦军造成错觉，而后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距阏与50里之地扎营。秦闻赵军突至，仓促率军来攻。赵奢严阵以待，并派万余卒占据北山，夺取制高点。秦军至，夺北山不得，赵奢乘机“纵兵击之，大破秦师”。是役，赵奢以“示缓及先据要地”战术，取得大胜。次年，秦再次袭击，无功而返。

秦鉴于两次劳而无功，继续实施其远交近攻战略，连年进攻韩魏，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降服魏国，并取野王(河南沁阳)，将韩拦腰斩断，使其上党与本土相离。韩欲献上党议和，不料上党郡守冯亭反将之献赵，以求赵援助。秦闻讯大怒，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初，乘赵设防未固之时，兴兵夺上党。赵派廉颇领兵30万相抗，据险扼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兵占上党后，便进攻长平赵军前哨，赵失一裨将与四尉，损失颇大。廉顾见数战不利，秦强赵弱，便不理秦师数次挑战，只坚守不出，战事陷于僵局。秦攻无对手，便施反间计，谓秦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怯敌且欲降秦。赵孝成王中计，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接替廉颇。秦昭襄王闻讯大喜，密令白起为将。8月，赵括至，不行守策，全师出击，白起诈败而退，却以两支奇兵共3万人断其后路，形成严密的包围。秦王为全歼赵军，征发15岁以上男丁赴长平之北，断赵援军及粮运。9月，赵军断粮已46日，赵括分兵四组，轮番突围，皆不得脱。绝望之余，亲率精锐突围，被乱箭射杀。赵军失帅，全师40万人投降，白起“恐其为乱”，仅释放240名未成年之童兵，余者全部坑杀。至此，为时近一年的长平大战结束。秦于此役，施反间计，运用诱敌出击、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前后斩首45万，重创赵国。白起随即分兵三路，准备乘胜灭赵。赵韩恐惧，派苏代游说秦相范睢，范睢恐白起成功而位居己上，便进谏秦王: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王听从。白起中途罢兵，怨恨范睢。

②邯郸之战。秦因赵不如约割六城，反而联合齐、楚、韩、燕，准备合纵攻秦，便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9月拟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抗命，谓赵国此时国力恢复，“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故不宜攻赵。秦王不听，改用王陵率军围攻邯郸，却损兵折将，连连受挫。秦王再令白起领兵，白起托病不出，只好用王龄代替王陵，并增兵10万。王龄在邯郸外围与赵守军相持八九月之久，毫无进展，伤亡甚众。秦王见久攻不下，第三次起用白起，白起“不忍为辱军之将”，仍不肯前往，被逼自杀。

邯郸被围，赵以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盟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诚为良策。但在争取盟国方面，却举步维艰。各国惧于秦兵雄威，都观望徘徊，不敢救援。赵向齐借粮，齐不敢与;平原君率毛遂等赴楚求救，楚王怕惹火烧身，推脱出兵，后因毛遂以楚曾蒙受秦占鄢郢、焚楚王祖坟等耻辱相激，楚王怒，方命春申君黄歇领兵北上;魏派晋鄙率兵10万救赵，秦王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将于拔赵后先移兵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即令晋鄙驻军于邺(河北临漳)，等候观望。魏相信陵君无忌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赴邺椎杀拒交兵权的晋鄙，选精兵8万，直赴邯郸。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12月，秦再增兵，派郑安平率兵增援，与王龄合力围攻。魏楚联军至，连败秦师。赵亦精选敢死队3000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破秦师，王龄率残卒败退汾城，郑安平率卒2万降赵。联军乘胜进至河东(山西西南)，逼秦退守河西。

赵经长平、邯郸两战，主力丧尽，再无力独挡秦师，造成六国皆弱秦独强之势。秦乘此时机，以短短36年时间统一了中国。

③秦灭六国。邯郸战后，秦为并吞六国，仍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各个击破的方针。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公元前246一前210)亲政，着手实施统一计划。秦东进的正面之敌是三晋，为使赵不能援韩魏，秦乘赵燕互相攻伐之机，自奏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始，连续攻赵，其中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平阳一战，斩赵军10万，后为赵名将李牧(公元前?一前229)所阻。李牧虽连胜二战，但损兵数十万，仅存邯郸，再无力援助他国了。于是秦转而攻韩，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派内史腾率兵伐韩，俘韩王安，韩灭。次年，秦施反间计，使赵王杀李牧，并乘赵地震、旱灾，派王翦伐赵，攻克邯郸，俘赵王迁，仅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代王，赵基本灭亡。秦破赵，兵临燕境，燕国势危，燕太子丹遂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成。秦王即派王翦伐燕，于易水大破燕军，攻克其都蓟(北京西南)，燕王僖逃往辽东。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命王翦之子王贲伐魏，围其都大梁，因城坚难破，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之，三月后城崩，魏王假投降被杀，魏亡。

秦破三晋后，即南向灭楚。讨论派兵时，年青将领李信以为20万即可，老将王翦则说非60万不能克。秦王以为翦老怯敌，命李信率军20万伐楚，却被楚将项燕大败而归。秦王知错，改用王翦，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发兵60万攻楚。王翦用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相持一年，逼楚军“引而东退”，而后乘势猛击，灭其主力，直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再攻克楚江南之地，楚亡。灭楚当年，王贲率师扫除燕赵残余，攻下辽东，俘燕王僖，随即兵伐代城，俘代王嘉，赵燕彻底灭亡。此时齐国，君昏臣奸，“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至五国灭亡，始“发兵守其西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命王贲率灭燕之师南下攻齐，兵不血刃，取70余城，兵抵临淄，齐王健“不战，以兵降秦”。自此，六国皆灭，秦囊括天下为一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国时代至此终结。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殊非易事，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结果。首先，秦用商鞅变法，历代坚持，国富兵强用军功爵制鼓励士气，将士勇战;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吞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物力上为打击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能乘魏东败于齐、霸业衰歇之机，收复河西，遂拥山河之固，进退皆宜，造成东进的有利势态。其次，针对六国合纵，以连横反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每每奏效，使之不能长期联合攻秦。再次，施以各个击破、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始终把三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韩魏为“天下之中枢”，先攻此两国，即可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燕赵不能南下救楚，遂达到分割四国、各个击灭的目的。最后，“因敌制胜”，作战指挥原则灵活，善以反间计奏效;每有大举，即把外交战与军事战熔于一炉，综合使用，先行分化、再施打击。战略战术运用极为灵活。这些皆为并吞六国之利器。

3、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关系各国生死存亡，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兵家、法家、儒家、道家，莫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方法，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

(1)主要兵书

①《孙子兵法》。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13篇，6000余言，每篇各有主题，构成一完整体系。该书思想大体如下:一重战。开卷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为此他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道(人心背向)、天(天时)、地(地利)、将(将才，包括智、信、仁、勇、严)、法(军法军需等)。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将才诸因素综合考察。二慎战。孙子重战，却不好战，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对于兵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三备战。战争受经济制约，他说:“兵法，一曰度(土地大小)，二曰量(物资多少)，三曰数(兵员多寡)，四曰称(军力强弱)，五曰胜(胜负)”。五者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应加强战备，无经济后盾，绝难求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备战另一内容是治军，治军之法，在于“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军纪军令与政治教化相结合。既要“视卒如爱子”，又要信赏必罚。四善战。此为孙子兵法之闪光点，包括战略战术两方面。在战略上，孙子提出:(一)“先计而后战”;(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自胜”，即先充实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尔后方能制敌取胜;(四)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五)“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六)“伐谋”“伐交”，争取“全胜”等。在战略具体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战术原则，如造势任势、“因情任势”;“以逸待劳”、机动灵活;“相敌”观敌、“因敌制胜”;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虚实结合”、“避实击虚”;诱敌骄敌、调动敌人攻防结合、因敌使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此外，对行军、地形、火攻、用间(反间计)等也作了论述。重战、备战、慎战、善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其目的在于“安国全军”。《孙子兵法》内容十分丰富，对后世军事理论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兵学领域占有崇高地位，是兵学鼻祖、兵经，我国后世兵书，莫出其范。

②《司马法》。《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不详，全书155卷，今存5篇。该书内容有(一)“以战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而提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一个人可以使别人得到安全，可以杀掉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宜随时备战，做到“五虑”:“顺天(顺应天时)、阜财(广集资财)、怿众(合乎民意)、右兵(重视兵器)、利地(利用地形)”，这是制胜的五因素，此外还要建“大军”与“求厥技(广罗有专门军事技术的人才)”。（三）治国以礼、治军以法;以文治民，以武治军;重视兵教，“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要做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四)“战相为轻重”。即根据敌我实力、采用适当的战略战术，这是用兵原则。如主张“称众、因地、因敌、令阵”等。另外还提出“兵不杂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等兵器配合使用原则，已浅涉协同作战的原则。但也记载了一些诸如“不鼓不成列”之类的旧兵法。应当注意的是，《司马法》虽书成战国，反映的却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为论述车战的权威之作。

③《吴子》。《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共48篇，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吴子》将战争起因归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并由此将战争性质分为义战(“义兵”)与不义之战(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起反对“修德废武”、“恃众好勇”，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其思想核心。修文德一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二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三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官长)”;四要君民同心，一致对外;五要君王谦逊，善取忠言。至于加强武备，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机(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吴子》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④《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膑所作，30篇。孙膑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之隙。(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在选将、建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卒篇》)。《孙膑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⑤《尉缭子》。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尉缭慎战，认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尉缭子》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作。

⑥《六韬》。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凡60篇。《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内(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其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四)“用兵之法”，在于“分合之变”。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泛论述。《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2)诸子军事思想

①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H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一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②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24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而“非兵”、、“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羞战”、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 (视兵事为首要任务)”。“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机数”(《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所著,今存55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③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著，凡81章，论兵者10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危害极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369?一前286?)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不戮降人。(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伸”(《经法·国次》)。

④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51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更新于：5个月前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结语：对人道的呼唤

九、中外军事比较

七、公元前8一前3世纪印度的军事

六、波斯帝国的军事

五、亚述军事帝国

四、古罗马共和国前期的军事

三、亚历山大帝国的军事

二、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