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色列的影响·第十四

2024-09-27 08:14 1973年阿以战争战争通史繁体

对以色列的影响·第十四

作者：乔治·W·高里奇博士·美国

出自————《1973年阿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1973年战争对以色列国防军有很高的军事意义。以色列国防军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夺回了两线的主动权。在西奈战线，包围了苏伊士城和第三野战军，摧毁了萨达特的信心，给以色列政府在战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形势。在戈兰战线，以色列反攻夺回了所有失去的土地，甚至向叙利亚推进了20千米抵达距离大马士革40千米的地方。根据以色列在两线的这些战术成就，许多西方观察家满不在乎的断定以色列在1973年取得了军事胜利。相反，以色列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用更否定的词语来评价1973年战争，即使战争以以色列国防军掌握主动权而结束。

　　以色列人在任何一条战线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次停火一实现，以色列人就迅速了解到他们的陆军对战争的准备有多么不符合标准。战争的爆发几乎震惊了以色列的每个人。更遭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计到将以如此沉重的伤亡激战三周。此外，战争中充满非常痛苦和危险的时刻。当战斗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的损失足以使一个仅300万人口，期望以相当低的伤亡在短期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小国动摇。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阵亡，至少7500人受伤，大约500名以色列人成为战俘。如果合众国在越南战争中经受相同的损失，将出现200000人的死亡——这个数字四倍于实际。

国防部长达杨和赫非少将视察部队

　　此外，以色列人遇到了新一类伤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是第一次，以色列士兵遭受战场恐惧症很高的影响，这是它的医疗队没有充分准备应付的问题。直到1973年，以色列很少有战争形势导致的心理医学案例报道，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往的战争——唯一例外是第一次阿以战争——都以相当小的伤亡迅速取得胜利。可是，1973年，以色列士兵在一场以毁灭、激烈、延长著名的战争中战斗。阿里埃勒·沙龙，以色列最耀眼，最具有争议性的指挥官之一，指出第四次阿以战争的独特性：“我已经打了25年的仗，其他都是战斗而已。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1973年激烈的战斗产生了很高比率的心理医学案例，占所有非致命伤亡的百分比数字范围从最低12.3到最高23.1。1973年战争中没有处理这样的战争受害者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战后发展了处理战场恐惧症受害者的教条。例如，包括把职业心理医生组成的小组配属到师级医疗营。

　　 1973年战争不是以色列标准的短期战争，特别是按照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能回到平民生活之前的必要时间。许多预备役军人服役远超过三周。1967年，以色列国防军在停火后两天开始复员主要部队；但1973年，以色列面临一个非常不同的战争结局。以色列在1974年1月18日和5月31日分别与埃及和叙利亚签署部队脱离协议。但是达成两个协议前，两线的大量事件增加了以色列的伤亡数字。埃及人声称在接近3个月的时间里，打死了187名以色列士兵，摧毁了41辆坦克并击落11架飞机。在北线，以色列仅在1974年3月到5月期间就有37名士兵被打死和158人被打伤。由于1973年战争非决定性的结束，结合两线显著易受攻击的状态，以色列不得不维持许多预备役军人处于现役，一些预备役部队保持动员直到1974年4月。大量预备役军人保持现役如此之久引发了经济上的困难。

　　以色列人很快就为究竟什么出错的问题感到困惑。许多以色列人要求举行公正的听证会，调查政府和陆军在避免最初的袭击及随后的一系列失误，以明确责任。抗议逐渐高涨迫使戈尔达·梅厄同意组建这样一个委员会。1973年11月18日，以色列内阁发布了授权命令：一，调查战争爆发前的情报、评估和决策；二、检查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阿拉伯军队的部署，战备和行动。10月21日，委员会在主席，出生于美国的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西蒙·阿格拉那特主持下举行会议。以阿格拉那特命名的委员会其他成员也有令人尊敬身份：2位前总参谋长，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国家审计长。调查从11月25日开始。

　　当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进行它的秘密调查时，一群以色列将军加入到公众的争论中，互相批评各自的表现，造成了闻名的“将军的战争”。论战部分以向西岸的反向渡河为中心。行动关键的前几天，沙龙推动将更多的部队调到西岸，接着又推荐向北推进到伊斯梅利亚以切断第二野战军。埃拉扎尔、巴列维和戈南宁愿选择优先拓宽东岸到德沃索的走廊，害怕埃及人可能切断沙龙的后勤线。战争中的论战在和平时期重演了。当一批以色列将军公开互相攻击时，士兵们写信给报纸提供他们自己的抱怨和批评，许多战后退伍的军人加入到反对政府的抗议示威，攻击特别集中于戈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杨。以色列国防军以前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批准和反省。

以色列国防军的部队在脱离谈判后从运河撤退。横幅为“从埃及人的战争到犹太人的战争”——暗示以色列战争结束后激烈的政治环境

　　国家的混乱也影响了政治。12月末，以色列举行全国大选，最初预定于10月30日，但由于战争爆发而延期。戈尔达·梅厄和工党再度执政，但丢掉了6个议席。新的工党联合政府仅保持了以色列议会总数120个席位中51个，梅厄直到1974年3月10日才组成她的联合内阁。但这个成就被证明是短命的，到1974年4月2日，在举行140次会议和听取了58位证人证言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提交一份暂定报告，很大程度上向公众提供了所要求的部分具体答案。最初的披露被证明造成了足够损害，导致以色列社会和军队大规模的混乱。

　　委员会的成员严厉批评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没能准确评估得到的信息，明确指出战争可能性很高。高级情报官员过迟才发现他们的错误，因此没能给予他们承诺的48小时预警。根据这个严重的失误，报告建议免除军事情报局局长、主管研究的助理、埃及研究处处长和南方司令部情报主官的职务。所有这些高级军官——一个少将、一个准将和两个中校——迅速退出现役。

　　委员会的成员也发现了大卫·埃拉扎尔在个别地方的严重疏忽。总参谋长“自负以色列国防军有能力击退敌人在两线任何情况下发动的一场竭尽全力的进攻。”因此，以色列陆军缺乏一个基于对他们对手能力现实估计的“详细”计划，以应付一场阿拉伯突袭的发生。此外，委员会断定埃拉扎尔应该在10月5日上午下令部分动员，作为应对大量阿拉伯军队在南北两线不同寻常集结的预防措施。最后，当确定阿拉伯人将发动进攻的当天，总司令部没能发布按照作战计划展开的明确命令。虽然认可总参谋长在战争中无价的领导能力，委员会仍然建议埃拉扎尔为他的严重错误辞职。埃拉扎尔为报告的这部分震惊，难看的离开了军队。1976年，埃拉扎尔在撰写回忆录为自己辩护时逝世，许多人都说他死于悲伤。

　　阿格拉那特委员会其他主要受害者是前线指挥官。塞缪尔·戈南在六日战争中作为一个英雄出现，作为精锐的第7装甲旅旅长率领地面部队闪电推进穿越西奈。仅仅四天里，他的旅占领了北线的拉法赫和阿勒阿里什，接着突破埃及在比尔·贾夫贾法地区的防线，直抵苏伊士运河。然而，1973年战争中，幸运没能光顾时任少将的戈南。战争的前几天，他表现出能力不足以担任战区司令，很快于10月10日被解除义务，仅作为新战区司令的一个代表。在阿格拉那特对其表现给予否定评价后，戈南耻辱的离开陆军，最后自我流放到国外。

　　建议解除关键的高级军官职务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忘记指责国家政治领导层的错误。报告的这部分在全国引起了愤怒和抗议。公众在战争的沉重伤亡影响下已经眩晕，现在为揭露陆军的严重失误而震惊，感觉委员会将军队高级领导层变成政治家失误的替罪羊。许多以色列人觉得戈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杨应该为战前军事上的无准备状态负若干责任。新闻透露出达杨在战争中的古怪行为，点燃了知识份子、新闻界和反对党批评的熊熊大火。达杨面临要他辞职的呼吁时拒绝下台，造成梅厄脆弱的联合政府进一步的危机。

　　放弃僵持下去，梅厄向公众的愤怒低头，于1974年4月11日辞职。六日战争中的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第五任，也是第一位土生土长的首相。工党因而维持了执政权，但统治的精英受到严重打击。最终，1977年选举开创了以色列政治的一个新时代，梅纳赫姆·贝京和利库德集团上台，结束了工党自1948年以色列建立以来的连续执政。

　　阿格拉那特报告粉碎了以色列社会两个流行观念：情报机构绝对可靠和军队绝对不败。这两个信仰很大程度上都由六日战争的闪电胜利所支持。1973年，胜利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以色列国防军身上：逊于第一流的表现将不能达到以色列社会的高度期望。战争头几天，整个以色列军队和社会的震惊、不确定和危机永恒的改变了国家的精神。1973年战争整个经历击溃了以色列人的骄傲，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此外，以色列人中还产生了与阿拉伯人谈判的意愿。以色列人现在需要一位足够勇敢的阿拉伯政治家打破阻碍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铁幕，进行严肃的外交对话。

　　萨达特大胆的进入了那个角色，向以色列伸出和平的橄榄枝。首先，以色列领导层对这位最近与以色列开战的阿拉伯领导弥漫着大量怀疑。打破两个世界之间怀疑和猜忌的障碍需要合众国的调解，最早开始于1973年11月6日基辛格第一次访问埃及。埃及和以色列随后的谈判经过几个阶段，最终在美国的外交压力和财政鼓励下于1978年12月达成戴维营协定，接着于1979年3月26日由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这样，萨达特通过外交，而非另一场大规模战争设法为埃及收回了整个西奈。此外，到八十年代，埃及已经变成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国对外援助最大接受国。到1981年10月6日遇刺前，萨达特能宣布他已经恢复了埃及的国家自豪感，收回了西奈，并引进了西方的资金。然而，他为此付出了出乎意料高昂的代价——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暂时的孤立和他自己的生命。

战后，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举行谈判

　　当中东的政治背景引人注目发生改变时，以色列国防军也由于1973年战争经历了显著变化。代替战前计划缩短兵役期的要求，政府到1982年把常备陆军规模翻番，因为以色列人学到常规战争中数量的重要性，不再只强调质量。加之，阿拉伯人用反坦克和地空导弹取得的战术胜利暴露出以色列国防军教条的缺陷。以色列教条随即减少压倒性强调装甲部队，更注意致力于多兵种协同——虽然坦克在以色列的战争机器中仍然保持了中心地位。教条的改变导致自行火炮的数量显著增加，能在机动中增强地面火力，从而减小陆军以往对空军飞行炮兵角色的依赖。此外，新的军事预算包括用于购买现代装甲运兵车的资金。这些将为步兵和工兵在新的毁灭性战场上提供更好的防护。对以色列空军而言，对防空威胁投入更多关注，包括购买机载预警和空中控制系统（airborne warning and air control system，AWACS）装备和制造无人机。到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经历了教条、军队结构和心态的显著变化。以色列人认识到未来战争可能进入漫长而血腥的战斗，同时需要大量人员和物质，以及质量；埃及在这点上已经给全世界上了重要的一课。

　　安瓦尔·萨达特无疑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实例。通过使用埃及军队，在其能力内赢得一个有限的军事胜利，埃及领导人确立了战后谈判的条件。诚然，埃及人为一些幸运所光顾。他们在10月14日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使以色列国防军得以利用埃及的弱点和错误包围第三野战军。对萨达特幸运的是，超级强国的干涉阻止了第三野战军的毁灭。埃及没有任何人能预言美国的反应和停火的时间安排。因而，幸运在战争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帮助了萨达特。战后到1979年，萨达特在获得以色列归还西奈的承诺前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战术。

　　一个更弱的对手这样证明了迫使一个更强的对手和两个超级大国改变对中东态度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成就。埃及人取得这一政治胜利，可能很大程度是因为在1973年战争中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军事表现。对以色列人而言，痛苦的认识到未来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将带来讨厌的前景——以色列人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因而，军事力量在强加和平上有它的局限性。没有埃及人成功的渡河行动，建立可靠的桥头阵地和阿拉伯人在两线对以色列陆军造成的沉重伤亡，以色列不会受刺激与埃及签署和平条约。埃及人通过以突袭开始战争，用完整的防空体系挑战以色列空军的制空权，诱使以色列人对有准备的防御阵地过早发动进攻赢得了他们的胜利。战争的有限性，正如萨达特的战略阐释的，便于防御和摩擦战。以色列国防军最后赢得了主动权，改变了战争的潮流——但付出人员和物资上极大的代价并且没有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以色列的军事胜利最后被证明实际上是空洞的，给出的只有生命损失，并且无法隐瞒以色列国防军远没能达到它自称的优异军事表现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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