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风暴·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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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风暴·第八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军队所经营的最宝贵的商品是每名士兵,而士兵是我们战斗部队的心脏和灵魂。

——J.洛顿·柯林斯将军

   我们向朱邦山脚下这块空地实施大胆的直升机攻击的本来意图是为了找到敌人,现在看来,我们显然达到了目的,而且结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星期天下午(11月14日),越南人民军的阮友安中校正在不到2.5公里之外的指挥所地下工事里发布一道道命令。他的命令的传递靠有线电话(还记得我们的H-13直升机上的侦察兵在空中发现的那条通讯电线吗),很不可靠的老式无线电和徒步传令员。他对附近地区各营部队下达的命令很简单:进攻

   下午两点过后不久,战斗正在紧张进行。阮友安中校的上司周辉敏准将安全地待在他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司令部里,远离战斗现场15公里。而我的上司就在我的头顶上空。当战斗正在我们着陆区的两侧激烈进行之际,布朗上校突然从他的指挥直升机的无线电上呼叫我,问我他是否可以着陆,亲眼看看战况如何。我没作任何解释就请他不要着陆。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再来一个旅长视察战斗,势必又使我分心。而且他的指挥直升机上面竖满了无线电天线,是敌人特别注意的目标,着陆一定会成为吸引敌人火力的靶子。布朗未再坚持要下来,因为他立即理解了我的想法。

   着陆区以西赫伦和纳德尔那两个防御地段向我报告,他们那里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这再次提醒了我,着陆区的整个北面和东面仍然完全暴露,尚无一兵一卒防守。我心里祈求直升机赶快把下一批士兵送来。三连的余下人员和四连的先头人员已经上了直升机,正在半途中。

   四连连长雷·莱费布上尉乘坐在布鲁斯·克兰德尔驾驶的长机里。跟莱费布在一起的有他那个连的指挥小组。在后面的直升机里的是四连的机枪班、迫击炮排的一部分,以及鲍勃·爱德华上尉的三连的最后一批人员。莱费布说:“我们在下午2点30分左右前来着陆区的时候,战斗正在紧张而又激烈地进行。直升机接近‘X光’着陆区时,我们已经飞行了11分钟。我一直拿着无线电送受话器在听营指挥通信网里的通话。乘坐长机的有无线电操作员吉尔伯特·尼克拉斯一等兵、迫击炮排的排长拉尔·E.特布达中尉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以及其他几个人。我可以从无线电听到营长的声音。

   “从空中可以看见榴弹炮火和空袭火力一起飞向战场。在直升机里飞行,既能观看战斗的进行,又能从无线电里收听到所有情况的进展。飞行员布鲁斯·克兰德尔转过身来向我们摇摇头,又做了一个鬼脸,好像是问我们:‘老兄,你知道你到了什么地方吗?’我能清楚回忆起那个飞行员的面部表情。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武器在开火。我在认真思考我将去的确切地点。我坐在直升机的左侧,朝外可以看到朱邦山,坐在我前后的是两名无线电操作员。”克兰德尔在无线电上报告说他将进行短距离进场着陆飞行,会突然降低飞行高度朝着陆区飞来。我告诉他就这样飞进来,但是人员下飞机动作要快。

   当这天第五批人员乘坐的直升机轰鸣而来,接近树林高度时,着陆区骤然变成火热的战场。干河床那边的敌人掉转枪口对准直升飞机射击,顿时步枪和其他自动武器的火力满天飞。克兰德尔说:“当我减低下降速度准备着地之际,我们开始受到地对空火力的猛烈打击。我的直升机在着陆区的最前部着地。我朝左方望去,看到一个北越士兵就在我的直升机旋翼叶片以外的地方向飞机开枪。还有一个敌人士兵从右方朝我的直升机开火。刹那间每个敌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弟兄似乎也正朝敌人开火。

   “看起来这场激烈的枪战好像永远不会停息似的,然而事实上,步兵很快就把这些家伙收拾了。尽管敌人离我们那么近,我飞机上的舱口射手却不能采取行动保卫他们自己。地面上的部队和正准备从我们直升机上下去的部队必须对付着陆区的敌人。我们直升机上的枪手们一开枪就难保不会打死着陆区里的自己人,因此我们的政策是不开火。

   “这次着陆后我在地面上多待了一会儿,因为我要把伤员弄上直升飞机送回后方。当我拉起操纵杆,我编队的4架直升机离开着陆区,而另一个编队的4架直升机几乎是立即着地。他们进场时我向他们报告了着陆区敌人的密集火力,指示他们继续进场。我知道好几架直升飞机中弹了,但是我不能久留,我的任务是把直升机上的伤员送回波来梅接受治疗,还要开始为地面上的部队安排运送增援部队和武器弹药支援。我的直升机上有3个阵亡士兵和3个伤员。伤员中包括我的机工长,他的喉咙被敌人子弹击中。我们在波来梅着陆时,我们看到尸体上的每颗子弹都是打中头部或颈部。敌人的枪法真棒啊!对于一个直升机飞行员来说,想到这情景即使不会不寒而栗,至少心里也会不愉快。”

   四连连长雷·莱费布上尉即将赢得一枚步兵作战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三枚勋章都是在着陆时的7分钟里赢得的。他还记得:“我们进场之后,朱邦山在我们的左边,我们遭到敌人火力的猛袭。着陆时我们离树丛不远。树林里有很多敌人朝我们开枪。在直升飞机悬停在低空的时刻,特布达中尉的手被打伤。

   “在我开始解开座位上的安全带之际,我感到一颗子弹擦了一下我的颈背,我转身向右,看到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头部中弹。从我颈背一擦而过的那颗子弹打死了他。他的身子朝前倾倒了下来,座位上的安全带仍然系在腰里。尼克拉斯还很年轻,刚满20岁,来自纽约州的尼加拉大瀑布地区。我从直升机上跳了出去。子弹不断从山上飞来,我们有约三四人向着陆区边缘的树丛前进了50~70米,即朝枪声方向前进,然后在地上一个低洼处停了下来。”

   跟克兰德尔一起驾驶“三号黄蛇”的还有里卡道·J.洛姆巴道一级准尉,34岁,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人,和阿莱克斯·S.(波普)·杰克尔一级准尉,43岁,华盛顿州西雅图人。波普·杰克尔是9个孩子的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才20岁,就曾从英国驾驶B-24型轰炸机到欧洲其他国家上空执行任务。战后他驾驶过B-29型轰炸机,一直到1950年他退役为止。波普·杰克尔在1962年重新入伍,自1953年以来一直驾驶直升机。

   洛姆巴道驾驶另一架直升机,他这样回忆那次空降:“当我驾驶直升机进场时,我看到硝烟越来越浓。我叫波普·杰克尔跟我一道掌握好控制系统。我的直升机的滑橇式起落架一着地,士兵们就飞跃出去。我看到有人躺在地上。我感觉并听到我的座位后有呼呼声响。我朝波普瞥了一眼,他正目不转睛地向前看着,他的眼睛瞪得像盘子那样大,嘴巴完全张开。我朝前望去,看到约50米以外的着陆区边缘上有一个人正用他的武器对我们瞄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原以为他是自己人,但是一转念觉得不对劲。他的军装是卡其布颜色,而且他没有戴钢盔。

   “我还未注意到那个敌人的枪口冒火光,驾驶舱的挡风玻璃上就出现了三个洞。我心里还在问:‘那个杂种为什么朝我开枪?’那个家伙露面神速,消失得也同样很快。然后我就离地起飞了,直升机向左侧爬高,在着陆区上空的时候,一道道红光一直紧随着我。到那个时刻为止,我们紧张得没有在机内通话系统内说过一句话。我还没有开口,波普·杰克尔接通了机内通话系统说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出航31次,而这一次是最危险的,差一点点就完蛋了。’那一次是我最后一趟运送部队进着陆区。”

   洛姆巴道的休伊直升机被敌人的火力严重损坏,勉强颠簸飞回波来梅修补子弹洞,然后又飞回哈洛威营地作进一步修理。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里克和波普两个人一直在战术无线电旁收听战斗进展情况,并且喝了好几瓶啤酒。

   罗杰·K.比因少尉驾驶克兰德尔后面那个编组中的一架直升飞机。他回忆说:“我们着陆时,我在爱德·弗里曼上尉驾驶的直升飞机的左边飞行。我们每架直升机都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本编组的四号直升机损坏严重,看样子不可能飞出‘X光’着陆区了。我在正驾驶的座位上,吉因·梅希上尉坐在左边的座位上。当我扭头去看四号直升机时,我们自己这架直升机被敌人AK-47步枪火力击中。一颗子弹从吉因前面的门穿透进来,进入我的飞行头盔的后部,在我脑袋的一侧钻了一个洞后,从头盔的前部冒出来。我的头部血流如注,就像是被捅了一刀的猪。头盔被掀到头的一边,耳机正好蒙住了我的双眼。起初我以为自己瞎了。那可不行啊,因为我正在驾驶直升飞机。吉因接替我控制操纵系统,机门射手为我包扎好伤口。我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做了X光检查,医生给我缝好伤口后,我又回到自己的单位。”

   第一批的8架休伊直升机中有好几架中了弹,但是无一坠毁,无一着火,无一被迫弃置在着陆区。我通过无线电命令第五趟的第二批8架休伊直升机立即离开着陆区上空,等我把着陆区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并控制住该地区以后再说。接到命令后,这8架飞机掉转头,向东飞回波来梅,降落后,机上的部队统统下来,加过油后,发动机熄火待命。

   雷·莱费布上尉此时迅速投入战斗。他和四连的几个人冲向了着陆区的一个关键地段,那是一个无人把守的缺口,位于托尼·纳德尔那个严阵以待的一连左侧。莱费布回忆道:“我的副连长和上士没有随第五趟运兵直升机飞来,因此我身边唯一的士官是乔治·冈萨雷斯,他是机枪排的一个参谋士官,而他已经跑向另一个方向。

   “在我们和树丛之间没有任何人,我们前面也没有任何遮挡物,所以可以看清楚40米距离内的事物。特布达中尉在我的左边。我向他高声喊说,我需要用他的无线电,并且要到他的位置上去。他大声回答说,他已经中弹,但是伤势不重。当他的无线电操作员跑到我这里来时,我立刻联络乔治·冈萨雷斯,指示他把他的机枪手派到我的位置上来。他在我后边150米,他说他正在赶来。我呼叫他三四次,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会合在一起。”

   尽管看起来北越人似乎正按计划发动进攻,但是敌军的指挥官阮友安中校却感到沮丧和愤怒。他说:“我命令第六十六团的团长罗玉州中校用他的第七营不停地进攻你们,包围你们,不让你们乘直升机撤退。在第九营和第三十三团(对二连和一连地段)的初步进攻中,我们的侦察兵摸清了你们在哪里。我命令他继续寻找你们,并且要他亲自到前线上去,以便他得以控制形势,直接包围你们。”

   北越人民军第七营的营长黎先化(Le Tien Hoa)少校终于在我方地段的南边找到了通向“X光”着陆区的敞开大门。他立即指挥他的营绕过托尼·纳德尔的左翼向着陆区空地包抄过去。幸亏三连及时到达,那扇敞开着的大门才得以迅速关闭。

第三连遭受炮火试炼

   三连连长鲍勃·爱德华上尉在刚到达的步兵行列前快速走过,挑出三连的士兵,把他们匆匆忙忙带到三连在着陆区南边和东南边的阵地。爱德华把他全连的机枪手和步枪手都部署在一条长约110米狭长的阻击阵地上。

   时间过去不到5分钟,一大批北越士兵迎头冲向由112个美国步枪兵组成的狭长的阻击阵地,这是黎先化少校那个第七营的先头部队。三连所在的灌木丛林里突然爆发激烈的枪战,跟一连和二连地段的枪炮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惊天动地的巨响。鲍勃·爱德华上尉立即用无线电跟营指挥所联络。他大声叫道:“我们跟敌人猛烈交火啦。大约有170~200名敌人。他妈的!这些家伙来得正好。”

   爱德华上尉说:“敌人从西北方向朝着陆区快速前进。更多的敌人冲向着陆区中部,即直升机着陆的区域。在敌人还未打着我们之前,我们必须先出其不意地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我们一进入阵地就枪声大作,开始时火力很凶,过些时候枪声稀疏了下来。我们可以看见敌人,打他们就像打鸭子那样容易。”

   与此同时,北越人民军第六十六团的第九营对托尼·纳德尔的一连发动了强攻,一步步朝一连左翼和三连右翼之间约35米宽的缺口逼近,并且不顾一切地要争夺对那条干河床的控制权。纳德尔手下英勇的机枪手——贝克、亚当斯、拉德纳和理维拉——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封锁了我营诸连之间接合部的大部分缺口。此时,四连刚刚到达的部分士兵在连长莱费布上尉的率领指挥下,也为遏制敌人的攻击作出了贡献。

   雷·莱费布已经卧倒在着陆区空地西端地上的一个低洼处,离灌木丛只差几米。他回忆道:“约翰·赫伦上尉从灌木丛中爬出来到我的右边,他对我说:‘山上不计其数的敌人正在朝我们这个区域来。’他的话音刚落,我就发现十六七名敌人沿着着陆区边缘那条干河床向我们跑来,离我们很近,大概不到20米远。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朝着我们的着陆区前进。我们有一挺机枪和若干M-16步枪,我们一起朝他们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我向他们打了整整两夹M-16步枪子弹,但是眨眼工夫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右边的机枪手中弹负伤。我以为他被打死了。就在这时,我和我的替补无线电操作员都中了弹。我在无线电里再次呼叫冈萨雷斯参谋士官,并且告诉他:‘你赶紧到我这里来。’我躺在地上,约翰·赫伦帮我弄了一条止血带。我在无线电上跟穆尔中校联络,并且告诉他我中了弹。”

   约翰·赫伦说:“我向直升机里的马特·狄龙报告了最新战况后,抬头望见一个北越士兵端着一枝AK-47步枪在干河岸边,而我正站在河岸后面,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两名无线电操作员。我用我的M-16步枪朝那个北越士兵打了一个点射,不料我的步枪立刻散掉了。原来是把扳机固定在枪杆上的销钉断了,也可能是脱落了。那个北越士兵显然是敌人派到前头探路的。我开枪后,他应声倒在另一个土堆的后面,我抓起一颗手榴弹就朝他投去。手榴弹击中他上方的一个树杈,又反跳回来在我们前面爆炸。我不知道那个敌人死了没有,同时我还担心在那个敌人后边的干河床里恐怕还有更多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敌人已经渗透进我连各排的接合部。我和两个操作员连忙越过小河床回到着陆区,然后又转身朝西南方向跑,我以为丹尼斯·迪尔那个排就在那里。

   “我以为伏在低洼处的人是迪尔排里的士兵。我看到他们的左边不远处是一个机枪伍。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小干河床里有北越人民军的士兵。顷刻之间,敌人的子弹像冰雹一样从南面向我们袭来,我们三人立即在其他士兵身旁可隐蔽处卧倒。原来这里的人是四连的一部分,我恰巧卧倒在莱费布上尉身旁。过了片刻,敌人自动武器的火力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多明尼克·德安吉利斯一等兵是个不知疲倦的小伙子,当时才19岁,来自纽约市长岛上的奎因兹区。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胳膊后,他转过头朝我说:‘赫伦上尉,我中弹了。’话未说完,他就不行了。他的头转过去时,头盔正中出现一个子弹洞,他当即死去了。

   “在我右边的莱费布上尉也负了伤,鲜血从他的右胳膊涌流而出。他企图自己止血。他一把抓去我的急救止血带,把它压在伤口上,再用别的布包扎起来。莱费布越来越虚弱,渐渐支持不住了。时间过去了大约20多分钟,在此期间我一会儿向敌人开火,一会儿面部贴地隐蔽,一会儿在无线电上对赫利克中尉讲话,一会儿查看莱费布的伤口。我命令身边最近的一个士兵帮我把莱费布拖到后方去。我回到火线上以后发现托尼·纳德尔也陷在我们被敌人火力拖住的这个区域,他正把几个阵亡士兵拖回去。此时亨利·赫利克的二排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而我又跟手下的三个排分隔开了,这对我这个连长来说,是个令人痛苦和沮丧的经历。”

   伤势严重的莱费布迅速衰弱下去。他回忆道:“我失血过多。我可以看见别人在射击,但是却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对约翰·赫伦说必须让别人来接替我指挥。我再次呼叫穆尔中校,并且告诉他我将把四连交给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指挥。过了一会儿,我记得有个人把我放在一件雨衣里,把我拖到了营指挥所那个区域。后来我见到特布达中尉时,我们对负伤一事未谈多少。我们都是死里逃生。”

   雷·莱费布和四连的部分士兵是在紧要关头无意中加入了一连的战斗的。大约30名北越士兵正在包抄纳德尔手下士兵的左侧,恰巧在此刻,莱费布上尉率领的队伍跟这股敌人猛然迎头相撞,击毙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剩下的一些敌人被纳德尔的士兵歼灭。莱费布不知道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伤了冈萨雷斯士官的脸。当昏迷的莱费布告诉他代行指挥时,他只简单地说:“行。”此后1个多小时都由他指挥着四连。

   莱费布和特布达被其他人放在担架里拖到土丘旁营部的急救站。他们的伤势让人看了害怕。莱费布的右臂被子弹撕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骨头都从肉里刺了出来。莱费布在低声呻吟。特布达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一塌糊涂,伤口像个张开的大嘴巴,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痛苦得惨叫。(拉尔·E.特布达中尉是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有人说他出生在古巴,参加过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猪湾入侵之战。)

   在那条干河床里随一连三排作战的斯蒂夫·汉森士官把他所有的迫击炮弹都打光了,因而他成了一名步枪手。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况:“四连在我们第一次枪战结束后着陆。他们进入阵地时就遭到了敌人火力的扫射,好几个人负了伤。伤员之一是特布达中尉,他的手和腿中了弹。我在一连阵地附近发现了他。一连的一个班长何塞·拉伯雷克劳迪奥用西班牙语跟他讲话。我记得特布达那只血淋淋的手里拿着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情绪激动地用西班牙语嚷着。他怎么会来到一连阵地的外面呢?我把这归因于他们缺乏有关着陆区的情报,弄不清楚坏蛋们在哪里。

   “直升机从东方朝着陆区进场,先头的直升机降落在离树丛中北越军队射手只有一二米远的地方。我们一连的左侧暴露着,没人把守,直到下午晚些时候三连拉长了战线,才进入了那里的阵地。起初一连和三连之间的缺口只由火力封锁。这是一个关键部位,是一条敞开着的通路。当三连受到敌人火力猛袭时,一连也遭到沿干河床下来的敌军攻击。敌人是从朱邦山下来的。”

   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比尔·贝克和拉塞尔·亚当斯,以及他们连另一个M-60机枪伍的兄弟们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稳住了一连左侧的阵脚。他们机枪的凶猛火力重创了进攻之敌。此时贝克还暂时充当战场军医。贝克回忆道:“我发现我左边约20米开外的地方有只手臂把一个美军官兵的水壶举过枯草。这是一只右臂。看样子他是企图从水壶里再倒出水来。亚当斯用机枪掩护我,我朝那个士兵跑了过去。他是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头上没有钢盔,无线电落在地上。他是一个瘦高个,头发棕褐色。他跟我要水喝,并且说他中了弹。我解开他的衬衣,看到他胸部有一个小洞。我尽力安慰他,对他说关系不大,伤会好的。我轻轻地将他的身子侧过来,满以为他的半个后背一定已经炸飞,但是他的背后也只有同样的小黑洞。

   “我用他的急救包和一条塑胶带包扎了他胸部和背后的两个小洞。我大叫军医快来,同时操起一枝M-16步枪,我想用它来打那些正朝我们射击的北越士兵,但是那枝枪坏了。我又大叫一声军医快来,并把那个伤员向后拖了10多米,直到军医道纳尔·J.纳尔来抢救他。然后我又发现了一名军官(因为我记得他衬衣上有一道银杠),他已经休克,但仍呻吟着,他的手被炸裂,他的大腿也被子弹撕得血肉模糊。他面朝干河床方向坐着。我知道是那个区域飞来的子弹把他打伤的。我为他包扎伤口时,正好背朝着那个方向。当我意识到我可能中弹时,不禁吓得不寒而栗。”

   贝克双膝跪在地上为负伤的军官包扎了伤口,并大声喊叫军医。他补充说道:“我用不到1分钟时间包扎好他的伤口。我拿起他的M-16步枪朝敌人射击,但是这枝枪已经不能使用了。我连忙拿起他的点四五手枪朝灌木丛里的敌人射击。我又从阵线上一个死兵手里拿起一具M-79榴弹发射器,企图用它来向敌人开火,但是发射器也坏了。我又用手枪朝丛林中射击了好几发子弹,敌人的火力增强了。

   “恰巧在那个时刻,我听到拉德纳高声大叫:‘贝克,贝克,快来帮忙啊!亚当斯中弹了。’我又往回跑。鲁斯(亚当斯)平躺在地上,两眼直瞪着我,他的M-60机枪倒在他身旁。他头部的一侧血肉模糊。他使劲想跟我讲些什么,但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敌人知道他们的子弹打着了亚当斯,因此他们从正前方向我们包围过来,离我们只有约30米远了。我飞快把M-60机枪扶正,开始向敌人射击。我每打一个点射,亚当斯就抽搐一下,因为震人的枪声使他头部的伤口痛上加痛,而且他就躺在机枪的旁边。因此,我尽量不接二连三地开火,况且我们的子弹所剩不多了,而这场枪战决不是小规模的战斗。

   “突然间,M-60机枪卡住了,而我们正受到敌人的猛攻,我可以看见25米外的敌人。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你的思维和行动那种快捷会让你感到惊讶。我趴在地上,打开机枪进弹机盖,把枪身反过来朝地上使劲一砸。卡住的几个弹壳喀地一声跳了出来。原来在亚当斯中弹之际,地上的碎片搅进了子弹带,因而造成了机枪故障。我立即把枪身甩翻过来,塞进子弹带,啪地一声盖上进弹机盖,又开始朝敌人猛烈扫射。排除这个故障好像花了我一辈子时间似的,其实总共不超过5秒或10秒钟。

   “敌人的火力渐渐松懈了下来。亚当斯的钢盔就在我的面前。我看见钢盔上有个子弹洞,我伸手过去把钢盔转过来看看,却看到他整个脑浆似乎全流到我面前的地上去了,我吓呆了!我一遍又一遍高喊军医快来,同时竭力安慰亚当斯,告诉他问题不大,他很快会好的。我还告诉他直升机很快就会把他送出去。我把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拿了过来,现在我有三枝手枪了。我记得亚当斯在那里躺了半个钟头。拉德纳和理维拉仍在开火,我看见正前方和右边有更多的敌人在行动。我又开始射击。过了不久,我们附近的灌木丛着火燃烧,并且朝我们这边蔓延,我跃身站起来用雨衣和双腿把火扑灭。”

   比尔·贝克早已干渴难忍,筋疲力尽,而他朋友可怕的伤势更把他吓得愣住了。此刻他又听到另一个机枪阵地上有人惨叫。他说:“拉德纳对我大声喊道:‘罗德里格斯中弹了!快啊!他的肠子都流到地上了!’他的喊叫声充满了恐惧。纳尔军医跑到我这里包扎亚当斯头部的伤口,把他拖到后方,我用机枪为他们掩护。纳尔军医又跑回来拖罗德里格斯,但是拉德纳已经把他弄到后方去了。”

   过了一会儿,德龙·拉德纳专业士官和他的弹药装填手爱德华·F.道尔蒂一等兵就跟贝克会合到一块儿了。两个M-60机枪伍仅剩下他们3个人了。两挺机枪相隔15米左右,不停地向正在逼近的敌人扫射。这时有人给机枪伍送来了一批子弹。贝克说:“那让我高兴极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左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在阵地里孤单得要命。过一会儿,一个上尉从我的左后方上来命令我:‘撑下去。你现在跟某某连在一起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话。但是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个连。管他去呢,不管哪个连都行。我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那个机枪阵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而我仅仅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跟随拉塞尔·亚当斯,我是他的副机枪手,所以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就这样,我上了前方机枪阵地。”

   原来对贝克讲话的上尉是二连的连长约翰·赫伦。当时鲍勃·爱德华和他三连的士兵就在贝克的左边,但是并没有直接靠在一起。贝克、拉德纳和道尔蒂,以及负伤之前的拉塞尔·亚当斯和罗德里格斯·理维拉,所有这些士兵都是应征入伍者,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实战经验,那天下午他们亲身体验了一次极其深刻而又使人心惊胆裂的经验。拉塞尔·亚当斯虽然头部负了重伤,但是总算幸存了下来,脑子受伤使他成了半瘫。他回忆了当时树丛里作战的情景,一连串的敌人子弹打在他的机枪旁边的一棵树上,被打破的树皮碎片四处飞散。他说:“紧接着一个点射打中了我。”

   就在这个恐怖的时刻,贝克的心里顿觉害怕起来。他回忆道:“当纳尔军医在我身旁为拉塞尔包扎伤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真怕。我以前从未感到如此害怕。害怕不要紧,只要你承认而又接受它,它就会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不要再把它放在心上。你应该做什么事就去做,你从此就懂得了害怕,也懂得了生与死的真正含义。此后整整两个小时我独自一人操纵那挺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也向我开枪,子弹打在我身旁的地上,从我头上呼呼地飞过。他们向我进攻,我也飞快地向敌人打出一个个长点射。我的M-60机枪温度太高了,我想到可以用小便冷却,所以我就解开裤子,侧身躺在地上解了手,而敌人的子弹就从我头上呼啸飞过。”

   在贝克的左边,三连正在经受他们的战火洗礼。在约翰·乔希根中尉的二排里,小罗伯特·杰米森上士是资历最老的士官。杰米森是阿拉巴马州艾丽斯维尔人,已婚,有4个孩子,参加过朝鲜战争,而且曾创造了战争历史上的奇迹。1947年杰米森17岁时应征入伍,从此他一直在美国陆军中服役。1951年2月他是第二十三步兵团三营K连的一名步枪手。在敌人战线后方20公里的南朝鲜砥平里,第二十三团被中国志愿军的两个军包围,但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命运和美国陆军对杰米森参谋士官似乎总是不太公平。现在他再次被包围,再次创造历史。杰米森说:“我们在着陆区受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的一个士官被打死,他是来自阿拉巴马州凤凰城的一个四级专业士官,接替他的是一个二等兵。我们一进入阵地就开始掘壕固守。我们向排长乔希根中尉作了弹药报告和伤亡报告。我们报告说有一个人阵亡。他说:‘但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那天我们在那个阵地上断断续续受到敌人若干次进攻。”

   小乔治·J.麦克唐纳四级专业士官,24岁,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人,他是三连的一名迫击炮手。当他从一架直升机上跳下,在“X光”着陆区着地时,他在陆军的服役期只剩下14天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忘记‘X光’着陆区。星期天早晨我们班来到了着陆区。地面上的士兵伏在地面用M-16步枪朝树丛里开火,还有人向我们挥手示意说他们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一着地,左边朱邦山上的敌人就用自动步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不得不卧倒在地上一段时间。子弹纷纷在周围着地,而且离我们很近。我可以看到树林中敌人枪口喷出的火光。由于敌人在我的M-79榴弹发射器的射程之外,我从身边的步枪手那里借来一枝M-16步枪,他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不到敌人。我直接向敌人枪口喷火的地方射击,直到敌人停止射击为止。

   “然后我们抓起迫击炮就朝树丛里跑去,架好炮就开火,很快就把我们所有的迫击炮弹打光了。有几个阵亡的士兵躺在地上。有人大声传递消息说前面山坡上战斗很激烈,他们那里需要帮助。我朝枪战激烈的方向跑去,把我携带的步枪子弹打完了以后又回到我们的迫击炮阵地。”

   从我隐没在土丘旁的营指挥所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面100米以外的敌人。他们都是挺棒的士兵,极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隐蔽得很巧妙,枪法非常准——阵亡或负伤的士兵中大多数人是头部或上身中弹。北越士兵特别喜欢攻击无线电操作员和指挥官。他们自己似乎没有无线电,他们以喊叫、挥手、用手指方向或口哨来控制部下,有时他们让号手传令。

   北越的正规军素质不错,但是三连的火力使他们死伤大半。三连的火力像长柄火镰刀一样横扫过高草射向敌人。鲍勃·爱德华和他那条狭长的敌我分界线承受着那天下午对他们最严重的威胁。爱德华担任三连的连长已经19个月了。他的连士官长约翰·詹姆士因患疟疾住医院治疗,这次作战中代理连士官长的是格莱因·F.肯尼迪上士,30岁,来自密西西比州,讲话轻声细语。

   在我们离开本宁堡乘军舰开赴越南前夕,爱德华刚刚得到3个初出茅庐的中尉当排长。一排排长尼尔·A.克罗杰,24岁,刚从伊利诺州的橡树园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克罗杰的副排长是路德·V.吉尔雷斯上士,33岁,瘦高个,以前曾是伞兵,来自田纳西州的瑟琴维尔。二排排长是约翰·乔希根,长相英俊,满头红发,从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委任为军官。他24岁生日刚过去4天。乔希根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是在我们离开美国开赴越南之前3个月出生的。他的副排长是罗伯特·杰米森上士。三排排长是威廉·富兰克林,另一个军官预备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年龄比克罗杰和乔希根的年龄大些。他已经结婚,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三排的副排长是查尔斯·N.弗里曼上士,也是一个老资历的职业军人。

   正在进攻的北越部队第七营迎头撞上了一整连的美军步兵。这个地段在几分钟以前还无一兵一卒把守。北越士兵迅速被击退。面临美军部队猛烈的地面火力和凶狠的空中和地面榴弹炮火力,黎先化少校竭力重新组织新的进攻。鲍勃·爱德华报告说三连情况很好,士气高昂,正同敌人酣战,而且完全掌握着主动权。

   时至下午2点45分,我营的三个步枪连都跟敌人激烈地交战着。着陆区让直升机着陆的那块较大的空地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伤员们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营指挥所旁边的急救站。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而且我还担心我们的绝境将变得更加险恶。直到此时,我还一直以为我们正跟至少2个北越人民军的营作战,其实敌人投入了3个营的步兵。他们不但打仗凶猛而且意志坚定顽强,决心把我们消灭。然而,北越人民军的阮友安中校跟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哈尔·穆尔中校有一个重大区别——我方有强大的火力支援,而他却没有。

   美国空军的布鲁斯·瓦勒斯上尉和他的A-IE“天袭者”飞行员同伴,以及海、空、陆战队三军的喷射战斗轰炸机提供我们这个火力上的优势,那个星期天下午他们出动50架次,向我营提供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瓦勒斯说:“飞机在激战中的重要性在于:当地面部队的指挥官需要它帮助时,它能在准确的时间和确切的地点把军械弹药投放到地面上,或在棕榈树林里降落,把兵员送上前线。”

   当瓦勒斯上尉在“X光”着陆区上方的空域时,他仔细观察了由第一骑兵师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所发动的攻击。他说:“对于一个空军飞行员来说,观察一群休伊直升机攻击一个目标永远是个值得回味的经历。我们这些战斗机飞行员往往为自己灵活的思考、快速的反应,以及对瞬息万变的形势迅速作出应变的能力感到自豪,但我们习惯于直线思维过程,因为在进攻中目标永远在我们的正前方。而休伊直升机却不是这样。同时观看四架或八架休伊直升机在空中上升下降,左右出击,甚至向后飞,会使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那些驾驶直升机的家伙像一窝蜂似地涌向目标。我不得不让那些休伊直升机上的家伙去执行任务,他们也真的把部队放进下面的树林里去了。”

   我营轰炸朱邦山山坡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来自第二十空中火箭炮兵团第二营的第三连。连长是罗杰·J.巴塞洛缪少校,即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黑巴特”巴塞洛缪,后来他在越南阵亡。黑巴特手下有个飞行员名叫理查德·B.瓦希伯恩,他是个上尉,当年31岁。他回忆说:“为了支援‘X光’着陆区的作战,我们连续整天向那里开火。我们每飞3趟加一次油,但是从未把发动机停下来。我们6架直升机再加上连长的专用指挥直升机,每架直升机载火箭48枚,我们匆忙地把弹药装上飞机。大家都来帮忙打开火箭弹的木箱,以便尽快把火箭装上飞机。在那些帮忙的人中有炮营的营长,他是位中校,还有他的汽车司机。CH-47契努克大型运输直升机运来了一批又一批火箭弹,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弹药。我们连续执行空中轰炸任务一整天。”

   我们把野战炮兵称为“管子炮兵”,这是为了把他们和榴弹炮兵跟直升机火箭炮兵区别开来。野战炮兵自豪地称自己为战场之王。在本宁堡训练期间,我营的火力支援协调员罗伯特·L.巴克尔上尉送我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一门火炮,时间大约是19世纪60年代,火炮瞄准着一群正在进行斗剑、徒手肉搏和枪战的乌合之众。一位军装整洁的炮兵军官正划着了一根火柴去点燃火炮。图片下方的题词是:“火炮使粗鄙的恶斗变得庄重高贵。”

   毫无疑问,“X光”着陆区之战是一场粗鄙的恶斗。当时鲍勃·巴克尔是第二十一炮兵团第一营第三连的连长。他连里的6门105毫米榴弹炮正在8公里以外的“法尔肯”着陆区向我们提供火力支援。跟随约翰·赫伦的第二连的火炮前进观测员比尔·雷德尔中尉和跟随托尼·纳德尔的第一连的蒂姆·布莱克中尉都是巴克尔的三连借给我们使用的。布莱克后来阵亡了。第二十一炮兵团一营一连的6门榴弹炮也部署在“法尔肯”着陆区。该连的连长是唐纳德·多恩·戴维斯上尉,28岁,俄亥俄州人。

   “法尔肯”着陆区的英勇炮兵们连续3天3夜没有睡觉,一刻不停地开炮,把我们围在一道钢制围墙里。仅在第二天,这两个连的12门大炮就发射了4000多发炮弹。这些炮弹的弹药都是高爆炸药。巴克尔说:“第一个下午两连各炮直接袭击目标达5小时之久。”那天下午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一个休伊人员运送直升机飞行员保罗·温克尔上尉曾在“法尔肯”着陆区作短暂逗留,他被所看到的情景吓呆了。他说:“那里是一堆又一堆炮弹的空壳,每堆足有3米高。炮手们个个都精疲力竭。到那时为止,他们已经连续轰击目标3个钟头了,都没有时间暂停一下调整装备。一门炮管烧坏了,另外两门炮的液压系统爆裂了。这是多么猛烈的炮击啊!”

   虽然“X光”着陆区周围的战斗如此激烈,美国人的殊死战斗如此不顺利,我们仍可以欣慰地朝每个方向的灌木丛林望去。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火海,榴弹炮弹、69.85毫米的火箭弹、凝固汽油燃烧弹、110公斤和220公斤重型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惊天动地,20毫米机炮的火力也大显威力。感谢上帝和我们的吉星,我们不必全靠自己手里的轻武器去消灭这些敌人。

更新于:3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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