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下

2024-06-23 08:00 中国上古军事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第六章战***事史·下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八节战国时代的军队

一、军队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

军队在战国时代是继春秋之后一个更大的发展时代。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战争的需要，促使军队的数量不断扩大，军队的质量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军队提供了比较充裕的兵员、武器装备、马匹、粮秣等,使军队的扩大有了可能。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新的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军队的性质也完全变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由于新的统治阶级一封建地主阶级对加强军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使军队的装备改善了;新兵种一一骑兵成了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军队战斗技能提高了;军法、军纪严格了;将帅的素质提高了，因此，军队的战斗力比春秋时代高了。

二、各***队概况

由于战国时代各国内部变法的早晚和程度不同，各国的传统和环境条件不同，各国统治阶级的军事政策不同，故各***队的情况也不一样。现根据残缺不全的文献资料，将各***队概况简述如下:

(一)魏***队

魏承晋国的绪业,与韩、赵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公元前445一前396年)首先实行改革，使魏国成了战国前期的主要强国。魏***队，在继承晋军传统的基础上，经过吴起的改革，成了战国前期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吴起在治军主面，主张精兵，强调挑选有不同特长的优秀士兵，分别编组成不同的部队，构成军队的“练锐”。他认为,“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他还特别强调军队的训练教育，认为应以“教戒为先”，在教育军队方面，他不仅重视武器训练更重视思想教育和纪律训练，他主张要教育训练军队,使之“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选用将领方面,吴起强调将不仅要勇,而且要具有“理(“治众如治寡”,善于管理入备(“出门如见敌”,有高度的警惕性入果(“临敌不怀生”,勇敢果决)戒(“虽克如始战”,胜而不骄入约(“法令省而不烦”,命令简约而不烦琐)”的全面素质,要“善知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在威、德、仁、勇诸方面“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在带兵方面,吴起除了严格要求,赏罚严明外,还特别注重爱兵亲卒，以身作则。

魏军在吴起的治理下，成为战国前期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曾在魏国河西地区,以五万之众,加上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匹,大破秦军五十万众。

魏国在战国前半期，军队总数约为2030万(公元前353年时，魏攻赵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庞涓率领约8万军队;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庞涓军约10万),而吴起在魏武侯(公元前395一前370年)初年守河西时,所率军约7万人。《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中云“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时在公元前328年,魏惠王后元7年前后，说明魏国在战国中前期总兵力不过30万,用于守边防、护漕运、看仓库的约10万，所机动的兵力不过20万;到战国中后期,魏襄王(公元前318年一前296年)时,魏军有所扩大,约有50一60万(《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魏襄王谓: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魏国在建军中十分重视选拔武士。按《荀子·议兵》“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弓,负菔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勒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个高标准选择出来的武卒,不会是很多的。魏***队，不可能都是这种武卒，它只能是魏军中精锐部队，属于吴起所说的“练锐”一类。依上引苏秦的说辞中魏军中有武士20万，也只占魏军的1/3。实际上不会有如此多的高标准武士。荀子曾对魏国这样选拔武卒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武卒,几年后便衰老了,但他们享受的特殊优待却不能改变而选择新的武卒来接替原有武卒，又得增加新的优待。这样下去，受特殊优待的人势必日益增多，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因此，荀子认为这种选武卒制度是一种危害国家的兵制。荀子这个评论，有一定道理，但也有片面性。

(二)秦***队

秦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在奴隶制束缚下，国家处于走下坡路阶段，军队也处在衰落阶段。从秦献公开始初步改革，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重新强盛起来，秦***队也从衰落中复振起来。在秦惠文王到昭王的80多年间(公元前337一前251年),秦***队在不断地对外兼并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到秦惠王后元14年(公元前311年)前后,秦军已发展到“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楚策一》)言秦有百万大军的规模,此数未必确实，因张仪有夸大秦国武力以威胁楚王的意图。但秦军在战国中后期已成为凌驾六国之上的一支强大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秦国处于戎族部落的包围中很久，人民受戎族习俗影响很深，民性比较强悍。吴起在分析各***队特点时曾对秦军评论说:“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实行重赏严罚的军事赏罚制度，故秦军，战斗力提高很快，在白起成为秦军主将(公元前293年,秦昭王14年)后，秦军成了一支善于打大规模野战和歼灭战的强大军队。

(三)齐***队

战国前期，齐国处于政权更替过程，军队没有得到发展，到战国中期，齐威王时(公元前356一前320年),齐军得孙膑为师,11年间，取得桂陵、马陵两次大战的胜利，齐军的威势重新振作起来。这期间,齐军数十万,约与魏军兵力相差不多(三十万左右)。此后，齐在洲王时(公元前300一前284年)军队曾有所发展，但规模不会超过威王时。浙王末年，齐被五国联军攻破，齐军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仅存田单守即墨的一支残兵。在田单复齐后,到齐灭亡,齐军再未壮大起来。战国前期吴起评论齐军时说“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阵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从这个评论中可知,当时齐国民性比较刚强,国家富裕,但统治阶级骄傲奢侈，不关心下属;行政管理比较松散，上下待遇悬殊,因此,军队内部不一心;作战时前重后轻,没有后劲,这样的军队缺乏战斗的坚韧顽强性。齐威王用邹忌为相，政治上有所改革，但总的讲齐国的进步不快。战国后期，荀子评论齐***事特点说:“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镏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凭市佣而战之几矣”(《荀子·议兵》)。从荀子这个评语中,可知齐国在军事上比较重视“技击”,即个人的战斗技能。军队作战时,鼓励多杀敌人,杀死一个敌人,斩得一个头颅的,赐赎锱金(约八两黄金),相当于犯罪的赎金,但对打了胜仗未获得敌人头颅的，则不给奖赏。这样的一种政策，只能鼓励个人为争赏而设法取得敌人的头颅，对付脆弱的小股敌人还可取胜，对付坚强的大敌就会因个人争功而使军队涣散分离。就像飞鸟，左右倾斜、上下反复那样不稳固。这样的军队，荀子认为是一种亡国的军队，是最弱的一种军队，它等于花钱到市上雇人打仗一样。荀子这个评价虽不一定全面，但却反映了齐国在军队政策上一个致命弱点。即依仗国富，用金钱奖赏鼓励军队官兵个人杀敌，而不重视对军队集体作战的鼓励(秦国当时也按斩首多少计算军功，但秦王在奖赏方面，除了按个人斩首多少计算外，还按军队单位斩首多少为军官计功授奖，在奖赏内容方面，不只是用金钱，而是用奴隶赎身、授田、封官等多种办法)。

齐国风俗淫侈，行政管理又宽松而不严格，故齐军治军不严军队纪律不良，如齐宣公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军伐燕,占领燕都后，曾因奸淫抢掠遭到燕人反抗，被迫撤回。

齐军在战国时代230多年间(公元前453一前221年),共发生大小战争41次,除了孙膑为军师时打过两场(桂陵、马陵)大胜仗，田单坚守即墨及反攻复国战绩出色外，多数战争战绩平平，或仅夺敌一城一地,或无功而罢,败仗不少。这说明齐军战力不强,特别是没有出色的将领，这大概与齐宣王等喜好文学游说之士，大力提倡文学而不重视武学有关。齐宣王时，有人描写当时齐都临淄的情形:“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踟者”(《战国策·齐策一》),可见文化活动很普及,很兴旺“稷下学宫”网罗天下名士,多至数百千人,其中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都赐列第为上大夫,不干实事,专门议论。这种养士之风,虽对文化学术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对齐国的政治、军事并无裨益。

齐国在军制方面也较多的保留了春秋中期齐桓公年代的法制,如各国都实行了郡县制,而齐仍保持有“都兵”,即以城市为建制组成的部队,由都大夫(市长)统率人如桂陵之战有齐城、高唐两大夫率兵参战;齐宣公伐燕时用“五都之兵”)。这是奴隶制社会“国人”城里人)才有资格服兵役的遗迹。这恐怕也是影响齐军发展的一个因素。

(四)楚***队

楚国在战国初期曾强盛一时，成为疆域最大的国家。军队的兵力曾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规模。但整个战国只有悼王用吴起作过一年的变法改革，统治阶级逐渐由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地主,剥削方式变了,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有“粟支十年”之称)但旧贵族保守势力比较强大。贵族阶级追求奢侈腐化的劣根性未得到整治，因而政治腐败，国家长期走下坡路，军队也从春秋时代称雄中原走向衰败。张仪曾评论怀王时的楚国为:“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战国策·魏策一》。白起则批评楚怀王“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设备”。这两人的评论，符合楚国在战国中期(公元前328一前299年)的情况。楚军在这个时期曾连续遭到秦军丹阳、兰田、襄城、析(今西峡)西四次战役的沉重打击(四战仅军队被杀即约计20万人)二十年后,楚军又遭秦将白起率兵攻破鄢、郢两战;楚军主力丧失殆尽,楚顷襄王被迫迁都陈(今河南淮阳),收集东土兵十万,重建楚军(公元前276年)。自此，楚军已失去争雄的能力。直到秦灭楚战争时，才在项燕统率下打败过秦将李信军，但随即被王翦军消灭。

吴起曾评论战国前期的楚军特点是:“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即楚军虽多,阵容整齐,但缺乏坚韧性，不能持久。实则楚国从惠王到楚负刍，十二代国王，除个别有所作为外,大都是昏庸淫侈,如白起所批评的那样。政治上腐败,必然导致军队衰败，这是楚军在战国时代衰败的根本原因。

(五)赵***队

赵军是从晋军中分裂出来的，是春秋后期赵简子(晋国执政赵鞅)的私属军队发展而成的。在三家分晋之前，赵军即已独立作战，曾打败过范氏,中行氏军队,战胜过郑军,讨伐过卫国、齐国,曾成为晋军的代表。在与韩、魏三家分晋时，曾在晋阳为知瑶军围困达三年之久,阴结韩、魏后,消灭了知氏军。从此,赵军便处于和平环境中,为时达70年之久。这期间赵国封建政权稳定，保守思想严重，直到赵与韩、魏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命为诸侯(公元前403年,赵烈侯4年)之前二年,与韩、魏联合干涉齐国内乱(廪丘之战),赵军才重新出现在战争历史舞台上，同时，赵烈侯也以公仲连为相，在赵国进行政治改革，赵国的国势有所振兴。从赵烈侯4年到18年(卒年),赵军共作战3次,2次伐齐,1次伐楚，都是与韩魏结成三晋联军，共同对敌。从赵敬侯(公元前386一前375年)元年起,赵迁都邯郸，内部争君位引来魏军干涉，此后，三晋之间由联合而互相争战，赵国成了魏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直到赵成侯(公元前374一前350年)22年赵都邯郸被魏将庞涓攻破(齐以围魏救赵破庞涓军),赵国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赵军也受到削弱。此后40多年，赵军与魏、齐、秦、燕、中山各国作战大小约近20次，赵军战绩不大,除攻卫、魏、燕略有缴获外,对秦军、齐军作战,曾受到过较重的打击(平邑之战大败于齐军，修鱼之战与韩、魏军被秦军斩首8万)。到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年)后期“胡服骑射”,改革军制，赵军才重新振兴起来，取得了攻胡、中山的胜利。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用廉颇、赵奢为将,蔺相如为相,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主要强国之一，赵军也在名将率领下取得了大破齐师和阏与之战的胜绩。但赵孝成王(公元前265一前245年)轻信谗言，中秦离间计，以赵括代廉颇，遂使赵军遭到了长平之战的空前大败，主力几乎丧失殆尽，幸而还有李牧在北方边防上训练和保持了一支强军，才使赵军在与秦军最后决战时，尚能取得两次大败秦军的战绩。

赵军兵力,在赵惠文王时,号称“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赵策一》)。按秦、赵长平之战(距苏秦说赵王约27年)赵军损兵45万,接着第三年秦围邯郸,赵尚能坚守拒秦,五年后,秦攻韩、赵又杀死赵军9万，而赵北方尚有防匈奴的军队当不下10万多，则赵在长平之战前主力军当不下60万。到秦王政灭赵前,秦桓龄伐赵，一次杀死赵军10万,此后二年李牧率军抗秦,两战,赵军亦亡卒数十万，则赵在灭亡前，军队亦当有4050万。赵军是战国时较早建立骑兵的。说赵有万骑，当有可能。

赵军的特点,吴起曾评论说:“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吴子兵法》),就是说赵军(属三晋之一对军事很熟习,打仗多，但无拚死战斗的坚决性，真正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顶用。

(六)韩***队

韩***队也是从晋军分裂出来的，有三晋军的特点，但韩国地理环境险恶,山地多,农作物单一，人民生活比较苦。国土小(地方不满九百里)，粮食储备不足二年用，军队数量全部不过30万,除了守边防的以外，主力不过二十万，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支军队。

但韩处于“天下中枢”的地位，是战国时代战争最频繁的国家，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起，到三晋开始争战(公元前383年),韩在70年间，因处于魏、赵的夹护下，环境相对和平，战争不多(约七、八次)，且有三晋联盟,故战争胜多败少。从三晋互争开始(公元前383年前后)到公元前256年(韩惠王7年),约近130年间,韩军共进行大小战争约56次,除了联军作战及征伐小国郑、宋、周等取得一些胜利外，多数战争是失败的，其中尤以对秦军作战，失败最惨。从战国中期秦败三晋的修鱼之战(公元前317年)韩军丧数万及秦拔韩宜阳之战(公元前307年),歼灭韩军6万,到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败韩魏军之伊阙之战(韩军被歼在10万以上)，韩军主力已丧失过半,又经华阳之战(赵魏围攻韩华阳),陉城之战(白起伐韩,斩首5万),阳城之战(公元前256年秦取韩阳城,斩首4万)韩军主力盖已无存(次年韩桓惠王朝秦,实已投降了)。

韩军虽是战国中最小的一支军队，但韩军曾装备有当时最好的强弓劲弩和铁剑、坚甲,有很多有名的射手,并非毫无战斗力,关键是韩国政治、经济改革不力，没有物色到良将，而对外政策又摇摆不定，致使军队不能在战争中发展壮大，只能不断被削弱，直到灭亡。

(七)燕***队

燕军是从春秋时代保存下来的一支很少有战斗经验的军队，因燕国处于偏僻的华北东北部地区，长期与中原诸国极少交往，直到进入战国中期(公元前380年)，才因齐军进攻而引发了与齐军的战争。头两次燕齐之战，燕军在三晋军援助下才得以退齐军，第三次、第四次燕军已能单独战胜齐军了，不过这都不是大战。直到燕王哙(公元前320一前312年)3年燕国参加公孙衍倡导的五国合纵攻秦战争，燕军才第一次参与了大战活动。但这次攻秦被击退,接着因燕王哙让国事件引起内乱,遭齐军进攻,燕都被攻破。随即中山攻燕;秦魏联合攻燕,燕军陷入连年战争中,连吃败仗。只是在燕昭王发愤图强，优礼贤士，招来乐毅，才使燕军振作起来，并在27年后,得以与赵、魏、韩、秦联军伐齐,大破齐军于济西,占领齐国达五年之久，这是燕军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大胜利。

燕军在燕昭王时，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到战国末年燕王喜(公元前254一前222年)时，燕军兵力曾扩大到六、七十万。燕王喜4年(公元前251年)燕乘赵为秦大败于长平，认为赵已无壮丁，故出兵伐赵，一举出动了60万军队,战车二千乘,但燕军战斗力很差,赵以廉颇、乐乘分掌8万与4万共12万赵军,便大败了60万燕军。吴起评论燕军特点说“燕性悫,其民慎,好勇气,寡诈谋,故守而不走”。意思是说燕国民性诚实朴拙,人民拘谨,好勇尚义,但缺少诡诈奇谋,所以军队能固守阵地而不轻易败走。其实燕兵一样能打仗，只是缺乏良将谋士而已。

三、战国时代军队的特点

战国时代各***队的情况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军队的性质变了。各***队随着各国社会制度的改变都已变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军队士兵的阶级成分变了。原来奴隶主阶级军队中以“国人”(城市平民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底层的士)为构成军队主要成员的状况，改变成为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军队原来的奴隶和野人乃至一部分奴隶主阶级分子，在社会上已转化成了得到封建地主政权授田的国家依附农民和依附于地主的农奴式的农民，农民阶层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生存的基础;军队的士兵已由农民(主要是依附于国家的农民)组成,军队内部原来那种等级(阶级)关系改变了。有些国家,士兵杀敌立了功,可以得到封爵和授田,以至于晋升为军官、将领，这就有利于提高军队士兵的战斗积极性。

(三)军队的数量多了,规模大了,各***队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这是春秋及以前所没有的。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结果。

(四)军队兵种变化了。骑兵成了新的战斗兵种,步兵成了人数最多的主要兵种，车兵数量减少，已从主要兵种变成了次要兵种，兵种的变化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争的复杂性。

(五)军队的兵器装备有所发展。步兵广泛装备了改进的矛、戟、剑弓矢等武器。骑兵装备适宜乘马战斗的弓箭、矛、剑等兵器;车兵兵器质量也有所提高。军队大量装备的弩箭，射程和威力都提高了，“劲弩”已成为军队最有力的武器。齐军马陵之战歼灭魏军10万，主要是大量使用弩箭杀伤敌人的。战国末年，有的国家还发明和装备了车载的连弩，这就从技术兵器方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六)军队的编制体制各国虽有不同,但步兵、车兵、骑兵是分别编组的,当无疑问“五人为伍”,仍是军队步兵编制的最小战斗单位“乘”,仍是车兵的最小战斗单位;“五车一长”“五车为列”(《六韬·犬韬·均兵》“五车”为车兵最小战术单位“五骑一长”“五骑一列”,“五骑”是骑兵编制的最小战术单位。《尉缭子·攻权》中有言“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又在《伍制令》中说“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据此,则战国时步兵是按伍(五人)一一什(十人)-属(五十人)-一卒(百人)-率(千人)-一将(万人)的系统编组的,这与《周礼·夏官司马》中所述略有不同。《周礼》所述编制是:伍(五人)-两(五伍,二十五人)卒(四两，百人)一旅(五卒,五百人)师(五旅,二千五百人)-一军(五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两相比较,伍、卒的人数相同,名称也一致,两、什、旅、率、师、将、军则名、实均不一致。从战国时代兵书所见，约可推知军队编制在“卒”之下为“什”“伍”,卒之上为“旅飞师)“军”,是按“十、十”制编成的《周礼》军制是按“五、五”编制的)。不过,各***队并不一定都按一种编制编组，也可能有按《周礼》军制编组的，还可能有另外的编制，因文献资料不足，难弄清楚。骑兵的编制序列，缺少史***载，还不能说清楚，仅在《六韬·犬韬·均兵》中有“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二百骑以上是何编制单位，就不知道了。秦军在长平之战中曾使用五千骑兵为奇兵，这个规模已不小了。赵国李牧在对匈奴战争时，一次使用骑兵一万三千匹，更是骑兵大军团了。前面在各***队概况中引用的《战国策》等书中所说的,秦、楚、赵三国都有“骑万匹”,当不是夸大其辞的，这样大的骑兵军团，势必要有一套适应战斗要求的编制体系，由于史料缺乏，还弄不清楚当时骑兵大军是如何编制的。

(七)军队的法纪更严密、更系统化了。刑赏制度已成为管理控制军队的基本手段。秦军依据商鞅变法制定的一套二十等爵和连坐法，是战***队刑赏制度的典型。

二十等爵，是将赏赐有战功的将士的爵禄分成二十等级，已在军事制度节中说明了。

(八)军队的训练,更加受到重视,要求也更加严格。各国著名的将领,都很重视训练,把训练纳入兵法理论之中,如《吴子兵法》、《尉缭子》及《六韬》等著作中,均有有关军队训练的论述。他们还都善于练兵，如从鲁入魏的吴起，就把魏军训练成为战国中前期的一支强劲的精兵,在吴起指挥下,以五万之众,打败秦军五十万，“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

各国在军队训练上，都很重视“练锐”《吴子兵法》或“练兵”(《孙膑兵法》或“练士”《六韬》)。不论叫什么名称,内容都是挑选有各种不同特长的士卒，分别编队、训练，使之成为军队的精锐之师,用于作战时之“选锋气前锋)。至于选拔豢养“武士”,从春秋后期即在有些国家兴盛起来，到战国时代，各国普遍重视，如魏国用考试方法选拔之“武卒”,录取的标准是很高的(已见前文“魏国”军队部分)。

军队训练除了战斗技术(使用兵器)外，更加重视战斗队列动作的训练和车、步、骑三个兵种的协同训练，军队训练已不再遵守“周礼春菟、夏苗、秋弥、冬狩”的制度,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都在训练。

(九)军队的行军、宿营,在总结春秋时代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指挥行军的原则。《吴子兵法·治兵》:“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不要违反前进、停止的节制),无失饮食之适(不要忽略了人马的适时饮食),无绝人马之力(不要过度消耗人马的体力)。”军队的行军速度和一日行程提高了,日行一舍(三十里)的规矩打破了,如赵奢的阏与之战。战备行军，要先派出远距离侦察，探明敌人的所在，《六韬·虎韬·绝道》有“凡帅师之法,常先发远侯,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主力则分成梯队,先头可以武冲车为先锋,后续部队，拉开距离跟进，后尾还要派出殿后的后卫《六韬·虎韬·绝道》)。军队的宿营，重视宿营地的选择和宿营部署、警戒。

(十)军队战斗形式增多了,战阵(战斗队形)的样式和变化也增加了。由于步兵多了,骑兵出现,车兵减少,军队的攻防战斗形式春秋后期已出现了多种变化，不像车战时代那样单一、呆板。步兵利用险阻、隐蔽地形，埋伏战斗，奇袭战斗;骑兵利用快速运动力、冲击力向敌人翼侧和后方袭击战斗，已在兵法理论中得到了反映。如《吴子兵法》“论将“应变”等篇，《六韬·虎韬》以下诸篇,均有所论述。战阵已有了系统的理论叙述，当是军队战斗实践的反映，如《孙膑兵法》中战阵的论述就比较充分系统,当时已有“八阵“十阵”的区分和运用“八阵”大致是讲的“一阵八体”之法,即一支军队的方阵部署(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十阵”是十种战斗队形,即方阵、园阵、疏阵(疏开队形入数阵(密集,队形入锥行阵(纵长队形入雁行阵(如雁群排成的人字形队形入钩行阵(在主力两翼设有侧行之部队)玄襄阵(可以迥转、交替战斗,玄妙莫测入火阵、水阵等，对十阵使用的场合及其不同作用，孙膑也作了较明确的阐述。可略知战***队的基本战斗方式。此外，战***队还发展了山林地、沼泽地等特种地形上的战术。

(十一)军队指挥方式和通信联络方法，大致沿用春秋时代的，但通信联络方法有所进步。如虎符(节)制度(见本章),阴符(以竹木板或铜板制成不同长短、刻有不同花纹的信物，一分为二，代表不同等级之统帅、代表不同的号令信息，作为传达号令和信息之保密通信工具)、阴书(传达内容较复杂的命令或报告用的书写文书。一分文书分成三部分，分由三人各执一部分传递，以保守秘密)的使用等。既可以由通信人员徒步或乘马、乘车传达将领的命令及下级向上级之报告，又不致因通信而泄露军事机密。在音响信号方面,除了金、鼓等敲击音响外,增添了吹奏音响,如笳笛(管状吹奏乐器》《吴子兵法·应变》;夜以金鼓笳笛为节等。旌旗的式样、种类也有改进,但目视信号仍以旌旗为之。军内旗、章(识别符号)使用已成制度。《尉缭子·兵教》“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对伍长以上的指挥通信工具和识别符号均有规定。)

(十二)军队后勤,大致与春秋后期相类,但个人携行三日干粮可能已成为常规(《尉缭子·军令》“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六日熟食,供为战备”;魏之武卒,必须携带三日干粮等)。除人、马、车各自随身携行的粮、秣、军需品外,军队有专门的运输队,以保障供应，有从后方向前输送的后勤组织和运输队，自不成问题。但具体情况,古文献缺少记载,有些间接史料,已在西周、春秋两章中引用过了，不再复述。

第九节战国的国防和筑城

战国时代，诸强国在实现了变法改制后，国内阶级斗争暂时缓和下来。君位的争夺更多地使用政治(阴谋)手段,内战减少。各国之间争夺领土的矛盾尖锐起来，由是不断爆发战争。在长期争战中，各国不断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和巩固国家的领土、主权。

各国在国防方面,主要依靠三种力量(手段)一是军队;二是外交;三是城防。

一、军队

军队是对外扩张和抵御侵略的主要力量。各国都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同时，以武力向外扩张，极力夺取对改善国防地位有利的地区。被侵略的国家则力求以武力击退侵略者，求达保住领土之目的。

二、外交

外交是战国时代各国征战中运用的主要手段之一，争取同盟国，用和平方式，孤立瓦解乃至兼并敌国，是战国时代突出的一种斗争形式。因此,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外交活动家(游说之士)成了各国对外争夺的重要力量。通过争取友邦，结交盟国，以达到保卫本国安全、兼并他国之目的。这是战国互争的突出特点之一。秦惠文王用张仪为相,并行张仪“连横”之策,从而诈迫魏惠王纳上郡十五县与秦;又以张仪使楚，欺骗楚怀王，从而离间了楚、齐联盟，挑起了楚、秦丹阳之战,使秦军大败楚师,扩地汉中。楚从此屡败于秦。张仪又为秦游说山东五国“连横”事秦。如不是秦昭王卒,张仪之计必将得逞。苏秦、李兑通过外交游说,促成东方五国(赵、齐、韩、魏、楚)联合攻秦。在联军的压力下,秦只好以三地归魏,两地归赵而媾和。燕国为解除齐国长期的武力威胁和侵略，以苏秦(燕昭王的亲信)使齐,伪装为齐谋划,实际上陷齐于灭宋而遭孤立,引来五国联合攻伐,几乎亡国。这是以外交为手段,达到扩张领土、保卫国防目的的突出例子，其他事例还很多。以外交为国防的积极或消极手段,除了要有善于外交辞令的外交活动家(游说之士外,还必须以国家的力量为后盾，山东六国终于为秦各个攻灭，根本原因在此。

三、城防

(一)修长城、筑关塞

城防在国防上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手段。但布局恰当、设备完善、防守得力的城防,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战国时代各国的筑城设防，比春秋以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都邑的筑城设防，发展为横亘国境的长城和关塞亭障。这是适应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当奴隶制时代，奴隶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手工业者，集中于都邑，筑环形城池以保护自己，并把城内的人称为“国人”。至于在“野”地为其生产的奴隶们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而封建制度，却要依靠农民开垦、种植大量耕地来维持地主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的生存。农业生产，在当时粗放经营条件下,大量开垦土地,扩大种植面积,是主要增产措施,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保护耕地、水利，保护未收割的作物，防备敌国乘隙侵掠必须扩大保卫范围。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奴隶的解放，农民阶级的出现,人口的增加,使军队兵员来源充足了,军队扩大了;步兵成了主要兵种，继而又出现了骑兵，步、骑兵通过复杂地形的能力强，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增大，战争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地形的天然障碍作用减弱了，原先战车时代依赖交通道路和平原地形的状况改变了，国家凭籍山川险阻保障安全的系数小了，这就不能不使各国寻求新的防卫方式。又由于大规模修筑河川堤防和水利工程的经验积累和启示，于是修长城于国境的思想便产生了;一国修筑，便引发了各国修筑。修长城遂成为战国时代各国的一项重大的国防设施。虽然长城的修筑在春秋时代已萌芽，如楚、齐两国春秋时已有长城出现。但那时规模小,修筑的也不多,真正大规模修长城,是战国时事。

关塞亭障，是在出入国境通道的险要处，为控制出入门户和守望警戒而采取的设施,有关门、城池、嘹望亭(亭)堡垒(障)等,这在春秋之前已出现，但那时一般平时无兵防守，战国时已设吏置兵守备。在筑有长城的边境，关塞亭障是长城的组成部分。

(二)各国长城关塞筑设情况

1、齐长城

齐国长城是东西横亘于齐、鲁两国之间一道长城。西起济水(今黄河)东岸平阴之防门(今山东平阴古城南三里,今属长清县)东经五道岭,绕泰山北坡,过长城岭,东经鲁山、沂山,过诸城南部向东入今胶南县境,沿鲁山、凤台顶、月季山迄东北黄山、小珠山东北抵海岸,长约400多公里。山间南北通路隘口处，设有关门。至今如莱芜博山间青石关，遗迹尚存。齐长城初建于春秋后期，开始仅在济水东岸平阴的防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的十六公里)修筑。公元前555年晋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左传·襄公十八年》杜注“平阴城,在济北卢县东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门于门外作堑,横行广一里。”这道防门的土墙遗迹,至今犹存。从古文献的记载看，齐国在春秋中后期遭晋几次进攻后，已开始修长城。战国前期，又遭三晋攻伐，到齐威王7年时，被迫加修长城。到齐宣王时,缘山向东修至海边(《水经注。汶水》载“汶水出朱虚县泰山。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邪巨海,千有余里,尽田氏之所造也。”)。《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二十年(公元前350年,齐威王七年),“齐筑防以为长城”。又云“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王命韩景子、赵烈侯及我(魏)师伐齐,入长城”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齐记》云“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据此分析,齐修长城初为防晋、魏,后为防楚,因楚在战国中期曾将势力扩张到莒、杞，从东南方向威胁到齐国首都。但齐长城并未起到防卫齐国的作用。燕乐毅破齐，秦灭齐，都是从西北向东南顺长城进攻的，这与战国的形势变化有关。但齐既南有太山、沂山东西连绵，并不需要沿山筑长城;而西境济水沿岸却未构筑坚固的长城，这是国防设防的错误，也是齐国长期轻视和欺负燕国，因而忽视来自西北的威胁的结果。齐国除沿长城线设有防门和许多关塞外，在西部边境也有控制出入国境的城池。

2、楚长城

楚虽是春秋时代的大强国，但楚修长城却早于他国。远在春秋前期,齐桓公称霸年代,楚国屈完就以“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作为对抗齐桓公合诸侯逼楚的“盾牌”。方城当时是在伏牛山摩天岭东之鲁关(即鲁阳关，今河南南召东北分水岭一带)向东南到親水(今河南确山西北沙河店以西山地),达泌阳界,逞西北东南向的弧形长城,长约150公里。是面向郑、宋等中原诸侯国的防御设施。到战国时,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七十五里,南入穰县(今邓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适华夏,号为方城。”按此记载，则楚长城方城，在楚顷襄王时又从原方城西端向西、向南延伸修筑，构成从鲁关缘伏牛山向西至白河源头附近，折而向南,沿湍河东岸山地南延,至邓县,长约180公里，连同原有长城，共长约330公里，构成一个马蹄形防线，拱卫着楚国北方突出于中原的宛(河南南阳)地。这是中原诸国进攻楚国的主要门户。但方城对楚国也并未起到过防卫作用。就在顷襄王二十年，秦派白起将兵攻楚,一举进入方城之南,攻取了鄢(今湖北宣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北入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次年,又攻破了楚都郢。楚之故地几全为秦有，可见，长城在国防上并不能成为抵御强敌进攻的防御设施。

楚国除了“方城”长城外,还有北边三塞一一冥厄、大隧、直辕(今河南信阳市南,大别山西端的南北通路),东边昭关(今安徽含山县东),西边捍关(今湖北宜昌市西),南边有无假关(今湖南长沙市西北)等，这些关塞大概也只是在平时起到控制出入国境和防备突然袭击的作用。

3、秦长城

秦在战国前期受魏国的攻伐，东部边境很不安定。屡战失败后，便加强了东部边境的筑城设防，除了加修少梁等城外，还在黄河西岸修筑工事(“堑河濒”)。在魏攻占了河西地区后,秦只得退守洛水，沿洛水西岸修筑防御工事，构成一道对东防御的南北防线(约从今洛川西北,沿洛水西月无识别特思重泉),长约200公里。在秦j，昭王征灭了义渠之后,秦开拓了陇西、北地、上郡国土,并“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这道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河右岸北行,东弯至渭源,转向西北,又沿洮河至黄河,沿右岸过兰州,经靖远,又南折,沿祖历河东岸东南行,又折而东,过六盘山,经固原向东北,过环县,逾子午岭,达上郡(今陕北地区),全长约1000多公里。这道长城修筑的目的是防御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它对保障秦国东出争夺中原和灭六国一统天下，起了掩护侧背的重要作用。把这道长城与沿洛水的长城联系起来，就构成一大略呈半园形的防卫圈，连同以秦岭为主形成的南部天然屏障，就使秦国成了战国时代受长城保护最周密的国家。

秦国的关塞设置也是最严密的。它在东方通中原的路上，既设有郑所之塞(今陕西华县东),又在夺取了崤函之后,设置了函谷关要塞;在东南方通楚国的道路上，设有武关要塞，楚怀王即被骗入此关而遭劫持到咸阳。武关以西还在商(今陕西丹凤)筑有关塞(秦孝公十一年)在西通陇西的沿渭河道路上,有古城塞,层层卡住进出国门之口在西北方通义渠戎地的主要道路上有焉之塞(今甘肃平凉市西北)北方有上郡塞等关塞。其他边塞亭障也当为数不少。

4、魏长城

魏在战国前期，对外主要是西向与秦争夺河西地区，由于当时秦弱魏强,魏军占了河西地,并在当地筑临晋、元里、洛阴、河阳等城,还“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即从郑(今陕西华县西北)沿洛水以东向北到上郡地(约今陕西甘泉附近),长约200多公里。到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三年后，(公元前358年)惠王便命龙贾率师筑长城于魏都西北，北起黄河右岸的卷(今河南原阳西),东经安城(原阳西南)至阳武(原阳东南)折而向西南,达密(今河南密县东北),全长约100多公里《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郡国志》日“长城自卷径阳武到密者是也。”)。魏筑这道长城的目的，在于防御秦军从西进攻大梁。其实，这道城后来并未起到防卫大梁的作用。

魏国除了修筑了两道长城外，也设置有关塞，由于魏迁都大梁后,处于四战之地,周围无险可据,故其关塞较少。

5、赵长城

赵自与魏争夺卫国开始战争(公元前382年)后,经过50年30多次对外战争(其中与魏战12次),曾被魏军攻占过邯郸。到赵肃侯17年(公元前333年)，赵又攻魏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不克,怕魏报复,遂在漳水、滏水之间,修筑长城。这是赵国的南长城，这道长城大约是从涉县以东山地起，东南经漳河北岸东北行，抵葛孽城(今河北肥乡西南),全长约100多公里。这道长城，随着战国形势的变化,到赵为秦攻灭(公元前228年),一百多年间,未曾起到过防卫赵国的作用。赵之强,强于君明将良;赵之败灭,亦败灭于君昏将昧。原因都不在有无长城防护。

除了南长城外，赵国于武灵王击破林胡、楼烦，扩地至阴山后还修筑了北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这道长城横亘于阴山山脉，西起狼山西端，经狼山南麓，东迄大青山北麓，又从乌拉山西端起，沿山南麓，东经大青山南部，至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附近)。在乌拉山至大青山西部,分成南北两道中间不连接的城墙。赵国北长城全长约1000公里。战国后期，赵将李牧率兵驻守长城，北御匈奴侵扰。他采取了一套建军和防守的正确措施，收到了保护边境居民安全生产的良好效果。但当赵王听信潛言更换李牧后,边境虽长城仍旧,“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只好“复请李牧”。李牧复出后,仍用其原来措施,并在准备妥当后,诱匈奴大举入侵“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说明,长城要在国防上起到防御作用，还需有良将强兵，并采取正确的守城之道。

赵国除了修筑南、北长城外，还在无长城国境设置有关塞亭障。如在与魏、韩交界之上党(晋东南)地区,有控制南方进出门户的长平城(今山西高平县西北),赵将廉颇曾坚守拒秦。赵在其西与秦接壤处,有蔺和离石两城,秦攻赵,数次攻夺此两城。赵在其都城邯郸西北太行山东西通路口亦设有关塞，如灭中山后取得的井陉关。

6、燕长城

燕国从战国前期即受齐国侵掠,后又受赵、魏攻伐,齐、赵、魏攻燕的主要方向，是燕国南方，因此，燕国便在南部国境沿易水修筑长城,以拒齐、赵。这是燕国南长城。从《水经注·易水》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对照，燕国南长城是沿易水修筑的，其大致走向是:西起燕下都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西经北易水出山口附近(今易县城西),南下沿南易水(今瀑河)右岸东南行,径汾门(今徐水西),东南沿易水(今瀑河)至与渲水(今河道堙没)会合处,折向东北,又从今雄县附近过渲水,折向东南,抵今子牙河岸(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全长约400公里。

燕国除南长城外，还有北长城。燕国北部边境邻东胡。燕昭王(公元前311一前279年)时，“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北),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燕国这道长城,据现代考古发现，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北尚有遗址可寻。该长城走势约从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北行,绕燕山北侧,东走医巫闾山,越辽河,抵开原,折而南下，经辽东山地，在丹东市与宽甸之间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全长约1200公里，是战国各国长城中最长的一道。其工程是很可观的。这道长城修筑于燕国最强盛时期。后来，燕亡于秦，这道长城当然不能起任何防御作用。燕国在出入国境道路上，也设有关塞亭障。

7、韩长城

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曾筑长城于亥骨以南，今人考证在今河南密县茶庵向北至王宗店之间南北约15公里之长城遗址，约为韩长城。

韩本来占有崤函、虎牢等险要关塞，且在宜阳筑有坚城，置重兵防守,但韩一直处于秦、楚、魏等国的攻伐中,国势最弱,虽有险关要塞,坚固城池,均不济事。

8、除上述各国外，中山国也曾筑有长城

从有关战国各国修筑长城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情况来看，长城的修筑基本上是依山傍河,因势(山势、水势)就险,就地取材，夯土或垒石为墙，构成绵亘于国境线上千百里的一道城墙。在进出国境的通道上,设关门,筑防城,驻兵守备;在沿长城城墙,间隔一定距离,筑设亭、障(观察了望台和堡垒),并以烽燧相联络和报警。长城城墙从遗迹推断，并不象都邑城墙修筑的那样坚固、完整，也不可能防守严密，它的精神作用大于实际防御作用;警戒作用大于抵抗进攻的作用;防骑兵的作用,大于防步兵的作用。其中,赵国北长城在李牧的守备战略指导下，确曾起到过遏止以骑射擅长的匈奴武力的侵掠作用。但从总体上看，长城在防御强敌进攻上，作用是非常有限。不过，战国长城的修建，开中国二千多年修长城的先河，也为中国的国防筑城创造了一种模式。

由于长城在赵国防御匈奴入侵上起过作用，所以长城的修筑便在中国的北方国防上延续下来。

(三)都邑筑城的发展

除了修长城、设关塞以固国防外，战国各国在都、邑修筑的城，也比春秋时代增多增大。《战国策·赵策三》载马服君(赵奢)和田单论兵时,曾说“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从这段谈话中可知，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小国被兼并,大国国势的壮大和战争的频仍,都邑增多了,稠密了,各都邑的人口多了，从而城也由周长三百丈增大到了千丈。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了解到几座有名的都城,如齐都临淄;燕都蓟、武阳(下都);赵都邯郸;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禹王村),大梁(今河南开封);韩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县),郑(今河南新郑);楚都郢(荆州),陈(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入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卫都濮阳;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等,都城都扩大和加固了,还有些虽非国都，但或因位处战略要害，或因处交通要道，也发展成了有名的城市。如秦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韩国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魏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轵城)楚国鄢(今湖北宜城南)，宛(今河南南阳)赵国离石(今山西离石),蔺;齐国聊城,即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入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宋国陶(今山东定陶);越国吴(今江苏苏州)等,也都是战国时代的重城。至于县城,郡城，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六篇,有“梁(魏国)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即在方五百里的地区，有大小城邑四十余座，几乎相当于现代城镇的密度了。又如齐国《战国策·齐策一》)有“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密度也不下于近世山东省的府、县数了。

城的形制,已多样化,呈因地制宜的趋势。以齐都临淄为例,筑有大小二城,大城呈南北长(约4.5千米)东西窄(约4千米)不规则的长方形。城东临淄河,东城墙不成直线;北端依河弯曲,城东北角呈内凹形;城北墙向西北斜出，至2/3处,折向南,形成凸角,然后又西走与西城墙衔接。大城西南角是小城，小城亦呈南北长(约2.5千米),东西窄(约1.5千米)的不规正的长方形，其北城墙中偏西与大城西墙衔接;东城墙中偏南与大城南墙衔接。小城内西北部夯土台基上，有宫殿建筑遗址，说明小城是国王和贵族的住处，大城内有官吏、豪绅、平民居住区,有手工业区、商业区。街道也并不很规则。

再如韩国都郑(新郑)城,从考古发掘探测得知,是利用黄水河与双洎河汇合处，形成的不规则的夹角，循河道弯曲筑成不规则的城,河流成为天然城池(壕),这样的城,完全是因地势(水势)修筑，彻底打破了规正的方城形制,也不遵守“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规制。只是临淄城还表现出“面朝后市”《考工记》)即王宫在前,市区在后的规制。这是城市人口大增,战争频仍,使城区扩大,更加着重利用天然障碍，便于防御战斗的表现。

筑城材料，仍以土为主，筑法仍用夯筑。不过城墙要“厚以高”(《墨子·备城门》),故夯筑不仅要上下分层夯实,而且要横宽分层夯筑。燕国下都武阳城遗址发掘中，已显示出分层夯筑的痕迹。

城的防守设备有新发展，从战国前期《墨子》中所说的守城设备中，可知当时已针对攻城技术和方法，设计了许多守城的设备。如城门的悬门，不仅更坚固,而且使用机械操纵;放下后,下部深入地坑中，且用泥涂门以防火攻;门闩要用铁包起来以加固。城墙上间隔数十步建置“坐侯楼气观察所),“二百步一立楼”加厚女墙，墙上开观望孔，城四隅建守尉的“尉舍”，城上备置各种防御兵器、器械，城上、城下均构筑有排水设施。

第十节战***事人物

战国时代，适应战争的需要，涌现出大批的军事人物，名和事(指挥过作战)见于史书的约有120多人,其中:

魏国有文侯(魏斯入武侯(魏击)吴起、乐羊、公孙痤、庞涓、太子申、公子印、魏章、穰疵、龙贾、公孙衍(号犀首)公孙喜、魏踏、芒卯、段干子、晋鄙、魏无忌(信陵君)等。

秦国有:庶长国、卫鞅、公孙壮、庶长探(公孙衍)张仪、庶长疾、司马错、都尉墨、樗里疾、甘茂、庶长章、庶长奂、芈戎、魏冉、向寿、白起、错、蒙骜、蒙武、斯离、客卿胡阳、客卿u(皂入五大夫贲、王綺(龄)、司马梗、王陵、张唐、掺、照公、桓龄、杨端和、尉缭、王翦、羌瘦、王责、李信等。

赵国有:赵襄子(赵无恤入荀欣、赵敬侯(赵章)太戊、赵成侯(赵种)公子刻、乐祚、公孙裒、赵武灵王(赵雍入赵豹、公子渴、英、赵庄、楼缓、赵、许钧、公子章、牛翦、赵希、李兑、公子成、赵梁、公子胜(平原君)韩徐、廉颇、赵奢、楼昌、燕周、冯亭、赵括、乐乘、庆舍、延陵钧、李牧、庞媛、傅抵、司马尚、赵葱等。

齐国有:田白(田庄子)田居思、田寿、田忌、孙膑、田婴(田盼入申紂、匡章、声子、田文(孟尝君)触子(向子)达子、田单等。楚国有:景舍、昭阳、威王(熊商)屈句(丐入景翠、庶章、唐昧(蔑)庄跻、淖齿、黄歇(春申君入景阳、景伯、项燕等。

韩国有:武子(启章入韩朋、暴鸢等。

燕国有:市被、乐毅、剧辛、骑劫、乐闲、栗腹、爱秦(庆秦)秦开等。

战国时代在战争中率兵作战的，决不止百多人。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载入史册，而这些载于史册的，又并不都是军事上有所成就的，有的甚至是败军或丧军或丧身或被俘的辱军之将;有的仅凭政治地位(如相国)或君王子弟而统兵出战的，军事上并不见得有什么才能。因此，真正在军事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物，也不过几十人。

从上列各国人物可以看出，秦国和赵国为多，韩国最少，其次是燕国。而军事人物在各国的出现，又多集中在一国强盛的时期和战争频率高胜利多的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合乎规律的。一个国家的强盛及其能在战争中取胜，固然决定于多种因素，但君明(有道入臣贤、将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因素,战国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以下仅就史书有传记或有所记述的主要军事人物，简略传记之。

吴起(公元前?前381年)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原藉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少年时,学做游说之仕,不成，乃到鲁国求学于孔子弟子曾子(参)，后转习兵法，得为鲁国将领率兵大败攻鲁的齐军。因遭鲁国贵族的诽谤，不得鲁君信任，遂去鲁到魏。魏文侯这时正与秦国争夺河西地区，在得知吴起善用兵后,便任吴起为将,使其率兵击秦。吴起指挥魏军,击败秦军,攻取了河西的秦国五城。魏文侯发现吴起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会治军治国,所以就委任他为“西河守”。吴起在守河西期间,曾“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兵法·励士》;《吴子兵法·图国》)，为魏国建立了巨大功勋，对魏称雄战国起了很大作用。

魏文侯死后,子武侯继位。武侯先用田文为相;田文死后,用公叔为相。吴起不被重用。公叔且阴谋陷害吴起。吴起被迫离魏，投奔楚悼王。悼王“素闻起贤”,任吴起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地方县官),以防御韩、魏。吴起治宛有方,一年后,悼王便晋升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楚国当时仍是奴隶主贵族掌权，旧的贵族世袭制度仍保持着，国家俸养的闲官冗吏很多,吴起建议楚王“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副主而下虐民”,是“贫国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禄秩(即封君传到第三代即收回其爵禄，废除其贵族权位，以削弱旧贵族势力。)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撤闲官冗吏,精简政权机构,将节减下来的经费,用于训练和供养战士,增强战力《韩非子·和氏》。)同时,禁止游说之仕侈谈合纵连横，以杜绝对思想的扰乱，禁止私门请托，清廉社会风气。在楚悼王支持下，吴起雷厉风行的实行变法革新，效果立竿见影，楚国迅速振兴起来。接着对外用兵，“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为楚国的振兴，立下了大功。

吴起在魏、楚两国的治国治军和用兵作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天才。流传于后世的《吴子兵法》一书,反映了他的治国治军和用兵的基本思想。在治国方面,吴起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内修文德,就是要修四德,即“道”“义”“礼”“仁”;做到“先和而后造大事”(国内团结一致，然后举大事，成大业《吴子兵法·图国》)。他在随魏武侯乘船沿黄河巡视时说守国“在德不在险”的名言,说明他是主张实行“德”政的。

吴起在治军方面,主张实行精兵,平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挑选优秀武士,将有不同特长的或渴求战功的,分别编组,合成“军之练锐”,以备战时用作军队的骨干。在军队内部主张实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方针,即严格训练军队,使之成为“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吴子兵法·治兵》)。即把军队训练成一支号令严明,纪律严格,举止进退,令行禁止,拖不垮,打不散，一往直前,所向无敌的“父子兵”。吴起所谓“父子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不同于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官兵之间新型关系，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对这种亲如父子的官兵关系，吴起是身体力行于其统率的军队中的，“他与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因而“尽能得士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使军队成为“天下莫当”的精锐之师，吴起对军事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要求将“总文武”“兼刚柔”怀“五慎”理、备、果、戒、约),知“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吴子兵法·论将》)

吴起在用兵作战方面,主张“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他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各***队的情况和特点，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用仔细判断即可与敌决战的八种情况),“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不用仔细考虑即可决定避免与敌交战的六种情况)，还归纳了十三种有利于击敌的情况。吴起主张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将帅应当善于抓住战机，当机立断，迅猛击敌“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切忌犹豫不决。他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也就是他作战指挥的特点。他非常重视激励士气，曾经用奖赏有功者的办法，激发将士积极求战,争立战功。

孙膑齐国阿鄄(今山东郓城鄄城之间)人,生卒年不详,约与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同时。是孙武的后代。青年时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学兵法，孙膑在学习中就表现出聪明睿智，为鬼谷子赏识,而为庞涓所嫉妒。庞涓先于孙膑到魏国,得为魏惠王将军。他自知才能不及孙膑，怕孙膑出山后胜过自己，便邀请孙膑到魏任职。膑应邀到魏后，庞涓以阴谋诬陷孙膑，使其受膑刑(割去膝盖骨)并黥面(脸上刺字),让他不能再出头露面。后遂被以“膑”为名，称为“孙膑”。不久,齐国有使臣到魏国,孙膑偷见齐使,说服使者，将其暗藏车中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很赏识孙膑，热情地接待他,留其客居府中。田忌喜欢赛马,孙膑观看了以后,便对田忌说有办法让他取胜，田忌于是约请齐威王及诸公子比赛，并赌以千金。赛前，孙膑告诉田忌:用下等马对它上等马;用上等马对它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它下等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得了齐王的千金。这就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孙膑赛马的故事，它表现了孙膑的智慧，也反映出了一条军事规律，即局部的以优胜劣，可导致全局的以劣胜优。田忌胜赛后，便将孙膑举荐给齐威王，威王召孙膑询问兵法，知道孙膑在兵法上造诣很深，便任他为师。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16年,齐威王3年,赵成侯21年),赵出兵攻卫，卫成侯向魏求救，魏惠王命庞涓率兵救卫，庞涓率魏军“带甲八万”,北上围赵邯郸。赵求救于齐,威王想命孙膑为将,率师救赵,孙膑以“刑余之人不可”辞谢。齐王乃用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带甲八万,出动救赵。孙膑坐在辎车上,给田忌谋划。他以所学兵法中的道理结合当时实际情势，建议田忌采取“批亢捣虚”战策,使之“形格势禁”自行解围。他分析情势认为“今梁(魏入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因此对田忌说“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采纳孙膑建议,率齐军不向邯郸,而疾走大梁,并以示愚示弱的佯动,诱庞涓释赵回救,急躁冒进,被齐军邀击于桂陵,大败魏军,取得了一次“释赵弊魏”的大胜利,创造了流传千古的“围魏救赵”战法。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28年,齐威王15年,韩昭侯21年),魏出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威王仍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率齐军直走大梁，魏惠王急命庞涓与太子申率十万大军迎战齐军。孙膑对田忌分析情势时指出:三晋(魏、韩、赵)的军队向来是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军的，齐军一向是被认为怯战的军队，在庞涓率大军迎战而又轻视齐军的形势下,应该因势利导,运用兵法所说的“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的道理，以减灶的方法诱骗敌人。即先在驻地建十万灶;次日,在驻地建五万灶;再次日,建三万灶。齐军依此计行之,庞涓逐齐军三日,察看灶数,非常高兴,认为齐果然怯战,进入魏地不过三天,士卒便逃亡过半了。于是,放下辎重,率轻车锐卒,兼程并行,追击齐军。孙膑计算庞涓军的行程,入夜当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窄狭,路旁有林木、险阻,利于伏击,孙膑遂使田忌以齐军善射的强弩手万人，夹道设伏于马陵，约定举火为号。还在一株大树上削去皮,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下”。当晚庞涓果然率兵进入马陵伏击圈，见到大树上有字，命人钻火照明观看，齐军遂万弩齐发,魏军大乱溃灭,庞涓自知智穷兵败,自到而死,魏太子申被俘。齐军又打一了个有名的“马陵之战”。使称雄一世的魏国，从此走向衰败，齐国的威名则大振天下。

孙膑继桂陵之战后，又夺取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他的名声也就显扬天下。但齐国这时上层统治集团中正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在田忌率兵攻魏救韩之前,邹忌得齐威王赏识,任为相。邹忌嫉妒田忌，便用公孙用的阴谋陷害田忌，造谣田忌作战胜利后要夺王位，田忌被迫离齐奔楚。邹忌又派人去楚说楚王将田忌封于江南，使其终老他乡。田忌失势，孙膑也被迫辞去军师职务，离开政治舞台,隐居乡里,著作兵法。

《孙膑兵法》在战国后期就已流传世间，《汉书·艺文志》记有:《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及东汉后失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始重新面世。唯竹简残缺,不能一睹全貌,且篇数已非八十九篇，而是三十篇，但从此简本中仍可看出孙膑在军事理论上的造诣。它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继承,又是“十三篇”的发展。孙膑继承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用兵”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战国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孙子兵法》中的战法、阵法。在战法、阵法的原则和应用上，做了辩证的论述。

孙膑是一位很注意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军事家。他认真学习了《孙子兵法》,并用于指导用兵作战;又能在作战中灵活的运用兵法，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战例、战法;又在实战经验基础上，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创造出新的军事理论，这是中***事史上不多见的优秀军事人物，也是中***事历史人物中值得称赞的典型。

樗里子 秦国惠文王的异母弟。姓赢名疾，因居渭南之樗里，故号樗里子,生年不详,约为公元前350年前后)卒于秦昭王七年(公元前300年),他是秦国王公子弟,滑稽多智,当时有“智囊”的称号。年约二十二三岁,(秦惠文王8年,公元前330年)即被授予右更爵位(秦国二十等爵的第十四等),奉命率兵伐魏,取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与焦，控制函谷关外的要地。秦惠文王更元8年(公元前317年),樗里子(已获十七等爵为庶长)率军与魏、韩、赵军会战于修鱼,大败三晋军,斩首8万,虏韩将领。此后,又攻魏,攻赵,均取胜。秦楚大战丹阳(公元前312年)时,樗里子与甘茂为将，帮助魏章指挥秦军，大败楚师，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樗里子被封为严君。

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立,二年,封樗里子为右丞相,甘茂为左丞相。秦武王四年而卒。昭王立，更加尊重樗里子，但樗里子此后围卫国之蒲城，攻魏国之皮氏，均未成功，昭王七年(公元前300年),樗里子病死。

樗里子出身于王室公族，自然受到秦王的器重，然战国时各国公子任将统兵者甚众，却不见有几个在军事上有所成就的。樗里疾则不然，他虽属王公子弟，却在统军征战方面表现出军事才能，修鱼之战，他敢于率军长驱深入三晋腹地，一举击破三晋军队，取得战国时相当于孙膑桂陵、马陵之战的重大战果。与楚国的丹阳之战，创造了山地战的第一个大歼灭战战果，继而又在兰田大败楚军，使强大的楚军惨败于秦军手中，为秦军树立了威风。樗里疾虽无兵书传世，但他用兵作战的事迹，使他在战***事史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甘茂秦国的将领和丞相。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人。少从师史举(学者学习百家之术,后经张仪和樗里疾推荐,受到秦惠王赏识,任为将。秦、楚丹阳大战(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更元13年)时，甘茂与樗里疾协助魏章指挥秦军大败楚军，略定汉中地。秦武王即位(公元前310年)时,蜀叛乱,武王使庶长(秦爵十一级)甘茂率兵平定了蜀乱。张仪、魏章离开秦国投奔到魏国，秦武王便任甘茂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武王三年,决心东向中原扩张,令甘茂东攻韩国的宜阳。甘茂以使魏为名,进行侦察,根据侦察结果,他认为宜阳是个相当大的县，里面物质储备很充足，秦军要经过崤函险道，千里远征，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他建议秦王放弃攻宜阳的打算。同时,甘茂提出,如果用他去指挥攻宜阳,稍有闪失,就会受到樗里疾、公孙奭(公孙衍)的议论和指责(因为甘茂是外来的“羁旅之臣”,樗、奭是秦国的贵族),那时秦王一定会听他们的话,怪罪于自己。秦武王用盟誓的方法，表示他决不听樗、奭的意见,并决定任命甘茂为将,率兵攻宜阳。甘茂攻宜阳,持续五个月,因宜阳城坚兵强，不能克。樗里疾和公孙奭果然议论诽谤起甘茂来，秦武王也动摇了，召唤回甘茂，意欲罢兵。甘茂提醒武王当初的盟约。武王只好增派兵力，仍由甘茂指挥攻城。甘茂重新部署兵力，并激励士气，亲自擂鼓指挥强攻，终于攻克了宜阳。

宜阳战后，秦武王举鼎折膑死。秦昭王即位，宣太后专政，亲楚。楚出兵伐韩,围雍氏,韩向秦告急求救,秦不肯救,韩相公仲侈通过甘茂说动了秦王，秦才出兵解了雍氏之围。

后来，秦昭王令樗里疾和甘茂率兵攻魏国的皮氏，同时派向寿平宜阳。韩相公仲侈通过甘茂说服昭王将夺占韩国的武遂，归还韩国，又通过说客游说向寿(向寿是秦宣太后的外族即娘家族人，从小与昭王在一起,所以受重用),挑拨向寿与甘茂的关系。向寿与樗里疾便借武遂归韩事攻击甘茂，甘茂惧怕被诛，遂去秦奔齐，齐曾用为上卿，并派其使楚。秦欲要甘茂回秦为相，楚怀王采纳范蛸的意见，使人向秦王建议用向寿为相(怕甘茂为相辅秦强盛不利于楚,而向寿乃楚人)。甘茂不得回秦任职,后卒于魏。

甘茂以一个学百家之术的青年学生，竟入秦为将，且官至丞相，为秦国的扩张战争，建立了一定功勋。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个睿智人物另一方面说明秦国敢于大胆地选用人才，这是秦国强盛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后，甘茂之孙甘罗年十二岁,竟自荐于秦相吕不韦得以秦使身份使赵，为秦轻获十一城，被秦王封为上卿。这固然是甘罗年少有奇智，但若非秦国敢于大胆使用人才，甘罗的才智也必无所施展。

魏冉秦昭王的母(宣太后)弟,原系楚国人,姓芈氏。秦武王因举鼎折膑卒，无子，立异母弟则为昭襄王，则母系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宣太后有异父弟名魏冉,秦惠王、武王时即任职用事,昭王得魏冉之力始得立,故以冉为将军,卫戍咸阳。冉平定了季君(公子壮)之乱，驱逐武王之后回魏，昭王诸兄弟不老实的都为其杀死，巩固了昭王的王位，冉也威振秦国，主持秦政。昭王7年,以冉为秦相。昭王14年,冉荐举白起代向寿将兵攻韩魏,取得伊阙大捷,继又取得楚国的宛、叶。冉以病免相一年后，又复为相，且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又增封陶(今山东定陶),号穰侯。次年(公元前290年,昭王17年)魏冉率军攻魏,拔魏河内大小城60余座,迫魏将河东地区400里献于秦。昭王32年(公元前275年)魏冉率军攻魏，进围大梁，梁大夫须贾以大梁难攻，攻破于冉不利说魏冉，使冉撤围。次年,魏冉又攻魏,斩首4万,夺得三县。次年,魏冉使白起、胡阳率兵大败魏军于华阳城下，斩首15万,又败赵军,逐之沉河死2万,遂进围大梁,因燕、赵出兵救魏,乃允魏割地求和。昭王37年，魏范睢入秦，昭王41年用睢为相，睢说昭王废宣太后，收魏冉相印，令冉赴封地陶。冉自此失势，卒于陶。

魏冉是秦王室贵戚。因王后而得任职用事，又因扶立昭王有功而得为相，曾前后四次去相位而又复位。秦昭王在他的辅佐下，任用白起等名将,征伐韩、魏、赵、楚,打了许多大胜仗,向东扩大领土到大梁附近，大大壮大了秦国的威势，奠定了秦后来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司马迁曾评论说“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魏冉既是相国，又是将军，是战国中期兼具政治军事才能的人物，是战国各国王室贵族中，掌握军权、建立战功中的佼佼者。

白起战国时代善用兵的名将。秦国郦(今陕西眉县东)人。生年不详(约为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更元7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57年(秦昭王50年),与秦昭王同年代,出身不详。秦昭王13年，白起官爵已为左庶长(秦廿等爵的第十等)，奉命率兵攻取了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第2年(公元前293年),韩以公孙喜为将,率韩、魏联军24万多人,攻秦,秦相魏冉举荐白起(已晋爵为左更)代替向寿为将,率秦军约10万余迎战。白起准确地判明了韩、魏联军互相推诿的弱点，采取正面设疑兵，主力向敌侧后反攻的战法,出其不意地猛击敌军。将韩、魏军压迫溃退于伊阙隘地,一举包围全歼,斩首24万，创造了战国时代大规模野战歼灭战役的典范，开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反攻战役的先河。白起升为国尉(秦昭王在第十六级大良造之下增设的一级爵位)，当即率兵渡黄河，夺取了韩国安邑以东到乾河地区(今山西垣曲、闻喜间地区)。次年,白起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率兵攻魏,取垣城(今山西垣曲东南),又还给魏;次年,白起再拔垣城;同年,起又率兵攻韩,取宛(今河南南阳市);第三年(公元前290年),白起与客卿错率兵攻魏,夺取了魏国大小61城(约今河南济源西南地区)六年后(公元前282年),白起率秦兵攻赵取蔺、祈(今山西祈县东南)二城;后年,再攻赵,拔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斩首2万。次年(公元前279年)白起奉命率军南下攻楚,拔鄢(今湖北宜城东南),楚军约近10万被溺死;取邓(今湖北襄樊北)与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明年,继续南下攻楚都郢(湖北江陵西北)，一举破郢。楚顷襄王被迫东逃到陈(今河南淮阳)。秦军完全占有江、汉地区楚国故地,在此设置南郡。白起被封为武安君。次年,白起由郢向西南扩展攻势,攻取了巫和黔中,置黔中郡(治所在湖南常德市)。明年,白起转兵北上,攻取了魏国的二城。次年(公元前273年),赵、魏联军攻韩国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告急,秦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兵救韩,与魏军会战于华阳城下,大败魏军,斩首15万,乘胜取卷(今河南原阳西)蔡阳(今河南上蔡北)上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又击败赵将贾偃军,赵军2万余被逐于河中溺死。秦军遂进围魏都大梁,因燕、赵出兵救魏,魏又派使割地与秦求和，始罢兵。

华阳战役后八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兵伐韩,夺取了汾水旁边的陉城(山西曲沃东北)又攻克了九座城,斩首5万。次年，白起再攻韩,取南阳(今河南王屋山、太行山南、黄河以北);次年,又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都与上党郡(今山西沁水以东地)的联系，韩上党郡守冯亭将上党归赵;赵派廉颇为将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以王龄挥军攻长平,廉颇采取坚壁固守的作战方针;秦军久攻不下,乃行离间计。赵王中计,以赵括代廉颇,秦王得知后，秘密以白起代王龀为主将。白起于赵括率军主动出击秦军时，使正面秦军佯败，诱赵军于壁垒前，而以奇兵从两翼袭击赵军，并切断赵军退路，赵军被围在秦军的壁垒前月余粮绝突围不成，40余万人全部投降，被坑杀。长平之战，历时三年，宣告结束。赵丧军45万，长平及上党地区归秦所有。白起取得了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的胜利。

长平大胜后，白起准备乘势进军合围邯郸，一举破赵。由于赵派人贿赂秦相范睢，说秦王允赵割地求和。白起一举灭赵的计划未能得逞，由是对范睢不满，产生隔阂。

秦与赵媾和后，秦昭王又不想放过灭赵的机会，便在8个月后,又下令派五大夫王陵率兵攻赵邯郸。此时,白起因病休息,王陵军攻邯郸,开始取得小胜,秦王增兵。陵再战时,阵亡五校。时白起病愈，秦王便要白起接替王陵。白起以攻邯郸已失时机为由，拒绝出任。秦王亲自面命,仍不行;改命范睢去请,白起仍坚辞不就,并称病不起。秦王只好派王龄代王陵，并增加兵力。邯郸围攻战已持续了八、九个月，秦军死伤很多，秦王龄挥军攻城月余，仍不能下，而魏、楚援赵大军数十万攻击秦军，秦军伤亡损失不少。白起听到后议论秦王不听他的意见，秦王听到大怒，亲自去强迫白起带病赴任,白起对秦王说:我知道,我如受命去指挥,无功也可免罪,如果不受命无罪也得被杀，但我还希望大王采纳臣的愚计，暂时放弃攻赵,以休养民力,等待各国形势的变化。只要注意抓住有利时机,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白起进而指出，如秦王采纳了自己建议，只不过是“为一臣屈而胜天下也”,倘若不采纳,而“必欲快心于赵,而致臣罪”,便成为“胜一臣而为天下屈者”。他进而激励秦昭王勇于下停止攻赵的决心，当他看出秦王不肯采纳他的意见后,便决断地说“臣闻明主爱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以复完，死卒不可以复生。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战国策·中山策》),秦昭王无言回答,生气离去。后秦王又派范睢再次去劝说白起赴任，白起以病重拒绝。秦王遂下令撤销白起的官爵,贬为士伍,发往阴密(今甘肃灵台西),白起因病暂时未走。三个月后,秦军屡败于魏、楚、赵军,秦王恼恨白起,下令逼其离开咸阳。白起才走出咸阳城西门十里,到达杜邮,范睢等群臣便在秦王面前诋毁他对迁发不满，秦王大怒，立即派使臣赐剑于白起，令其自杀，白起乃引剑自刎。时为秦昭王50年11月(公元前257年)。秦人闻白起死于非罪,皆怜惜不已,各乡邑都设灵位祭祀。

白起所以能以少胜多,战则必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乃是“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同上)!就是说，他是从对敌我当时形势的观察、判断中，找出了敌人的弱点和自己的长处，审计了利害关系,利用了有利形势,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而取胜的,敌必败我必胜是客观形势已决定了的，是合乎自然之理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他回顾自己在伐楚作战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当时，楚顷襄王自恃国大，不用心治理，而群臣则相互嫉妒，争功谄谀，良臣被排斥，百姓离心，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设备，存在着失败的必然性。而秦军当时则“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楚军却“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同上)。这样两支军队交战,虽人数多少悬殊，但秦军必胜，楚军必败，已成必然之势，是合乎自然之理的。至于伊阙之战,韩、魏两军互相观望、推诿,不能同心合力,虽兵多也会被击败。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是符合孙子兵法所说的“胜于易胜”的。当然,客观形势存在着胜败的可能性,还得经过主观努力去实现，将帅首先须能对客观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作到“知彼知己”白起做到了这一点,这既是他能以少胜多的基础,这也是他具有指挥才能的表现。既在判明了形势后，白起敢于以寡击众，说明他的勇敢精神是可嘉的。明智而又勇敢，正是白起具有的将帅的基本素质。

白起所以拒不受命指挥攻邯郸，一是他确实有病，二是他对攻赵时机已失无取胜把握的形势,作了正确估计,他认为“秦军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放过了有利时机)，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赵国上下团结一致)，至于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睹其利”《战国策·中山策》)。白起对赵国在长平战败后国内、国外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坚决不受命，说明白起并不因为自己曾打过许多大胜仗而骄傲、自以为是，可以不顾客观条件仅凭主观愿望而投入决战,他坚持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反对秦昭王“先战而后求胜”的决策,他宁肯牺牲个人的官爵乃至生命,而不肯违心去做一个辱军之将，这种品格，也是难能可贵的。至于白起在长平之战后，坑赵兵40万，这种对待降卒的野蛮处置，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与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所采取的军功奖赏制度不无关系。按秦国当时规定的法律,军功奖赏是以斩首(杀死敌人)多少为标准的，斩首越多，奖赏也越厚，故秦军大胜时总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而大不同于他国。这种政策法规,使军队作战,自以竞相杀人为能事，而不求俘虏敌人或招降敌人，既然伊阙之战可以斩首韩、魏军24万，那么长平之战坑死赵军40万也就不足为奇了，古代有人以此责备白起，虽无不可，但罪责却不能全归于他。

王翦战国后期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人(今陕西富平东北),生卒年不详。少年时好学军事，后随秦军征战。秦王政11年(公元前236年)，王翦已单独将兵征战。他与桓龄、杨端和分别率兵攻赵。翦军从上党出发，攻取了赵国的阏与等城。秦王政18年,王翦又率兵攻赵，出井陉，与李牧战于番吾。19年王翦与羌瘪率兵尽取赵地,俘赵王。秦王政20年,王翦与辛胜率兵攻燕,次年,破燕军,克燕都。秦王以王翦要60万兵伐楚,认为他老而怯战,不用,翦遂谢病归。秦王政24年,秦军攻楚失败,秦王复起用王翦,使率60万兵攻楚。王翦向秦王索良田，以巩固秦王对其信任。攻楚作战，以先守后攻,大破楚军,尽收楚之吴越地,完成灭楚统一中国的任务。后老死故里。从王翦关于对楚战争用兵的估计和他破楚运用的战法来看，他是一个稳重老练的高级将领。他指挥作战，从不轻敌冒进。

王贲王翦的儿子，秦王政21年(公元前226年),奉命率军攻楚,取十余城(此年,王翦正统军征燕),次年,率兵攻魏大梁,引河水灌城,城坏,梁(魏)王降,魏灭。秦王政25年率兵攻燕辽东，俘燕王喜。返回攻代,虏代王嘉。次年,由燕南下攻齐,俘齐王建,齐亡,王贲被封为列侯-通武侯。

蒙骜战国后期秦国将军，齐国人，生年不详，卒于秦王政7年(公元前240年)。秦昭王时自齐入秦,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即吕不韦相秦之年,蒙骜奉命率兵伐韩,迫韩献成皋、巩,秦地东扩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次年,蒙骜奉命攻赵,定晋阳(今山西太原)又次年,蒙骜率兵攻克魏国的高都和汲。又攻赵，取榆次、新城等37城。同年，在魏将无忌率五国兵攻秦时，蒙骜战败,被解职。秦王政(始皇)立(公元前246年),以蒙骜与王龄、麃公等为将军，当年，晋阳反叛，蒙骜率兵平定。3年,蒙骜攻韩,取13城,又攻魏国的氏踢、有诡，4年拔之。5年,蒙骜攻魏,夺取20城，初置东郡。秦王政7年,蒙骜卒。蒙骜见于史籍的10年内,共为秦率军作战9次,8胜1败,共攻取韩、赵、魏三国的70余城,从其战绩来看，蒙骜长于攻城作战。

蒙武蒙骜之子，与蒙骜同时为秦军将领，见于史***载的作战,早于蒙骜,秦昭王22年(公元前285年,乐毅破齐前一年),燕联合五国伐齐开始前，秦为“先出声于天下”，提前令蒙武率军伐齐,夺取了齐国九城,改为九县。此后随军征战,无战名,至秦王政24年，王翦伐楚战争时，蒙武为裨将，协助王翦攻灭了楚国，俘虏了楚王。

蒙恬蒙武子，于秦王政26年时因家世得为秦将，后奉命率30万军北驱匈奴,修长城,威震匈奴。武次子蒙毅,为始皇宠信,位上卿,及始皇死,赵高专政,蒙恬、蒙毅均被诬陷杀死。

尉缭战国末年的军事家，魏国大梁人，生卒年不详。秦始皇23年(公元前237年)入秦,劝秦王不爱财物,不惜金钱,用重金贿赂收买各国的权臣，从内部搅乱各国，配合以军事征伐，统一中国。秦王很赏识他的计策，以礼优待缭，任之为国尉(国家最高军事长官),与李斯共辅秦王并灭六国后,不知所终。

赵武灵王(雍)赵国第一个称王的国君，是赵襄子的第八代孙,名雍,公元前325年，继赵肃侯为赵王。在位26年卒(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的军事改革家，有名的“胡服骑射”就是他亲自实行的。

赵国自成侯末年(公元前354一前353年),因争夺卫国而引起魏军攻破邯郸后，国势受到削弱。赵肃侯(公元前349一前326年)在位24年,赵国与魏、齐、秦为敌,均未得手,被迫筑南长城。赵武灵王年少即位,尚不能听政,以赵豹为相。而此时,正当秦惠文王和齐威王对外扩张势头正盛、魏国走下坡路之际，赵国的处境不利。武灵王即位当年，赵、韩联军即被齐军大败于平邑。其后几年，赵虽击败过燕军的进攻，参加过五国联军攻秦，但都未获得大战果。武灵王9年(公元前317年)，赵军又在修鱼遭到一次歼灭性失败,被秦军斩首数万,接着,又连续四、五年,遭到齐、秦、中山国的进攻，丧师失地。武灵王15年，秦用张仪进行连横游说，武灵王也被张仪说服事秦，只是由于秦惠文王病死，张仪失宠，事秦事才作罢。武灵王经过几年观察、思考,认识到赵国处境的不利,便竭力图谋振兴之策。他曾“出九门(赵邑,今河北常山),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经过长时间考虑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赵国要强大起来，只有先征服比较弱的西北方胡、翟,可以“用力少而功多”。但胡人长于骑射,其服装又便于骑马射箭,要战胜胡、翟,赵军必须也学穿胡人的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为此，他便谋划“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但“胡服”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改变传统风俗的大事,必定会遭到非议反对。他一时犹豫难决，便于19年初，召集群臣谋议。会议举行了五天，群臣都不同意，他只好与开明的贵臣肥义个别商议。肥义不仅赞成他的主张，而且引证历史坚定武灵王的决心。武灵王为说服群臣,便于会后举兵北略中山地,又经代(今山西代县),北到无穷,西到黄河,登黄华之上,召将军楼缓,现地总结了赵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赵国的处境。他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史记·赵世家》)，这样下去,赵国将会灭亡。他据此便将实行胡服骑射的好处说服楼缓，楼缓被说服了，但群臣仍持异议。武灵王为了取得群臣的支持，便自己先穿起了胡服，在临朝之前，派王孙纡去告诉公子成(武灵王的叔父)，请公子成带头穿胡服上朝，公子成不肯;武灵王亲自去见公子成，当面说明改变传统服装的目的，并分析了赵国面临的局势，指出公子成固守中国(赵以中国自居)的风俗,违背赵国祖先(襄子)的意愿,讨厌变服之名,而忘记国家遭到失败的耻辱，公子成被武灵王说服了，答应胡服入朝，于是武灵便下达“胡服令”。命令虽下,贵族大臣们,仍固执古代传统以进谏，武灵王反复申述胡服的理由,指出“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那些大臣们被批驳得没有理由再谏了，也就只好同意了，这样，武灵王才得以推行其胡服骑射的主张。

经过一年的改革，赵国建立起了一支穿胡服的骑兵部队，武灵王便亲自率领出征，他先攻略中山地;然后转向西方略胡地，进至榆中(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林胡王(酋长)向赵王献马。武灵王命赵固留胡地主政;在此建设骑兵部队。以后几年，武灵王连续四次进攻中山,占领了中山国大部分地方;同时,向北向西扩张,把领地扩大到了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并沿阴山筑北长城。赵国国势大振。

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取得了成功。他为了让宠爱的小儿子及早主政,便于在位27年五月,让位于太子何(号惠文王)用肥义为相兼做王的师傅。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让位后，武灵王身着胡服，率领士大夫挥军进入西北胡地，准备从云中、九原南下奔袭秦国。为了侦察秦国的地形和观察秦王的为人，武灵王伪装成赵国使者，到秦都见秦昭王。待昭王察觉其可疑时，他已经乘马疾驰出关了。由于袭击秦国的条件不具备，武灵王继续巡视西北，以巩固其新占领区。赵惠文王3年(公元前296年),武灵王率兵攻灭了中山国,将中山王迁到肤施(今陕西延安)。从此,赵国腹地统一,北地服从;西北至阴山、狼山,西至黄河,疆域空前扩大，成为战国中后期北方的主要强国。

为了庆祝胜利，武灵王大肆奖赏将士，举行国宴五日。由于怜悯被废除王位继承权的长子(章),武灵王又封其为安阳君居代,并使田不礼相章;后来又打算分赵地为二，使章为代地王。公子章蓄谋夺权。惠文王十年，公子章趁主父(武灵王)和惠文王游于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异宫时,举兵作乱,杀死肥义。武灵王叔父公子成与李兑率兵将公子章及武灵王一起围于沙丘。章被杀死，主父(武灵王)仍在围中,公子成等怕得罪被诛,遂长围不解,历时三月余，武灵王饿死沙丘。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代在军事上有作为的一个国君(王)，他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坚决进行军制改革，抛弃不适时宜的旧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制度，向异族异邦学习有益的东西，从而使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勇于革新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在改制易俗的过程中，他又很善于做说服工作，不使改制引起国内***。他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下,采取先向弱敌(胡、翟方向求发展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他亲自统率军队远征作战,并亲自化装深入敌国(秦)侦察的行动,都说明他是一个有军事胆略的人物。

赵奢赵国名将，生卒年月不详，约与赵惠文王(公元前298一前266年)同年代。奢曾于乐毅破齐后将赵兵攻齐麦丘，继为赵国田部的官吏,司收租税。曾因平原君赵胜(惠文王弟,封为平原君)家不肯缴纳租税，依法杀其家管事9人，平原君怒恨要杀赵奢，奢以贵公子不守法,国将弱,国弱,则家不得富贵,如奉公守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的道理,说服了平原君。平原君认为赵奢是贤臣，便告诉了赵惠文王，赵王任用赵奢专门管理“国赋”国家财政),结果“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华阳之战(公元前273年)后,赵惠文王29年(公元前270年)秦派中更(秦爵十三级)胡阳率师攻赵。秦军越过上党，进围阏与城。赵王召问廉颇、乐乘,阏与能不能救?廉颇和乐乘都认为:道路远,山道地形险狭,难救。赵王又召赵奢询问,赵奢认为:“道远险狭,辟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于是，赵王决定派赵奢率兵救阏与。

赵奢采取迷惑、欺骗、反间、奇袭等手段和战法,大破秦军,解了阏与之围。为赵国立了一大战功,被赵王赐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地位相同。

赵奢受封马服君后约七、八年即逝世。九年，子赵括被赵孝成王任命为将代替廉颇守长平，此时赵奢已死。在赵奢死前的七、八年间，赵国除与秦军长平会战外，仅有赵孝成王元年秦攻赵取三城,此时,赵奢是否率兵出战,史无记述,唯《战国策·赵策三》记有赵奢与田单论兵的一段话，大意是:田单认为赵奢用兵数量太多，动辄要用10万、20万,赵奢反驳田单,说田单不仅不知兵,而且不明了时势。赵奢认为,战国时代已不同于过去,过去(春秋以前)城小、人少、兵也少，“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现在(战国中后期),城又大又多,人也多;围一城几万军队根本不够用。田单表示佩服，由此可见赵奢在阏与之战后可能出征过。

赵奢在为税吏之前虽也打过仗，但他的战名却是从一名管“国赋”的文官统兵作战取得的，其所以能一战成功，一跃而成了一个名将，并取得封君，这是很不寻常的。这固然不排除赵奢与赵惠文王有宗室关系，也还有环境和机遇问题，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赵奢善于学习,平时很注意学习兵法(军事),并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从他在死前与其子谈论兵法及对其子赵括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赵括从少喜欢读兵书,学兵法,谈论军事,自以为天下无敌,赵奢虽难不倒他，却对他的谈兵很不以为然，当他妻子问他什么原因时，他说:用兵作战是关系生死存亡的事，而括却把它看成是很轻易的事情，将来赵国不用赵括为将就罢了，如果用他，赵军非丧在他手里不可。后来,秦攻长平时,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不顾赵奢妻子劝说，硬要用赵括代替廉颇指挥赵军守长平，结果45万赵军被断送,赵括也战死,这说明赵奢是真知兵法,懂得军事的,也说明他对学习军事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由于他善于学习，所以当他被召问对时，能提出不同于老将廉颇的高见，而在他率兵救阏与时又能运用诡道出奇制胜，一战成名，这对缺少战争经验的人如何学习军事，学会率兵作战，很值得取法。

廉颇赵国的名将，生卒年月和藉贯不详，活动年代约为赵惠文王(公元前298一前266年)、赵孝成王(公元前265一前245年)赵悼襄王(公元前244一前236年)三世，即公元前298一前236年(63年)间。赵惠文王16年(公元前283年),燕将乐毅破齐的第2年,赵以廉颇为将,率军攻齐,大败齐军,夺取了晋阳(今山东郓城西)，被赵王封为上卿，廉颇以作战勇敢闻名于诸侯。

赵惠文王23年(公元前276年),赵使廉颇率军攻魏,克几(今河北大名东南);次年,再攻魏,取防陵、安阳二城(今河南安阳西南)。

赵孝成王4年,秦军攻上党,赵以廉颇为将,率兵御秦。秦军攻势猛烈,赵兵屡败,廉颇采取“坚壁固守,以老秦师”的方针,加固并据守长平城(今山西高平西北)。秦军不断挑战,廉颇坚不出战,两军相持于长平达二年之久。秦军久攻长平不下，遂用离间计,使赵王以赵括接替廉颇，以致为秦将白起全歼赵军45万，赵国丧军失地，几遭灭亡。

赵孝成王15年(公元前251年)，燕王喜听信其相栗腹的怂恿,以为赵国壮丁全死于长平,年少的还没成人,可攻伐,决定由栗腹率军40万攻赵国部(河北高邑东南)，另以爱秦率军20万攻代(河北蔚县东北)。赵使廉颇将兵8万迎击栗腹，乐乘率军5万迎战爰秦，燕军两路均被击破，赵军进围燕都，燕割地求和，赵军撤围。廉颇以8万军队大败燕军40万有功，赵王任其为相国，封以尉文(蔚州地方)，赐号信平君。

赵孝成王16年,(公元前250年),赵再使廉颇率军围燕都,迫燕求和。赵孝成王18年,赵又使廉颇、延陵钧率军助魏攻燕。赵孝成王21年,廉颇奉命伐魏,攻取了繁阳(河南内黄西北)。是年,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悼襄王用乐乘代替廉颇,廉颇怒,将乐乘赶走。廉颇也去赵奔魏。

廉颇投奔到魏国后，魏安僖王虽收留了他，但不信任他，也不用他。数年后,赵因不断遭秦军攻伐,赵悼襄王想召回廉颇,廉颇也想回到赵国听用，赵王派使臣去探视廉颇，但与廉颇有仇的郭开，令使臣诋毁廉颇。谎报廉颇“顷之三遗矢”(一会儿就三次大便)终使赵王不再召用廉颇。后来,楚国派人迎接其到楚国,任颇为将。但此时秦始皇已亲政，秦正举行灭六国统一天下战争，其攻伐重点在赵。楚国时值考烈王卒,春申君黄歇被杀,楚幽王(悍)立、楚国已迁都寿春,依江淮苟延自保,毫无作为,廉颇虽入楚为将,但无征战立功机会，遂老死寿春。

廉颇是战国中后期的一位会用兵的勇将，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攻能守，特别擅长守城战。只是他性情率直，不善处理逆境。而赵王昏庸，不察奸伪，不辨良莠，致使一代名将，不得终身报国，老死他邦。

李牧战国后期赵国的良将。生年和藉贯不详，卒于公元前228年，是长期守备北方边防备御匈奴的将领。李牧在边防，实行一套实边安边政策，使赵国边境不为匈奴侵掠。他选置边地官吏，管理边地经济，发展边地生产、贸易，将收取的市租全部缴纳“莫府飞将军府),作为养兵费用。他厚爱战士,经常杀牛飨士;训练士卒,熟练骑马射箭;严密边城警戒(“谨烽火”),多派间谍侦察匈奴动向。他还规定，在匈奴来抢掠时，迅速将居民牲畜及警戒人员撤回城内，闭关保守，不让匈奴有所掠获也不准捕杀匈奴入侵人员，违者斩首。按照李牧的这套办法，匈奴每次入侵，赵军都守而不战匈奴亦无所获。边境在数年之内，人畜皆无亡失。但李牧这样做，却被认为是怯战。不仅匈奴以李牧为怯，连守边的赵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怯战。赵孝成王听到反映后，派人去责备李牧，李牧却依然如故。赵王怒，使人将李牧换回。接替李牧的将领，不行李牧守边战策,匈奴一来就出战,出战又常失利,以致人畜失亡多,边地不能平安的种田畜牧。赵王只好请李牧复出。李牧借口有病，闭门不出。赵王强迫他出将，李牧提出条件，要赵王允许他按以前的守边战策行事，赵王答应了，他才重新赴任。

李牧重主边防后，恢复以前的守边措施，几年之内，匈奴侵掠无所得。但仍视牧为怯;战士不战得赏，皆要求一战。李牧见战机已成熟,即挑选战车1300乘,骑兵1.3万匹，能破敌擒将得百金之赏的“百金之士”5万人，射箭能手10万人,加强战斗训练,作好战斗准备;然后，故意使边地人民，将牲畜牧出城外，散布漫山遍野，引诱匈奴入侵。匈奴小股入侵，赵军假装败退，并故意让数千人被俘去。匈奴单于(首领)得知后,认为赵军边防松弛,有机可乘,遂集中人马,大举入侵,李牧布设奇阵,正面佯退,两翼埋伏,包围猛击匈奴大军,一举歼灭其十万余骑,进而“灭袱褴(匈奴的一支),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此后,十数年，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对匈奴采取的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战策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诡道”战法。这说明李牧是深谙兵法而又善用兵法。

赵悼襄王2年(公元前243年),赵以李牧将兵伐燕,取武遂(今河北徐水西北入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

悼襄王9年(公元前236年),秦王政以救燕为名,大举出兵分两路攻赵,夺赵九城。一年后,秦又以桓龄将兵攻赵平阳、武城,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秦军继续推进，前锋已抵赵都以北的赤丽、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大有南下围攻邯郸之势。赵王迁急忙从北方边防上调遣李牧率军救急。李牧遂率边防军南下，拊秦军侧背,在宜安、肥(今河北晋县西)一带,展开激战,大败秦军;秦将桓龄畏罪逃奔燕国。李牧大败秦军有功，被赵王封为武安君。

次年(公元前232年)秦再出兵攻赵。秦军两路大军分从南、西两个方向压来,而置主力于太原、井陉关方向。赵仍用李牧为将,统兵御秦。李牧也把主力集中在北部，针对太原方向东来秦军;乘秦军出太行山井陉关隘尚未展开之际，挥军发起反攻，大败秦军于番吾(今河北平山东),粉碎了秦军的攻势。明年(公元前232年),秦更以大军两路钳击攻赵。赵仍以李牧在北路对秦军由太原东出的王翦军;以司马尚率军对南路秦军杨端和部，李牧与司马尚分别阻击秦军，使其进展迟缓。双方持续一年之久，秦军伤亡甚重。秦于是派间谍以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使其在赵王面前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图造反。赵王迁昏聩愚昧，派赵葱和颜聚(齐人)去替换李牧、司马尚;李牧不受命,被赵王下令捕杀,司马尚被撤职废弃,赵军大败，赵王迁投降，赵国亡于秦。

李牧是一个久居边防的将领，他所创立的边防战策，是适合当时环境和敌我情况的，是有效的。当他奉命以边防军转而对抗强秦进攻时,能审时度势,以不同战法,多次战胜强大敌军,创造了战国后期连续大败秦军的光辉战绩，表现了他的很高的军事天才。可惜,他同廉颇一样,不遇明主,遭奸人暗算,死于非命。

乐毅战国中后期的燕国名将。中山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生卒年月不详。乐毅祖先为乐羊,乐羊是魏文侯用以率军伐灭中山的将领,(公元前406年)灭中山后，魏封乐羊于灵寿。羊死后葬于封地,子孙遂居灵寿。中山复国,后又为赵武灵王所灭(公元前296年),故乐毅初为赵人。毅青年时有贤德,喜欢研习军事,赵人举荐于赵王，但未得重用;赵国发生沙丘之乱(赵武灵王被困死)后，乐毅去赵投魏，时值燕国因内乱为齐攻破后，燕昭王屈身下士，招才求贤，图谋复国报仇，乐毅遂以魏昭王使者身份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客礼相待，乐毅辞让，表示愿留燕为臣，燕昭王高兴的任乐毅为亚卿，与之共谋伐齐。这时正值齐滑王趾高气扬的醉心于向中原扩张攻势之时。燕国要想单独伐齐，根本不可能。乐毅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齐国,是继承了霸国余业的国家,地大人多,燕国单独攻它是不易取胜的,如果要伐它,只有联合赵国和楚国、魏国,才有可能。燕昭王同意乐毅的见解，便让乐毅去联络赵国，另派使臣去楚国和魏国、韩国活动。乐毅到赵国后,很受欢迎。这时,赵、魏、楚等国对齐济王的骄横暴虐都不满意,而受燕王宠信的“游士”外交活动家)苏秦，已在为燕图齐进行外交活动。乐毅说赵连燕图齐，很合赵惠文王的意愿，因此，赵不仅采纳了乐毅的建议，而且还授乐毅以相印，使其辅助赵王。乐毅连赵成功后，便回报燕王。此时，出使魏、楚、韩的使者也都完成连合伐齐使命。燕还通过赵国串连了秦国。各国各从本国利益出发，同意共同出兵伐齐。于是燕昭王便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率燕全***队伐齐。乐毅既佩赵国相印，而又为连合伐齐的主谋者,故赵、魏、楚、韩各***队,也都由乐毅统帅，统一对齐作战。

乐毅率五国联军大败齐师于济西。遂分兵掠齐，下临淄，取70余城，齐国仅余莒、即墨二城。乐毅攻即墨不下，为田单离间计所败，燕惠王以骑劫代乐毅。乐毅去燕奔赵，赵惠文王封乐毅于观津，号“望诸君”

乐毅到赵国受到尊宠，燕、齐两国都很惊惧。燕将骑劫为齐田单大败后，燕国尽失已攻占的齐地，燕惠王既后悔用骑劫代乐毅;又害怕乐毅帮助赵国进攻燕国，于是便使人去劝乐毅回燕，乐毅复信为自己去燕留赵的理由作了详尽的说明。燕王召不回乐毅，只好用乐毅的儿子乐闲代替乐毅,将“昌国君”的封号赐于乐闲。乐毅晚年常往来于燕、赵之间,老死于赵。

乐毅是富有战略和策略头脑的军事家，也是善用兵的将军。他在辅燕破齐的战略策略运用上是成功的，然而，他的成功确也有一个“千载一遇”的良机使然。至于他在攻即墨作战上的得失,古人虽有为之辩者，誉之为是“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是“仁心著于遐迩”是为了“王德之隆”的表现,因而给予“不可量”的最高评价《史记·乐毅列传》)。这种评价是违背历史客观实际的腐儒之见。其实燕昭王用乐毅破齐之目的就是报齐破燕之仇。当齐都已破，“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战国策·燕策》,燕国“报怨雪耻”的目的已足够达到了,何必还要再攻略齐国的70余城呢?长驱燕军践遍齐国，兵之所至能无虏掠?这同莒、即墨二城的人民相比，岂不是千钧之一毫吗?为何不施“仁德”于70城而只施之于二城呢?正如朱子所说的“乐毅亦战国之士,何尝是王者之师,”二城之不下，“非不欲取,盖力不能尔”。的确,即墨之不下,在于战争指挥上的失误,轻敌、失机;非出于“仁义”之心,也非由于无力攻取。

田单战国中后期齐国的名将。齐临淄(今山东临淄)人，生卒年月不详，出身于齐国田氏贵族世家的疏属(远支)。齐洲王(公元前300一前284年)17年,燕军破齐(公元前284年)之前,尚为无名的临淄市據(市大夫的属吏)乐毅率燕军破临淄时,田单带领本宗族人逃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他见到逃难的车多拥挤,车轴末端太长妨碍行动，便下令宗人截短轴头，加上铁笼，待燕军攻安平破城时，田单得率宗人逃至即墨。燕军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城战死后，城中上层人士认为田单能使其宗人从安平逃出，证明他懂得兵法，所以便推举田单为将军，指挥守即墨城。

田单接任即墨守城将军后，便立即指挥加强了即墨城防，击退了攻城的燕军，随即将所带的宗族兵及收容的齐军残兵七千余人，加以整顿训练,增强即墨城防,与燕军对峙相持。在相持三年后,燕昭王卒,燕惠王立,田单得知乐毅与惠王有隙,乃为离间计,诓燕惠王以骑劫代乐毅。继而，田单又设计以城中有神人为助，稳定守城军民。他先令城中人饭前都要在庭前祭祀祖先，吸引飞鸟盘旋于城中并降下觅食，使燕军望见后觉得奇异，田单借机宣传:有神下来教我，并告诉城里人说，一定会有神人来作我们的老师。有一士卒进见田单说“我可以为师吗?”说完后,害怕得罪,赶急逃走,田单忙止住他,叫他坐西面东,以师礼对待。该士卒胆怯了,对田单说,我是欺骗，没有本事为师。田单对他说，你不要说话，坐在这里就行了。从此,便以神师事之,每有行动,都用神师名义约束部下,藉以稳定守城军民长期坚持的信心。

田单又用间，诓燕将骑劫,使之割齐俘鼻子,掘齐人祖坟,以激怒守城军民。在时机成热时,使用火牛奇袭战法,大败围城燕军,杀骑劫，解城围，并大举反攻作战，收复沦陷的齐城，驱逐燕军出齐，使齐复国(见第四节)。

齐襄王封田单于安平，号安平君，以田单为相国。田单相齐襄王14年(自襄王5年一19年)，齐国处于恢复中，无力对外用兵。襄王19年卒,子建立,君太后(襄王后)掌权,田单到了赵国。赵孝成王用他将赵师攻取燕国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

明年(赵孝成王2年,公元前263年)赵任田单为相,其后,下落不明。

田单以一个市府掾吏(地方副职官吏)竞能在国破城危中，担负起守城将军重任，而又能以七千残兵对抗一国之精卒，守城数年,终于以用间、奇袭,败敌、解围、复国,成为一代名将,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却不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国家处于危亡中常会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国时代那样战争频仍的环境中，兵法成为官吏必须具有的知识，知兵的人不限于武将。但环境只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客观条件和机遇，而一个人的成才和创业立功，却还要靠主观努力。他首先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其次是要注意学习和善于学习。有此两者,必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承担起救国重任，以自己的勇敢、明智，创造出一番丰功伟绩来。

第十一节战***事思想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社会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各种思想形成多种学术流派呈现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军事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创新局面，成为中***事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黄金时代。仅从《汉书·艺文志》记载，从古代到西汉传世的兵书53家790篇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有些伪托黄帝及其臣子的兵书都是战国时人的著作)。其中,流传至今的(包括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兵书,如《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等,大部分也出自战国,至于非专门兵书而散见于战国时代儒、墨、道、法、杂诸家的学术典籍中的军事言论，比比皆是。诸子百家几乎无一不谈兵，这是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的反映，也是战***事思想大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代军事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富兵强，如何争取对外扩张兼并、争夺战争的胜利。

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是新的封建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奴隶社会制度的时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陆续在各国取得统治权，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开始建立;在军事上,如何适应新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新的军队，如何使用新的军队作战，去实现新的封建王国的政治目的_对外扩张领土兼并弱小国家，扩大新王国的统治范围。由此，在军事思想上，出现了以下的发展趋向。

(一)重视人民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从吴起的“图国家”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兵法·图国》)商鞅的“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一民于战者,民勇;不能一民于战者,民不勇”“能使民乐战者王”《商君书·画策》);孙膑的“取众者，胜之胜者也”(《孙膑兵法·篡卒》)到荀子的“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都把民乐不乐战,一不一心于战，摆在战争胜负的首要地位,这是孙武的“一日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思想的发展，这是新的封建制度要依靠农民生产和当兵的反映，也是农民社会地位不同于奴隶的反映。至于如何一民，如何使民乐战,却有不同的主张,法家主张用重刑厚赏“制民”,使民乐战;儒家主张行“仁义”施“仁政”,使民“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无敌于天下《孟子·梁惠王上》

(二)突出“人和内部团结)在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意义。吴起提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的“四不和”,不能出军战胜;孙膑把“左右和胜”列为“恒胜有五”之一;孟轲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名言。战国时代的“人和”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即不只限于贵族甲士之间的和，而扩大为“国内之民和，军内之众卒之和”，没有内部的和谐一致，就不能战胜敌人。战胜靠人和，不靠天命神灵，这个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战国时已为各国政治家军事家所共识。

(三)从“简募良材”的精兵主义到“举国而责之于兵”的“全民皆兵”的思想。战国前期,以吴起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们,主张“简募良材”,“以治为胜”。即从“料民”清查人口)中选拔体壮、有力，忠勇乐战,急于追求功名、清除污点的“良材”,编成“练锐”之军,训练成为有节制的“父子之兵”,这是一种精兵主义建军思想。但随着战国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全民皆兵”思想已萌生,如赵奢在与田单论兵中既言战国的“时势”，又言每战必数十万军队。战国中期，卫鞅(商鞅)相秦后,就提出了“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商君书·画策》)。商鞅不仅这样主张，而且在秦国大力推行耕战政策,用厚赏重刑,鼓励和强迫人民都“乐战”当兵。因此，秦军数量不断增加，长平之战时，秦昭王亲自征发河内地区15岁以上的人，全部从军到长平参战。建军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是战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反映。战国前期，吴起在魏国(文侯、武侯时)为将时,确曾以精兵取胜(五万魏军败五十万秦军)但到魏惠王时,魏国以庞涓率兵攻赵(邯郸入攻韩,为齐军大败于桂陵、马陵的两次战役中，魏军都在十万以上，到伊阙之战时，魏、韩军一次即丧师24万。这说明战争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的发展而规模不断扩大，军队自然要不断扩大，精兵主义虽有一定好处，但适应不了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因此，举国皆兵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四)“观时”“制兵”的兵制改革思想。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生产发展,人口增多,军队士兵成分变化,原来奴隶制社会的军事制度也不能不改变。各国在变法过程中相继破坏了军队中原来实行的一套“礼”制。但奴隶制的影响也还相当顽固地存在着，如车兵这种建立在奴隶主阶级甲士基础上的兵种，就不那么容易改变其在军队中的地位，只是由于大量农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员,步兵才从徒兵(奴隶杂役兵地位上升到主兵地位,而从游牧族学习乘马射箭，建立骑兵这一新兵种，却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在激烈斗争中改革兵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场改革兵制的斗争中，赵武灵王针对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们所持的“古法”“古礼”不可轻易改变的论点,提出了“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圣与俗流(圣人也要随俗),贤与变俱(贤人也随时变化)“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制定军事制度而不为已有军事制度所束缚)。结论是“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今重甲循兵(因循旧的重甲车兵),不可以逾险”(《战国策·赵策二》，所以要胡服骑射，建立骑兵。这个“观时”制兵”的思想,当时各国实际上都先后实行了,而提出这个思想的则是赵武灵王。这个“观时“制兵”思想,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一种进步的军事思想。

(五)为将、治兵理论的发展。战国诸兵家、学者,对将都非常重视,而对将的要求,比春秋时提高了,要求的重点也有所变化。《吴子兵法》有专门“论将”篇,他对将的总要求是“总文武”“兼刚柔”。具体条件是要求具有“治众如治寡”的管理才能“出门如见敌”的高度警惕性“临敌不怀生”的勇敢果决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戒备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明作风。将还要知“四机”,即懂得如何把握和激励士气(“气机”),如何判断和利用地形“地机”)如何使用间谋以离散敌人(“事机”)如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力机”)。将的品德才能,必须在“威、德、仁、勇”诸方面“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这比《孙子兵法》中对于将的要求更高、更具体了。《孙膑兵法》中也有专门论将的篇章。从出土残简中可知,有“将义”“将德”,“将败气将失)诸篇,全文虽不得见,但主要内容可知,孙膑对将的基本要求是:义、仁、德、信、智比孙武的“智、信、仁、勇、严”增加了义、德,缺少了勇、严,而且,把义摆在首位(比作头),把智放在未位(比作尾),把仁、德摆到重要地位，这大概是针对战国时代的有些为将之人，追逐个人名利不讲义、德的风气而发;可能也与懦家当时大力宣扬仁、义、道德有关。至于对将的品德、作风、治军作战的具体要求，孙膑列举甚详(《孙膑兵法·将败》;《孙膑兵法·将失》)。《尉缭子》、《六韬》等书中,对将也提出了许多要求。《商君书》虽无专门论将的篇章,但从其“农战”“去强”“战法”“靳令”“修权”“外内”等篇的有关内容看，商鞅是主张将必须是严于守法、执法，能率兵勇战杀敌立功的人,对那些好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的，被称为虱子的人，一概不能用，这样，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的要求，便都否定了。到战国后期荀子对为将提出了要能慎行“六术”“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欲周以固;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三至”“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五无圹”“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荀子·议兵》)这都说明战国时代对将帅的要求更加全面和具体。

治兵的理论，战国时代最突出的是商鞅在秦国变法以后所倡导和实行的法治。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在春秋后期已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出现了,到战国时,法治已普遍推行开来,不仅用于治民,而且用于治兵了。法治本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享有分封和世袭特权，并不受刑律制裁的特权而提出来的，也就是按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制定了法规，并公布于众，要全国人人遵守施行，违犯了的,给以处罚(刑)。商鞅为使秦国迅速由弱变强,在提出彻底革除奴隶制的变法主张的同时，提出了实行重农、重战的耕战政策，也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集中全力于农业生产和当兵打仗，为此他提出用厚赏重刑来鼓励和强迫人民致力于耕战。为了使人民一心乐战，他主张并实行军功奖赏制度和无功刑罚制度，用重赏重罚、“赏多威严”的方法治兵。他认为“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因此应“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商君书·外内》)。

以法治兵,在《吴子兵法》、《尉缭子》及其他兵书中,也有大量论述，只是不同于商鞅那样唯法是宗。吴起认为，全靠严刑明赏并不足以致胜，他主张奖励有功的，激励无功的，就是在行赏时把有功无功,功大功小的,分别排列前后,按功大小给奖,无功无奖;对战死者家属给予抚恤，使那些无功的人受到刺激和鞭策，积极求战，而不是如商鞅规定的那样按斩首多少赏给爵禄，不得敌首的要杀罚(如“百将”“屯长”战时没有斩得敌人首级的,要处斩)。魏武侯曾用吴起说的行赏办法激励士气,行之三年,秦军出兵河西，“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吴起治兵,主张“教戒为先”,就是军队要注重教战(训练)，要把军队训练成为“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尉缭子》也是主张以法治兵的，“凡兵,制必先定”“号令明,法制审”“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这与商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尉缭子还不专注于赏罚。

与以法治兵思想相对立的，是以荀卿为代表的儒家的以“仁义为本”,以“礼”治兵的思想。荀子认为“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鬻)卖之道也(雇佣买卖的办法),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而“厚德音(善政)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就是要用礼义忠信、仁爱一套奴隶制时代的道德规范教养军队(《荀子·议兵》)。荀子在此所谓仁义之师，是以商汤、周武王的军队为榜样的，也就是以奴隶制时代的礼制为治军根据和标准。赏罚虽也要，但放在很次要地位，且刑罚的实质并不是商鞅所实行的“刑无等级”的“壹刑”法制《商君书·赏刑》)。由于儒家的治军主张不合战国时代的实际，所以在各***队中行不通。当然商鞅的重赏重刑，唯刑赏是宗的法治，虽使秦军终胜六国之军，但也并不为当时各国和后世所崇奉，倒是吴起的治兵思想，易被列国接受，得到流传。

(六)用兵注重权、势、谋、诈,突出“诈术”。《孙膑兵法·威王问》载田忌语孙膑:权、势、谋、诈“皆善者(善用兵的)所用”。《荀子·议兵》中,赵将临武君曾说“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倏忽变化无常，神秘莫测)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而荀子批评当时各国的用兵注重“权谋势利”,“攻夺变诈”，不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从反面印证了用谋行诈之普遍。《吕氏春秋·先己》又载:“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司马迁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有“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对兵家的述评中有:“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这些都说明,战国时代用兵作战注重权、势、谋、诈，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风气。权、势、谋、诈,按孙膑的解释是“权”是用以“聚众”集中军队)的，“势”是“令士必斗”的，“谋”是“令敌无备”的,“诈”是“困敌”的。把它概括成现代话说，就是善于集中兵力，造成有利战势，运用各种方法,使敌人困疲、无备,然后,出其不意的奇袭胜敌。从战国战争中可以看出,当时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各种斗争形式,广泛运用于各国争战之中,而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各种斗争形式中,无不运用“权、势、谋、诈”;在“权、势、谋、诈”中,则突出的是“诈术”,即《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诡道”。尽管孙膑针对齐国当时情况反对田忌以“权、势、谋、诈”为“兵之急者”,但他在用兵作战中,却是十分重视运用“权、势、谋、诈”的,如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减灶设伏”的马陵之战,无不充满着计谋和诈术。秦国大败楚军的丹阳之战，俘魏公子印的伐魏之战,大破赵军的长平之战及其他许多攻战,都运用了“诈术”。至于张仪、苏秦等纵横家的游说之士,更是运用“诈术”的能手“兵以诈立,以利动”,孙武的这个原则,在战国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发展，这也是战国时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特点，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军队的一种新的政治精神，即主动、活泼的进攻精神。

（七）“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即注重进攻的军事思想“必攻不守”,是孙膑对田忌“兵之急者”的问兵对答,这虽然是针对齐国当时在战略上的保守态度说的，但它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各***事思想上一种倾向。且不说魏、赵、秦、楚、齐等强国,是实行进攻战略的,就是韩、燕等弱一些的国家,也是一前(韩)一后(燕)的采取进攻战略的，这是新兴地主阶级贪图占有土地的扩张政策决定的。当然，在国家弱于邻国受到强国进攻时，也不是不重视防守，但一旦形势有利(如有联合进攻的可能时),便会转为进攻。正如卫鞅所说的，“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强国不停地进攻，弱国只好极力防守;可当弱国联合起来时，也都转而进攻,只有像宋、郑、卫、鲁、莒等弱小国家,才无力进攻,而不得不注重防守“必攻不守”思想,也表现在孙膑、吴起等的兵法遗著极少谈防守战法。

(八)高城深池全民死战的防守思想。战国七强国基本上是奉行进攻战略的，但他们并非不要防守，至于那些弱小国家，更不能不注重防守,即所谓“弱国务力守”。防守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高城、深池(濠沟),军民合力死战。墨子(墨家创始人名墨翟)书中有“备城门”等有关守城设备、器具、组织方法等11篇，其对守城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即“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饶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则民(死)亦不宜(德)上矣,然后城可守,十四者无一,则虽善者不能守矣”。这就是主张“非战”而专门研究防守的墨子的守城纲领，这里面既有高城、深池、设备、守具,粮柴储备,又有政善人和,法严;还有地利,外援等条件,是一个完备的守城纲要。后于墨子的《商君书》中提出“四战之国(四面受敌的国家)贵守战”。守战的方法是守城;守城则主张用重兵,并把全城的居民按壮男、壮女、老弱分编成三军,壮男执兵器守城;壮女负责构设障碍,清除城外房舍;老弱负责牲畜,收集食品，节省粮食供壮男壮女食用。敌人进攻时，全城军民一齐拚死战斗。这同墨子的守城纲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更强调了全城居民死战的要求。孟轲在回答滕文公关于小国处于大国之间怎么办的提问时,曾提出过一个防守纲要“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至)死而民弗去”。孟轲虽不是军事人物,但当时的学者没有不研究军事的，他说的小国防守要领，与墨子、卫鞅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可见战国时代人们对防守战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齐国田单在坚守即墨时，对抗燕军五年之久，基本上是采取的这套战法，证明在当时条件下，这个防守战法还是有效的。不过从战国全部战争中看来，单纯守城的防守战，成功率是不大的。至于修长城和守长城，也仅有赵国李牧守边成功的一例，其他长城并未起到防御作用。故各国虽都修筑有长城，但在军事思想上并没有引起重视和反映。

战国时代军事思想的主流是唯物的、辩证的,是积极、主动、活泼,富于进攻精神的，《孙子兵法》的思想,得到全面.实际的运用和发展。但军事思想领域也和政治、经济等思想领域一样，存在着纷纭复杂矛盾斗争的状况。其中与主流思想相对立的，一是保守奴隶制时代旧章法的法古思想，如秦国变法时的反对者(甘龙、杜挚等),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的反对者(赵文、赵造、赵燕、牛赞等);一是以奴隶制时代的“仁义道德”“礼法”反对新的建军作战思想的，如孟轲、荀卿;还有从原始天命论和奴隶社会时代兴起的祈神、卜筮延续下来迷信鬼神思想，如《尉缭子·武议》中所批评的“今世将,考孤虚(依天干、地支计时法推算何日是孤,何日是虚,孤虚日视为不吉)占咸池(占卜星象,咸池是星名,以咸池星与其他行星关系来判定用兵的吉凶)，合龟兆(以烧龟甲的裂纹判断吉凶)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就是附会自然现象变化以预测用兵作战的胜负和时机，以求得战胜立功，这是一种愚昧迷信的军事思想，战国时代在军队将领中还相当流行。至于阴阳五行家的五行生克和五德终始学说，不仅侵入军事思想领域，而且形成了《汉书·艺文志》称之谓“兵阴阳家”的一个古代军事学的流派。班固概括这个学派的主旨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充满唯心,迷信鬼神的军事思想，这是战***事思想的一个污浊的支流，但它却在中***事历史上长期流行着，直到近代，这也是值得探讨的现象。不同学派在涉及到战争问题时，都多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也为各***事家所吸收。其中影响大一些的是道家学说，以奉老子为宗师的庄周、杨朱、列御寇为代表人物的道家，其哲学思想在本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老子《道德经》中有辩证思想,在涉及战争问题上有符合实际的命题，战***事学家中吸收道家学说中的东西也不少。

更新于：5个月前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下

附图

附·中国上古军事年表

结语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

第四章西周军事史

第三章商代军事史

第二章夏代军事史

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军事史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