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

2024-06-22 08:33 中国上古军事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八节春秋后期战争

一、弭兵会后的列国形势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组织的诸侯弭兵会盟后，春秋列国的形势，出现了关系和缓的局面。晋、楚、齐、秦四强国,都因国内矛盾尖锐化,被迫放松了争霸斗争;偏处于中国东南部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成了后起的霸权国家。战争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到楚、吴、越国。

(一)晋国

在弭兵之会后,晋平公腐化享乐,修铜鞮宫(离宫,今山西沁县南廿五里)长达数里,浸淫女色,以至卧病不起。国政操于公族大夫赵(武入韩(起)两族手中，“君日不悛,以乐熘忧”,“政在家门”原来的栾(枝)卻(缺入晋(臣)原(先轸)、狐(偃)续(简伯)、庆(郑)、伯(宗)八大贵族卿大夫家族,先后都在内部争权斗争中挤垮了。公室处于“宗族枝叶先落”的孤立卑下地位。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弭兵会后七年),齐晏婴出使于晋时,晋大夫叔向(羊舌胖)谈论晋国内状况时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意思是说:晋国已是末世了,军备废驰,战马已不驾兵车，卿已不帅公室之军，公室车乘已无人驾御，军队基层单位一一行列已无可用之长。人民已穷困不堪，饿死于道路的很多;而晋君和贵族们却大修宫室，聚敛财富，所有宠臣之家都极为豪富。人民听到晋君的命令，像逃避敌寇一样设法逃避。这说明晋国国内奴隶主贵族之间及其与平民的矛盾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国势已从强盛走向衰落，使它不能不减缓争霸的势头，改变一下霸权政策。当权的赵武、韩起、及羊舌胖等,都属于不主张以武力争霸的温和派。这当然不是它们主观上愿意放弃霸权政策，而是国内矛盾发展迫使其不得不在处理诸侯国关系方面采取缓和政策。

(二)齐国

弭兵会前两年(公元前548年)发生了崔杼杀齐庄公的崔氏之乱,弭兵之会的当年(公元前546年),又发生了庆封(齐正卿)攻杀崔氏(崔杼家族)之乱。齐政为庆封把持。庆封嗜酒好猎,不务政事，由其子庆舍当政。栾(子雅入高(子尾)陈(无宇入鲍(国)四贵族联合攻杀庆丰党徒。庆丰逃鲁，后又奔吴，被安置在朱方。齐国经过几年内乱，又因公室及贵族卿大夫日趋腐败，政权逐渐落到陈氏手里。陈氏是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时,陈国历公的儿子完,在陈历公及其太子御寇被杀后，逃到齐国，齐桓公任为工正，后改姓田。以后,陈氏便在齐国世代居官,成为齐国的一大贵族,到齐庄公时,陈氏第五代陈(田)桓子无宇为大夫,很受庄公宠爱。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即弭兵会后七年,齐卿晏婴出使晋国与晋叔向谈话中，对齐国内情曾评论说:齐已到了末代了，政权难保不归于陈氏。齐君已背弃了人民，民心已归向于陈氏。陈氏有一套收买人心的办法。齐民三分力气，二分所得归于公室，只剩一分用于自家衣食,公室敛聚的财物,堆积在仓库里,都已腐朽或虫蛀,而老年人却在受冻挨饿,市场上鞋价贱,踊(假肢)价贵(重刑多,犯人被砍去腿的多,故假肢比鞋贵),民人痛苦不堪。齐国的这幅景象,正是其衰败的表现。故齐虽仍保持着大国地位，但早已无力争霸了。只是奴隶主贵族贪婪财宝、奴役弱小者的阶级本性，使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不会轻易放弃，一有机会，仍要逞凶于一时。

(三)楚国

弭兵之会的次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卒,子熊麇继位为郏敖(无谥号、死后称郏敖)。郏敖二年,楚公子围(康王弟)杀大司蒍掩(曾在四年前为楚治军赋有功),并夺取其家财,公子围取得令尹之位。二年后(公元前541年),公子围出使于郑,未出境,闻楚王病，赶快返回，借看病之机，缢死楚王，并杀王之二子及太宰伯州犁。围于是夺取了王位，为楚灵王。楚灵王是个暴虐淫侈的国君，又是个野心勃勃的霸权主义者，他一夺得君位，便急于会诸侯，兴征伐;又大兴土木,建筑章华台。既向晋求婚,晋派上卿、上大夫亲自送亲，却又起了杀害晋送亲的卿大夫的祸心(幸被劣启疆劝阻)在他为楚王十二年内，发动过六次战争。但楚已无力单独大举出兵征伐，而是利用弭兵会盟的盟约，会集诸侯之师去实行征伐;会诸侯又是先请求晋允许后才举行的。会诸侯时，有的利用各种借口不与会,如鲁、卫、曹、邾,有以国内有难辞,有以祭祖辞,有以病辞。而与会的大都是早已属楚的一些小国，表明楚在中原诸侯中的霸权地位，已大不如前。

(四)秦国

弭兵会前，秦与晋已休战十四年了，秦虽属四强国之一，但秦在与晋几次战争中，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且失败多，故在弭兵会前,已处于二等强国地位。为对付晋国,秦与楚结盟。弭兵之会,秦是参加国。弭兵会后，秦楚间仍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同盟关系，秦仍无力与晋争夺。

(五)吴国

本是偏处东南江南一隅的落后国家，从巫臣以晋国特使身分到吴国教以车乘、战法后(公元前584年),在晋国帮助与挑唆下，吴国逐渐强大起来,并与楚为敌。弭兵之会,吴未参加,所以不受约束,因此,弭兵会后,楚吴之间战争频繁起来。但吴在短时期,还不是楚国的强劲敌手

(六)越国

是比吴国更偏处东南一隅，钱塘江下游的一个落后而后起的国家。相传越始祖是夏代少康的庶子无余，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允常统治年代，大约在春秋后期(?一公元前497年),在弭兵之会后二年(公元前544年),吴余祭在观舟时被伐越俘虏用作守门之人杀死。可见越与吴弭兵会前已发生过战争。不过越国的兴盛是从勾践起，即从公元前496年以后。而越国参与吴、楚争战,则是从公元前537年起。楚会诸侯伐吴，越大夫常寿过曾率师参加助楚作战。此后,直到春秋末年,越一直与楚为友,与吴为敌。

(七)鲁、宋、曹、卫、郑国

弭兵会后，这些国家均以晋、楚二国为盟主，同时向两国朝聘纳贡。虽然纳贡负担加重了，但总算减少了侵伐之难。弭兵会后约四、五十年内,这五国未受侵伐,但五国内公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化起来。鲁国有三桓(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卿大夫,都是鲁桓公的后裔,称三桓)瓜分公室之乱;宋有华氏、向氏之乱;卫有孙氏(林氏)算氏(殖)之乱(献公十二年前被孙、宁迫逃齐,弭兵之会前年复位，寓喜氏攻杀孙氏及殇公父子，献公又讨杀算喜。)郑因有子产等辅国政,政局比较稳定。曹国武公在位，国内也还平静。

二、楚吴战争

(一)楚灵王伐吴战争

弭兵会后，晋、楚争霸中原的斗争形势缓和下来，但楚国的霸权政策并未改变。楚灵公是个骄傲暴虐的国君，称霸野心很大。即位第三年(公元前538),即会诸侯于申,随即以诸侯之师伐吴,于是，停战了八年的楚吴战争，重新开始。

楚吴两国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84年，即晋以巫臣使吴教战、叛楚后,吴王寿梦开始伐楚,入州来,楚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到弭兵会年(公元前546年),近四十年间,吴楚两国交战十次,其中吴胜楚败五战;楚胜吴败三战,楚师无功而还二战,总计吴胜多，楚胜少。双方争战的重点，初期在淮河下游东夷地区(今苏北、皖北地区)后为长江下游沿岸地区(皖中、苏中沿江地区)。弭兵会后双方处于休战状态八年(公元前546年一前539年)。至此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战争。

1、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在取得晋平公同意后，会宋、郑、陈、许、蔡、徐、滕、顿、胡、沈、小邾、淮夷十二国君(宋为大夫)于申(今河南南阳市北二十里)。鲁、卫、曹、邾以各种借口未与会。这次会后,楚灵王便指挥与会的诸侯之师、出兵伐吴。七月,楚派大夫屈申率师围朱方(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八月某日,攻克。齐逃吴之庆丰被俘,连同其家族,全被杀死。在杀庆丰时,灵王令人押解庆丰到诸侯军中游行示众，并宣布庆丰杀死齐君伙同齐崔杼杀死齐庄公、祸乱齐国的罪行。灵王想以此炫耀自己，结果反被庆丰利用机会揭露了他的杀君(杀楚郏敖自立)篡权罪行。这样,楚想假借讨灭齐国叛乱者为其出兵伐吴的政治旗号，反被庆丰戳破了。

在攻克朱方的同时，楚以一部兵力攻下了赖(今湖北随县东偏北)。

朱方之战，以楚胜结束。但楚军并未与吴军交战，仅以突袭行动攻克了齐国叛臣所居之邑，便收兵回国，由此却引起了吴国的报复。吴于当年冬季,出兵伐楚,侵入棘(今河南永城县南入栎(今河南新蔡县北二十里入麻(今安徽砀山县东北二十五里),即占有了淮河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三地连线约长250公里),威胁着楚国的东北方。楚在淮河中游的地方官，急忙到处堵截。沈(今皖临泉)尹射奔命于夏讷;并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二十里)居巢(今安徽寿县南约百里)州来(今安徽凤台)筑城防守。

2、第二年(公元前537年)十月,楚又集中蔡、陈、许、顿、沈、徐、越之师伐吴,以报复吴军。诸侯之师在夏讷会合,楚派射率繁阳(今河南新蔡县)驻军与会;同时约越军到琐(今安徽霍丘县东)相会。越军由大夫常寿过率领前来。吴国得知楚出兵后，便出兵迎战。芄启强率驻巢楚军，向东南进发，迎击吴师。两军相遇于鹊岸(今安徽铜陵市北长江北岸地区)，楚军轻敌大意,战备松懈,被吴军击败。楚灵王得息后,急忙乘驵(传车,今之通信车)赶往罗讷(约在今河南罗山县淮河边)指挥。待楚王与楚师及诸侯之师会合后，便由芄射率所部为先锋，全军南下江、淮之间地区(约今安徽省合肥一带)。由于吴各城邑都有战斗准备,楚军不得入侵,楚灵王遂在坻箕山(今安徽巢县南三十七里之踟蹰山)检阅军队，耀武扬威后，收兵而回。为防吴军追击，留沈尹射率部待命于巢，芳启强率部待命于雩娄(今安徽金寨县北),掩护楚军撤退。楚军此战,无功而还。

3、次年(公元前536年)九月,楚又派芄泄率兵伐徐(因徐仪楚朝楚时被扣,逃归,楚怕其叛楚从吴),为防吴出兵救徐,由楚令尹子荡率师伐吴。子荡师出豫章(今安徽霍邱、六安、霍山一带及河南光山、固始迄西沿淮河南岸地区)，进驻于乾溪(今安徽毫县东南)。

吴军得知楚军行动后，便驱师北上，与楚子荡军相遇于房锺(今安徽蒙城县西南之阚疃集)。吴军先于楚军列开战阵，击败楚军,俘宫厩尹弃疾;楚令尹归罪于对泄而杀之。伐徐之战,以失败告终。

4、楚灵王经过这两年二战，伐吴无功后，遂暂时放下了对吴国的征伐,把扩张的重点转到对许、蔡、陈、不羹等邻近楚国的北方小国方面。这些小国本已服从于楚，但楚灵王并不满足于它们的宾服,他乘陈国争君位内乱之机,出兵灭陈,改陈为县,封大夫穿封戌为陈公;他迫使许国由叶(今河南叶县)迁到夷(今安徽毫县城东南七十里义门集)，并将随许迁叶时的人民再随迁于夷;他诱蔡灵侯前来,醉而杀之,同时杀死蔡国士人七十,又派兵攻灭了蔡国,杀蔡太子冈山以为祭牲。又在陈、蔡、不羹(今河南襄城县南二十里为西不羹,午阳县北为东不羹)故都,大兴土木,修筑大城,企图以此***叛乱，巩固国防。楚灵王这些对从属小国的乱政，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又大肆淫侈，乱杀无辜，使楚国贵族集团内部矛盾也尖锐化起来。楚灵王十一年冬,灵王到州来(今安徽风台县)狩猎,进至颍尾(今安徽正阳关),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等率师围徐,以威胁吴国,灵王则驻于乾溪。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联合蔓成然、蔡朝吴,率领陈、蔡、许、不羹之师,连同四族(炒氏、许围、蔡洧、蔓成然，都是受灵王迫害的贵族)之徒，乘灵王在乾溪之机，进攻楚都,夺取政权,经过曲折的争夺,终于由公子弃疾取得王位,是为楚平王。

在王位争夺中，楚国围徐的军队撤围回国，吴军乘楚军西撤过程中,在豫章地区(淮河中游地区)拦截击败楚军,俘楚军五帅。这是楚灵王对吴战争的最后一仗。

5、综观楚灵王在位十二年间，共发动三次攻吴战争，均以小胜大败或无功而告终。说明楚灵王虽有争霸的野心，却无争霸的才略。楚国虽大,楚军虽强,却无明主良将;内无善政,外无良策,对吴用兵,既无全盘战略计划,也无周密的作战方略。攻朱方,围徐,都有调动吴军出援而在运动中予以歼击的良机，但楚军均未能善于利用之，反之，吴军却能乘楚军之隙予以重创。楚军在三次战争中，在作战指挥上，至少暴露出三大弱点:一是情报不灵，掌握不住吴军的行动;二是兵力分散,关键时节,各军难以互相策应;三是动作缓而不秘，易陷被动。

(二)楚平王“抚民”“简民”备战

楚平王即位(公元前528年),为巩固他的君位,同时,鉴于楚灵王的暴虐造成楚国的危机，便采取缓和内部矛盾的政策，恢复为灵王灭亡的陈、蔡及许、胡、沈、道、房、申等小国,以缓和这些小国与楚国的矛盾。赏赐有功之臣“施舍、宽民,宥罪、举职(赦罪臣、选贤才)”,使楚国的政局稳定下来。

当楚国发生***时，吴王夷末乘楚有难，出兵攻占了楚国的州来。楚令尹子期主张出兵伐吴,平王以“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为理由,拒绝出兵。平王元年,在稳定了国内局势后,便派出然丹、屈罢分别于上国(西部)东国(东部),进行“简兵”精简选练军队)“抚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收聚单身民人),救灾患;宥孤寡(减轻孤寡的赋税),赦罪戾;诘奸慝(察治盗贼),举淹滞(起用有才德而被淹没的人);礼新(礼遇新交),叙旧(恢复旧交);禄勋(赏有功),合亲(和睦九族),任良(任用良材),物官(物色能官之人)”“好于边疆(结好四邻)”。平王决心实行这些政策，“息民五年,而后用师”(《左传公十四年》）楚、吴之间、和平了三、四年。

(三)吴楚水师大战

没有等到楚平王五年计划完成，吴王僚(楚平王二年，吴王夷末卒，吴王僚即位)即于平王四年(公元前525年)发动了伐楚战争。吴军以舟师沿长江西上。楚令尹阳句，卜战，不吉。司马子鱼认为,楚居长江上流,为什么会不吉?他重新龟卜,并宣读卜辞“鲂(子鱼名也以其属(私卒)死之(拼死先战),楚师(***)继之(随后投入交战),尚大克之(希望大胜)”卜得吉兆,于是决定应战。

楚军也以舟师沿江东下，与吴军遇于长岸(安徽当涂县西长江中之东、西梁山),楚子鱼率部先头攻击吴军,拼死战斗;楚军主力跟着投入交战，大败吴师，俘获专为吴王建造的座舰“馀皇”(船名)。楚军将“馀皇”交给随征的随***队及后续部队,驶到江边港汊,周围挖沟,保护起来。吴公子光采取夜袭战术,击败楚师,夺回“馀皇”舰,战争结束。这是吴楚两国沿长江以舰队进行水上作战的第二次大水战(第一次在公元前570年,衡山之战)。这次水战的船只数目和战斗情况史书不载，无从考究，但从楚军出动的军队判断,双方舰队的规模是不小的;从“馀皇”船的争夺看,当时造船水平已不低;且舰队已有了专门的指挥舰(今之旗舰)。战舰的动力，可能是划桨,受水流影响很大。楚舰从上流下来,吴舰逆流而上,水流有利于楚，这可能是楚胜吴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水上作战证明吴国要以舟师溯江而上与楚作战，取胜的把握不大。对以后吴伐楚战略方向的选择很有影响。

(四)楚吴两国战略形势转化

楚平王虽在初年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增加楚国力量的政策，但他的奴隶主贵族阶段腐朽的本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实行“抚民”政策,正如平王六年沈尹批评的“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平王相信佞幸费无极的谗言,为太子建娶妇,妇好,自娶之;又依费无极之计,出居太子建于城父，又谗太子建谋划夺权;太子太傅伍奢不平，费无极又谗伍奢，平王杀伍奢与其子伍尚;奢另子伍员逃到吴国，成为助吴伐楚的主谋。这样，楚国在对外争霸中的颓势，便难以复振。

吴王夷未于楚平王二年卒，子僚继位为王。公子光(吴王寿梦之长子诸樊之子,僚之伯叔兄弟)辅政。吴王僚二年,吴即发动舟师攻楚之战。吴王僚四年，楚国在淮河中游的战略要地州来筑城，以守卫其东北边防(州来于七年前即楚灵王十二年、吴夷末十五年，为吴攻灭。此后何时又归楚有,史书无记载,可能在长岸之战时,楚出兵夺回)。吴、楚在战略地位上,已转变为吴攻楚守。吴王僚五年、楚平王七年,楚伍奢子伍员(子胥)因父兄被杀而奔吴,向王僚建议伐楚。吴公子光已蓄谋夺权，不愿王僚得志，使伍子胥的建议搁浅，子胥也看出光的企图，故暂隐居以待，暗助公子光。

(五)鸡父之战

吴王僚八年(公元前519年),吴王率师攻楚之州来。楚令尹阳勾司马对越奉楚王命,率楚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军撤至州来以东之钟离(今凤阳,西距州来即凤台约近百公里)设防。楚军在进军中,令尹阳句(字子瑕病死军中,军失主帅,士气沮丧。吴公子光分析当时楚军情况时认为:诸侯跟从楚国的虽多，但都是小国，且系害怕楚国不得已而参战，其中，胡、沈二小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率师的大夫即固执而不灵活;顿、许、蔡三国受楚压迫历害,仇恨楚国;楚令尹已死,楚军士气沮丧,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楚、胡、沈、陈、顿、许、蔡)同役而不同心,统帅低贱,没有权威,军队不能集中统一指挥,楚军虽多,可以击败。基于对楚军情况的判断，公子光提出的作战方案是: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与陈军，先败三国;然后打乱其他诸侯***，再集中攻击楚军，将其击败。在作战步骤上,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弱兵诱敌),后以“敦阵整旅飞重兵厚阵)猛攻之。吴王僚采纳了公子光的建议。此时,楚国主帅死去,军心不稳,只得退兵,吴军追随楚军抵达鸡父(今大别山北麓，固始县东南)。双方遂在此展开战斗。吴军按公子光的方案，七月二十九日(晦日,为古代用兵之忌日;可出楚军之意料),以三千罪人，先犯胡、沈与陈;吴军主力分为三军部署于后:王僚率中军,光率右军,掩馀率左军。

在吴军先头罪人向沈、胡、陈军挑战时,沈、胡、陈军见来犯者队伍凌乱，不堪一击，便纷纷出阵捕捉俘虏。吴之罪人故意忽奔忽止,引诱沈、胡、陈军追逐,搅乱了三***队的战阵,吴军主力乘机攻击三***队,将其击败,俘掳了沈、胡国君及陈大夫,随即又将俘掳的三国兵释放,使之逃奔到许、蔡、顿军中,高呼“吾君死矣!”以惊扰许、蔡、顿军,吴军主力随之列阵攻击,并以擂鼓高呼,增大军威,许、蔡、顿三国之军,不战而退。楚军主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之退却扰乱，不战溃退，吴军获大胜。

鸡父之战，是吴军指挥灵活的又一次成功的表现。准确地判断对方情况，善于利用对方的弱点，巧妙地运用战法，实施各个击破出其不意地击溃一部分敌人，造成敌人全面混乱，使其失去抵抗能力，缺点是未能包围楚军主力而歼灭之。

鸡父之战对楚国是一次严重打击。战后，楚司马艾越收集楚军退于艾筮整顿,楚太子建之母在卯(郧阳,河南新蔡县境),派人与吴军取得联系，吴公子光率兵入則(阳),接楚夫人到吴,楚司马得悉后,急派兵追之不及,畏罪自杀。楚囊瓦(子常)为令尹,因见于楚军鸡父之败,即依其祖父子囊(楚共王时为令尹)遗言,加修楚京郢城，以防吴军来攻，这是楚国衰弱和战略思想转向保守的表现，也是楚吴争夺战争形势转换的结果。

(六)楚平王舟师略吴

在吴国屡战胜楚的形势下，楚平王仍不甘心失败，为雪鸡父战败之耻,第二年(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平王又率舟师顺江东下,侵略吴国边疆;同时,约越国出兵相助。越大夫胥犴到豫章之沩(今安徽当涂江边)慰劳楚师,越公子仓送给楚王一艘乘舟,并与越大夫寿梦率舟师跟随楚王。楚平王率舰队游戈江上，见到吴国沿江城邑均有防备,于是从圉阳(约今安徽巢县南)便返回楚国。吴国在楚舟师来侵时,未出战,待楚师后退时,派兵跟踪,并趁楚国边防不备，突然袭击，攻灭了巢和钟离两邑，便迅速回师。

楚平王此次出师不仅无功而还，而且还失掉二邑，守二邑的大夫被俘。战前楚沈尹戌就预言过楚军此行必招致吴师反击而丧失边邑,战后,戌又断定“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巢、钟离守兵之帅)，几如是而不及郢(《左传·昭公廿四年》)”。

楚平王于舟师略吴无功而还后的第三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便死了。他在死前一年还大肆筑城:城州屈(安徽凤阳)，丘皇(河南信阳);为巢、卷(河南叶县西南故建城)加修郭(外城)。这些国防设施，都未能加强楚国的力量，反而由于劳民伤财，引起人民不满。当时子大叔就预言说“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弗能久矣”《左传·昭公廿五年》

(七)吴楚潜之战

楚平王死后，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年幼，欲立子西(平王长庶子)为王,子西坚决反对,乃立壬,为昭王。

吴王僚乘楚平王之丧伐楚，他一面派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围潜(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一面派季子(札)出使晋国等,以观察北方诸侯的态度。

楚莠尹然、王尹麋率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师增援。吴师从潜北进。两师在穷(约在霍丘县西南)地相遇。此时,楚令尹子常率舟师沿淮河东进至沙沩(蚌埠西)而还。楚左尹卻宛和工尹寿所率之师进至潜。楚军形成了对吴军的包围态势。吴公子光早有篡夺君位的企图,至此,见吴师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便决定刺杀王僚。他设宴请王僚饮酒，令预先收买好的勇士专诸，假扮厨师，藏剑于鱼腹,趁呈鱼于王时,抽剑刺王,杀死了王僚,专诸也同时被王僚的卫士杀死,公子光遂继位为王,是为阖闾(也称阖庐)。

楚军得知吴内乱，左尹卻宛不愿意乘彼乱而取之，乃使楚师不战而回。都宛正直而温和，受到国人喜爱，楚佞臣费无极与左领(楚官名)鄢将师合伙陷害卻宛。令尹子常贪图贿赂又听信谗言。他们以阴谋诡计,诬陷都宛在前线受了吴军贿赂，不战而放走吴军;又诬陷卻宛要杀害令尹子常。于是子常令鄢将师攻卻宛，迫宛自杀死,又放火烧毁都宛家室,尽灭卻氏族、党。楚国议论纷纷,不满子常及费无极等。沈尹戌劝戒令尹子常;子常畏国人不满，遂杀死费无极和鄢将师，尽灭其族，以平民愤。楚国经此内乱，国势更加衰弱。

(八)吴王阖闾的强国图霸措施

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年一前496年),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君主。他在夺取王位后,首先注重选贤任能,施恩行惠,求以仁义闻达于诸侯，以便巩固自己的君位，并为争霸创造条件。他选中了伍子胥，以客礼相待，向子胥请教强国霸王之道。子胥教之以“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作为“安君理民”之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于是在子胥设计指导下修筑了吴国的都城(今江苏省苏州市)以重赏物色能工巧匠(千将、莫耶),冶金铸剑,制造兵器;又充实了仓库,储备了粮食器物。然后,由子胥及选拔的将领,训练军队。阖闾又收留并重用从楚国逃亡而来的伯喜(为楚灵王杀死的楚左尹伯州犁之孙)为大夫，与谋国事;又经伍子胥引见得兵家孙武(孙子)为将,如是,吴国迅速强盛起来。

(九)吴行疲楚战略

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吴使人捕捉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阖闾害怕他们将来夺权),二公子逃楚,受到楚王封赠.优待。吴王怒,率师伐徐。徐灭,徐君逃楚,楚为之筑城于养(安徽太和县西)安置之。阖闾询问伍子胥伐楚的方略。子胥提出先敝楚、误楚、然后大举征伐的战略。即“为三师以肄(肆)焉,亟肄(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即以吴军部分兵力,分为三部(三师),轮番袭扰楚国“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卅年》)。就是先轮番袭扰，使楚军疲于奔命，同时用多种方法，使楚军上当受骗，迷惑失误，然后出动三军进攻。阖闾采纳了子胥的方略。第二年(公元前511年)便开始实行“秋,吴人侵楚,伐夷(城父)侵潜、六,楚沈尹戌率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还。吴师围弦(河南息县南)，(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左传·昭公卅一年》)。此后,吴年年出兵扰楚。《左传·定公四年》有“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的记载。

吴王阖闾五年，吴出兵伐越。盖越曾数次助楚伐吴，吴如伐楚，越必为后顾之忧，故吴王先予越以打击。

(十)吴大举伐楚入郢战争

1、战前形势与吴军进攻战略决策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楚因自平王至昭王,听信佞臣费无极的谗言,对内杀戮忠良,对外欺压诸侯,招致内外怨恨,国势衰弱,是年,北方十九国诸侯在晋国的主持下,会于召陵(河南偃城县东),商讨伐楚。由于沈未与会,会后,蔡出兵伐灭沈。楚因蔡灭沈,便出兵围蔡;蔡派人到吴求救。吴王正欲谋伐楚,遂依孙武、伍子胥建议,联合蔡、唐、出兵伐楚。

蔡国位于淮河上游，大别山北侧唐国位于蔡国西南，桐柏山以南、汉水以东。蔡、唐二国是楚国北出中原、东出淮夷的必经之地，也是从北攻楚的必由之路。二国因邻近楚国，长期为楚所奴役。至楚平王、昭王时,更因费无极之贪赂潛谲,蔡唐二君受辱尤甚,恨楚尤深。吴王伐楚,如先得蔡唐二国,就有了前进的战略基地,又可使北侧翼受到掩护。因此，在蔡国求救时，吴王便依伍子胥的作战方略，出兵伐楚。

2、吴军兵力与进军行动

伐楚的吴军，由吴王阖闾亲自统帅，而以孙武、伍子胥、伯喜(即白喜)为将，以阖闾之子公子山率师为先锋。吴军主力全部出动,总兵力约为四万人。吴王之弟夫概要求为先锋,未被允许,乃率所属五千人从征。

吴军的进军路线是选择溯淮河西上，会合蔡、唐二国之兵，南越大别山，在江汉地区寻求楚军决战。

冬(约在十月),吴军出动,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从淮河下游，溯淮西进,到达淮讷(今河南潢川北)停泊下来。一支约三万车兵步兵组成的大军沿淮河岸西行,会合蔡、唐军、南行穿越大隧(今九里关入直辕(今武胜关)冥阳(今平靖关三隘口,西南行,迅速进抵汉水东岸地区。

3、楚军防御部署与作战计划的改变

楚围蔡之师闻吴军西进，遂撤围西行过方城回楚，楚令尹子常及左司马戌，率师集结于汉水西岸，与吴军夹汉对阵。左司马戌建议,由子常率师扼守汉水西岸,不让吴军渡河;左司马戌北上,集中方城以外的军队，东出淮纳，焚毁吴军船只，切断吴军水上供应线;然后,挥师南返,堵塞大隧、直辕、冥阳三隘口,从背后袭击吴军,子常军此时则渡汉水正面反攻，夹击吴军。令尹子常同意了，于是左司马依计而去。

当楚军依计划行动后，楚武城大夫黑对子常说吴军兵车系纯木制做,不怕雨水浸湿;楚军兵车系用皮革蒙饰,不耐雨水浸湿,因此,楚宜速战,不利持久,故建议速战。大夫史皇更以挑拨离间之辞说子常:楚国人对你(子常)没有好感,而对司马有好感“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意为战功就全归司马了,那样,对你是很不利的,因此,“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子常误信枉言，便不顾与左司马戌约定的计划，迳自挥师渡汉，陈兵于小别山、大别山地区(约在湖北京山东西地区,不是现在的大别山)，与吴军连续三战,均未取得什么战果。子常见不能取胜,便动摇起来,想退回汉水西岸,被史皇以“现已无处可逃,只有死战克敌,才可能免于得罪”的言辞所制止，只得勉强应战。

4、柏举会战

十一月十八日(庚午),吴、楚两军对阵于柏举。旧注皆谓在今湖北省麻城县东北。然考之地理方位，难合史籍所载吴、楚两军进退行动方向,确处待考。)阖闾弟夫概王一早晋见阖闾,要求发起进攻。他分析当时楚军情况,认为“楚瓦(子常,名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阖闾不同意,夫概王便以“臣义而行,不待命”为根据,率领他自己的部属五千人,主动出击。经过猛烈突击，兵无斗志的子常部卒被冲溃奔逃，楚军全线溃乱,吴军乘势发起攻击,楚军大败。子常不敢回楚,逃奔到郑国去了;史皇乘广车(主帅兵车)战死。

5、吴军长追直入,攻占郢都

楚军溃退,吴军跟踪追击,追到清发(今溃水,在安陆县境),吴军部队要趁楚军阻于清发河而攻击之,夫概王制止了,他说“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吴军按夫概王的指导,待楚军半渡时才发动攻击，结果大败楚军。楚军继续向楚都郢城方向退却,退到雍众(约今湖北省京山与天门之间的南北流向的你水河)以东某地，正在休息吃饭，吴军追及，夺食楚军饮食后，继续追击，到雍溢又将楚军击败。吴军挑选身强力壮，走路快捷的士卒三千五百人,组成前队,提高追击速度,又经过三次战斗,便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追抵楚都郢城(今湖北省江陵纪南城)。楚昭王携其妹逃出郢都,西渡睢水,又渡长江,进入云中(江南湖泊中)。为迟滞吴军追击,只好使人以火把系象尾,驱象惊却吴军,掩护逃走。十一月二十八日，吴军进入郢都，吴王及其将领分别进住楚王及其令尹、大夫的宫室。

楚左司马戌,北上纠集军队,进至息(今河南息县),得知楚军败,即率师南返。返至雍诬,与吴军遭遇,奋战败吴军。戌重伤阵亡。

6、楚王逃慝,楚臣乞秦救兵

楚昭王逃入云梦后，遇盗贼袭击，几乎丧命，乃转逃到江北郧(今湖北省京山、安陆一带)。郧公之弟怀要杀死楚王,为郧公制止。楚王又在斗辛兄弟保护下逃到随(今湖北随县南),吴兵追至,楚王在随人保护下得存。

楚王在随隐藏后，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秦哀公要他在宾馆安歇,等商议后再告。申包胥以楚危急,不肯就馆,站在秦王宫院内依墙痛哭，七日七夜不绝，也不饮食;秦王被感动，答应出兵救援。

7、吴国危机，楚秦联军反攻

第二年(公元前505年)，正当吴王阖闾迷恋于楚都豪华宫室之中，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复仇时，越王允常趁吴师远出楚国，出兵侵吴,报吴伐越之仇。六月,秦应申包胥请,派子蒲、子虎率兵车五百乘,出师救楚。子蒲以秦军不熟识吴军的战法、特点、便使楚军先和吴军交战，引吴军北上，然后，秦军在稷(今河南桐柏县境)地与楚军会合,再寻吴军作战。秦楚军会合后,在沂(约今湖北枣阳县境)，遇吴军夫概王所部，秦楚军大败夫概王部吴军。与此同时，楚大夫为射(柏举之战为吴俘虏)之子收集起一部分楚军散兵，在子西指挥下，在军祥(随县西南)击败吴军另一支部队吴伐楚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吴王的头脑，他迷恋于楚都的豪华生活，不再关心整个形势和楚军的活动，对秦国援兵的到来，既没有及时察觉，更未采取对策。吴军攻入楚国，已使战争性质转化为对吴军不利,而吴军又分散各处,忙于抢掠,一遇楚军袭击,便有被击败的危险。同时,吴在胜利形势下,内部矛盾也突出起来,夫概率部在沂被秦军击败后，并未赶急去郢都合吴军谋划抗秦军之策，他却趁吴王在郢都过着淫侈生活时，率师返吴，自立为吴王。

楚军被击败后,子西、子常等收集溃散的楚军,集中到随。军祥战后,楚军南下,与吴军战于雍诬，为吴军击败。接着秦军赶来后，又击败了吴军。吴军集中于麇(约在雍湿附近),子期纵火烧吴军驻地,接着又发起反攻,战败吴军,继后,又在公胥之溪(今湖北襄樊市东),大败吴军。

8、吴军败退回国

吴军在楚,连遭失败,吴国外有越军入侵,内有夫概王***,吴王阖闾不得不放弃其霸占楚国幻想，撤兵回吴，从夫概王手中夺回君位。楚昭王也回到郢都，吴楚战争结束。

9、吴楚大战小结

吴楚这次战争(古史称“吴入郢之役”),是春秋后期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吴国一系列争霸战争中的大战之一。这次战争对楚国长期推行霸权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是春秋时期楚国遭到外来征伐、在楚国境内进行的最严重的一场战争，也是楚国失败最大的一次战争。

吴楚两国这次战争，基本上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战争。但当吴军侵入楚国后，战争性质便发生了变化。楚国成了被侵略国，战争具有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卫国战争性质。

这场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吴军进攻,楚军防御;第二阶段:吴楚相持,从吴军占领郢都,到秦楚军反攻(沂战),吴虽占领了楚国郢都，但并未完全消灭楚军，也未摧毁楚王政权，楚军仍在各地进行抵抗;第三阶段:楚军反攻,吴军退却(从沂战夫概王军被击败,到吴军退出楚国)。

吴军先胜后败;楚军先败后胜，胜败的基本因素在于内外政策的善恶和战争指挥的优劣。

战后十二年，楚子西曾对吴、楚双方战前内政有过分析对比，他说“阖闾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左传·哀公元年》)。子西这段话，虽着重于双方统治者的奢侈与节俭，但却道出了吴胜楚败的内政原因。吴王阖闾战前比较注意生活的节俭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比较得民心;而楚令尹子常(实际上应是楚昭王,子西不敢直指楚王,故借子常以批评之),却“易之”即“反之”,与吴王相反,沈湎于淫侈生活,不关心民人疾苦,不爱惜军队,这样,战争起来,吴有人民支持,楚则无之,自然要吴胜楚败。这个分析,今天看来，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子西没有指出吴楚双方对外政策的善恶。战前，楚国长期推行霸权政策，对外侵略扩张，压迫并灭弱小国,到楚灵王、昭王时,更变本加厉,灭陈、灭蔡,灭唐,且对小国之君极力凌辱，引起诸侯的公愤及属国之叛离。故昭王十年，即此战之当年,晋有十八国诸侯(包括久服于楚的胡、许、顿等小国)谋伐楚之会;蔡、唐有叛楚助吴之举;这都是楚之对外政策“失道”,故“寡助”。吴虽在兴盛后也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但它是后起国家,又因其所处地理环境，对外侵略的劣迹较小，且在楚国侵略东夷小国时，吴还常以保护者姿态出现，因此，吴国对外树敌少于楚，而且，争取了如蔡、唐等受楚压迫国家的支持，这样，吴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比较楚国能多争取与国。

吴在国力军力均不及楚，能在战争第一阶段击败楚军，占领楚都，从军事上看，吴在战争指挥上优于楚，其突出的几点在于:

(1)、分兵三师，轮流扰楚的疲楚战略是成功的。

(2)、战争准备充分,兵器制作,军队训练、船只修造等,都做的较好。

(3)、战争时机选择恰当。利用楚与各诸侯关系恶化、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伐楚。

(4)、战略进攻方向选择正确，大胆采取远程迂回战略。

(5)、集中使用兵力，又善于组织使用精锐的先锋队。

(6)、前线作战指挥灵活,善于抓住战机,击敌弱点,打乱敌阵;又不失时机的跟踪追击，连续战斗，一举夺取国都，从而达到拔城非攻的效果;追击中又能注意对渡河退却之敌的“半渡而击”。这些都是吴军在这次战争第一阶段作战指挥上灵活性的表现。

楚军这次战争的失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约有如下数点:

(1)、情报工作太差。吴军大军出动，经过不下月余的远途进军，而楚却未及时发现，以致遭受了一次战略袭击。

(2)、国防设备缺乏战略眼光,楚从平王起,就不断筑城,连国都郢都加修了城池(平王十年)，但对于楚国北方门户的大隧、直辕、冥阳三大关塞，却没有必要的设防，吴军得以乘虚而入，无阻碍地通过了三关。郢城虽修筑了，却又没有守备军队，致吴军乘野战胜利，得以一举突入。

(3)、主帅失信。为个人争战功，不惜破坏与敌后迂回部队指挥官商定的作战计划，成为楚军第一阶段战败的主要原因。

(4)、战场作战指挥笨拙，不善于利于本国作战、地形熟悉的优势,实施战场机动,以伏击、侧击、迂回攻击进攻之敌;单纯进行正面列阵对抗，成了消极防御。

吴军在战争第三阶段由胜转败，决定的因素是:胜利冲昏头脑,不讲究对敌政策;内部分裂,发生了夫概王的回兵夺权;越国进攻，后方被袭;没有掌握住秦军救援的情况，丧失对秦军作战的主动权;军队分散,忙于抢惊,削弱了战斗力,丧失了及时集中兵力对付强敌的可能性。另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击败了楚军，但未能包围歼灭楚军的主力，也是第三阶段失败的原因。

楚是在乞求了秦军出援又有吴军后方不稳的有利条件，才得以驱逐吴军出境的。但楚军并未能在秦军帮助下，截留并歼灭吴军于楚境内,吴军竟能在夫概率部撤走、兵力减少的情况下,在秦、楚联军的压迫下，从深远的楚国境内撤军回国，保存了军力，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军事成就。所以如此，盖得力于孙武、伍子胥善用兵之功，可惜古文献对吴军撤退的情况全无记述，以致难以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吴王阖闾回到吴国后，以武力驱逐了夫概王，夫概出逃到楚国,楚昭王封之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西北),称为棠溪氏,吴王阖闾恢复了君位。

(十一)楚伐吴战争

吴军从楚撤回国之次年(公元前504),楚为报复吴之侵略,乃出兵伐吴。楚军分水陆两路:水路,由潘子臣、小惟子率领舟师,沿长江东下;陆路由子期率“陵师”陆军)沿淮河北岸东进。吴军及时察觉了楚军的行动,适时派出军队,迎战楚军。水路,由吴太子终累(阖闾子)率舟师与楚舟师战于长江某处。吴舟师击败楚舟师,俘掳楚舟师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陆路吴军迎战楚军于繁扬(河南省新蔡县北),一举击败楚子期军。

楚国水陆两路均遭失败,举国大惊,令尹子西却高兴地说“乃今可为矣”这回可好办啦)。盖楚军再次受挫于吴,使楚国内主张扩张争霸的势力，受到了抑制，楚国的治理可以按照子西的主张进行了。于是子西说服楚昭王，迁楚都于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九十里),改善政治,安定楚国。

此后十年，吴楚处于休战状态。

三、吴国称霸战争

(一)吴国阖闾最后一战及其治吴成就

1、伐越战争-檇李之战

吴、越是两个近邻国家,春秋后期,两国分别在晋、楚扶持下发展壮大起来。在晋联吴制楚时，楚亦联越制吴，因之，吴越二国之间,也卷入了晋、楚争霸的漩涡。随着晋、楚争霸局势的缓和,吴、越矛盾突出起来。吴伐楚入郢战争中，越趁机发动了侵吴战争。吴王阖闾为报复越之入侵，于伐楚战争之后，经过八年内政治理，于阖闾十九年(公元前496年),得知越王允常死,勾践新立,便乘越君更迭之机，举兵伐越。以报复越对吴的侵犯。越勾践率兵御敌。双方在檎李(越地,今浙江嘉兴西南七十里)对阵,勾践见吴军阵容整齐,不易用常法敌之,乃派“死士”平时受优厚待遇,肯以死报恩的勇士)强击吴阵，连击两次，均被吴军擒杀。勾践改用犯罪的死囚，强迫列成三行，在吴军阵前自杀，吴军士卒见状大惊，越军趁势发起攻击，吴军措手不及，阵破大败。吴王阖闾被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伤,退至陉(構李北七里)而死,阖闾的争霸事业结束。

2、阖闾治吴成就

吴王阖闾在位十九年，共进行了大小战争七次，除了一次伐徐二次战越外，主要是对楚国的战争。他以一个国土小于楚，国力弱于楚,历史短于楚,文化低于楚,偏处东南一偶的后起国家,竟能在四、五年之内，从袭扰疲惫楚国，到一举大败楚军，攻占楚国都城，使横行中国百余年，称霸列国的强大楚国，一败涂地，不得不借秦兵相救以保不亡，这一历史现象，很值得注意。

从春秋二百多年列国争战的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吴国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从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人类文明发祥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处于江、湖、海的包围之中，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它又具有闭塞性，使它难与中原农业发达地区进行社会交流，因而接受文化发达的中原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困难，从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逐渐落后于中原地区。但闭塞性却也使它能在发达地区的社会斗争中、特别是战争中，保持相对的和平安定。而当战争波及时，它的地理环境又可以给它提供一个保存自己的天然屏障，在这样一个有优越的自然经济地理环境中的社会(国家),当它获得先进地区(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时,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赶上乃至超过先进地区(国家),从而使它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发达的国家。吴国从寿梦(公元前585年一前561年)二年,(公元前584年)接受晋使巫臣教习车战开始，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交往，中原文化及生产技艺、军事知识传播速度加快。不过七十年,到阖闾即位(公元前515年)时,吴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这就给阖闾准备了争霸的客观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发达的诸侯国家包括楚国在内，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中，社会矛盾激化，内外战争频仍，国势走向衰弱，而后进的吴国社会制度尚未达到新旧交替的激变阶段。这样，吴国的国势就相对优胜于中原诸侯及楚国。

在上述客观条件下，吴王阖闾应运而出，吴国成为春秋后期争霸天下的强国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仅具备了吴国强盛的可能性，要使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需有充分的主观条件。使吴国强盛到足以战败强大楚国的主观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吴王阖闾识用了伍子胥、孙武等一批流亡到吴国的英才，在吴国逞雄争霸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前述吴国战备的策划,军队的训练,疲楚、误楚战略的提出，伐楚战争时机的选择和战略计划的制定;战争指挥的灵活等等，都是伍、孙的杰作。只可惜吴国还未能物色和选拔出优秀的政治家，而吴王阖闾在接受中原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已趋腐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腐败生活方式，遂使他迅速腐化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统一中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这就使他在征服楚国的战争中，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落得一个先胜后败的结局，失掉了统一长江流域建立强大国家的机会。

(二)吴王夫差的称霸战争

1、伐越战争

吴越檎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对越的仇恨更加深重，越国成了吴王争霸的首要斗争目标。阖闾临死时嘱咐夫差，千万不要忘记越国的仇恨。

吴王夫差即位(公元前495年)后,一心想着报越杀父之仇,为了时刻不忘报仇，他特意给门卫规定，在他进出门庭时，都要问:“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他自己则回答:“唯(是),不敢忘!”他同时加紧训练军队，做伐越战争准备，决心在三年之内报仇。

越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在日夜练兵备战，准备伐越报仇时，便决心趁吴未完成战备前，先发制人，主动发起对吴战争。大夫范蠡不同意,加以劝谏,勾践不听,率军北上伐吴。

吴王夫差得报越军前来侵犯，便立即调集全部精兵迎战。吴越两军会战于夫椒(约今江苏苏州市西南)，越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退却。吴军乘胜追击,直抵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勾践仅余五千士卒，退守会稽山，吴军包围了会稽山。

勾践在被围中寻求出路，范蠡提出暂时屈辱求和，存以待机的策略,遂派大夫文种使吴,卑词厚礼,求吴媾和;并通过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罄，劝说吴王夫差，允许勾践求和。伍子胥以越为吴之肘腋之患,吴欲争霸中原,必彻底灭越,方能解除后顾之忧,且越与吴语言、风习相同,国土相连,吴占有越能居其地,乘其舟,不同于征服中原诸侯国，越卑词厚礼求和的背后，隐藏着待机复仇的野心。他以历史上许多事例、教训、劝说吴王,并严正警告吴王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但夫差在大胜之后,骄傲自满,急于回师北上中原争霸，已听不进子胥有远虑的劝戒。加以伯蕾贪图贿赂，怂恿吴王，接受勾践的求和。吴越终于媾和。当然，媾和的条件是严历的:越向吴投降;勾践向吴王称臣;且要亲自到吴都服事吴王。

吴军撤回后，勾践将国事托付于大夫文种，并对国人宣告自己犯了不量力而与大国为仇，以致使百姓暴骨中原之罪，请求百性允许他改过。然后,亲自到吴国为质,臣侍吴王。忍辱含垢三年后,吴王放之归越。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复强越国。

2、北伐战争

(1)吴伐鲁战争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军，并迫使越王勾践臣事于己之后，便骄傲狂暴起来，一心要争夺中国的霸权，他除了与楚国争夺蔡、陈有局部冲突外,主要争夺重点,指向北方的齐、鲁。夫差八年(公元前488年),鲁国出兵侵略邾国,俘邾隐公,并大肆抢掠。邾大夫茅夷鸿到吴国求救，以邾国有六百乘兵车的军赋可以成为吴国的私属说动吴王夫差，劝其出兵伐鲁。吴王夫差正急于图霸中原，有这样出兵的机会，自然高兴的答应了。次年(公元前487年)三月,吴军出兵伐鲁。吴伐鲁的进军路线,以北渡长江,经钟离(今安徽风阳)过淮河,直趋彭城(今徐州市滕(今山东滕县)、邾(今邹县境)达鲁都曲阜，比较平直易行。但吴军在过淮河北上时却避开彭城,而选择了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的山地险道,在附近居民的响导下,夺取了武城,又进克东阳(费县境内一个关口经五梧、蚕室,与鲁军战于夷(山东平邑县境内)。鲁军被击败,三个大夫战死。吴军进至泗上(今泗水县)，绕到了鲁都东北,迫近了鲁都。鲁大夫微虎挑选了三百名勇士，准备袭击吴王营地。吴王夫差惧，鲁不可灭，便派人与鲁媾和。由于吴王提出的媾和条件苛刻，经过鲁使景伯的斗争，吴降低了要求，两国才达成盟约，吴军撤回。

吴军这次伐鲁，并未取得多大战果，但迫使鲁国媾和，且进出于鲁国境内，使吴军取得了对北方用兵的经验，也显示了一下吴军的威风。

(2)吴第一次伐齐战争吴、鲁战争结束后.齐、鲁因婚姻纠纷引起了战争(齐悼公在鲁时与季康子妹订婚，迎娶时因女已与人通奸,不敢去齐,齐悼公怒而出兵),五月,齐国一面派大夫鲍牧率师夺取鲁国的識阐两邑;一面派使臣到吴国请求出兵协助伐鲁。秋季,鲁与齐媾和,并由齐迎鲁女完婚,齐、鲁之战结束。

次年(前486年春,齐悼公派使臣到吴国辞退吴师,吴王夫差很不高兴,表示仍将兴师北伐。秋天,吴为准备北伐,特筑邗城(今扬州市北),开挖运河,沟通长江,淮河。冬季,吴派使臣到鲁国,约鲁共同出兵伐齐。次年(前485年),吴出兵伐齐。鲁哀公率鲁军及邾、郯兵会吴王,侵齐南境,进占郎邑,齐大夫(一说为鲍牧、一说为陈恒)杀死齐悼公以求和于吴。同时，吴派出由海上袭击齐国的舟师，在齐登陆后被击败，吴只好媾和回师。

(3)吴第二次伐齐战争(艾陵之战)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正当夫差准备再次出兵伐齐时,齐鲁又爆发战争。齐以去年鲁助吴伐齐，故于是年春派国书、高无邳率师伐鲁，鲁由季孙氏家臣冉求(孔子弟子)率季氏甲兵七千及武城退出的步兵三百人，在孟孺子(孟懿子之子)之师配合下,与齐军战于鲁都城郊。孟师不肯力战,被齐军击败;冉师用矛战斗,击败齐师,获甲首八十。

鲁哀公在齐师入境后，便赶急派人向吴请援。吴王夫差早已准备伐齐，接到鲁国的请求后，真是天赐良机，自然答应出兵。此时，孔丘因见到鲁国弱,怕为齐灭亡,派其弟子子贡到齐、吴、越、晋进行外交游说。子贡先到齐,说齐陈恒,使其舍鲁伐吴(这是齐鲁郊战齐退兵的原因之一)再到吴,说吴伐齐;又说越促吴伐齐;然后到晋，说晋修兵休卒，准备应战齐军或吴军。吴王夫差本已决心伐齐又有子贡的游说，决心更加坚定。在决定出兵时，越王勾践率众朝吴王，向吴王及其臣属大肆送礼，并表示愿亲率三千越卒为吴王前驱,吴君臣皆喜,唯伍子胥察觉越王的阴谋,认为“是豢吴也夫?”意思是越王这是像饲养要宰杀的牲畜一样来侍吴!他于是再次谏吴王，应以越为心腹之疾，不要舍越伐齐。吴王夫差根本不听子胥的忠告，训斥了子胥后，命令出兵。

吴军约于四月初离吴北上,经过横渡长江、淮河,千里行军(从吴都苏州到鲁都曲阜,经邗城即扬州北上约六百余公里),于五月中旬到达鲁都(曲阜),与鲁师会合。此时,伐鲁齐军已退走。吴军与鲁军遂北进,克博(今山东泰安东南三十里),然后转师东向,溯汶水东北行,五月二十五日前出到赢(今莱芜县西北城子县),与齐军接触,时齐军主力集结于艾陵(莱芜城北口镇一带)。五月二十七日，吴、齐两军战于艾陵。

齐、吴双方兵力如下:

齐三军,约四、五万人,兵车约一千五百乘以上,由国书将中军(并指挥三军),高无邳将上军,宗楼将下军;

吴四军，约五万人，兵车约二千乘以上，由吴王夫差亲将中军，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另有鲁军当在万人以上，兵车五百乘以上，随吴军。吴鲁联军占优势。

齐三军按上、中、下列阵,吴以右、上、下对齐三军列阵,中军居后。双方交战后，吴大夫展如率之右军，首先击败齐高无邳率之上军。齐国书率之中军，则击败了吴胥门巢率之上军，吴上军败而后退,右军胜而前出;齐中军胜而前出,恰好形成一个态势:即齐中军突出，侧翼暴露于吴军，给吴军造成一个侧击齐中军的良机，吴王亲率吴之中军，当即利用战场出现的这个战机，以中军协同胥之上军,夹击齐之中军,将国书军击破。鲁军也随之投入战斗,齐军被击大败。吴军大胜，会战结束。吴军俘获齐中军统帅国书及一批将帅;缴获齐军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艾陵会战，是春秋后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这次会战给了齐军以歼灭性打击,帮助了齐国内部陈氏(恒)家族夺权计划的实现(齐执政的陈氏家族经过几十年阴谋活动，已经建立了取代姜齐政权的强大势力,齐旧贵族集团中的国、高两族,尚掌握有军队,是陈氏夺权的严重障碍，故国、高率齐军被消灭，正好帮助陈氏除掉了夺权障碍);初步满足了吴王夫差称霸中原的野心解除了鲁国受制于齐的威胁。然而，正如伍子胥一再告戒吴王的警语一样，艾陵战胜,对吴国来说,并不是福,而是祸。吴王夫差因战胜强齐而骄狂起来,更加不顾一切的倾吴国全力北上争霸,千里远征,劳师疲民,为越国的复仇灭吴制造了条件。因此，艾陵之战，既是吴国长期争霸战争中一次巨大胜利，也是吴国由争霸顶峰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军事上，艾陵之战并没有什么新的独创，它只是春秋时代一般车兵会战的一次重演。在战法上它并未超出甚至还未达到晋、楚城濮会战的水平。齐国这个老牌大国，已处于政权更替的年代，姜齐君主已腐败无能，新、旧贵族集团正在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争夺政权;代代世袭掌握着军权的国、高二氏为代表的旧贵族家族已趋哀落，只能因袭旧有的一套车战战法，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齐军本处于本土防御作战，有选择战场的主动权，有利用地形的优先权，有伏击敌军的有利条件，艾陵地区处于泰山东南麓汶河河谷，完全有条件布成一个大的伏击阵，甚至只要在泰山东南侧山谷中潜伏一支部队，从吴军背后突然袭击，也可挫败吴军。但齐军将帅根本没有这种积极作战的军事思想，只保守着列成堂堂之阵正面对抗的车战旧法，自然敌不过优势吴军的攻击。从防御来看，使用车兵正面对抗，应为自己选择后方便于退却机动的地形作战，而艾陵地区乃是一山间盆地，齐军后方背山，不便车兵退却，一旦会战失利,车兵后退无路,必被俘虏,这也是齐军指挥错误之一。国、高之辈旧贵族们，缺乏政治敏感，不能及时察觉陈恒集团的政治阴谋，使得被陈恒派遣的心腹(其弟陈书等)得以大肆鼓动拼死战斗的极端激烈情绪，从而对军队作战起了危害作用。齐军由于被拼死决战的极端情绪所驱使，军队不讲战法，不听指挥，成为军败将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高等辈,亦不免存有用战场上取胜,求得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私心。因此，说齐军是被腐朽的贵族阶级为争一族私权而不顾国家兴亡的政治阴谋所葬送，也不为过。吴军此战是在千里远征中获胜，除了在齐军方面有政治、军事上可胜的因素外吴军经过伍员、孙武等出色军事家的精心训练，有很好的军事素质,是一个极为重要因素。虽然孙武已离开吴军,不知去向,伍子胥已被弃置不用，但他们对吴军的影响还存在。加以吴鲁联军兵力占有优势,故能取胜。但也正因为孙伍已不在军内,因而吴军虽胜于艾陵，却并未创造什么军事奇迹。吴军之胜，胜于易胜耳!胜于兵众、卒练耳!

3、吴王夫差强盟诸侯

(1)强迫鲁、卫、宋与盟艾陵战后，吴王夫差得意洋洋收兵回吴，他把俘获齐军的八百乘革车和三千甲首，赠送给了鲁哀公，表示出他的大国之君胜者大家风姿。回国之后，夫差首先责备伍子胥,诬其“昏耄而不自安”“罪吾士众,乱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师”,子胥与之争辩,吴王怒,赐剑于子胥自杀而死。群臣无敢谏者，同时重赏太宰伯懿，伯懿益专横。夫差不顾国内人民负担太重，生活困难，一味追求做中国的霸主，他想利用其打败齐国的胜利威势,主持诸侯会盟,承认他为盟主。于是,第二年便派太宰伯懿去鲁国，要求鲁国恢复以前的盟约，鲁哀公惧怕吴蛮横不讲理(上次会盟时，吴要求鲁国以超过周礼规定的标准之礼接待他)，使子贡婉辞谢绝了。吴又派人去卫国要求卫君与吴会盟，卫既怕吴，不敢得罪,只好答应与会。秋季,吴召卫出公在郧(约今山东莒县南)会盟，鲁哀公和宋皇瑗也被邀到会,鲁、宋、卫三国秘密结盟,卫被迫与吴盟，鲁、宋千方百计摆脱了与吴之盟。会盟后，吴将卫出公扣留不放，以卫侯不按期到会为由，企图威迫卫臣服于吴，子贡游说吴太宰伯話，晓以利害，卫侯才被释放，吴国之霸道蛮横，更加暴露出来。

(2)黄池会盟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一心要取得霸主地位,便不顾一切,再行率师北上,约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留太子友军队万人守吴都。七月六日,晋定公、鲁哀公及周敬王的卿士单平公如约赴会，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为盟主,互不相让。双方都使随来的军队列出交战的阵势,以威胁对方。正在僵持时，吴王接到越王勾践率军侵入吴国的报告，夫差怕暴露消息，七次杀死送报告的人，为急于成盟，夫差只好作了让步,由晋定公先歃,(一说晋让步,由吴先)。会盟一结束,吴王夫差便迅速率军南归。原来，在吴王夫差率师北上会盟后，越王勾践认为复仇时机到了，便出兵伐吴，越军四万九千余人，分水陆两路攻吴。陆军由勾践率领，迳取吴都。六月二十一日，太子友战败被俘，越军进占吴都。吴王夫差在回军途中，感到立即与越军交战，兵疲民困，难于取胜，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践也估量暂时难以灭吴，所以就同意媾和，收兵回国。

4、吴王夫差霸业的结束

黄池会盟是吴王夫差争霸的顶点，也是他的结束。夫差在艾陵战败齐军后，把自己的威力估计过高，企图用强迫几个主要诸侯国会盟一次，就可能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了。不料，在他带领全部精锐部队北上会盟时，蓄意报仇的越王勾践，却乘机袭击了他的后方。这不仅使他在会上争当盟主的斗争受制，而且使吴国的国力和对外地位,一落千丈。从此,吴国不仅不再有力量北上争霸,而且回到为存亡而与越国争战，直至灭亡的地步。

吴国自阖闾(公元前514一前496年)与楚国争战胜利，到夫差(公元前495一前480年)艾陵胜齐及至黄池会盟，前后不过二、三十年。它的兴盛，已在吴楚战争部分有所论述。它的衰落，从客观上看，整个中国社会已处于奴隶制度崩溃时代，后起的奴隶制国家虽可强盛一时，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已不容它继续下去;从主观上看，吴之所以迅速衰落，主要是由于吴王夫差犯了战略错误。他看不清当时列国的形势，尤其对近在肘腋的越国形势的变化认识不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越及其他国家的力量,未能识别清楚吴国的主要敌手，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方向)错选在遥远的北方诸侯国;急于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急于充当霸主，轻率地实行倾国远征战略;侥幸取胜后，立即被胜利冲昏头脑，不知慎审局势的变化，从胜利中看出危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巩固胜利。吴王夫差的战略错误，当时伍子胥，甚至黄池会盟前夫差的太子,都已察觉,并向他提出过,苦谏过,但都被他拒绝,乃至因此逼杀子胥，相反，却大加赏识顺从他的意志的佞臣太宰伯話，使他的错误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以致走向毁灭。夫差虽称雄于一时，但他导致吴国灭亡的错误，不能不引为历史教训。

四、越王勾践的称霸战争

越国的兴起及其与吴国的争夺战争，前面已有所记述。下面着重记述越王勾践战胜吴国、称霸于春秋末年的历史。

1、勾践卧薪尝胆，复国备战

越王勾践继其父子常为越君后，第一年即在抗吴之構李战中击败吴军,使吴王阖闾受伤而亡;第三年,在吴越夫椒之战中,被吴大败。勾践被围会稽山，卑辞厚赂，屈身事吴。三年后被吴王释放回越,乃“卧薪尝胆”,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极进行复国灭吴的准备。

勾践在内政方面实行以下政策:(一)安抚人民,发展生产。会稽战败后，越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生产下降。勾践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对人民进行了一些安抚工作。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振(赈)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同时接受范蠡、文种诸大夫的建议,减轻刑罚、赋税,鼓励百姓开荒种地“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增加人口,下令全国;如果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拿父母问罪。(二)折节下贤,重用良才。他让文种治政,范蠡治军。建立招贤纳士的馆驿,礼遇并聚集各方面的人才(三)修筑城郭,训练军队。派范蠡修筑被战争破坏的会稽城郭，以防吴军再次进攻;编设里闾(建立地方行政组织),以便利征兵和扩军;严格训练士卒,要求士卒做到“旅进旅退”意为步调一致),用厚赏、严刑使军队作到令行禁止。

2、勾践乘机袭吴

越王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吴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勾践乘机出兵伐吴,破吴太子友,入吴都,迫夫差向越求和，大胜而回。这是勾践自会稽失败以来对吴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这次战争的胜利，摆脱了对吴国的臣属地位，破坏了吴国的经济,歼灭了吴国留守姑苏的兵力(约一万人)，削弱了吴国的军事力量，利用缴获的吴国资财充实了自己，提高了战胜吴国的信念。

3、勾践大举伐吴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于连年战争，生产遭到破坏，经济消耗很大,国内又闹灾荒,感到一时不能对越报复,便采取“息民散兵”政策，企图恢复力量，待机再举。文种对勾践说:现在吴***队疲惫，防务松弛,有隙可乘,应该加紧准备再次攻吴(《国语·吴语》),勾践采纳了文种意见。越王勾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吴国大旱，仓廪空虚，饥民多就食于东海之滨，文种认为，此时正是进攻吴国的大好时机。如果夫差出兵决战,越可将其击败,并占领吴地,如果夫差不战则求和，亦可取得厚利而归。勾践采纳了这个建议，准备大举攻吴。

战前,勾践征求并采纳了群臣关于明赏罚、备战具、严军纪、练士卒等建议，做了充分的临战准备。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他以为国复仇相号召，鼓励出征者奋力作战，留乡者专心生产，并规定独子及体弱有病者免服兵役，兄弟二人以上的留一人在家奉养父母。出师攻吴时，又宣布吴王夫差的罪状，号召吴国的人民反对夫差。

三月,勾践进军到笠泽(水名,今苏州南,自太湖东至海,现与吴淞江平行)。夫差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战越军。吴军在江北，越军在江南，双方隔水对阵。勾践在主力的两翼派出部分部队，为左、右句卒(句卒亦作勾卒《左传·哀公十七年》),黄昏时,命左、右句卒分别隐蔽在江中;半夜时,鸣鼓呐喊,进行佯攻。夫差误认为军两路渡江进攻，连夜分兵两路，左右迎战。勾践乘机率主力从吴军中间薄弱部位潜行渡江，出其不意地展开进攻。吴军兵败溃退，越军乘胜猛追,再战于没(今苏州南),三战于郊(今苏州郊区)。越军三战皆捷，大败吴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吴国很多土地。

笠泽之战仍是一次突然袭击性的进攻。勾践在吴越议和之后，利用吴国“息民散兵”的机会,集中兵力,攻其不备,使吴军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奉行了战略上乘虚捣隙的原则。在战役战术上，越军在隔河对峙时,选择夜间渡河,运用两翼佯渡,调动敌人,乘虚施行中央突破;突破后又连续进攻，扩张战果，不给吴军以恢复整顿的机会，因而获得了会战胜利。这一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吴强越弱的形势。

吴军笠泽之战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夫差为一时称霸的胜利冲昏头脑，轻视越国，看不清勾践决心灭吴的意图，轻率的采取了“息民散兵”的政策。吴国经过连年战争,又加上天灾“息民”是必要的,但“散兵”则使军队散而不集,给了越军以可乘之机。在作战中,又采取一线防御,单纯正面抵挡,既无积极的侧后反击,又无纵深设防;同时，又被越军佯攻的假象所迷惑，作出了错误的调动，以致中军减弱，遭到突破退却时又未能控制部队，以至一败再败，溃不成军。

4、围困姑苏

越军在笠泽战后，未能一举攻克坚城姑苏，于是采取了长围战法,企图困毙吴军,以最后夺取姑苏。围城持续了三年之久,到越王勾践二十一年(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军才对姑苏发起总攻。姑苏吴军被围三年,已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越军乘势攻进姑苏。夫差率残部逃到姑苏台上(苏州西南姑苏山上),又被越军包围。他派人向勾践求和，但越国君臣灭吴的决心坚定，不肯答应。范蠡提醒勾践说“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勾践因而回绝吴国使臣说“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孤敢不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勾践又故意派人去羞辱夫差说“吾置王甬东(今浙江舟山群岛),君百家。”夫差感到失望,就自杀了。

围困姑苏时，吴越力量对比虽已转化，但以当时的军事装备，攻克四面环水的姑苏坚城还是不容易的。在吴国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勾践采用长围久困,待其自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方针。当夫差被围绝望向越求和时，勾践接受了长期屈辱的沉痛教训，坚决不纵敌贻患，不使夫差死灰复燃，这一着也是恰当的。

5、勾践灭吴的胜利原因

吴越战争,双方经过长期较量,几经反复,檎李之战,越军取胜已经居于同吴国抗衡的地位。但是，越王勾践因胜而骄，不待条件成熟，企图先发制人，结果被正在为复仇而积极准备的吴王夫差战败于夫椒，越国几乎亡国。勾践从这一失败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并根据客观情况,确定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争取与国、伺机灭吴的方针，从而为复国灭吴进行了长期、周密而全面的准备。经过长期的准备，增强了力量，然后又采取了乘虚袭击战略，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成功的原因是:(1)争取了人民的支持。勾践在会稽战败后,能吸取教训,虚心纳谏,收揽人心,利用复仇雪耻来号召越国民众参加作战，客观上符合越国民众渴望摆脱受制于吴的心理，因此获得越国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2)创造了战胜吴国的物质条件。勾践认识到越弱吴强的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组训军队等措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灭吴奠定了物质基础。(3)采取了各种削弱吴国的策略。勾践掌握了夫差的骄傲轻敌,争霸心切的弱点,在削弱吴国方面采取腐蚀、欺骗、麻痹、破坏等办法，达到了瓦解其内部和消耗其国力以及骄纵夫差的目的。(4)采取了乘虚突袭的作战主针。第一次进攻，是乘吴军北上黄池、国内空虚的机会，直袭姑苏。第二次是乘吴国“息民散兵”的机会，突然发起进攻并运用两翼佯攻，中间突破的战法，取得了笠泽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取得了这一胜利后，即对吴都姑苏的吴军采取长围久困待其自毙的战法，终于灭亡了吴国，创造了我国战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范例。

6、越王称霸

越王勾践经过二十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灭亡了吴国，成了中国东南部新崛起的强国，中原诸侯小国如邾，首先向越求助复君位(隐公);鲁国也在越使臣来后派使臣赴越，越鲁建立起外交关系。勾践见越国的影响已及于中原，“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王”。是年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廿五年。七年后(公元前465年),越王勾践卒,子鹿郢继位。五年后，鹿郢卒,子不寿立。不寿五年(前453年)晋国韩、魏、赵三卿灭知谣，“三家分晋”局面成,春秋时代结束,进入战国。

五、晋国内外战争

弭兵之会(公元前546年)后,晋、楚两国成为诸侯的共伯,中原各诸侯国都同时向两国朝贡，晋、楚争霸中国的局势缓和下来，战争的热点转向长江流域(楚、吴、越争霸)。中原各国间,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状态，但战争并未消除。首先是晋国乘争霸斗争缓和的时机，发动了对邻近戎族的侵略战争，其次是，随着晋内部矛盾的激化，各贵族集团之间的君位争夺战频繁起来。

1、晋伐戎战争

晋国在联合诸侯讨伐卫献公之战(公元前547年,弭兵会前一年)后，停战了五年。自晋平公十七年(541年),开始对邻近的戎、狄族战争,至晋出公十八年(公元457年),83年间,先后约11战，其中前40年约9战。对戎、狄族战争的起因,是扩大晋国的土地和统治范围。对戎、狄战争首先是从进攻山戎国无终及“群狄”(今山西太原一带)开始的太原之战(前541年);继而是(前530年)进攻肥和鲜虞;尔后,又在公元前525年发动了灭陆浑之戎的战争。晋与鲜虞战争先后8次,断续延亘七十多年,鲜虞(后为中山国)终未屈服，直到战国后期，才为赵国灭亡。

(1)太原之战晋平公十七年(公元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荀吴、晋六卿之一)率晋军北伐无终。无终是白狄的一支名山戎的部族,在晋国北部(今山西太原一带)建立的一个非华族方国。晋悼公五年(公元前569年)时,无终国主嘉父曾派使臣孟乐到晋国,经过晋卿魏庄子(魏绛)向晋君请和诸戎。魏绛以和戎有五利,说服了晋悼公，并代表晋国与无终及诸戎族首领结盟，晋与北部诸戎遂以和平相处。晋在和戎时，尚处于“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魏绛说晋君语)的局势,即霸权尚未巩固,和戎,有争取时间巩固霸权的意图。在弭兵会后,与晋争霸的强国或处内讧(如齐入或处衰落(如秦),或树新敌(如楚),均无力与晋争夺,晋国的霸主地位暂时比较巩固。于是晋便撕毁盟约，举兵侵伐诸戎了。

进攻无终的晋军，由晋都(绛)附近的平原地区，北上进入山区，经过山间行军，在太原地区与无终军相遇。晋将魏舒发现车兵在山地行动，受地形阻碍，战斗行动很不方便，同时，戎族无车兵，全是步兵(“彼徒我车,所遇又陀”)战斗起来，戎族步兵人多，利用山地对战车的阻碍,会打败晋国的车兵。为此,他向中行穆子(晋中军帅)建议“毁车为行即放下战车,改车兵为步兵,实行徒步战斗)。中行穆子同意了。魏舒将车兵改成的步兵，按“五人为伍”、“五乘为三伍”一乘三人,五乘十五人,编为三伍)编组起来,然后，组成两、伍、专、参、偏,分别排列成前、后、左、右、前(拒)五阵“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左传·昭公元年》

按《左传》此段记载,历来注家解说不一,依杨伯俊注为“两者,两个伍,十人也;伍者,或一伍,或伍为五之讹,五人或二十五人也;专,独也,一也,即一伍,五人也;参通三,三伍十五人也;偏，《司马法》及《周礼·小司徒》谓百人为卒，《左传·宣公十二年》谓卒为二偏，则偏五十人，杜注亦如此。则五阵不过百许人耳。即将按伍编成的步兵部队之一部分,排列成一个前、后、右、左、中五个小队组成的方阵，作为晋军的先头部队，以诱惑戎军，而将主力控制于后。戎人看到晋军改车为步,且队伍不大,因此产生轻敌思想,不列阵备战，却望着晋军发笑。魏舒乘对方轻敌大意未及列阵的时机，发动攻击，一举击败无终军，取得了太原之战的胜利。

太原之战,晋军“毁车为行”,战胜群戎,在军队的发展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一次不简单的变革，它意味着车兵时代的衰落和步兵时代的兴起，也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军队将代替奴隶主阶级军队。车兵本是奴隶主阶级军队的主要兵种，车战乃是奴隶制时代的主要战斗形式。乘车的甲士和军官，都是奴隶主阶级的士和卿大夫，乃至国君，要他们离开乘车而徒步战斗，无疑是一场***。魏绛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审时度势采取“毁车为行”,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也是一种从实际出发，改变军队传统体制，使之适应客观要求的正确措施。而此战的胜利,则为“改车为步”提供了实际可行的根据。本来晋国早在春秋中前期晋文公时代，即单独组建过步兵军队，但一则由于中原争夺战争地形平坦，适于车战;二则中原各国都是车兵，所以步兵部队并未显示出其优越性，而此战，则显示了步兵的优越性，故其影响大不同于以往之步兵部队。且魏舒在此战中创立步兵战阵(战斗队形)，取得了步兵战斗的经验，因此，其影响于军队的变革也不同于以往组建的步兵部队。但是，因中原各国还有车兵存在，晋军并未因此而取消车兵，全部改建成步兵，车兵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2)灭肥之战太原之战后，晋国北部的戎狄族被迫北移，太原地区成了晋国的辖区。十年后，(公元前530年),晋国荀吴又率师进攻肥。肥是白狄族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藁城西南)建立的一个氏族方国,大概是鲜虞(白狄之别种,建于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的一个属国。晋军东越太行，伪装要东去与齐军会师借道鲜虞,进入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到达了肥国的东部;然后,于八月十日，突然由东向西进袭肥国。一举占领了肥地，俘虏了肥国主绵皋，肥亡。

(3)鲜虞之战晋军灭肥后，回师西向，顺途进攻鲜虞，未得逞而归。从此，晋便不断地进犯鲜虞。第二年(前529年),晋为威服诸侯,在邾南集中全***队大阅兵(兵车四千乘),鲜虞听说晋军全部集中于邾南，估计不会遭到进犯，所以放松了对晋军的警备。晋荀吴利用鲜虞不备,举兵进犯,进至中人,便以车兵猛烈冲击,并在鲜虞境内大肆抢劫，“大获而归”。

隔年,(公元前527年)晋荀吴又率兵进犯鲜虞。这次晋军进围鼓(今河北晋县)鼓人请求投降,或举城叛鲜虞附晋,荀吴不接受，而且叫鼓人杀死主张叛变的人，加修城防。围城逾三月，鼓人又请降,荀吴叫人出城来见,观察来人面色,还不显得饥饿无力,便又叫来人回城去,继续守城。直到鼓人说,城内已没有粮食了,无力抗拒了,荀吴才允许投降。晋军占领了鼓城,俘虏了鼓君鸢鞮,便得胜而归。荀吴这样做，当时即遭到部下反对，但荀吴坚持己见，他认为，未困而接受投降，是鼓励了怀二心的人，是教民不忠;困而敌力未尽,便接受投降,还不能算以力胜人;只有困到敌方“食竭力尽”,然后取之，才算真正的胜利。荀吴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霸权主义者侵凌弱小的一种霸道理论，是对弱小者炫耀力量的一种霸权行径。

(4)灭陆浑之戎战灭鼓的后年(公元前525年)晋又出兵攻灭陆浑之戎。陆浑之戎,居住在伊川(今河南伊川附近)一带,同楚国亲近。晋在攻灭北方、东北方戎族方国后，又南向攻灭陆浑之戎。晋先派人到洛阳和三涂山(今河南嵩县西南)一带进行侦察，然后，由荀吴率师于九月廿四日从棘津(今河南孟津)渡河，同时派祭史(掌祭祀的官吏)携带祭品(牲)先到洛阳,假冒向周王室献祭,以麻痹陆浑人，晋军随后跟进，于九月廿七日，以突然袭击，攻灭了陆浑。陆浑的首领逃走到楚国，陆浑人民逃奔到甘鹿(今伊川附近)，周王室乘机俘虏了大批陆浑人，荀吴军也俘虏了很多陆浑人。回到晋都，行献俘礼，大肆宣扬胜利。

(5)再攻鲜虞(鼓)之战晋国南灭陆浑四年后(公元前520年),因鼓君鸢鞮为晋释放回国后,率鼓人叛晋归属鲜虞,故晋决定再次出兵伐鼓。是年6月，荀吴率兵巡行东阳(今太行山以东地区),趁机派出部队,伪装成卖粮的商人,暗藏兵器,进到东阳城的东门外休息,趁鼓人不备,突然袭入,再次俘虏鸢鞮,占领鼓地,并派晋大夫涉佗镇守之。

晋国二十多年来，对戎狄族方国多次进攻，都以诡诈之道取胜，自己损失甚微，晋军对戎、狄族遂生长起骄傲情绪。公元前507年,九月,晋军又在平中(约在今河北唐县附近)与鲜虞军交战,被鲜虞打败，晋观虎凭着个人的勇敢单独浪战，被鲜虞俘去。晋国在对戎狄族战争中，遭到了一次失败。

两年后(公元前505年)为报复上次的失败和观虎的被俘，晋派赵鞅率兵进围鲜虞，结果不详，大约以一定条件与鲜虞讲和了。从此，晋因陷入内乱，便停止了与戎狄族的战争。直到15年后(公元前489)，由于鲜虞接纳晋内乱中范氏(荀吴)于柏人，晋赵鞅才又率师进攻鲜虞，但这次进攻仍未能征服鲜虞。

总观晋国在春秋后期对戎、狄方国的战争，其性质完全是一种扩张兼并战争;其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主要是诡诈奇袭的进攻，在对方缺乏经验和无备的情况下，是能够轻易取胜的;而一旦对方有备，袭击便会失效。晋军后期对鲜虞的几次进攻，由于对方有了准备，所以不是失败就是无功而还。这一方面证明，晋军对以步战为主的戎狄族人，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正规战法;另一方面也说明鲜虞族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要想单纯用武力压服，还是困难的。

2、晋国内战晋国从春秋中期晋文公“作三军”(公元前633年)起,三军的将(帅)佐(副)就成为晋国君的卿。中军帅是主帅,也是正卿,当时即有赵衰、卻穀、卻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荀林父、魏樂等。后来,在战争和内部斗争中,军帅、佐时有变更,但赵氏、荀氏(荀氏后又分为三氏)魏氏、栾氏、长期世袭卿位,经过七、八十年的演变,到春秋后期晋平公(公元前557一前532年)时代，晋国公室卑微,六“卿”家族控制着政权。这六卿是:赵氏(赵武入魏氏(魏绛)范氏(范勺)、韩氏(韩襄)、知氏(知禁)、中行氏(中行寅)。其中范氏、中行氏、知氏都是荀氏的后代,分别以采邑名、官名为姓氏。

六卿于晋顷公12年(公元前514年)利用晋君对两家宗室贵族祁盈(祁氏)杨食我(羊舌氏)的不满,借故诛灭了两族,并瓜分了两族的土地。将祁氏属邑分成七县，杨氏的属邑分成三县，任用六卿的亲属为各县的大夫，六卿势力更加增强。

(1)赵鞅兵围邯郸晋定公12年(公元前500年),晋六卿之一的赵鞅(赵武的儿子赵简子)率晋军围攻卫国，卫国将邯郸附近的五百家贡献给晋国，晋军解围。赵鞅将五百家划属邯郸。三年后(公元前497年),赵鞅向邯郸大夫赵午提出,将卫贡五百家划归赵鞅，赵鞅将五百家移居晋阳。赵午的父兄都不同意，怕五百家移走，断了与卫国的交往，有事时得不到卫的援助，但又不敢得罪赵鞅，于是便设计引诱齐国来进攻邯郸以拖延时间，然后又不得不将五百家归于晋阳。赵鞅嫌赵午没有及时将五百家归他，便把赵午召到晋阳囚禁起来，加以杀害，同时派人到邯郸宣告，赵午已被讨伐，邯郸人可以另立赵午的宗亲为主。赵午的儿子赵稷和部属涉宾，据邯郸反叛。赵鞅便派上军司马籍秦率兵于六月包围了邯郸。

(2)荀氏、范氏举兵反赵 赵午是晋国的六卿之一荀寅(中行文子,称中行氏)的外甥;晋国另一卿范吉射(范氏)与荀寅又是姻亲(儿女亲家)。两氏对赵鞅的行为不满，不仅不参加包围邯郸，而且准备讨伐赵鞅。赵鞅得知荀、范二氏的图谋，便向荀、范发难。七月,荀(中行)范两家合兵攻赵鞅的官室,赵鞅兵抵不过荀(中行)范二家，赵鞅被迫出奔到赵氏属地晋阳。

(3)知文子兴师讨伐荀、范范吉射的一个侧室子(偏房所生子)范皋尧,因不得宠,图谋反对范氏;知文子(即荀跞,六卿之一)的一个宠臣梁婴父想获得卿位，便怂恿知文子反对中行氏与范氏;韩不信(韩简子,六卿之一,韩起的孙子)同中行文子(荀寅)有仇,魏曼多(魏襄子,六卿之一,魏舒的孙子)和范吉射有仇。于是五个谋议,由范皋夷代替范吉射,由梁婴父代替荀寅(中行氏),他们推举知文子向晋定公建议讨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说他们挑起内乱,按晋国的盟书规定,应该杀死。晋定公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便打着晋君的旗号,于十一月上旬,兴兵讨伐范氏、中行氏。

(4)荀、范举兵讨伐晋定公 范氏、中行氏击退了三家的进攻。便以晋公支持三家为由，举兵讨伐晋定公。晋定公得到贵族的援助,击败了范氏、中行氏的进攻。于是荀、韩、魏及晋定公联合攻击范氏中行氏。十一月十八日范吉射,荀寅被击败后,逃走到朝歌(今河南淇县)。

(5)赵鞅复职，兵围朝歌韩、魏二氏帮助赵鞅，向晋定公求情，允许赵鞅回晋都。赵鞅从晋阳回到晋都绛。12月12日,赵鞅和晋定公盟于公宫(表示忠于公室)，重新恢复了执政职位。

赵鞅并不满足于将范、中行氏驱逐出晋都，次年(公元前496年)便出兵围朝歌。

(6)齐、鲁、郑、卫出兵干涉晋国内战晋国的内乱,导致了齐、鲁、郑、卫对晋国的干预。先是齐景公和鲁定公、卫灵公相会,秋季，齐景公又和宋景公相会，都是为了谋划援救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的同党晋大夫析成鲋和小王桃甲则借狄兵袭击晋国，与晋军战于绛中(约今山西曲沃北),狄兵被晋军击退。冬十二月,晋军在潞(今山西潞城东北)击败范、中行氏的部队,又在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击败范氏军和援范的郑***队。

晋国的内战由于齐、卫、郑等国的介入，遂扩大化了。由于郑、宋战争,齐、卫忙于筹划救宋,暂时放下了救范氏、中行氏的军事行动。晋国内战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隔年(公元前494年)4月，齐景公和卫灵公联合出兵包围了五鹿(今河北大名东之沙麓),以援救被晋军包围的邯郸。随后,齐、卫、鲁三国又联合出兵进攻晋国，还约了鲜虞出兵参加，联军占领了晋国的棘薄(今河北赵县)。是年11月，赵鞅统帅晋军进攻朝歌。范氏、中行氏据朝歌抗击晋军。次年4月,卫灵公病死,卫国出现了君位争夺。赵鞅赶急抓住时机，将三年前出奔到晋的卫世子蒯聩，用军队护送到卫国，6月17日用伪装欺骗方法进入戚邑(卫地今河南濮阳北)，卫国遂出现一国二君局面。

(7)铁之战是年(公元前493年)8月，齐国将支援晋国范氏的粮食,由郑国的子姚(罕达)子般(驷弘)率郑军保护,向朝歌运送。范吉射率兵迎接。赵鞅率师在戚邑截击，双方在戚邑附近之铁(丘名)展开了一场激战。

战前，从鲁国逃出辗转投奔到赵鞅处的阳虎，对赵鞅说，对方兵车多,我方车少,请在我的兵车上插上大将旗帜,迎着郑军。郑军看到大旗一定会认为这是中军的精锐所在，而将他的车兵主力对着我的兵车。等到郑军将领接近时见到是我，他们一定会害怕(阳虎是鲁国季桓子的家臣，战斗很勇猛，因谋杀三桓，被三桓逐出鲁国),晋军趁机发动猛攻,必会大败郑军。

赵鞅采纳了阳虎的建议,并集合军队,进行誓师动员。赵鞅(简子)先给范氏、中行氏加上“违背天命,屠杀百姓,要灭国君、专晋政”的罪名,再给郑军加上个“弃君(晋君)助臣,不讲道义”的罪名，以此,号召晋军“顺天命,从君命,张德义,除诟耻”,在此一战。然后,宣布奖赏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当时县比郡大),士田十万(亩),庶人工商遂(农、工、商平民可因战功得入仕途为官),人臣隶圉免(奴隶可免除奴隶身份,成为自由民)”。最后，声明自己是无罪的，如果发现自己有罪，愿受绞刑，死后不享受上卿葬礼，甘受下卿礼遇的处罚。

战斗开始之日，赵鞅登上铁丘观察了郑军的阵容，卫世子蒯聩为赵鞅的车左。蒯聩在看到郑军众多后，惊得从车上摔下来，被御者子良拉上车来，还不断地祈祷祖宗保佑。赵鞅驱车在阵前巡视，并不断地鼓励晋军勇敢战斗，不要怕死。

晋、郑两军在铁地展开了激战。赵鞅亲自驱车冲杀，在冲杀中，赵鞅被郑兵用戈击中了肩膀，倒在车上，大旗也被郑兵夺去，幸亏蒯聩用戈击退郑兵，赵鞅虽负伤，但仍坚持击鼓催战。晋军在赵鞅的鼓舞带动下，奋勇战斗，打败了郑军。曾受过赵鞅救命之恩的一个税吏,纠集了五百名步兵,自动参战.并在夜间愉袭郑军，夺取了郑军的帅旗献给赵鞅。郑军战败退却。晋军追击，郑军殿后部队以箭射杀许多晋军，停止了晋军的追击。晋军大胜，缴获了援范的粮食千车。至于双方的伤亡损失则不详。

铁之战，是一次增援与打援的战斗。双方的兵力虽史无记载，但战斗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晋军的兵车少于郑军，由于采取了伪装中军吸引敌人主力而以自己的主力(可能有大量步兵)侧击敌人,又由于一支步兵夜袭敌人,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因此,车兵虽少却战胜了车多郑军。此战经验证明，步兵可以而且利于采取袭击战法战胜敌人。郑军在战斗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能够在近战格斗以戈击伤赵军主帅;能够在掩护退却中以箭大量射杀敌人，阻止赵军的追击，说明郑军的战斗力还是不低的。如果郑军指挥有方，善于发挥车兵多的优势，打败晋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8)朝歌之战 铁战后，各方收兵，战争暂时停顿下来，次年(公元前492年)春,卫国因蒯聩在戚邑,便请求齐国出兵在卫军配合下,进围戚邑,同时还派人向中山(即鲜虞求助。因戚邑有晋军防守，齐、卫军久围不下。是年十月，晋赵鞅又发动了对朝歌的进攻，以继续打击范氏、中行氏。赵军包围了朝歌，以主力置于城南。范、中行氏也从外地调兵前来增援。由于赵军兵多，荀寅(中行氏)估计朝歌难于坚守，便在察明赵军部署后，制定了突围计划。他先率领守军主力向城南出击，吸引赵军主力，同时使援军向北门外赵军进攻，在赵军集中力量于城南时，守城军队便迅速转向北门，与援军内外夹攻,打开北门外的包围,突出城外。荀寅、范吉射按计划行动,于10月23日突围成功,遂奔邯郸。

(9)邯郸之战次年(公元前491年)7月,齐、卫又联合出兵救范氏,7月14日齐陈乞、弦施率齐军，卫宁跪率卫军联合包围五鹿。晋赵鞅在处置了因蛮子赤部引起的与楚国外交事件事后，便于9月出兵进攻邯郸。邯郸的赵稷虽因范、中行氏率兵到来增加了兵力，且又得到了齐、卫军的声援，但毕竟敌不过赵鞅所率的晋军主力，在赵鞅军围攻两个多月后，便坚持不住了，11月，邯郸被迫投降。赵稷突围奔鲜虞;荀寅突围奔临(今河北临城县西南十里)。不久，围五鹿援范氏的齐军将领弦施率兵到临迎救荀寅，并毁临城。同时,齐又派国夏率师伐晋,攻取了晋属地邢(今河北邢台市入任(今河北任县东南入栾(今河北栾城入高(今河北高邑入逆畴(约今河北完县东南)盂、壶口(今山西壶关)等地,即邯郸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齐军与鲜虞军会合后,将荀寅、范吉射等安置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南之尧城镇)。晋国的内战继续扩大成为诸侯国之间战争。

(10)晋军围柏人晋定公22年(公元前490年)春,晋军进围柏人。荀寅、范吉射已失去抗拒能力和信心，便突围出奔到了齐国。

范氏、中行氏离开晋国出逃了。晋国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场内战暂告结束。然而因此引发的晋与卫、齐的磨擦,却持续了好多年。而晋国也因这场内战，使国力受到削弱。此后十年，晋为报复卫、齐、鲜虞援助范氏、中行氏,曾出兵围中牟(属卫)伐鲜虞,侵卫(三次),侵齐,多次发动战争。

3、晋国维护霸权的对外征伐战争

晋国在弭兵大会上与楚国并列诸侯之“伯”,弭兵会后,中原各国两方朝贡，中原各国间的和平维持了四、五十年。晋则趁此时机攻灭了南、北方的戎狄族，扩大了领土。又出兵平定了周王室内乱，安定了周王。但晋国公室日益腐败，六卿专权，对外又失信失礼于各国,到晋定公10年(公元前502年“诸侯唯宋事晋”《左传。定公八年》),晋国只剩下一个臣服之国了。中原诸国,都陆续背叛了晋国，晋国的霸主地位已岌岌可危。为了维护霸权，在弭兵会后五十年，晋国又举行了若千次对邻国的征伐战争。

(1)晋侵郑、卫之战晋定公10年(公元前502年)秋,晋以郑国曾出兵助周王子朝作乱为借口，由荀跞率兵攻入郑国，包围了郑国的虫牢(今河南封丘北),战果不详,大约是无功而罢。由于本年卫灵公朝晋时受到污辱,卫国叛晋,因此,晋军围郑虫牢后,便转兵侵卫。

晋定公11年(公元前501年)秋,齐景公率师伐晋,帮助卫国夺回了夷仪(今河北邢台市西)。晋在中牟(今河南汤阴西)集中了有兵车千乘的一支大军，趁齐军战胜骄傲时，反攻齐军，取得胜利。第二年(公元前500年),晋为报复齐军攻取夷仪,又由赵鞅率军进围卫国都(不去进攻齐军,却来攻卫,显系避强欺弱)，围卫不下,晋军自动撤围。

晋定公15年(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赵鞅与范氏、中行氏的内战,内战扩大到与郑、齐、卫、鲜虞之间的战争,内战削弱了晋国的势力，更加降低了霸权国的地位，但内战结束后，晋又推行其维持霸权的对外战争。

(2)晋伐卫战晋定公22年(公元前490年)晋赵鞅在将范氏、中行氏赶出晋国后,便于是年夏,以卫曾助范氏为由,率晋军伐卫,围中牟(中牟原属赵鞅,后为卫所有)。次年,赵鞅又伐鲜虞,又次年(前488年)晋派魏曼多率师侵卫。晋侵卫遇到卫国的抵抗,并未能臣服卫国。由于吴、晋争霸会盟,齐国反晋,宋、郑战争,晋只好暂时放下征伐卫国，直到6年后(公元前482年)，晋才又开始侵卫。侵卫之战连续三次(前482一前480年)均无战果,到晋定公34年(公元前478年),卫国君位争夺出现不利于晋的局面,晋赵鞅才又出兵伐卫，但因齐国亦出兵干涉卫国君位争夺，晋并未达到伐卫目的。卫国还是依附于齐国，反对晋国。

(3)晋、齐争夺卫国的战争弭兵会后，齐与各小国一同朝晋，成了晋的附属国，丧失了大国地位。五十多年后，到齐景公46年(公元前502年),因齐与鲁之间的争战,鲁向晋求援,晋齐之间又开始了敌对。随后,因卫国的内乱,齐、晋均希望卫国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便展开了争夺战。

晋定公11年(公元前501年)秋，齐景公出兵攻克晋之夷仪，晋以集中在中牟的兵车千乘，趁齐军骄傲松懈之际，攻击齐军，齐军战败,次年,晋赵鞅率师围卫,卫闭城坚守,晋退军。

晋定公15年春,齐、卫派兵渡黄河伐晋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夏,晋发生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内战,齐、卫、郑国干预晋内战,助范氏、中行氏。晋平定范氏、中行氏后,于晋定公22年(公元前490年),讨卫,围中牟。

(4)晋伐齐战争晋定公27年(公元前485年),晋乘吴伐齐之机,出兵伐齐,夺取了齐之犁(今山东临邑南)辕(今临邑西),摧毁了高唐(今山东禹县西南)外城，晋军进至赖(今山东章邱西北)后撤回。

晋出公3年(公元前472年),晋四卿中荀瑶(知伯)执政,荀瑶正欲扩大自己势力，是年夏，以报复齐军侵晋英丘事件为借口，率师伐齐,齐以高无丕率军抵御。荀瑶亲自侦察齐军,马受惊,荀瑶乘势，驱车疾驰齐军阵垒，然后返回。6月26日，晋齐两军战于犁丘，晋军击败齐军，荀瑶亲手俘虏了齐大夫颜庚。

次年4月,晋又出兵伐齐,这次还求得鲁国出兵协助,晋军夺取了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便收兵回国。

(5)晋伐郑战争晋出公7年(公元前468年),晋荀瑶率师伐郑,郑求援于齐,齐出兵救郑,晋师退回。

4、晋国内战与三家分晋

晋国赵氏、魏氏、韩氏将范氏、中行氏赶出国(公元前490年)后，政局稳定了二十多年。其间，赵鞅于晋定公37年(公元前475年)病死,其子赵无恤继立,是为赵襄子。在此前后,荀跞年老,以其了荀瑶为后,荀瑶后称智伯襄子,魏侈(襄子)老,由其子魏驹(魏桓子)接替,韩庚(韩庄子)卒后,子韩虎(康子)立,晋国政操于赵、知(荀入韩、魏四卿之手。

赵鞅死后，智伯襄子为正卿。智伯既贪婪又固执任性，称霸于四卿族中。晋出公11年(公元前464年)智伯率晋师伐郑,攻入郑南里,围郑都城。开始攻城时,智伯命令赵无恤带头攻击,赵无恤回答说:主帅(指智伯)在这里,为什么不自己先进?智伯辱骂赵无恤:又丑又不勇敢，怎么有资格为赵氏的世子?赵无恤回答说因为我能为社稷忍受耻辱，不至于辱没赵氏的宗室。由此，赵氏便与智氏加深了矛盾。晋出公17年(公元前458年)智伯与赵、韩、魏三卿在兰台宴会，智伯戏弄韩虎，并污辱其相段规，引起韩氏对智伯的不满。智伯不断率师征伐他国，屡有小胜，便越发骄横霸道。到晋出公20年(公元前455年),智伯公然要求韩、魏、赵三家将属地割让一块给他。韩虎、魏驹不敢抗拒,满足了智伯的要求,赵无恤不肯割让。智伯便迫使韩、魏两家跟他一起，出兵攻赵氏。赵无恤从晋都绛跑到他的属地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古城营)固守起来，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

晋阳之战围晋阳的智、韩、魏军,多次攻城不克。赵襄子率晋阳赵氏军民,坚守不降,双方相持不下,围城战持续了三年。智伯攻城不克，便引汾河水灌城，晋阳城浸入水中，城墙已被水淹没过半。城内居民只好将锅吊起来烧饭，互相易子而食，赵氏家臣许多已动摇。赵无恤担心晋阳坚持不下去，便派其臣张孟谈秘密出城，活动韩虎与魏驹两家反智伯。两家本来也不满于智伯，便与赵无恤秘约共同反击智伯。晋出公22年(公元前455年)3月某日,赵、韩、魏三家,内外配合,反击智伯。智伯军被击败,智伯被杀死,智氏灭亡。三家遂瓜分了智伯的属地。

韩、魏、赵三家分晋的局势遂成。晋国从此实际上已一分为三了。

晋阳之战，是晋国内战的最后一战，也是春秋时代最后一次城战。此战,守城攻城相持达三年之久,是古代战史中少有的(公元前595一前594年,楚围宋都仅九个月,宋城内已“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双方便盟而解围，围城持续时间不过晋阳之战1/4)。这说明，古代战争，城市如果有完好的防御设备，有充足的物资储备，有军民团结一致的坚持战斗精神，城是不易被攻破的。引河水灌城，是晋阳之战对攻城方法的创新，其后战国时代便利用了此战的经验，出现了引水淹城的几个战例。

六、周王室的王位争夺战争

周王室到春秋后期，周景王25年(公元前520年，鲁昭公22年)死亡后,发生了王位争夺。

周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和他的师傅宾孟(宾起)，很得景王的宠爱，景王宾孟商议，准备立王子朝为王位继承人。刘献公之子刘盆和单穆公(都是周王族的辅政大臣)讨厌王子朝和宾孟，想杀死他们。景王发现单、刘不愿意立王子朝,便想借外出打猎的机会,杀死单、刘。景王25年夏4月到北山打猎时，心脏病猝死，王子猛嗣位。刘分和单穆公为拥护王子猛，于5月4日攻杀了王子朝的师傅宾孟，并与群王子盟誓忠于新王。5月11日,王子朝召集一批旧的丧失职位的官吏及百工匠，会同周灵王、景王的子孙(王族)发难,以听其调遣的周京郊之郊、要、饯三邑的武装,攻击刘盆,刘被逐奔扬(今河南偃师附近)。单穆公把王子猛(悼王妾到自己家中,又被王子还(朝党)接到王城的庄宫。单穆公出奔。王子还与召庄公谋划骗杀单穆公。单流亡外逃，群王子追赶，被单穆公全部杀死(八人)。王子朝见同党被杀,便逃出王城,到了京(约今洛阳西南),单穆公率兵攻京，击败了王子朝的党众。单穆公为了保护悼王向晋国求援，便以王子处留守王城，于7月3日将悼王(猛)转移到皇(河南巩县附近)。王子朝派人攻皇，被击败。悼王的司徒丑率兵攻王子朝党占领的前城，失败，于是百工又叛附王子朝，群起攻单穆公的宫室，被单公兵击败。单公又发动反攻。到10月13日,晋籍谈荀跞率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被晋灭后,改为九州)和临近周京洛阳的焦(今河南陕县西郊入瑕(今山西芮城南入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入原(今河南济源县西北)四邑的武装,前来援助周悼王。单穆公和刘盆不待与晋军会合，便率兵攻王子朝，被王子朝的部队击败。11月12日,悼王天折。其母弟王子句即位,是为周敬王,临时住在周大夫子旅家中。到12月7日，晋援王军才抵阳(今河南孟津县北,黄河南岸),侯氏(今河南巩县缑氏镇)奚泉(今河南洛阳市东南)社(今巩县东北)周王师则位于汜(今巩县东北)解(今洛阳市南、西南)任人(洛阳附近),对洛阳形成半包围态势。闰12月，晋军一部从洛阳以西向东南渡过洛水、伊水、夺取了前城(今洛阳市龙门附近)。29日，晋军及王师对王子朝所在的京邑发起进攻，摧毁了京的城西南角。次年1月1日，晋军与王师又围郊。2日，郊、鄂两地王子朝部均被击溃,随后,周敬王派人请晋军撤走,由王师独自平定王子朝的残部，晋军遂于1月9日撤回晋地。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4月，周敬王军发起对王子朝的攻势。14日，单穆公的部队攻取了东訾(今巩县城西南40里);刘盆的部队攻取了墙人、直人(今新安县境内)。6月12日,王子朝转移到尹(约今河南洛宁县境内)。16日,单、刘两军分两路攻尹,单军先到达,被击败;刘军也退回。19日,召伯奂、南宫极(周二卿士)两部增援尹;王子朝的势力有所增强。单、刘等见王子朝的力量增强，便将敬王移居刘盆的居处狄泉(当时洛阳城外)。24日,王子朝进入王城，敬王兵失势。7月9日,尹辛(王子朝党)部在唐地战败了刘盆军;17日，又败刘军于邦25日,尹辛军又攻取了西闱(今洛阳市区)。27日,辛军又攻蒯(今洛阳市偏西),击溃蒯地刘军。刘军屡战屡败，周敬王又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周王室出现了一国二王的局面。

周敬王2年(公元前518年)1月22日，王子朝移到邬(今河南偃师县南)。3月15日，晋国派士景伯到周王室了解斗争双方的曲直，被询问的人都认为王子朝不对。于是晋国拒绝接待王子朝派去的使者。表示晋不支持王子朝。6月8日,王子朝派部队进攻周敬王的瑕、杏两地，两地守兵被击溃。双方战事暂时停顿下来。

周敬王3年(公元前517年)10月15日，王子朝党尹文公率部东渡洛河,袭击东訾,虽火烧了东訾,但未攻克。战局仍处于僵持状态。

周敬王4年(前516年)4月，单穆公到晋国告急,5月5日,刘部在尸氏(偃师西)击败了王子朝军,15日，王子朝军又在施谷(今洛阳市东)击败了刘军。7月17日,刘盆护卫敬王离开刘宅,于7月底辗转到达滑(偃师南缑氏镇)，晋知跞、赵鞅率师保护周敬王,晋军一部控制了阙塞(今洛阳市南龙门),待至10月16日,周敬王在晋军支援下开始反攻，经过攻克郊、尸之战后，于11月11日，晋军攻克巩。王子朝内部之召伯盈见势不利，便倒戈逐王子朝，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和召氏、毛、尹、南宫氏等携带周朝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周敬王15年，王子朝被敬王派人杀死于楚国)。周敬王得入王城，晋军留成般率领一支部队卫戍周王，便撤军回晋。

周王室争夺王位之乱，经过五年的战争，终于以王子朝失败出逃而告终。周敬王虽保住了王位，但本已局促一隅的周王室，经过五年战乱,更加残破不堪。周王朝的天子威信,更加低落;王室的保持,更加依赖于晋国。周敬王五年,晋范献子(范鞅)会宋、卫、曹、邾、滕诸国之大夫于扈，决定由各国派人参加修筑周王城。过了五、六年后(前510年)，各国才派出役徒修筑周王城。

周敬王16年，王子朝的余党儋翩又借郑国的帮助兴兵作乱，周敬王又被赶出王城,次年,晋又派兵送敬王回王城。次年,敬王的大夫单武公等率师讨伐了儋翩党徒，才把敬王的王位稳定下来。东周小王国的王位之争，方告结束。

七、鲁国的内外战争

(一)三桓争夺鲁国政权

鲁国在春秋初期，鲁桓公(公元前711一前694年)有子四人:太子同,次子庆父,三子叔牙,四子季友。桓公死后,太子同继位为庄公，另三子均为公族卿大夫。庄公夫人哀姜无子，哀姜妹叔姜生子名开,庄公爰妾孟女生子斑(般),庄公想立为君。庄公32年病，为定继位人，先找其二弟叔牙询问，叔牙说庆父(庄公长弟)有才，可以继位;庄公又找三弟季友问,季友(亦名成季)主张立庄公喜爱的子般，庄公告诉季友，叔牙主张立庆父，季友于是以庄公命令召叔牙到鋮巫(鲁大夫)家里待命，暗中令鋮巫以鸠酒强迫叔牙喝下去,将叔牙毒死;然后,立叔牙的儿子为叔孙氏。这样除掉了主张立庆父的人。8月,庄公死后,季友便立子般为君,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本拟立叔姜(哀姜之妹)子开为君，却被季友抢先立了子般,庆父(亦名共仲)便使人刺杀了子般。叔牙(成季)怕杀,出奔陈国，庆父于是立叔姜子开为鲁君，是为闵公。庆父执鲁政。闵公2年,庆父欲自立为君,便使人刺杀了闵公。闵公弟申出逃到邾(今山东费县南)。外逃的季友(成季)得知后,从陈国赶到邾,陈国是季友的舅亲,陈出兵助季友,庆父恐惧,出逃到莒国,于是季友便辅佐申回鲁，立为鲁君，是为鲁僖公。哀姜恐惧，奔邾。季友(又称公子友)用贿赂的办法向莒国要回庆父，并逼迫庆父自杀。季友被鲁僖公赐给汶阳之田和费。这样，季友便成了鲁国的主政。庆父虽死，但他的家族仍为鲁国的贵族。此后，季友的家族便称为季氏;庆父的家族因其子公孙敖为孟献子，故其后称孟氏;叔牙的家族便称为叔氏;后来,庆父、叔牙、季友的孙子继承其家族的权位,便被称为仲孙、叔孙、季孙。这三个家族都是鲁桓公的庶子，是鲁国的公族此以统称“三桓”三桓世代为鲁卿,是有权势的公族,他们依仗权势，不断的聚积自己的力量，逐渐成为操纵鲁国政权(特别是立新君)的三大贵族集团。到春秋中期，鲁文公(公元前626-609年)时,三桓的第三代把持政权,仲孙氏(庆父族)的文伯、惠伯(庆父之二孙),叔孙氏(叔牙族)的叔孙得臣(也称庄叔,叔牙之子孙),季孙氏(季友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称季文子),是三桓的代表人物。鲁文公死后,在立新君问题上,三桓发生分歧,襄仲(仲孙氏)与文公的次妃敬赢勾结，立了敬赢子佞为宣公，并杀了文公长妃的两个儿子。因为叔仲(叔孙得臣)不同意,襄仲又把叔仲杀死,而封其子为叔仲氏。鲁宣公既由襄仲扶立，政权便主要掌握在襄仲手里。但叔孙、季孙两家仍为鲁卿,参与鲁政。到宣公末年,襄仲之子公孙归父(襄仲已死，归父继其父受宠于宣公)感到公室受公族势力威胁，想帮助公室去除三桓。季文子却趁归父去晋朝聘，而宣公又死去的时机，把公孙归父的家族驱逐出去，公孙归父被迫出奔到齐国。于是鲁国的大权转到了季氏(季孙)手里。季文子(季孙行父)为鲁国正卿“相三君”《左传。襄公五年》),即鲁宣公、成公、襄公三世，三十多年。季孙行父死后由叔孙豹(叔孙穆子)继为正卿。

(二)三桓三分鲁军

鲁襄公11年(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季文子之子)提出将鲁军改编为三军,由三桓各掌一军,他不告诉鲁襄公,而要叔孙豹(掌军政的司马)执行。于是三桓盟约,分鲁军为三,三桓各有一军,三家分别将其原有的私属军队与分得的公室军队合编成军，并各自实行自己规定的军制。鲁国的君权，已开始被三桓瓜分了。

(三)鲁掠莒

三桓三分鲁军后，季孙氏乘弭兵会议(鲁襄公27年,公元前546年)后,诸侯国间形势缓和的时机,侵伐邻近小国,扩大鲁国也是季氏的势力范围。他首先于鲁昭公元年出兵攻莒，夺取了郓(今山东沂水东北五十里);又于昭公4年,攻取了郸(莒地,今山东枣庄市东七十里);昭公5年击败了莒师于泉(莒、鲁交界地)昭公10年,再攻莒,夺取了郠(今山东沂水境内)。

(四)三桓四分公室

在对外用兵侵略的同时，季孙氏又带头由三桓“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即将鲁公室的郊、遂(都城郊区),分为四区,季孙氏占有二区,叔孙氏、孟孙氏各分一区。三家在所分地区内,将奴隶改为自由民,各自征军赋或田赋,仅以一部分贡纳鲁君。这样,三桓继“作三军”廿五年后，便进一步瓜分了鲁国的君权。

(五)反三桓内乱

鲁昭公25年(公元前517年),由于季孙氏专鲁政,招致另一些贵族(局氏、臧氏、孟氏)的怨恨。鲁昭公想利用贵族之间矛盾,借郡氏、臧氏力量除掉季氏，于是以郈、臧两族武装发动对季氏的攻击,季氏陷入危急状态。叔孙氏见季氏危急,深怕季氏灭亡,三桓都将不保,所以便起而助季氏;孟氏也来助季氏,三桓联合起来,击败了邱;氏、臧氏，鲁昭公便和郈氏、臧氏一起出逃。投奔到了齐国。

(六)齐鲁之战

齐景公接待了鲁昭公，允许划齐国的一块地方给鲁昭公居留，随昭公逃出的子家子(羁)怕昭公不得再为鲁君，劝昭公不同意留齐，设法到晋国去。在活动去晋未成时，齐景公便以送昭公回鲁为名,出兵伐鲁,齐鲁战争爆发。

齐景公亲自率兵攻鲁，齐军于鲁昭公25年(公元前517年)12月，进围鲁国北部边境城邑郓(今山东东平县城东南)，次年1月，攻占了郓。

齐军攻占郓后，鲁昭公以郓本是鲁地，便由齐迁到了郓。为了武装护送昭公回鲁复位，是年夏，齐军由公子詛率领继续向鲁都前进。鲁国成邑(今山东济宁东北)大夫公孙朝(孟孙氏邑宰)请示了季平子(鲁此时由季平子主政)决定据成邑抵抗齐师。公孙朝使人到齐军去佯称成邑已经不起战争破坏了，愿意归降齐国，引诱齐军包围成城而不攻。齐军围城时，公孙朝派兵袭击了齐军在河中饮马的兵士，然后使人告诉齐军，这是为了稳定成邑人心，不使人民怀疑准备投降而逃亡。在做好成邑守城准备后，公孙朝又使人告诉齐军，说城里人都不愿意投降，要求抵抗。于是成邑守军便出城与齐

军交战。双方在炊鼻(约在今宁阳境内)地方展开战斗。经过以弓箭对射，互有伤亡。由于齐军并不想真心与鲁三桓作战;而鲁三桓间虽有矛盾,但因驱逐昭公、抵抗齐军是一致的,所以,齐军便解成围而回。齐、鲁此战便暂告结束。

由于齐军占据着鲁国的郓邑，鲁昭公又以郓为复位的据点，而宋、卫等国又在活动晋国设法让昭公复位,因此,鲁便由孟懿子(孟氏子孙)和季氏家臣阳虎,于次年(鲁昭公27年,公元前515年)秋季,率兵攻郓。鲁昭公的士卒被击败于郓城附近的且知。

郓城虽未为三桓军攻击，但鲁昭公已吓得不敢久留于郓;而齐景公又瞧不起昭公，因此，鲁昭公便想到晋国避难，他想让晋国以国君之礼仪迎其到晋都,却遭晋君(顷公)拒绝。晋仅让其住到晋国境内的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距郓约150公里)。这样，鲁昭公便只好在齐、晋之间的郓与乾侯过流亡生活。他为了讨好齐君，使人将仅有的一点宝物献给齐景公，齐景公才又将齐国的阳谷让给鲁昭公。五年后(公元前510年),鲁昭公死于乾侯。季平子立昭公弟公子宋为鲁君，是为鲁定公。鲁定公5年(公元前505年),季孙意如死亡，季氏家臣阳虎开始作乱。次年，阳虎迫使定公及鲁贵族与之盟于周社、毫社。同时,由季孙斯、仲孙忌,率鲁师围郓。又次年(公元前503年)。齐国把郓归还鲁国，阳虎遂进据郓以号令鲁国，俨然成了鲁国的主宰。是年秋，齐国以鲁国内乱，便又以国夏率师伐鲁,鲁阳虎与季、孟二氏军队准备夜袭齐军,为齐军发觉,设埋伏以待。鲁军察觉齐军有埋伏，便放弃夜袭计划，双方遂不战而还。

次年(公元前502年)1月，鲁又出兵侵齐，进到阳州(山东东平北境)城门前，由于士无斗志，经过一场交战，鲁军便撤回了。2月,鲁军又出动攻齐,进至廪丘，攻破外城郛),齐守军出击,鲁军败退。是年夏,齐为报复鲁军的进攻,便派国夏、高张率师进攻鲁国的西部边境。由于此时齐已背叛晋国,鲁国则尚宾服于晋,因此,晋国出丘救鲁。晋军未到，齐军便已撤同，战争斩停。

(七)阳虎作乱

阳虎利用鲁国贵族间的矛盾，主要是某些人对主政的季孙氏的不满，阴谋纠合不满分子推翻三桓的统治，由他自己代替孟氏，以叔孙辄代替叔孙氏，以季寤代替季孙氏。他们计划利用十月祭祀祖先的机会,杀死季桓子,孟孙事先得到了消息,作了准备,到了祭祀日，阳虎陪同季桓子到祭地去，季桓子已察觉了阳虎的阴谋，便在车上说服了御者，趁机转入孟孙氏家中。阳虎劫持着定公和叔孙氏之武叔，攻击孟孙氏。成宰公敛处父率领成邑人协助孟孙氏击败了阳虎。阳虎率其徒众北上占领灌(今山东宁阳县北偏西)和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割据反叛。

鲁定公9年(公元前501年)鲁军伐阳虎。阳虎火烧成邑的莱门。鲁军惊慌。阳虎乘机冲出成邑，投奔齐国，煽动齐国出兵伐鲁。齐景公有意出兵，被齐卿鲍文子说服了，不仅不出兵，反将阳虎囚禁起来，但阳虎用诡计骗齐君将其囚禁地定在西境。阳虎遂乘机逃脱，投奔到晋国赵氏门下。

(八)堕三都引起的内战

阳虎的叛乱暂时平息了。次年(鲁定公10年,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境内),孔丘相鲁定公。经过斗争,总算达成盟约:齐、鲁和好。会后,齐国归还了占据鲁国北边的土地。但鲁国内的***，仍在继续。叔孙氏因继位人的确立而引起了攻杀，其采邑郈马正(官吏名)侯犯,奉武叔的密令杀死公若(因公若不同意立武叔),然后侯犯据郈邑反叛，武叔懿子以兵围后，不能克;便请来齐***队再围后，仍不能克，最后用计谋才将侯犯赶出邱邑，逃奔到齐国。

三桓的采邑费(属季孙氏),后(属叔孙氏)成(属孟孙氏),都发生过邑宰据邑抗拒三氏的事件。侯犯据郈反叛，更加使三桓警惕起来。季氏宰(家臣首领)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便乘机推动三桓拆毁三都(邱、费、成三个采邑)。叔孙氏首先拆毁了励城。季孙氏要拆毁费城时，费邑宰公山不狃和不得志于叔孙氏的叔孙辄，率领费邑徒众袭击鲁都。鲁昭公和三桓首领躲进季氏之宫，站在武子台上指挥抗击。费兵攻不上台,只好用箭射。仲尼(孔丘)此时为鲁国司寇,便指派两名大夫率兵下台反击,将费兵击退。费宰奔齐,鲁遂拆毁费城。三都中的两都已毁。临到要拆毁成城时，成宰鼓动孟孙不拆，于是冬十二月，鲁定公便率兵围成，攻城不克。遂作罢。

这就是鲁国“堕三都”事件引起的内战。这实质上是三桓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

(九)子贡说吴伐齐救鲁

鲁定公于15年病死,其子蒋被立为鲁君,是为哀公。鲁国政仍操于三桓手中。哀公5年,齐景公死,齐国内乱,陈乞杀新君茶,另立阳生为齐悼公，陈乞专齐政。鲁哀公8年，齐国以悼公娶鲁委康子之妹未成为因由，派鲍牧率兵攻占了鲁国的謹(山东宁阳西北)、阐(宁阳东北)二邑。齐还派人到吴国活动吴出兵与齐联合伐鲁。

孔丘这时虽已不被任用为政，但出于爱鲁国之心，便遣其弟子子贡出国进行外交活动。子贡先到了齐国,说田氏(齐执政)。他先用反话对田氏说，齐国伐鲁难，伐吴易。而列举的事实却是吴强鲁弱。田氏听了很生气,对子贡说:大家说是难的你却说是易;大家说是易,你却说成难,这不是颠倒是非吗?子贡解释道:我听说凡是有内忧的,应当对外攻强;有外患的应当攻弱,现在你的忧患在内;你所以三封而三不得成，就是因为国内有大臣不支持你(指鲍氏，晏氏)。你攻鲁国固然容易取胜，可是取胜后，徒然增加齐君的骄傲，帮助了反对你的大臣们立功受宠(因齐出兵必由旧贵族鲍氏等指挥),这样,与你争权的势力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但如果伐吴,则吴强，齐军将被击败。那时齐国出征的大臣或战死或被俘，军队会被击溃，齐君会陷于孤立，那样一来与你争权的力量不就大大削弱了吗?子贡这一番有利于田氏夺权的说辞，立即打动了田氏的心。田氏高兴地说:这个策略好,只是我已使齐军出动了,怎么办?子贡说;你可以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等我到吴国说服吴王出兵救鲁伐齐，你就可以使齐军迎战吴军。田氏答应了。

子贡到了吴国，说吴王夫差。夫差正谋划联齐伐鲁，子贡以伐鲁与吴称霸不利,而伐齐救鲁,乃敌强(齐)济弱(鲁),才是争霸的上策;齐是大国,战胜齐,泗上(今苏、鲁、皖交界地区)诸侯都将服从于吴;吴挟持战胜齐国之威势,降服泗上诸侯,即可以服强晋。这样，“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才是有利于吴国称霸的决策。吴王夫差正梦寐以求的想要称霸中原，子贡的这一说辞，正中其心怀。只是夫差对越王勾践的报复企图存在顾虑，便答应等待征服了越国以后再伐齐。子贡以鲁国等到吴灭越时便会被齐国灭了，进而说吴王:既然吴王正以“存亡国,继绝世”相号召,而越小齐大;伐越岂不显得欺小怕大?因此，不如存越以表示吴王的仁慈出兵救鲁伐齐，威逼晋国,则诸侯必会相率朝吴,那样,霸业就可以成了。子贡为解除吴对越的顾虑，又对吴王说，如果吴王实在不放心越国，他可以去劝说越王,让越王出兵跟随吴王从征，名为从征,实为空越。吴王夫差听了很高兴，便答应了子贡的请求。

子贡遂即到了越国，他对越王勾践开门见山地说:我去劝说吴王出兵救鲁伐齐，吴王本来答应了，只因为他顾虑越国，所以对我说,待伐越后再救鲁伐齐,这样一来,越国可就危险了,大凡没有报复别人的心思，却叫别人疑惧，那是很笨拙的表现，有报复别人的心思，而预先让人家知道了，那不就完了吗?计谋还没有开始实行便被人家了解了，那是非常危险的，这类现象，是举大事最忌讳的。勾践被子贡说动了，向子贡透露了他报仇灭吴的意图，子贡因势而利导之，他揭露吴王夫差的弱点，指出夫差施行的是摧残国家的政策,据此,他为勾践策划:出兵助吴王以促其骄狂,送贵重宝器以取悦于他，用卑辞奉承使其放心，这样吴王一定出兵伐齐。如果吴王战败，那正好是越国的福气;如果战胜了，吴王一定会以兵威逼晋国。我去劝说晋君，使他与越国联合攻吴。那样，吴***队的精锐都箝制于齐国;吴国的甲兵必然陷入与晋国的战争，这时越军从背后乘吴军疲惫而攻之，灭吴是不成问题的。勾践很赞赏子贡的建议,高兴地答应助吴伐齐,为了报答子贡的献策,勾践还以重金、兵器赠送子贡，子贡谢绝了，便回报吴王夫差。子贡帮勾践说了一些如何惧怕吴王，而又感谢吴王放他回国的话，使夫差消除对越国的顾虑,五日后,勾践便派大夫文种到吴国朝拜,贡奉以兵器,并表示勾践愿意亲自为吴王伐齐的前锋。夫差很高兴，他又询问子贡，勾践亲自随吴军伐齐好不好?子贡教吴王只收下越国的礼物，允许越国出兵就行了，不宜让越王从征，夫差按子贡的意见办了，对越国的后顾之忧表面上解除了;吴王夫差便发全国吴军北上伐齐。

子贡说吴伐齐的目的达到后，便又到晋国，说晋备吴。他告诉晋君,吴齐将战,吴如战胜,必然兵临晋国。晋必须早做准备,晋国相信子贡的话，修兵备战，预防吴军。

在子贡的外交活动下，齐国因准备对吴战争，便在侵占了鲁国两邑(謹阐)后停止了战争。鲁国得免于齐国的攻灭。

(十)齐伐鲁城郊之战

两年后(公元前484年)),由于鲁国于去年曾会同吴国出兵攻入齐国的南部边境郎邑，齐遂由国书率师伐鲁。齐军在清(今山东长清以南)地集中，鲁国季孙得知齐军集中后，判断齐军要进攻鲁国,便着急了,忙找他的宰(家臣首领)冉求(孔子的弟子)征求对策。冉求提出你们三家(即三桓)分工，一家负责在国内防守,两家随鲁君迎战于国境。季孙提出在边境迎战不行。冉求说:那就在近郊应战。季孙就把冉求的意见告诉了叔孙、孟孙,叔、孟不同意,冉求又建议,由一家率兵,在城外背城而战。并指出,鲁国“群室”即公室的各族)的兵车合起来比齐国多，只季氏一室的兵车即足以敌齐有余。孟孙、叔孙所以不愿战，乃是因为季孙掌握着鲁国的政权，既然季孙持鲁政，那么如果齐国来攻而鲁不能战，岂不是季氏的耻辱吗?这样还能够与他国并立吗?季孙于是带冉求入朝，叫冉求在宫室外等侯,武叔(叔孙氏,名州仇)望到了,便召冉求,问他对齐作战的意见。冉求用讽刺的话语回答武叔，武叔受了刺激，感觉到了冉求瞧不起他,讽刺他“不成丈夫”,因此回去召集他的车兵,准备抗齐作战。鲁军不敢前出国境迎战，便准备在都城的门外应战。季孙氏有甲兵七千，由冉求率领为左师。冉求又把武城的地方步兵300人，编为自己的直属部队，孟孺子浅(孟懿子之子，后称孟武伯)率孟孙氏的军队为右师。鲁军以老幼守宫;将主力左右师列阵于雩门外。左师在前,右师在后(因孟孙氏不愿战),以待齐军。

齐军于1月5日从稷曲(鲁都郊区某地)向前推进。在齐师接近鲁师时，季孙下命鲁师前进迎敌。鲁师阵前有沟，部队到沟边都不肯越沟前进，为冉求驾御战车的樊迟提议，下命令部队听号令越沟前进,号令三次不进的罚。冉求如法发令,并率先越沟前进,左师遂全部越沟冲向齐军，并全部用矛战斗(当时车兵本以戈为主要兵器),得以冲入齐军阵内,展开了搏斗。而孟孙氏之右师,本来不愿参战，故与齐军接战后便败退下来，向城内奔逃，齐军立即发起追击,渡过泗水(经城北、西、南流),逼近鲁都城。幸由于冉求率左师冲入齐军阵内，斩获甲首八十，齐军队伍被击混乱，才停止了进攻。当夜,侦察报告齐军撤退了,冉求请求追击,季孙不同意,齐军遂从容退走。齐鲁城郊之战遂结束。

这场战争是齐国干涉鲁国内战的继续，也是齐国内部阶级斗争以对外战争形式的继续，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对外战争以达到其夺权目的而发动的。这场战争双方使用的兵力数量不详，从鲁国季孙氏出动甲士七千、徒卒三百推测，鲁季氏、孟氏两族出兵当为一万多人。按冉求所说季孙氏一家的兵车即敌齐军有余，则齐军当不足万人，兵车约各在千乘以下。

此战，以鲁国的总兵力而论，完全可能全歼入侵的齐军，但由于鲁***队、政权已为三桓分割,三桓各自保存势力,不肯力战,所以齐军虽兵力有限，却可能长驱直入。幸亏季氏宰冉求力主抗战，并说服了季氏，激发了孟氏，才使鲁国得免于不战而降。在作战时又幸赖冉求勇敢地率师力战，又将战场改选在鲁都城郊，才得以一战胜齐。齐军战败夜问退却，倘依冉求的建议发起追击，鲁军的胜利战果还可扩大。冉求军在此战中以用矛格斗取胜，这在古代车战中也是一项创举。齐国此战的失败，一是由于轻敌;二则出于子贡说齐时的考虑，胜鲁不利于田氏的夺权斗争，其所以发动这次侵鲁之战，只是为了报复鲁国去年出兵助吴伐齐，带有惩罚性质，并不打算与鲁国决战。

(十一)随吴伐齐(艾陵之战)

齐鲁城郊之战后四个月(前484年5月)吴国便大举出兵伐齐。吴、齐两军进行了艾陵会战(已详本节“吴王夫差争霸战争”)。鲁国加入吴国伐齐战争，得到了吴王夫差赠与的战利品一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鲁国总算借助于吴王夫差的势力大胜了齐国一次。

(十二)鲁因势而得存

艾陵战后第二年，鲁国当政者三桓之一的季康子改变赋制，废丘赋(以丘为征赋单位),行田赋(以亩为征赋单位),增大了征赋数额,同年,吴王夫差召集鲁、卫国君及宋卿皇瑗会盟于郧(今山东莒县南),鲁已成为吴国的附属国了。然而,时隔不过一年,越王句践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诸侯争霸主于黄池时，发动了伐吴战争，吴国的势力迅速退缩回江南。越国随后灭吴称霸，鲁国也随之由依附于吴国转而依附于越。同时齐国于艾陵战败后，发生了陈恒杀简公,专齐政事变,继后陷入田(陈)氏代姜氏的政权更替斗争,无暇顾鲁。晋国不久也陷入六卿争夺的内战乱局，逐渐失去霸主地位。鲁国在此种外部形势下，随时调整着自己的对外政策，勉强维持了“独立”地位,直至进入战国时代。

八、宋国内战

(一)华、向发难公族争战

宋国从春秋前期公室内部即形成戴族、庄族、桓族三个贵族集团。戴族是宋戴公(公元前799一前766年)的子孙;庄族是宋庄公(公元前709一前692年)的后代;桓族是宋桓公(公元前681一前651年)的后代。他们虽都是一个祖先，却因嫡庶关系及君位继承问题而各自结党聚众，争权夺位，其中戴公之孙华督父杀宋殇公立宋庄公(公元前710年)掌握了宋国执政大权后，华氏族便成了左右宋国政局的主要势力。到春秋中后期，宋元公(前531一前517年)在位时，戴族的华氏之后华亥、华定等及桓族的向氏之后向宁等，为宋元公所恶。华氏、向氏害怕宋元公杀他们，于是便在元公10年(前522年)由华定、华亥与向宁共谋诱杀元公的亲信公子寅、公孙援等六人,诱禁另两人,宋元公亲往请求释放,华、向不仅不同意，还劫持了宋元公，迫使宋元公用太子栾和母弟辰及公子地当人质,与华、向盟约。华、向也用华亥向宁、华定各一个儿子为人质,与宋元公互质。亲宋元公的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鄉甲等人,害怕被杀,逃亡到了郑国。同时,这些出逃的贵族,使其徒众(家兵)由公子城指挥攻击华氏,双方战于鬼阎(今河南西华县东北)。华氏战胜，公子城失败后奔晋。

宋元公每天都去看望被当做人质拘留的儿子，见到儿子受苦，便决心用武力解救。十月十三日,他首先杀死了华、向的人质,遂即发动向华、向的进攻,华、向氏措手不及,被击败出奔。华、向奔陈华登奔吴。留在国内的华、向族人放回了宋元公为质的人，宋国内乱,暂时平息。

(二)引来外军吴、齐参战

第二年(公元前521年,鲁昭公21年),宋元公听信了御士(驾车的)的诬告，误认为华氏留在国内的华軀等人要勾引外逃的华、向等回国谋反，便使人告诉华貌的父亲司马华费遂，要他处置其子华軀。华軀发现将被驱逐,便挟持其父司马举事,召集华、向等人返回。六月十九日,以南里(宋城南、华氏居处)为据点,公开反叛。华氏武装占领宋城的桑林门及旧城,扼守起来。到十月,华登(去年出奔吴国)引来吴军援救华、向氏。

此前，齐国应宋公的请求，派齐大夫乌枝鸣率领一支齐军卫戍宋都。在吴军到来时，宋国厨邑大夫濮向宋元公建议，乘吴军远来，人员疲劳,阵列未定的时机,先发制人。宋元公采纳了濮的建议,便令宋军和齐军迎击吴军。10月17日,宋齐军在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以东迎战吴军。双方在鸿口(今河南虞城西北)交战。吴军果因远道而来,人员疲劳而又未占领有利阵地,致为宋、齐军击败;吴军两帅(公子苦偃州员)被俘。正当宋、齐军为胜利而高兴时,华登收集败退的吴军，突然反攻宋军，将宋军击败。宋军退回睢阳城下，宋元公一见宋军战败便动摇起来，想出奔外国。厨邑大夫濮劝住了他，请他等待一下，于是濮便将宋、齐军集合在都城扬门(东门外,他巡视部队,并对宋、齐军说,拥护宋公的都请挥动起旗帜来。部队便都把旗挥舞起来，表示服从宋元公。宋元公从扬门上望见后,便下城出巡部队。他对部队鼓动说,宋国如果被灭亡了,不仅是我个人的耻辱，也是大家的耻辱。齐将乌枝鸣对宋元公说，用少于敌军的兵力作战,最好是齐心合力、拚死搏斗;齐心合力、拚死战斗,最好放下长兵,使用短兵,敌军兵多,我军兵少,请允许我军全部用剑格斗。宋元公同意了。于是齐、宋军全部将戈、矛等长兵器放下,抽出剑来,与吴军进行近战格斗,吴军敌不过宋、齐军的勇敢拚搏,便败退下来。宋厨邑大夫濮为鼓舞宋、齐军勇敢追击,并动摇敌人士气，便用衣服包裹了一个敌人首级，背在身上，边走边喊，“华登捉到了!”宋军在他的鼓动下追击更加勇猛,直到把吴军赶进华氏的据点一-新里。宋军与吴军又相持起来。

(三)多国出兵扩大战争

11月4日，出奔到晋国的公子城(支持宋元公的)请得晋军来到宋国。同时，由曹国大夫翰胡率领的曹军，齐国大夫率领的齐军，卫国公子朝率领的卫军,也都相继赶来援助宋元公。宋、晋、齐、曹、卫五国联军会合后，于11月7日在赭丘与华氏军展开交战。双方经过激战，华氏军大败，联军进围南里。华亥对华豹说:完啦!我们要成为晋国的栾氏了!(此前，晋国栾氏反晋被消灭)华豹安慰他说:别惊慌,打不赢还可以逃亡嘛!华氏诸人遂计划去楚国求援,他们决定派华登去，由华乳率领兵车15乘、步兵70人，护送华登冲出包围圈，到了楚国。楚平王答应了华氏的请求，决定派蒍越率师援华。

(四)楚纳叛臣结束战争

苏越率楚师开进宋地，便派人去见宋元公，对宋公说:楚王听说宋国出了“不令之臣气不好的臣子),楚王愿意将他们接纳到楚国加以惩戒。宋元公以楚君是否愿意帮助乱臣反君为辞，拒绝了楚使的要求。楚正以助臣反君为不义,感到进退维谷时,晋、齐等国援宋的将帅们都害怕楚军恼羞成怒动起手来，从而被楚军打败，于是，便一致同意放华氏被围人员出走楚国，以避免与楚军决战，这样，也算达到了为宋除害的目的。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宋元公只好同意了楚国的要求，放华氏族人出奔到楚国。

宋国这场内战，在外国干涉下，以放走叛乱者而告结束。

宋国这场内战是由公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的一场争权战争，内战先后持续了三年之久。内战一经爆发，便引来了外国武装干涉，内战便变成了外战。这是当时各国关系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中出现了一种用剑格斗，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现象。按一般战斗规律应是长兵器优于短兵器，持长兵器的军队应胜于持短兵器的，为什么持长兵器且兵多的吴军，却败给了持短兵器兵少的齐、宋军呢?古文献对战斗情况未作记述，难于从战斗过程中了解其原委。仅就前述战前宋齐军的对彼此情况的判断和战斗决策来看，一是由于吴军远途长征,兵力疲劳,进入宋境后,未及整顿休息,便被迫投入战斗;二是宋、齐军是本土作战,以逸待劳,且系利用吴军处于行军疲劳状态发起反攻的;三是战场选在宋都远郊外的野地，吴军处于运动状态，而又无城邑可据守，宋军则有从埋伏中突然袭击吴军于运动中的可能性;四是持短兵器的士卒战斗动作的灵活性优于长兵器的士卒，在对方未列阵或队列不整的情况下，或对方战阵有空隙时，短兵者得以乘隙近迫长兵者，就有以短胜长，击败敌人的可能性;五是短兵器格斗必须勇气胜过敌人，敢于死打硬拚，这也就是乌枝鸣战前所说“用少莫如齐致死”的道理。

九、郑宋战争

春秋后期，宋郑两国在弭兵会上已被晋、楚两霸国定为共同的服国，同时向两国朝贡。两国和平相处五十多年。在此期间，郑国在子产治理下，内外政策比较妥善，郑国政局比较稳定。子产死后，郑国发生了奴隶暴动,被郑大叔(主政)以步兵攻灭于萑符地区。到郑献公10年,公元前504年),郑才又卷入列国争战(郑趁楚为吴攻破,出兵灭许),但郑、宋关系尚未恶化。与此同时,宋国国内在安定了二十年后，出现了内乱，无暇对外争战，到宋元公9年(公元前523年),宋开始侵略小国邾,并强迫附近小国会盟。但次年宋国便爆发了内战,并扩及齐、吴等五国,继续达数年。

公元前495年(鲁定公15年)宋郑开始发生战争。

原来在宋郑两国间有一片荒地，纵横约有数百里，其中有六个居民地一弥作、顷丘、玉畅、强、戈、锡(约在今河南杞县、通许、陈留之间地区)，在郑子产为政(公元前543一前522年)期间,郑与宋商定，两国都不把这片荒地据为已有，到郑声公4一5年,宋景公20一21年间(公元前497一前496年)，因宋国内部公族间矛盾斗争出奔到外国的公子地，流亡到了郑国，郑国为了取得宋国一处地方,安置宋公子地,便于郑声公6年,派郑罕达率兵侵犯宋国;宋国举兵抵抗,双方在老丘(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东北交战,宋军战败。郑军夺占了两国间荒地中三个居民地一虽、戈、锡,作为安置宋公子的地方，这就引起了宋、郑间的战争。

老丘之战后，正是南方吴越争战，北方晋内战扩大为晋、齐、郑、卫之战之际。郑罕达率师护送齐援范氏粮车在铁遭晋军击败。七年后，到宋景公29年,郑声公13年(公元前488年),宋借口郑国背叛了晋国，便派皇瑗率师侵郑。侵郑结果不详。是年秋，宋又出兵围曹，郑认为曹国如果被宋占领，对郑国不利，于是便出兵救曹，救曹郑军入侵宋国，宋军被迫由曹国撤退。当宋军开始撤退时，曹国人辱骂宋军。宋景公恼怒,停止撤退,回师攻曹。次年春(公元前487年)宋军攻破曹都，俘虏了曹君阳，将其杀死，灭亡了曹国。宋国打了个胜仗;郑国未能救成曹国。

公元前486年春,郑罕达的宠臣许瑕求得一采邑,罕达没有地方给他。他便请求罕达从外国夺占一地。罕达竟然答应下许瑕的要求,许瑕率郑师包围了宋国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宋景公派皇瑗率兵救雍丘。皇瑗军包围了围雍丘的许瑕军队。宋军并不攻击郑师，而是沿包围圈修筑堡垒。筑垒工程是分段进行的，每天修筑成一段,便改筑另一段。几天后,宋军便将郑师用堡垒围困起来了,郑师见被反围，吓得哭起来。郑罕达率兵来救，又被宋军击败。二月十四日，围雍丘的郑师被宋军消灭，宋军又打了一个胜仗。

雍丘之战，开创了古代战争中援救被围城邑的新战法。这就是援军从外线包围围城的敌军，采用筑垒方法，构成堡垒包围圈，使本属外线包围城邑的军队处于内线被包围中，为守军与援军内外夹击战败之。

郑军的被消灭，说明指挥者的愚蠢。当发现对方援军采取筑垒包围时，应即放松围城，集中兵力，采取攻势，打败援军的包围圈。在战势已呈不利状态时，应趁对方堡垒线未筑成前突出包围，摆脱被动。郑军指挥不知审时度势，采取争取主动的对策，以致陷于内外线包围夹击中，全军覆灭。

宋军雍丘取胜后,又于是年夏季,由宋景公率军伐郑。次年(前485年)夏,宋又一次出兵伐郑,两次伐郑战果均不详,大约是无功而还。

宋景公34年(公元前483年)9月，宋派向巢率军伐郑，夺取了郑于12年前夺占去的郑宋间荒地中之锡，杀死了被郑安置于此的宋国流亡的公孙，又包围了强。11月，郑罕达率师救品,28日,郑师包围了宋军。宋派向邕率兵救援,郑罕达宣布:捉住向魁的有赏，向粒得知，吓得弃军逃走。被围于虽的宋军将领向巢，也弃军潜逃。宋军失去指挥，郑军遂将包围于强的宋军消灭。

郑军总算报了雍丘被消灭之仇。

宋军被消灭后，郑军也撤退了。郑、宋两国间荒地及六个居民地,便又空起来了。郑、宋两国之间战争,也就告一段落。两国关系又处于和平相处状态，直到战国中期，郑灭于韩，宋灭于齐。

十、齐国的对外战争

齐国在弭兵之会后第二年(公元前545年,鲁襄公28年,齐景公3年,晋平公13年)，即与七小国国君一同去朝拜晋君，这些小国是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其中除了北燕是较大的国家外，余均为南近楚国的一些小国。齐本是春秋中期的霸国，至此已降低到与白狄、杞、胡、沈等小国的同等地位。但齐对弱小国家仍然不放弃其霸权政策。不过由于国内***,力不从心,已无力征服他国,故只能利用他国内乱的机会，出兵干涉，以求树立亲己的他国政权。

(一)齐兵伐燕

齐景公9年(公元前539年)，燕惠公要用他宠爱的人代替已有的卿大夫。大夫们联合起来，杀死了惠公的宠臣，惠公吓得出逃到了齐国。到齐景公12年，齐国得到晋国允许和晋国共同出兵伐燕,送燕惠公回国复位,遭到燕***队的抵抗。燕惠公复辟不成,燕已立新君悼公。燕悼公贿赂齐景公，并嫁女于齐，齐遂撤军，媾和，五年后，齐又派军送燕惠公回燕，在燕国南境的阳邑(约在今河北文安、大城间)寓居。

(二)齐兵伐徐

齐景公22年(公元前526年)2月，景公率师南下伐徐，取道莒国,郯国,进抵蒲隧(今江苏睢宁西南),徐君以甲父鼎贿赂齐景公求和,景公答应了,便召集徐、莒、郯三小国国君会盟于蒲睢。齐景公算是满足了一次可怜的霸主的欲望。

(三)齐兵戍宋

齐景公27年(公元前521年),宋内乱,齐派乌枝呜率军戍宋，打败了吴国援华氏之军(详见本章“宋国内战”)。

(四)齐兵伐莒

齐景公25年(前523年)，齐以莒国不服事齐为由,派高发率师伐莒,将莒君赶到纪鄣(今江苏赣榆北),齐军又攻占了纪鄣。齐景公28年,前520年)春,齐又派北郭启率师伐莒,被莒兵击败,景公又亲自率军伐莒，莒被迫求和，遂盟。次年，莒君因暴虐被逐奔齐。

(五)齐鲁之战

齐伐莒战争后，于次年开始插手鲁国的内政。鲁昭公被三桓逐出奔齐,齐景公派兵夺占了鲁地郓,以为鲁公的居地。自此,连续三年与鲁战。后鲁又发生了阳虎之乱，齐又介入。齐景公46年(公元前502年)鲁因齐连续二年侵鲁，故于该年1月兴兵伐齐，攻阳州未克;2月，又攻齐廪丘，又未克。齐为此于夏季出兵侵鲁西境，晋出兵救鲁，齐军撤退。

(六)齐晋之战

援鲁之晋军，趁机要求卫灵公与晋结盟于邛泽,晋人污辱卫灵公,并要求灵公派太子入晋为人质,卫灵公忍无可忍,商诸群臣,决心叛晋。晋因卫叛,便命鲁出兵伐卫,晋则集结重兵(兵车千乘)于中牟，以威慑卫国。

齐景公为争取卫服于齐，便决定出兵伐晋救卫。齐景公47年(公元前501年)秋,齐景公率师攻晋国的夷仪(今河北邢台西)。由于齐军中几个勇士带头奋勇登城，夷仪被齐军攻克。齐军得胜后，骄傲起来，齐景公忙于庆贺胜利，奖赏登城有功和礼葬登城牺牲的士卒。晋军乘齐军战后骄傲松懈之机，发动反攻，齐军被击败。晋军缴获齐军兵车五百乘，齐军被迫撤退。

次年,晋为报复齐攻夷仪,由赵鞅率师围卫。卫军闭城固守,晋军中赵午、涉沱分别率领七十名步兵迫近城门挑战，卫军闭门不出,晋军只得撤围。撤围后,赵鞅追查导致卫叛晋的外交人员,杀死一人,吓跑一人(成何)。

(七)齐、鲁、卫、郑联合抗晋

齐在攻夷仪之战的次年，与鲁国和解，齐景公会鲁定公于夹谷(孔子为鲁相)。会盟后,齐归还了鲁国郓、謹、龟阴三地。齐、鲁和解，有利于反抗晋国的霸权政策。

鲁定公11年(公元前499年)鲁又与郑和解,解决了五年前鲁侵郑取匡战争的怨恨，恢复了友好关系，鲁国便决心结束自鲁僖公(前659一前627年)以来七世一百多年(公元前632年,鲁僖公28年,晋文公5年,践土之盟始,至是年,共为134年)服事于晋国的历史,背叛晋国。从此,以晋国为霸主的同盟解体。齐、鲁、卫、郑四国逐渐形成和好关系。接着，晋国发生了内战(范氏、中行氏与赵、韩、魏、知氏四卿为敌)。齐国趁机出兵援范氏、中行氏,与晋军数次交战,并曾攻占邯郸附近之晋地(见前晋国内战),晋国的霸国地位动摇了。

但晋国这时还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赵鞅除了连续讨伐范氏、中行氏外，还插手卫国的内乱，接纳卫太子蒯聩，使之在戚邑称君。在铁战中，击败了援范氏的郑军，截获了齐国的援粮千车。齐为援助晋之范氏、中行氏,支持卫国抗晋,所以于铁战次年出兵围戚。第二年，晋范氏、中行氏失败奔齐，晋赵鞅又率师围卫。

(八)齐国内乱晋军伐齐

齐景公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89年)齐国发生内乱,陈氏、鲍氏武装驱逐高、国、晏氏,立齐悼公(阳生),陈僖子(田乞)专权。齐悼公在位4年被杀。齐国内讧，无力与晋抗争。又因与鲁关系破裂，鲁联吴抗齐,晋也乘势侵齐。齐悼公被杀后,晋赵鞅率师伐齐,夺占了齐国的犁丘(今山东临邑西)和辕(山东禹城西北)，拆毁了高唐(今禹县西北)的外城,侵入到赖(山东章丘西北),便收兵后撤。晋军的这次伐齐之战，显然已无以往之锐势，说明晋已在走下坡路。

(九)齐鲁及齐吴之战

晋伐齐后,次年,齐又出兵攻鲁,被鲁击败。接着鲁与吴联合伐齐,齐军大败于艾陵(见前“艾陵之战”)。

(十)齐晋再次战争

齐悼公被杀后,陈(田)乞立齐简公。4年,陈恒又杀简公,立平公。齐国政权处于由姜氏向陈(田)氏手中转移的过程中。但齐、晋争夺并未因此完全停止。齐平公元年(公元前480年)12月,卫太子蒯聩偷袭夺取了君位，是为庄公。晋以长期助庄公为由，要卫庄公朝晋。庄公以国内局势未定，没有应召前往。晋赵鞅不满庄公，便出兵伐卫。齐国得知后，派兵抗晋救卫，晋军撤退。三年后(前475年),齐与鲁、郑结盟,计划攻晋,以报晋于五年前伐郑的怨仇。但郑怕引来晋国更大的报复，所以谢绝了齐、鲁的伐晋计划。

齐平公9年(公元前472年)晋知瑶(荀瑶)率军攻齐,齐高无平(丕)率军抵抗,双方于6月26日战于犁丘(今山东禹城、济阳间)，齐军败,齐大夫颜庚被晋知瑶亲自俘虏。

次年4月,晋又出兵伐齐,并约请鲁国出兵相助,晋、鲁军攻取了齐国的廪丘，便停战撤回。

此后十年,晋国四卿灭范氏、中行氏,瓜分其田。继后,又发生了智伯与赵、韩、魏三卿的内战,晋国由此分裂为三国。齐国也因田氏在夺权过程中，齐、晋战争遂停止下来，春秋时代结束。

第九节春秋时代社会生产与兵器发展

一、春秋时代的社会生产

春秋时代,列国分立,互相争斗,竞争激烈,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强烈的需求和促进作用;同时生产工具的改进，也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因此，春秋时代各国的社会经济都有较快较大的发展。不仅周初封建的诸侯国,如鲁、卫、齐、晋等经济发展加快，就是西周末期封建的诸侯国，也发展很快。连那些偏远地区，如南方的楚东方的吴、越、北方的燕，西方的秦，春秋初期大都还处于开辟时期，到春秋中、后期，已经迅速赶上乃至超过了中原地区。

(一)农业

由于铁器的逐步使用,旧有木、石、蚌等耕耘工具得以改进,使用牛耕，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而使生产率低下的奴隶集体劳动，逐步让位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各国奴隶主贵族为扩展自己一国、一族、一家的势力,提倡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并且互相争夺公田(属于周王所有的田把原属分封的公田，变为自己的私田;又在所封区域内，开垦扩大耕地,成为私田,随即破坏了井田制,出现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各***队人数的增加和军需供给的保障，创造了条件。

(二)手工业

在西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时代各国的手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铜器制造工艺明显的提高。冶铁业、漆器业、煮盐业等新的手工业部门开始发展。官营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者。

(三)商业

春秋时期的商业并未因为列国分立和战争而停滞，相反，由于列国互有需求,又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商业也发达起来,而且官商之外，还出现了私商。如郑国商人和公家订立盟约: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经商。郑商足迹遍布列国，弦高矫命犒秦师及郑商设计救知莹(晋大夫被楚俘囚)的史事，已反映了商人财力之巨，影响之大。郑商与楚国、晋国上层社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表明了春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春秋后期，孔门弟子子贡是有名的大商人。越灭吴后，越国大夫范螽,去官经商，“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商业被誉为“陶朱事业”。商业的发展,不仅使各国、各地区间货物盈缺得到调剂,而且有利于文化、科技的交流。交通的开发,密切了各国及各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春秋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逐渐出现了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奴隶阶级中一些农业生产奴隶，逐渐变成隶农，进而变成农奴;平民阶级起了分化，一部分变成了自耕农民，一部分成了地主的隶农，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逐渐消失，一些人因战功而上升到贵族阶层;一些人降为贵族的家臣、奴仆或私卒，社会阶级关系处于大变动中。各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要求，使春秋时代兵器的生产和改进，得到较快的发展。

二、春秋时代兵器的发展

(一)刺杀格斗兵器

基本上仍是西周时期已有的戈、矛、戟、殳、剑等。兵器材料仍以青铜为主，但制作工艺水平提高了，规格划一了，某些形制有所改进，更轻便灵巧，更锋利了。

戈仍是主要刺杀格斗兵器。戈的形制,从地下出土的春秋末年的实物看出，戈援比前向上扬起，呈弧形而尖锐，更利于喙击和割杀。戈柄已有了标准的长度，即不超过战士身高三倍。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的戈柄长者为303-314厘米(约为身高的二倍),短者91-140厘米。

矛矛头,仍为青铜质。形制趋向三叶窄长棱锥形,前锋锐利，刺透力强，銎部有穿孔，可缚牢杆头上。矛杆长约270-280厘米。杆有木质有竹质，也有藤质。竹质系绿竹片粘合丝线缠绕，外髹以漆制成。春秋后期，公元前484年,(周敬王卅六年,鲁哀公十一年，齐简公元年)齐军侵鲁，鲁季孙的宰臣冉求率三百徒卒(步兵)参加抗击齐军。“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左传·哀公十一年》)。可见矛已是步兵与车兵战斗的有效兵器。

戟西周时,戟尚少用于战斗。春秋时,戟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春秋前期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郑国在伐许前授兵时,即有子都“拔棘(戟)逐颖考叔”的事发生。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伐随“授师孑焉”,杜预注:孑即戟,则楚已用戟装备军队了。

春秋中期,从《左传》中所记有以下用戟史实: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郑伐宋之战“郑人入井,(宋狂狡)倒戟而出之”。这是宋军用戟的记载。同年，“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赵盾斗且出,灵辄“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又,公元前550年,晋栾盈之乱时,范鞅与栾乐斗,栾乐车倾覆,范鞅手下士卒“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这两例,证明晋军装备有戟。又《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有齐崔杼杀庄公后,劫持齐将军大夫盟时，“有敢不盟者,戟钩其颈,剑乘其心。”说明齐国也用戟作兵器。故戟在春秋时已成为各***队的刺杀格斗兵器之一。但从出土文物中看到，戟在春秋时还不是形制完备的兵器。仍然是戈与矛分别制作，分装在木(竹)柲(杆)上。矛装在秘头上;戈装在矛头下方。有的一秘上联装二、三枝戈，这大概是因为戈、矛联铸工艺复杂，当时技术上尚未解决的缘故。

剑在春秋时有较大的发展。剑质虽仍是青铜的,但形制改进了，质量提高了。在考古发掘中已出土的春秋早期的青铜剑中，都是柱脊剑，即由园柱体的茎，直接向前伸延而形成剑身的凸脊，只是有的剑茎上装有剑首，有的没有。适应不同地理环境军队装备的不同需要，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地处东南山林水网地区的吴、越两国，为满足步兵战斗兵器轻便锋利的要求，剑的制作有飞跃的发展。那里出现了神奇的铸剑大师(欧冶子、干将、莫邪),铸出了名传千古的“宝剑”,产生了铸剑的神话故事。已出土的“吴王光剑”山西原平峙峪“吴王夫差剑”(湖北襄阳蔡坡十二号墓)、吴王夫差太子“姑发间反剑”安徽淮南市蔡家冈)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代表了当时吴、越两国铸剑的水平,其中望山一号出土的两把越王勾践剑，埋在地下二千多年，“出土时完好如新，锋刃锐利，制工精美。全剑长55.7厘米,剑茎缠缑还保留着清晰的痕迹”“剑身满布菱形暗纹,衬出八个错金的鸟篆”体铭文,为“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八字,鸠浅就是那位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的勾践。这把剑显示着春秋晚期以来青铜剑共有的特点之一，就是刃不是平直的，其最宽处约在距剑格三分之二处，然后呈弧线内收。至近剑锋处再次外凸，然后再内收成尖锋(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剑和刀》)。这种两弧形剑刃，更有利于发挥剑的刺杀功能。集体用剑战斗,见于《左传》记载的有春秋后期鲁昭公廿一年(公元前521年)，齐乌枝鸣率齐兵协助宋国卫戍，在与叛军华登战斗时，对宋元公说:“彼兵多矣,请皆用剑”(元公“从之。华氏北,复即之(追之)”“遂败华氏于新里”。这个单纯用剑战斗取胜的战例，说明剑在春秋后期已不只是车兵的防身自卫兵器，而是步兵的刺杀格斗兵器了。吴国除了铸剑外，还创制了一种钩兵器(参见附图),史称“吴钩”,也是一种近战搏斗兵器。另在宋、吴出现了一种剑类兵器“铍”。前556年(鲁襄公十七年)宋国内有“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前515年(鲁昭公廿七年)吴国专诸刺王僚时，王室通道“夹之以铍”,注引《说文》“铍,剑而刀装者”又引段注“实剑而用刀鞘裹之”，从出土实物证明，铍确是一种类似短剑的尖锋、直刃、扁茎的刺杀兵器，到战国时装上长柄，便成了类似矛的刺杀格斗兵器了。

殳仍是春秋时常用兵器之一。春秋前期，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25年),秦、晋韩原之战时,晋惠公的车右路石曾以殳击秦缪(穆)公,毁缪公之甲六叶(《吕氏春秋·爰士》。又城濮之战时，晋军可能因兵器不足，故临战前曾“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左传·鲁公廿八年》)。临战伐木为兵,以削木为殳的可能性大,因为殳是木制兵器,易制,实用。当然也不排除以木为戈、矛之柄。从这两段史料判断,至少春秋前期,有些国家,如晋国,殳还是常用兵器之一。七十年代初考古发掘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楚墓)出土兵器中，有木制殳。亦可证明殳在楚国也是常用兵器之一。

(二)抛射兵器

弓箭是春秋战争中大量使用的远战抛射兵器。本书前面春秋时代战争史部分，有许多用箭的例子，而且出现了许多神箭手。弓箭的制作，春秋时代有了较大的进步。箭镞虽仍为青铜质，但形制有了较大的改革，即抛弃了从商代到西周的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体型，由两翼的侧刃前聚成锋改为三棱的三条凸起的棱刃前聚成锋，这样的箭镞穿透力和杀伤力都提高了。仍然保持着扁体双翼型的镞,也加长了脊部,缩窄了双翼,且使两翼角下垂,三棱锥型的箭镞已大量使用。长沙浏城一号楚墓出土铜镞可证。弓箭制造工艺的发展,使弓箭质量大为提高。从《考工记》中可以看到,对弓箭制作已有了比较科学的制作规范。弓的制作，首重选材。材有六材“干、角、筋、胶、丝、漆”。六材的功用是“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六材的选用标准很严且分成了等级。如干材，分为七等:以柘为上，以下依次为憶州、桑、橘、木瓜、荆、竹。选角材,要求注意杀牛的季节。牛的老幼、体质,必须选用“青白而末”的(即本白中青末丰的)。角长二尺五寸,三色不失理的,是最好的角材,价格相当于一头牛。对筋、胶、丝、漆,也都规定有具体标准和等级。制弓的工序也要求很严，工期很长。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游，”再春被弦。一张弓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考工记·弓人》)。

箭箭(矢)的制作，也有了比较科学的制作规范。如箭镞、箭杆、尾羽间的比例及箭杆的长与直径、杆的前后部的重量等，都有了一定的比例规定(《考工记·矢人》。从出土春秋时弓、箭实物标本看来，《考工记》中规定的箭的规格、尺寸、比例关系,与实际基本相符。可见，春秋时兵器制作技术已经相当高了。

弩是弓的发展。古人所谓“弩生于弓”是对的。传说,春秋时楚国的琴氏“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发明了弩(《吴越春秋·勾践外传》。近世考古学家认为弩的起源很早。但弩到春秋时代在楚国得到较早较快的发展是有可能的。弩在春秋时代的文献和考古发掘中,证明确已成为比弓箭更有利的远射兵器。《孙子兵法》中已将弩与甲胄并列为兵器《孙子兵法·作战篇》),又以弩的扩张发射形容战势，可见春秋后期，弩已成为人们习见的战斗兵器了。春秋时代弩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以青铜铸造弩机。弩是由臂、弓、机三部分组成的。臂为木制，弓横装于臂的前端;机装于臂的中部偏后尾处。用时将弦张开,挂在弩机上,将箭装在弩臂的箭槽上,扳动弩机，使张开的弦脱钩，利用张开的弓储存的能量，急速收弦转化为动能，将箭弹射出去。弩使拉开的弓，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持着张力使射手有瞄准目标和寻觅放箭时机的时间。它不仅可用一人全身力量张弓、而且可以数人合力张弓，增加弓的储能量，提高箭的射程和穿力。弩的使用增加了古代军队的远战能力，是古代强有力的战斗兵器。但弩的构造比弓箭复杂多了，是弓箭向机械化迈出的很重大的一步。弩的结构中，弩机尤其关键。从出土的楚弩机可知:机装在一个匣(古名郭)内,匣内前面有挂弦的钩(古名牙),钩的后面和瞄准用的照门(古名规,亦名望山)相连,照门上划有定距离的分划,匣的下面有扳机(古名悬刀)。弩机的机制与现代枪、炮的击发装置相同。它的发明称得上是抛射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抛射兵器方面的掷石器，春秋时虽未在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发现,但掷石为兵的记载却见于《左传》。如春秋中期齐、晋鞍之战(公元前589年)中，“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左传·成公二年》)就是一例。高固是否用了掷石器史书不详，但掷石也是春秋时代的抛射兵器之一，当无疑问。只是使用的可能不广泛。弹弓曾被

晋灵公(公元前620年一前607年)用于“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左传·宣公二年》。战斗中未见有使用弹弓的记载，大概已为弓箭代替了。

(三)战车

春秋时代战车仍是主要战斗装备。战车的形制，基本上与西周时相同。只是轨宽减小了约40-60厘米(西周车约为220一240厘米,春秋约164-200厘米),车轴长度短了;车辕略有缩短;轮径略有缩小，轮辐条数目增加。这些改进，显然有利于提高战车的灵活性和坚固性。制车工艺水平高了，车的各部件尺寸有了统一的规范。《考工记》中关于车的制作记载较详,其中对车的等级,车的选材,车的各部分尺寸、要求,都有比较科学的规定,车的制作有专门分工,制轮、制舆、制辖(辕),都有专门工匠负责,有具体规格要求。说明春秋时制车的专业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均已达到古代的高水平。

(四)防护兵器

春秋时防护兵器仍以皮甲为主。分人甲与马甲。甲片表面髹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三部分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肋片等约廿片编成。甲片的联缀，有固定与活动两种，按人体不同部位的形状和活动程度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联缀方法(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中国古代的甲胄》)，马甲是保护驾车马用的，由马胄、马甲组成,马胄保护马头,马甲保护马身,在车战战场上保护马与保护人有同等重要性。由于杀伤兵器的穿透力提高了，不论人甲、马甲,都增加了强度。但铜甲胄在春秋时代没有得到发展,大概是由于军队增多，铜等金属供不应求的关系。

盾春秋时代的形制尚无资料可考据,见于《孙子兵法》的“橹”,古人注释为大盾,但形制也不可考。

总之，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战争需要的增大，各国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不能不尽力发展兵器的生产。一个小国如邾国，都还保有六百乘战车的装备，大国都在几千乘以上，一次战争的损失可达几百乘、上千乘。而交战各方都力求在兵器的性能上不落后于对手，因此，兵器的生产，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不迅速提高。指导兵器生产的理论和规范制度，也就在长期生产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产生了。《考工记》(据史学家考证,是春秋齐国的作品)就是记载春秋时代这方面的典籍。

(五)战船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特别是后期，造船业也有了很大发展。造船业是在楚、越、吴三国发达起来的。吴、楚战争,楚国首先使用舟师伐吴(公元前549年)。此后,双方及越国多次使用舟师战于长江;吴伐楚入郢之战,吴军船队溯淮西上;吴军伐齐,吴舟师从长江出海,沿海北上,在齐(今山东半岛)地登陆;越军袭吴,水路舟师出杭州湾入海，转入长江，入淮截吴师后路，这些都证明楚、吴、越三国造船工业已很发达，不仅能造一般内河船，而且能造海船。

春秋时期船的形制，仅能从有限的史料及出土文物上的图像作出推断。从出土文物的图像(河南淇县山彪镇、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分别出土的战国早期铜鉴和铜壶上的水陆攻战图)中，可见到春秋后期战船的形制,大致是:船身狭长,首尾翘起,双层,无帆无舵的平底木船。其下层为划船手站立划桨;上层为战士持兵器战斗。船首立杆悬旗,船尾立鼓、钲,供指挥用。船上兵器有弓箭、戈、戟、剑。这种形象的战船，大体上代表了春秋战船的基本形制。至于战船的大小,种类,仅能在《越绝书》中找到一点线索。

据该***载，当时(春秋后期)吴越战船有大、中、小翼之分，“大翼一艘广一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權(划桨)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六十一人，操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水战与战船》)中翼船略小于大翼;小翼船略小于中翼。

另在《墨子·鲁问》中记有公输般(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战船用的“钩强”古人注为“钩钜”),退则钩之,进则拒之,类似近世船篙头，使楚在长江与越军水战中获胜。

第十节春秋时代军事制度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西周时期创建的一套奴隶制国家制度，在春秋前期还在中原各国中保持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战争连年不断的进行，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动，已有的各种国家制度也处在变革中。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变革的先后和具体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是破坏奴隶制国家制度，形成封建制国家制度。

(一)限额常备军制度变成无限额常备军制度。由于周天子的统治权威丧失，各诸侯国原来规定有限定数额的常备军，已不受周王规定的限制。各国国君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军赋保障的程度，随意决定自己的军队数额。晋国最为典型，当曲沃武公统一了晋国被周僖王封为晋侯时(公元前678年),曾规定晋***队为一军;到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武公的儿子)十六年时,献公便扩大晋军为二军;二十八年后,晋文公四年,又扩大为“三军”,二年后,又增编“三行”三个相当于军的步兵单位)又过三年(文公八年),改为“作五军以御狄”将三行步兵改成二军车兵)到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又“舍二军，恢复到三军;及至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复“作六军”。108年间，晋军由一军扩大到六军。中间经过扩了又缩、缩了又扩，都是晋侯自己决定的，并未经过周王批准。到晋昭公三年(公元前529年)弭兵会后十八年,晋为了威慑诸侯“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按春秋时兵车编制员额,如果一军五百乘，四千乘当有八军之众。可见，晋军的常备军是没有定额的，国君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自行确定军队数量，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秋，鲁“大菟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国千乘”到春秋后期,连邾那样的小国,竟也有“赋六百乘”,即能出兵车六百乘,足够一军之众(《左传·哀公七年》)。

(二)“私属”军队的普遍存在。由于土地私有和公族大夫(国君的同姓子弟)允许有自己的武装，遂使各国除了***外，还有“私属”或“私卒”或“族人”,即贵族大夫的私人军队。如晋国在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与楚国必之战时，晋下军大夫知庄子(荀首)因他儿子(知莹)被楚军俘虏,便“以其族反之”。这个“族”,古人注为“家兵”“部属”。又公元前592年(晋景公八年),晋卻克出使齐国,被耻笑后,向晋景公请求伐齐,景公不允许,卻克“请以私属”伐齐(杜注“私属,家众也”。),这说明晋国大夫有私家军队,私属即可单独用于讨伐一个大国,说明这种“私属”军队,已经超出了警卫队的范围，具有作战军队的规模了。楚国在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令尹子木率师伐舒鸠，吴国救兵楔入楚军之间，楚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左传·襄公廿五年》可见楚国的卿大夫也都有自己的“私卒”，而且战斗力颇强。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入郢战争，吴夫概王就有自己的军队五千人。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伐鲁，兵抵泗上，鲁大夫微虎准备夜袭吴军，“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说明鲁国大夫也有数量不少的私家军队。其他各国的卿大夫，都有自己的“私属”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国家对外有战争时,常由参战的卿大夫率领，编入国家军队，且常成为军中骨干。而在国家内部***时，又成为卿大夫争夺君位或互相倾轧的武力。这种私属军队本是分封制的产物(天子封建诸侯时，允许诸侯有军队。诸侯成为独立国家后，也分封卿大夫，卿大夫有了封地采邑，必然也要建立自己武装)。随着社会大变动，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的分封制，逐渐变成封建领主土地私有制，有限额的自卫武装，也就演变成了可以自由扩充的私属军队了。到春秋末期，各国卿大夫中某个或某几个家族,以各种手段攫取了大量领地(私田),建立了强大的私属军队，便起而夺取国君君位，或瓜分国家，建立起各自独立国家。

(三)州县地方武装的出现。春秋时代各***队，除了上述公(国)军与私卒(私属军队)外,还出现了一种地方武装(地方军)。齐国,齐顷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齐军败后,在退却路上，“齐侯见保者,日:‘勉之,齐师败矣!”，。保者,杜注云“所过城邑之保守者。”可见,齐国有保卫城邑的地方部队。这种部队既不是齐之***,也不是卿大夫的私属军队,而是一种地方(“县”或“属”)部队。楚国在对吴战争中,有沈尹(沈县的县长射、沈尹戍、箴尹宜咎、嚣尹午、陵尹喜等(楚国的县长称尹或公),都曾率兵参加楚军作战，或单独出兵作战(《左传·昭公四年、五年、十二年》),说明楚国是有地方部队的,它不同于“私卒”,也不是***,它既有保卫地方的任务，又有协同***作战的任务。

(四)车兵开始让位于步兵。从商、西周以车兵组成军队,到春秋时，开始向步兵组成的军队过渡。郑国春秋前期，就建立有专门的步兵部队。晋国,春秋中期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作三行以御狄”。春秋后期,晋平公十七年(公元前541年),魏绛“毁车以为行”改车兵为步兵),“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终春秋时代,晋虽未全弃车兵(晋昭公三年,兵车达到了四千乘),但步兵已在山地等复杂地形作战中，代替了车兵。至于后起的吴、越军队因地理环境关系，步兵更成为主要兵种。由于车兵作战行动受很多限制，且制造费工费力费财，又由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步兵代替车兵成为军队主体，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春秋时代，步兵虽尚未完全代替车兵，但却已在军队中逐步增大了比重，成为军事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严格的等级兵役制度,逐渐破坏。由于春秋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战争不断地进行，新旧贵族势力的斗争，使西周那种严格按社会阶级等级征集和划分兵员的制度，逐渐被破坏。如晋国到春秋末期晋定公九年(公元前493年),晋赵简子(鞅)与齐、郑护粮队作战,在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从这个誓师宣言中可以看出,军队中不仅有庶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还有了人臣(奴隶入隶(服杂役的奴隶入圉(养马的奴隶)。这些奴隶们如果克敌有功,可以免除奴隶身分，成为自由民。这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兵役制已在废弃，且通过战争，还可改变人的社会地位。

(六)国王(君)亲自统兵征伐的指挥制度,开始让位于将帅指挥制度。从原始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酋长、国王亲自统兵征伐制度，即周礼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时代逐渐被改变了。开始时,诸侯(国君)还亲自率师征伐,后来,率师征伐逐渐为卿大夫代替了,于是出现了将帅统军制度。晋国,从晋文公时,开始由中军将帅(元帅)统率三军(城濮之战前“作三军,谋元帅”《左传·僖公廿七年》),只是晋文公还保持着战争的决定权。到晋襄公(文公子)即位时,晋、秦崤之战,决定出兵伐秦的已不是襄公而是中军帅原(先轸了。《左传》记此事:晋原轸日“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与)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下军将)日“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意谓心目中无先君)”先轸曰“秦不哀吾丧(文公刚死),而伐我同姓(灭滑),秦则无礼,何施之谓?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就这样,一项决定出兵作战的大事，竟不是由晋襄公作出决定，而是中军帅决定，襄公也只好带孝出征。崤之战,晋军大胜,更提高了元帅的地位。是年,先轸死于伐狄,其子先且居被任命继为中军将(元帅)。次年晋伐卫,先且居要晋襄公去朝拜周王，由他单独率师伐卫，取胜。次年，晋、宋、郑、滕军伐秦(汪之战)时,也由先且居统率。此后,晋军都是由中军将为元帅，统率全军，实际形成了制度。同时，中军将还主持国政。当晋襄公七年,晋将帅多数去世,赵盾为中军帅时，《左传·文公六年》说“宣子(赵盾谥号)于是乎始为国政”,晋从此以中军帅秉政。晋襄公卒后,赵盾主持立晋君(灵公)。其后,卻缺、荀林父、士会(范武子)卻克(卻献子)、栾书、士句(范宣子)、赵武(赵文子)韩起(韩宣子入魏舒(魏献子)士鞅(范献子入赵鞅(赵简子),这些人在晋国相继为中军帅，也都是执晋国政的人。这些人都是贵族，虽不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却也是几大家族子孙轮流掌兵执政，成为贵族专政。其他国家虽不如晋国这样典型，但卿大夫掌兵执政则是相同的。到春秋后期，各国将兵的卿大夫，经过互相争夺残杀,逐渐形成左右各国政局的军事、政治、经济势力的代表。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韩、赵、魏,郑国的七穆、宋国的华氏等。军事统帅制度，是一个军队指挥权也就是兵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兵权在谁手里，谁就有左右政权的力量。军权即政权，春秋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真理。

(七)军赋制度的变化。春秋时代社会经济制度大变化,井田制度逐渐破坏，新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度逐渐代替了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井田制破坏了，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的军赋制度,也必然要随之改变。晋国的“作爰田”(公元前645年),鲁国的“初税亩”公元前594年)。郑国的“为田洫”公元前563年)。都是见诸《左传》有关井田制破坏的记载。实际上,各国都在二百多年间逐渐改变了土地制度，由于新的土地所有制是逐步代替旧制度的，所以军赋制度也是逐步改变的，而且因各国发展不平衡，改变的时间和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但改变的趋势都是增加军赋的数额。为此,一是清查私开无赋的由亩,定出赋额;一是改变原来军赋的计征单位。仍保持着井田制的，改甸赋为丘赋;井田制已废弃或新垦区根本未实行过井田制的，则按田亩计赋，如鲁之“初税亩”。至于军赋之计量单位，因兵车仍是基本战斗装备，所以尚保持着“乘”这个军赋计量单位。一乘战车,包括车一辆,马四匹,还有配套的兵器、甲盾及辎车(用牛)。至于人、畜粮秣则当另有计量单位。车、甲是从田夫直接征收,还是按一乘车所需的车、甲、兵器、材料征收,古史无记载,以理推之,因车、甲、兵器的制作都要有高的工艺技术，材料规格也要求很严，需要由专门手工作坊才能制造。因此，“乘”作为军赋的计量单位，未必就是直接征收成套的车(甲、兵)。有的史学家以此推断军赋不论是按甸、按丘、按田亩,以乘为计量单位征收的，都是征收用于制造的资材，这可能是符合实际的。

第十一节春秋时代的军队

春秋时代是列国分立、战争不绝的时代。军队是各国兴衰存亡、生死攸关的支柱，倍受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视。不断地整军经武，成为各国统治者的首要大事。因此，军队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但军队的发展受人口、土地面积、生产力水平以至地理环境的限制，而从周朝分封中分离而成的一个个诸侯国，受其国之大小、人口多少、生产发展、不同的地理环境及邻国关系的制约,军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过，从整个春秋时代看来，军队的发展变化还是很大的。

一、军队数量的增加

春秋军队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军队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周王朝统治的衰落，军队限额的失控，各国国际国内争战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使扩军成了各国的共同趋势。其中晋国的扩军史最具有代表性。

(一)晋国 春秋前期晋武公初封侯时(公元前678年),只有一军;到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便“作二军”,继后又建立了左行,右行步兵部队;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晋对秦韩原之战失败后,便“作州兵”,改革军制,扩大军队;及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63年),为了救宋抗楚,争霸中原,于是乎“作三军”,将二军车兵,扩大为三军;文公五年,又“作三行”,在原有两行步兵之外,又扩编一行步兵，使晋军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将三行步兵改为二军车兵,晋军又成了五军,仍是当时各国最大规模的一支军队。到晋襄公七年(公元前621年),由于缺少将帅,晋“舍二军”,仍回到三军建制。这一三军规模保持了四十五年，到春秋中后期，晋景公复霸年代(公元前588年,晋景公十二年,鲁成公三年),鞍战胜齐。次年，“晋作六军”,晋军一下子又扩大了一倍,这是晋扩军的第二个高峰。此后,经过与楚军的鄢陵之战,大败楚师,保持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到春秋后期,弭兵会后,晋国内公室卑微,政出赵、魏、韩等六氏之门,外则不竟于楚,诸侯对晋多生二心。晋昭公三年,晋为恢复其霸主权威,便以“甲车四千乘”,“治兵于邾南”“合诸侯于平丘”,向诸侯示威。这是春秋时代见于古文献记载的一支最大的车兵军队。此外,晋国此时还有“十家(十个大家族入九县(韩氏七县,杨氏二县),长毂九百飞每县百乘),合计当有四千九百乘，即约五千乘。这是晋国扩军的第三个高峰。

(二)齐国在齐桓公称霸年代(公元前685年一前643年),管仲相齐,采取“寄军令于内政”的政策,隐蔽扩充军备。按管仲的规划,齐建三军,由齐侯及国子高子各率一军。《管子·大匡》中有“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的记载,似过夸张。《吴子兵法》中有:“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的话,当较可信。齐在桓公时,军力已很强大,是不成问题的。桓公廿六年(公元有660年),齐“使公子无亏率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说明,齐国当时军队数量是不少的。一支卫戌部队即有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已相当于周武王伐纣时的兵车与虎贲的数量了。春秋中期，齐军数量未见记载。到春秋末，吴伐齐的艾陵之战时，吴军一战而俘获齐军兵车八百乘，甲首三千。按三千甲首推算，齐在此战中损失兵车当在千乘以上。这是春秋战争史中一战俘获兵车最多的，可见，齐国整个军力是庞大的。

(三)鲁国春秋初年,据史学家考证,军队大致为二军。到春秋中前期鲁僖公(公元前659年一前627年)年代,一次出征(伐淮夷)即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经·鲁颂·浏宫》),已够三军规模。到春秋中期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为对抗齐国的不断侵略，而“作丘甲”，扩大军赋征调额，到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正式“作三军”。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晋合诸侯伐齐(平阴之战)时,晋范宣子对齐大夫子家说“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范宣子此话当然带有恫吓意，但鲁国当时有车千乘是可能的)。及春秋后期,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鲁“大菟于红”“革车千乘”,大概鲁国从僖公到昭公一百多年间,始终保持有兵车千乘的三军规模。

(四)秦国 自襄公(公元前777年一前766年)封侯建国,始修车马，备甲兵，建立有限的常备军。到穆公(公元前659年一前621年)时,秦国势大振,军队也随之扩大。《吴子兵法》有“秦穆置陷阵(敢死之士)三万,以服邻国”。这是说的精锐部队,至于其整个军队数量当不止此。公元前643年,秦、晋韩原之战时,晋已有二军,秦能战败晋军,虽说“师少于我”(晋韩简语),但其军力与晋军相差不大。嗣后九年(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兵送晋公子重耳(文公)返晋。《韩非子·十过》说:秦穆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个兵力数字与《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载“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相差悬殊,但秦在穆公时已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常备军则是肯定的。在送重耳返晋之后八年,秦军东出袭郑,路过周王城(雒)时仅不守纪律擅自“超乘者”就有三百乘。而在回师于崤战中被晋军俘虏的将领，《国语·周语》称之谓“三帅”“获其三帅丙、术、视”),以此推测,秦军当时也已编成三军了。秦康公六年(公元前615年),秦报晋令狐之役出兵伐晋，双方未决胜负。晋军此时为三军，是晋文公城濮战胜后十七年，晋军仍在强盛时期。秦军此时能主动伐晋，双方不分胜负而罢,说明秦军兵力不少于晋军,亦当有三军之众。春秋时期,秦被阻于晋,不得东出争战,秦军见于记载者甚少。到春秋后期,秦景公卅六年(公元前541年),景公弟,到晋国避“选”,“其车千乘”。一个公子竟有千乘之车，秦军兵力当在几千乘。吴伐楚入郢之战时(公元前505年)，楚申包胥哭秦庭求救兵，秦出兵车五百乘救楚，说明秦此时军队兵车绝不止千乘。千乘之国，在春秋时代，实力已很强大，宋向戌弭兵之会时(公元前546年)，晋国执政赵孟说:“晋、楚、齐、秦匹也”,说明秦国当时被居于霸主地位的晋国承认是与晋、楚平列的四大强国之一，则秦国的军队当亦不少于晋军。晋军此时距“作六军”仅有四十二年,此前未见其缩编军队,如以晋六军之众衡量之，则秦军当时亦超过了三军。

(五)郑国 春秋前期郑庄公曾争霸于一地，郑军当时是列国中颇强的一支军队。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平定大叔段时,就曾“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汗军军其后”，败燕师。这里的三军虽未必是平时编制的三军，但说明郑军兵力是不少的。十一年后(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郑、周繻葛之战,郑军以左、右拒、中军(仍分为三军)对周、蔡、卫三国联军,大胜。到春秋中后期,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晋合诸侯伐郑，郑为求和，向晋贿赂“广车、钝车淳(配对意)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左传·襄公十一年》)。十四年后(公元前548年),“郑子展、子产率车七百乘伐陈”《左传。襄公廿五年》)，已相当于城濮之战时晋国的兵车数。十一年后(公元前537年),郑又“作丘赋”即按“丘”十六井)征军赋,增加军赋数量《左传·桓公五年》)。这样,郑在春秋后期,兵车肯定已达千乘以上。至于郑之徒兵，从春秋初期就有专门的建制步兵，直到后期，仍然保持有步兵部队，人数虽不可察，但兵车即可达千乘，步兵当也有数万人。

(六)楚国史书没有军队总数的记载。春秋前期,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一次临时决定的突然袭击行动(子玉为取得文王夫人欢心),就出动兵车六百乘,说明楚军当时军队数量不小，兵车当在千乘以上。故齐桓公合诸侯之兵伐楚(公元前656年)时,只是以威慑、会盟结束,并未敢与楚军交战。到晋文公与楚庄王争霸的城濮之战，晋军有兵车七百乘，楚军大概也相当于晋军。以后两国长期争夺较量，兵力总不会相差太大。必战(公元前597年)当年,楚军伐萧“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左传·宣公十二年》)。可见,楚军也是保有三军规模的。到春秋中期末弭兵之会时,楚要争先歃血,晋不得不让楚先。这虽有卿大夫们从中斡旋，但楚、晋军力匹敌是根本原因。春秋后期，楚因内政外交上失误，曾为吴国战败，但军队数量不会少于春秋中期。

(七)宋国属二等国,与郑、鲁差不多,从春秋前期就参加诸侯争战，直到春秋末，宋国参战不辍。其军队数量，初期似不甚多，中期从宋襄公(公元前650年一前637年)争霸时起,军队即扩大了,到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宋文公四年),郑、宋大棘之战，郑俘宋甲车四百六十乘、二百五十人、馘百《左传·宣公二年》)。宋一战即失车如此多,战后,宋又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四百匹)从郑赎被俘之大夫华元。两项合计，宋即出兵车近六百乘，则宋军总兵力当有甲车千乘以上，则徒兵自不下数万。

(八)卫国春秋初期为一大诸侯国，兵力当有一军以上。但自被狄人攻破(公元前660年)后，仅剩有革车三十乘。在齐国帮助下,卫文公(公元前659年一前635年)经过二十五年的经营,扩大到了革车三百乘。此后，卫时常参加争战，兵力当有增加。到春秋后期,卫或从晋伐齐,或从齐伐晋,其军队可能与宋相当。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日“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注云:“卫车五百乘”(《左传·定公九年》)。可见此时卫军兵力不下于宋。

(九)吴国 吴为后起国家,但军队发展很快。从吴王寿梦(公元前585年一前561年)开始取法晋国,建立车兵,教习车战,到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年一前496年)伐楚入郢(公元前506年),七十年间，从一个偏处东南一隅不懂车战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能战败强大楚国的新强国，其军队的扩充是很快的。到吴王夫差北上伐齐争霸的艾陵之战(公元前484年)时,吴已能出动中、上、下、右四军，兵车当在二千乘左右，加上留守国内的一军，总兵力当有五军，人数至少在五万以上。

(十)越国 比吴国还后起,但在楚国帮助下,越军发展也很快。从吴王阖闾时起，越允常与吴有争战，到越王勾践败吴王阖闾于橘李之战(公元前496年)时,不过十几年。至吴王夫差报父仇伐越,战夫椒、围会稽(公元前494年),勾践投降时,越军几不存在。待勾践复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过十四年,越军又成长为一支强军。在吴王北上黄池会盟争霸时,越军水陆两路,大举伐吴,攻入吴都,迫吴求和(公元前482年)。又十四年后,越灭吴,成了春秋末年的霸国。越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又从有到无,从大到小;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四十几年便发展成为一支称雄一时的强大军队。其兵力在公元前482年攻入吴都之战时，已达到了“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近五万之众了。灭吴及以后，越军当在五万以上。

(十一)除了上述十国外,春秋末年尚有曹、邾、滕、薛、郯、莒、杞、陈、蔡、许、小邾等十几个小国。它们有的依附于大国而长期坚持半独立性的存在;有的被大国灭而复立;有的则长期独立，坚持与大国的斗争。它们的军队，大概从几千人到万人不等。如邾在鲁国附近长期坚持与鲁斗争,屡与鲁战,且常胜鲁。春秋后期,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在鲁军伐邾,邾茅夷鸿说吴王伐鲁救邾时曾说:“邾赋六百乘”，即邾国当时可征集兵车六百乘，以此推之,邾***队规模:革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如齐使公子无亏戍曹救卫军之规模)徒兵万人,是有可能的。其他小国的军队规模,也可以推想而知。

(十二)此外,尚有周王室的军队、燕国的军队,及其他小国如楚、郑之间的胡、顿等国的军队,数目不见记载,也难推断。但都还有一定数量,至于狄、戎等少数部族武装,则更无法稽考。总之,春秋时代，是中***队大发展时代，军队数额是空前的。仅以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东西约千公里，南北约六百公里的地域(西至关中,东于徐州,南至武胜关,北至邢台),即秦、晋、齐、鲁、郑、卫、曹、宋、陈、周、许、蔡等国所辖地,总面积约为60万平方公里(约为现代中国面积1/15)，总兵力最高时约计不下四、五十万(约相当于中国现代史上军队最多时四、五百万的1/10)。以土地面积与军队人数之比，春秋时代高于现代。由于当时人口数不可考，故无法作出军队与人口的比例计算，但那时人口稀少是不成问题，更不知比近代中国兵民比例高出多少倍。

二、军队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由奴隶主阶级专政逐步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军队也由奴隶主阶级军队向封建地主阶级军队转化。

奴隶主阶级军队与封建地主阶级军队，都是剥削阶级军队，都是贵族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贵族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对外掠夺服务的。在这个根本性质上，两种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但封建社会生产方式毕竟是比奴隶社会生产方式先进，封建地主专政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是比奴隶主专政的政治经济制度进步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是对奴隶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是一种新社会形态代替旧社会形态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阶级关系，必然反映到军队中来，改变军队原来的阶级属性，使军队具有新的特点。由于春秋时代军队的阶级属性处于变化过程中，新的封建地主阶级军队的特点还不十分明显。但从某些事例中也可看到一点，即军队士兵成份的变化,农民中“秀民”可以升为“士”;奴隶可以因战功改变成份，变为自由民。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不同于奴隶的隶农，大量涌入军队，国人(城市自由民)成分相对减少，使军队内部阶级(等级)关系起了变化，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破坏，军队内部按社会阶级和宗法制任用甲士、军官的制度，也必然被打破。这就必然会提高军队战斗的积极性和勇气，提高军队战术的灵活性。前面引用的晋国赵简子誓师宣言中已可见到这样的变化。另《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齐军伐鲁，鲁国季孙氏家宰冉求率领季孙氏甲士七千，徒兵三百人，在孟孙氏不战而败的情况下，用矛击败齐军主力。这个战例说明鲁国季氏军队(这时鲁国已早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桓四分了公室)的战斗力是强于其他军队的。能够用矛突入齐军内打乱齐军，是很不简单的。因为矛是向前刺杀的格斗兵器，一般是徒兵用的，车战也是在车错毂时近战搏斗用的。用矛战胜车兵，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战斗积极性，这是那些奴隶主贵族和他的甲士们不肯轻易采取的战斗行动。而由卿大夫的“私属”发展起来，如季孙氏的军队，已经改变了军队的成分和阶级属性，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军队了。下面引用《左传》的一条材料说明这一点。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孟、叔三家各有私属军。此时将公室军分属三家了,三家乃将私属军取消,补充分得的公室军),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杨伯峻注云:季氏于其属邑奴隶尽释为自由民，役邑即提供兵役之乡邑，入为入于季氏，为季氏服军役，则免其家之税收。其不入于季氏者，则倍征其税。且奖励从军者，惩罚不从军者)。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杨注云:若或也,其入军籍皆年青力壮,或自由民之子,或自由民之弟,而皆以奴隶待之,其父兄则为自由民)。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杨注:叔孙氏则仍实行奴隶制,凡其私乘,本皆奴隶,今补入其军中者亦皆奴隶“不然不舍”,仅就叔孙言之,谓不如此不改置)”。这一段记载,说明为什么季孙氏的军队能打胜仗，而孟孙、叔孙氏军队则打败仗。

如季孙氏那样的军队，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和勇气，高于原来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军队，自属必然。当然，奴隶主阶级的卿大夫转化成地主阶级贵族，其本身仍属剥削阶级的贵族，他们为其私族利益而战的积极性大于其为“公”国君)而战的积极性,从这次战斗中孟孙氏不愿战也可以看出。春秋后期，各国相继发生的卿大夫夺权战争，公族军队打不赢私属军队，根本原因也在于军队成分和性质不同，战斗力不同。

三、军队纪律的变化

春秋各***队的纪律，既有继承西周奴隶制军队纪律的特点，也有反映新兴封建制军队纪律的特点。总的特点是随着周朝奴隶制国家礼制的破坏，奴隶制军队的纪律也日渐破坏;而新兴封建制军队纪律，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奴隶制军队的纪律，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军队控制的手段。它的目的是保证军队绝对忠于奴隶主最高代表国王(君主),成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权的驯顺工具。它同时，又是维护军队内部贵族阶级(卿、大夫、将帅)对士卒特别是役徒(奴隶)统治的手段。它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公开的统一的纪律，唯将帅意志是断;严格的阶级区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残暴的杀戮为维持纪律的基本手段。

春秋初期，周王的权威影响尚在，各***队的纪律基本上是周朝军队纪律的继承。春秋中期开始，周天子的权威扫地，诸侯国各行其事，周礼法统不断被贵族之间争权夺位所破坏，为夺君权，二君争战，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件不断发生，军队也随之逐渐变成了不同贵族家族的夺权工具，出现了一国多军的现象。贵族们为了相互间争权、争功、争名利，带头破坏军队纪律，造成战争失利的恶果,但却受不到惩罚。如晋军在晋灵公六年(公元前615年)与秦军河曲之战,赵盾为晋中军帅,统率晋中、上下三军,赵盾之昆弟(从父弟)赵穿为晋卿,又是晋君的女婿，“有宠而弱,不在(不知)军事，好勇而狂”,随军出征,未得授将、佐,对上军佐臾骈瞧不起。晋帅赵盾决定对秦军采取“深垒固军以待之”即固守疲敌,以待敌敝而退时击之)的作战方针，秦军则通过由晋奔秦的士会得知赵穿的特点,便以“掩晋上军”(突然袭击后即撤回挑逗之。赵穿果然不顾军令自行追击秦军,追之不及,返回大怒,不经批准,便又率他自己所属部卒出击秦军。中军帅赵盾听到赵穿自行出击时，不仅不令其撤回,反而怕赵穿被俘,赶急令全军出战,接应赵穿。晋、秦两军未经交战便各自撤退。当夜，秦派使者到晋军约明日交战，晋上军佐臾骈发现使者神色失常，判断秦军当夜必撤退，建议晋军当夜进至秦军退路上的黄河渡口，截击秦军。赵穿和另一将领当军门大叫不同意,出言:战场上死的伤的还未收容,丢弃不管,是不仁惠的;不按与对方约定的交战日期而迫人于险阻之地，是不勇敢的行为。赵盾于是不听臾骈的建议而接受赵穿的呼号，按兵不动。秦军果然当夜退走，后又侵占晋之瑕。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竟可以不按统帅意图，擅自行动,破坏作战计划,不仅未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重用(后八年,赵穿成为杀晋灵公、迎立晋景公的干将)。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楚必之战，晋中军帅荀林父率军救郑，抵黄河北岸，郑降楚。林父决意不渡河,待楚军退走后,再伐郑,迫降。而中军佐(副帅)先穀不同意,竟自行率其所属,渡过河去。司马韩厥以“失属亡师,为罪已重”说荀林父,林父怕先穀一军渡河被击败,自己要承担责任,便只好采纳韩厥建议,下令全军渡河。过河后,楚晋两军对峙于黄河南岸管(今郑州)敖(今广武山)地区,晋军虽渡河,晋帅仍欲不战而和。楚军虽无真和意,但也不放弃求和,故晋、楚两军使臣往来议和。当晋帅使士会答复楚军使拟与楚和时，晋中军佐先觳又当面否定晋有和意，公然对抗统帅意旨，直接向楚宣战。晋军两个求公、卿位未得的将领(魏犨、赵旃),请去向楚挑战遭拒绝,改以使楚求和和“召盟”为名,获准后,便各率自己的私卒去楚营挑战,以致在晋军无备的情况下，触发了会战，迫使晋军元帅仓皇下令渡河后退，弄得晋军狼狈争渡，大量溺死，晋军打了个大败仗。而战后，只是中军帅荀林父向晋君请死被赦，其他公然违犯军令的将领，均未追究。晋军在这样一场大会战中，出现的高级将领带头破坏军纪现象,受不到制裁和纠正,其影响是很大的。晋悼公十五年(公元前559年),晋以诸侯之师伐秦,过泾水至械林后,战争尚无结果。晋中军帅荀偃决心继续进攻，遂下令说:明晨鸡叫就驾车，填井平灶，唯我的“马首是瞻”继续前进。而晋下军帅栾魇却说“晋国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首欲东”晋国在东方,返马回国)。竟然不顾元帅命令，率领他的下军向东撤退。中军元帅荀偃不仅未能制止下军的行动,反而收回成命,还自我检讨说“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并下令全军撤退。落得晋国人讽刺晋军此战为“迁延之役”

晋军高级将领,擅自行动,一方面说明,春秋中期之后,随着周朝王制的破坏,各国贵族杀君、杀父,争权夺位,已造成“纪纲”大坏的局面，军队的纪律也必然随之败坏，而卿大夫们公然违犯军纪，不受惩罚,与周礼“刑不上大夫”的保护也有关系;另一方面说明掌握有私属军队的贵族卿大夫们,权势益重,敢于目无君、帅;并且为了争夺一己的权位，不惜使战争失败。更有甚者，是这些握有兵权的卿大夫们,逐渐拥兵自重,彼此争夺,互相攻伐,杀君立君,把军队变成他们保护或夺取私人权力的工具。为了使军队忠于他们自己,单凭像对待奴隶一样地鞭打、残暴杀戮,已经不行了,于是便有论功行赏的普遍实行。如春秋末期(公元前493年),晋国赵简子率军拦截齐国资助晋范氏、中行氏的粮车，与护送的郑军战于铁，将战前,简子誓师,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样,连奴隶也可因战功而解除奴隶身分，成为自由民。这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实现其夺取政权目的，而在其军队中打破奴隶制军队在纪律上的等级区分的行为。这固然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贵族的夺权，而对军队纪律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在军队纪律问题上，春秋后期也出现了对违犯军纪者施以严惩的记载。如晋魏绛戮扬干之仆之事，即是一例。晋悼公四年(公元前570年)晋侯主持诸侯会盟于鸡泽。晋侯之弟扬干搅乱了晋军的行列,司马(主管军法)魏绛依军法斩了扬干的仆人,晋悼公认为是当诸侯之面耻辱了他，扬言要杀死魏绛。绛写好了请罪书，交给了晋悼公，说明杀扬干仆人的理由，然后，以自己未能事先告诫将士不得犯军律，以致不得不在扬干犯律时动杀刑，惹怒了君心，请求把自己交国家司法官处死。晋悼公看了报告后，鞋子都顾不得穿便急忙出到帐外向魏绛道歉，承认自己对弟弟教训不够，有过，请魏绛原谅。

再如《史记》载齐国司马穰苴杀监军庄贾以徇三军事，也是一例。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采纳齐相晏婴推荐任命穰苴为将，令其率军抵抗晋、燕的入侵。并应穰苴的请求派宠臣庄贾任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中午在军门会面。次日，庄贾到傍晚才到营，穰苴依军法规定，要斩庄贾，贾惧，急派人报景公请救，使尚未回,穰苴已斩庄贾。待后,景公派使者持节赦贾,使者驱车疾驶入军营。穰苴又根据军法“驰三军”者“斩”,但因使者系代表国君的，所以又不能杀，便将使者的仆人杀死，将车箱左面的立木砍断，把驾车左面的马(左骖)杀死,以示惩罚,并放使者回报。然后,率军迎敌，大胜回朝，被齐景公封为大司马，遂以司马穰苴名之。

又《史记》载孙武“吴宫教战”,拒王命斩王姬的故事,也是生动的一例。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春秋后期,都是对违犯军纪(军法)者的惩处。后二者,杀的是国君(王)的亲宠,属贵族阶级中“刑不上”的人。前者杀的是贵族的仆人，当然没有后二者那样的胆量，但也一反晋国灵景年代卿大夫公开抗法不受惩处的状态。司马(执法官)敢于向违法的贵族执法了,尽管还只是杀替罪羊(仆人),但总算敢于刑上大夫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军队纪律也在变化。

四、军队的装备和组织体系

(一)春秋军队的装备

基本上是沿袭西周的,兵车、弓箭(矢入戈、矛、殳、戟、剑等是基本战斗兵器装备,皮甲、胄、盾等仍是基本防护器具。弩已装备军队，但尚未普及。戟、剑似也还未为各***队大量采用。

车仍是主要战斗工具和运载工具。车兵仍是军队的基本兵种。

车的基本形制已在前节中记述过，按战斗性能区分兵车，有战车、辎车、指挥车(戎车)通信车、特种车(巢车[楼车]冲车等)。一辆战车仍为四马挽曳。三名甲士,配备以弓箭、戈、矛、剑、盾等成套战斗与防护兵器，马也有了皮革制的甲胄。

徒兵(步兵)装备主要是弓箭、殳、矛、戈、戟、剑等战斗兵器和甲胄盾等防护兵器。五人编成的伍，仍是最小的战斗单位。根据出土文物上攻战图案和《司马法》所说的兵器配备使用原则(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推断，一伍步兵,有弓箭手、长矛(殳、戟)手、短戊(剑)手、盾牌手组成。

(二)春秋军队的组织体系

春秋各***队的组织体系，大体上仍沿用西周的。即如《周礼》中所说的“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廿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礼·夏官司马》)。这个组织体系，虽不一定为各国所严格遵守,但大概差不了多少。下面引证《左传。襄公廿五年》有关晋军编制的一个间接材料，以见一斑。鲁襄公廿五年(公元前548年)，晋应鲁国的请求，出兵伐齐，齐派人向晋请和，并以财宝贿赂晋军将领:“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杨伯峻注“六正谓六卿,即三军之将与佐。五吏疑为军尉、司马、司空、舆尉、侯奄。三十帅、师帅也。据《周礼·夏官司马》,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则一军五师。师帅或亦有正副，故三军十五师而三十帅。三军之大夫，则每军之职掌其他事务者。百官之正长，则晋各部门之负责者。师旅则其官属。”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晋军在春秋后期(公元前548年)的编制,与《周礼》所列的编制基本上一致,只是旅以下编制尚不能确切判明。至于其他各***队的编制,恐怕虽不会与《周礼》完全一致，但也不会相差太大。只是楚国本来就受周制约束小，春秋时又先自称王，故军队编制也自成体系。从《左传》片断材料可知楚军车兵十五乘为“偏”,两偏为“广”,也称“卒”,有车三十乘。广以上是什么名称则无史料可考。但“三军”之名是有的(见上军队数量引证材料)。随着各国交往的频繁，各***队组织体系不可避免地会趋于雷同。但因史料不足，难以确切推定。

至于各国的私属军和地方军的编制，更无史料可考，无法推定。但一个时代的军队,用相同兵器装备,其编制体系,大体上是大同小异的。

五、军队的训练

春秋前期，各***队的训练，大概还是实行西周建立的一套训练制度。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的连续不断,各***队的训练,主要是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当然军队的基本训练，还得在平时打下基础。

(一)士的训练

军队的骨干还是“士”,士训练的好坏,对军队战斗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各国对士的训练情况,史书无记载,从《左传》、《国语》等书的有关材料推断，西周时国家专门设立的官学，到春秋时逐渐废弃，士大夫多不乐学(《左传·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悦)学”)。即有官学,士大夫也都不愿入学学习，但私人聚徒说教，或个别从师就学，却在春秋后期发展起来。因此,士的训练,除在军中备战时进行外,大概是:一靠家教,如《管子·制国》为廿一乡，士乡十五，即将士集中在一处，且世代为士，自然是从小就受士的家教了。所谓“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国语·齐语》。一靠拜个人为师，即拜有武艺专长的武士为师,如卫国献公(公元前546年一前544年)时,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他们都是卫国的武士(《左传·襄公十四年》)。一靠入私学,如孔丘的私学。名弟子七十二人中，不少成为有名的武士，有的成了军官，有的成为卿大夫家宰，且立了战功。如冉求、子路。晋国在悼公元年(公元前573年)时,还专门指定“荀宾为右(六卿之右),司士属焉,使训勇力之士时使”。也就是设专官管理武士的训练。士的训练主要是射(射箭)与御(驾御战车),还有礼、乐、书、数,合称“六艺”。射是最重要而又最难精通的一门基本武艺。一些有名的射手，都是得到名家传授而苦练成功的。这类神箭手，当时乃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受到人们的景仰和宣扬。如楚国的养由基、乐伯、潘党等。

(二)兵卒的训练

兵卒的训练，除了仍保持西周时利用农业生产闲暇时节进行训练学习,即所谓:“春鬼、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飞平常一年四季利用农闲时节行小习武，三年一次大演习)《左传·隐公五年》这样一套教民、治兵制度外,军队在战争间隙,都很重视训练(“整军经武”)。当时一些著名将领，都是善于训练军队的能手。如从齐国出奔到吴国被吴王阖庐召见的孙武，当场以王宫妇女一百八十人演练战阵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便是一个典型。再如楚国在城濮之战前(公元前633年),“使子文(楚之前令尹)治兵于暌,终朝而毕,不戮一人”,被称赞为善治兵(临战训练)的人。兵卒的训练,除了使用战斗兵器的技艺外，还有战斗动作及战阵的训练。从《司马法》的有关内容中可以看到，当时对车兵与步卒的战阵与动作都有严格的要求:辩识旌旗、金鼓等指挥信号,熟练离合、聚散、坐作、进退的行列，精熟弓矢、击刺动作。车兵还要掌握驾车技巧。

(三)将帅的训练

将帅的训练，除了国君的太子有专门师、保进行分别教育训练外，基本上是贵族世家中进行父兄传授。从各国统兵将帅的身世可以看出,基本上是公族(国君同族)子弟或功臣后代。他们从小在其家族内受教育，接受其父兄的直接传授，很早就参与军事活动，乃至战斗。如晋、楚鄢陵之战,当晋军吏对楚军压晋营而阵发愁时,晋中军佐范文子(士燮)的儿子范句跑出来建议说“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时,被其父文子执戈逐之(赶跑了),并骂他说“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无别结道什么!)”可见，士句未成年即随军出征，且已处于军官之列。后来，这个童子范句也成了晋军的一代中军帅(卿)。同一次会战中,当晋军发起攻击时,晋历公的戎车陷入泥淖，中军帅栾书想把晋历公转到自己的车上，栾书的儿子栾鋮(是晋历公的车右)，直呼其父名字，指出那样做是犯罪《左传·成公十六年》“鋮日:‘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制止了栾书的行为，他自己下车将历公的戎车从泥淖中推出来。这个栾鍼后来在晋伐秦战争中，耻晋军无功而还，自行驰入秦阵战死。春秋末期,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都是从晋文公时起的世代统兵的将帅世家。他们的军事政治知识，自然也是世代祖传的。其他国家，更是公族子弟包办了军队的统帅权。到春秋后期，随着战争的发展，军事人才的急需，加上各国贵族集团内部的争权倾轧，有些有才能但在国内被排挤或在斗争中失败了的贵族，便出奔到其他国家，经过相识的贵族的引荐，得到国君或主帅的赏识，成了收留国将领或“谋主”谋士)。其中,从楚国流出的人才最多,如从楚入晋的析公、雍子、伍臣、苗贲皇等;入吴的伍子胥,入越的范蠡、文种等;从齐入吴的孙武等;都是难得的将才,都对收留国的强兵、强国、征战起了重大作用。当时曾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话(《左传·襄公廿六年》，楚声子对令尹子木语)。一些后起国家，如秦、吴、越等都是从吸收和重用外国的人才而振兴起来的。这些流亡外国而被任用的将才，他们的军事知识也是从其父祖先辈的传授而获得的，并不是学校训练出来的。

(四)春秋时代战争不断，实战经验丰富，反映到军队训练中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重视军队的精神勇气训练;一是重视切合实战要求的战斗技能和战术训练。

六、军队的战斗方式

(一)春秋各***队战斗基本上是车战,车战的战斗方式,基本上是西周时的方式，即双方在平坦地形上，排列成横队对阵，随后一方先行发动攻击，一方迎击，双方在矢力所及距离上开始互射及抵近时，互相挥动戈、矛等格斗兵器刺杀，并驱车冲破对方车阵击败对方，结束战斗。

(二)吴、越、楚等国及中原诸侯国中之晋国,步兵因地形多山而得以较早的发展，步兵战斗方式也开创较早，步兵战斗的方式较灵活,多为适应地形特点,采取不同战术,如伏击,袭击,侧击,迂迥等，因而战斗队形也比较多样，步兵的基本战斗队形，按卒伍排成行列,构成方阵,伍内各卒,按所持兵器不同,依“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原则排成行，战斗时强调齐进齐止，集中突击，在复杂地形上，步兵战斗队形当因地形而变化，战国时兵法理论中出现的各种阵(如孙膑兵法中的十阵)其来源应从春秋战争中寻求。

(三）库兵步兵联合战斗的方式,从《周礼·夏官司马》中所载“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从郑释”险野人为主,人居前;易野车为主，车居前”可知，车、步兵是根据地形险易而区分前队后队的，并非以步兵若干人(如所谓每车步兵72人)分排一车之前后左右。征诸春秋诸战斗，均无步兵环车而战之例，可知之矣。

七、军队的指挥方式和通信联络

仍沿用西周军队的。国君(王)将、帅、军吏等,基本指挥方式还是当面口头命令和亲自率领，同时，用旌旗和金鼓做为目视与音响信号通信联络工具,只是金、鼓、旗的种类可能有所简化,没有西周王朝那样多的礼制等级性的区分。各国使用的旌旗也不会是一致的。鼓声仍然是前进和攻击的信号;金声(钟、铃、钲之类)仍然是停止和退却的信号。视、听信号达不到时,用传车(通信车)派重要亲信乘“传车”前往,当面传达号令或取得联络“传车”有随军的，有配置在驿站的。

八、军队的后勤

基本上也是西周时的组织和供应方式。各***赋的计征单位(井、甸、丘、亩)虽不同且不断在变化,但军赋仍以“乘”计征,则基本未变。国家从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经营者征得军需物资,供应军队。军队的粮秣、器械、兵器(箭等入装具等,由士卒和辎车携行一定数量，保障有限日期的消耗。远征或战局持久时，当另有专门辎重车队向前方输送供应。在有江河水道可利用时，则用船载水运供应军需。如楚国、吴国、越国均曾利用江河乃至海船运军队及辎重。当远征通过同盟国时,由盟国就近供应粮、秣等;进入敌国后，则掠夺敌国粮秣以供军队。《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有“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军食可足”的经验总结,当是春秋时军队进入敌国后保障供应的原则。

第十二节春秋时代国防与筑城

春秋时代，威胁各国安全的，首先是各国内部的君位争夺者(公族子弟入不满意贵族统治的“国人”和奴隶们,西周的覆灭,正是从内部反对力量的暴动开始的。国内反对力量为要取得胜利，又总是要借助外来势力的支持帮助。外国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满足自己的贪欲，又总是要千方百计的寻机干预别国内政，而且动辄以武力相强:或武装扶持君位争夺者上台，或干脆以武力兼并其国家。这样,春秋各国的国防,首先是防内,然后才是防外。不论防内防外，贵族统治者们都离不开两种基本力量:一是军队;一是城池。虽然，那些有识之士(贵族中的思想进步或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人)尖锐地提出:国家“以民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富国强兵”首先要“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始终”。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国富而民安”。鲁国叔孙肪子质问不顺时役民的季平子“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左传·昭公九年》)但处于没落阶段的各国奴隶主贵族们，他们同奴隶、庶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只顾图谋一己的私利，那里肯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虽也承认无民不可，但他们既然靠压迫剥削人民而生存，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就不敢依靠人民来保护他们。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基本手段是使用武力，藏之深宫高城。因此,无限制地扩大军队,不惜农时、民力的强迫筑城,便成了加强国防的基本措施。

关于扩大军队，滥施征伐，已在前面战争与军队几节里述叙过了，这里仅就筑城设备方面，加以记述。

春秋各国,已有的和新筑的城池很多。根据《左传》等古文献提到的加以粗略统计，仅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中游地区周、晋、齐、鲁、卫、曹、宋、郑、陈、蔡、秦、许、莒、邾、滕、薛等十几个大小国家，大小城池约三百个以上，以六十万平方公里计，约二千平方公里有一座城池，而这些城池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们都集中的在沿河平原、丘陵地区。在洛阳、开封间东西二百公里,新乡、许昌间南北一百五十公里，约三万平方公里地区内，有城池七十五座，平均四百平方公里一座，而在这一地区内，城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大体上在国都周围城的密度大，在土地肥沃地区城的密度大。

春秋三百多年间，见于古史记载的筑城凡五十余次，其中鲁国占了三分之二。筑城中,属于加修或新筑国都的有:鲁都(曲阜加修五次)、晋都(迁移四次)、秦都(新筑雍城)周王都(洛阳二次加修卫都(迁移三次)、宋都(重修)楚都(郢,新筑)郑都(京,加筑)吴都(苏州、新筑)越都(绍兴)。至于陈、蔡、许、莒等小国,都城曾被坏而又重恢复。各国新建的城,一是为加强边境(鄙)地区防御而筑，如鲁国在北及东北部边境地区之成、郓、酈、诸、防等城邑，楚国在淮河中游的筑城;一是为加强国都附近的防御而筑，如鲁国的郎、防、漆等。还有一种是为向外扩张进攻而筑的城,如鲁国在莒国附近的筑城(莒、诸等);楚国在淮河上游筑顿城沂城;晋令诸侯为伐郑而筑制城(虎牢关)。春秋末,宋军反围雍丘郑军的筑垒,也属此类筑城《左传·哀公九年》)。

城的形制，在春秋中期之前，仍沿袭周制，特别是最保守周制的鲁国,直到春秋末期,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丘为鲁司寇,还按照周制“大夫无百雉之城”的规定,要求堕三都,实际上各国卿大夫采邑之城，早就不按周制的规定了。

城的建筑仍是版筑,夯土成墙,挖沟为池。夯土方法有两种,一是平夯,即两面夹板,层层夯土平筑;一是方块夯,即分段夯筑。城门构筑更加高大、复杂,悬门的设置,是城门设防的一大进步。为加固城门，已使用金属铆钉。如晋、齐平阴之战，晋及诸侯军围齐都(临淄),晋将州绰驱车进到东闾(东门“左骖迫,还于门中(车盘旋于东门中),以枚数阖”注云“阖,门扇。枚,门阖之上,以铁钉布之，有如锺乳,故亦名枚。即后来城门上以铜为锺乳”。以枚数阖,就是数门扇上的铁锺乳(《左传·襄公十八年》)。说明齐都城门已用铁钉加固了。

筑城的设计、施工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左传·昭公卅二年》记有: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召集各诸侯国的大夫会盟,并下令各***队为周敬王修成周城。士弥牟负责设计,他“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这段记述说明,士弥牟很善于计量设计,他把城的长度(丈数)计算出来,把城墙的高度厚度也计算出来，把护城濠沟的深宽也计算出来。然后，计算出所需要工作的土方量，又按运土的距离计算出需要的人工和时间，又算出所需经费、材料以及工役人员口粮数量，把这些计算材料，编成工程计划，下达给各诸侯国参加施工的负责人，并上报给周王的代表(刘文公),然后,由韩简子指挥监督施工。在这样周密准确的设计计划指导下，仅用了三旬就完成了筑城任务，这在筑城史上，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又《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述楚令尹必艾猎修筑沂城(河南省正阳县境)。他使掌管建城郭的“封人”设计规划。封人“量功命日(计算用功多少，用多少时日)，分财用(分配各工程段需用的材料),平板干(供筑墙用板,干,高低齐平),称畚筑(使运土与筑土之功量相称,避免窝工),程土物(土方、材料都计算准确),议远迩(计算各工段运土之远近,使定额分配恰当),略基址(实地巡察城基址的情况),度有司(恰当分配主管各项工程的人员)”,作出精确周密计划。然后,按照施工“事三旬而成(三十日完成),不愆于素(不超过所计划的工期)”。

再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辅政,由子胥设计指导建筑吴都(江苏苏州),造大、小二城,大城周廓四十七里(古代里),陆门八座,水门八座;小城周十里,陆门三座。因吴都位于太湖东侧的河网地区，筑大城必跨河流，因此，除了陆门外，还筑有水门。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不像北方一般用土筑城那样简单，筑这样的城，势必要采用大量石、木材料，砌筑的技术也要求更高。

以上数例说明春秋时代，筑城的设计、施工水平和筑城的效率是很高的。这就不仅为防御筑城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有可能使进攻筑城得到应用和发展。如前述楚芄艾猎筑沂城之速度，用于进攻筑城便可适应需要。

第十三节春秋的军事人物

春秋是战争年代，理应出现大批杰出的军事人物。但因战争多是在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进行的，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都是王公贵族及其子弟，落没的贵族阶级本质使他们难于在战争中创造出巨大业绩，也注定他们不能成为优秀的军事人物。只是到春秋后期，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于历史舞台，战争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的突出代表是孙武、伍员(子胥)等。

不过，春秋三百年间，活动于战争历史舞台的千百个将领中，留有名字和一定事绩的，也不下几百人。其中，国君亲自率兵征战且有战绩的,有郑庄公、齐桓公、鲁庄公、宋襄公、晋献公、晋文公、晋历公、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楚庄王、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十几人，他们的事迹均见于战争史中。各国卿大夫中率兵征战有所成就的,有齐国管仲、司马穰苴;晋国先轸、狐毛、栾枝、胥臣、士会、士燮、卻销、谷至、韩厥、栾书、赵盾、越朔、赵鞅、魏绛、魏舒;楚国的斗伯比、斗廉、子文、孙叔敖、沈尹蒸、沈尹戍、申叔时;随国季梁;秦国王廖(又名王子廖)孟明视;鲁国曹刿;宋国子鱼、华元、子声;吴国夫概、伍员(子胥)、孙武;越国范蠡等。

现将几位有名的军事人物略作评述。

一、管仲

又名夷吾,也称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祖先姬姓,周王同宗,封管国,以国为氏。父管庄曾为齐国大夫,早逝,管氏家道中衰。管仲少年时,家境已贫困,但他勤奋好学,与鲍叔友好,曾一同经商，鲍叔很赏识管仲的人品才学。鲍氏也是齐国的贵族世家。后来，管仲与鲍叔分别做了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纠与小白的家臣。齐襄公即位后，荒淫暴虐，齐国潜伏着***危机。管仲辅保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辅保公子小白出奔莒国。齐襄公十二年，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齐国内乱,两公子分别由鲁、莒回国争君位。公子纠由鲁国派兵护送，为阻止小白先入齐，管仲带人赶至莒、齐两国间路上,截击小白,并一箭射中小白腰带钩,小白假装被射死,得以抢先进入齐国都，即君位，是为齐桓公。鲁因公子纠未得君位，出兵攻齐,败于乾时。

齐桓公要用鲍叔为齐相。鲍叔深知管仲有治国的大才，便向齐桓公建议，从鲁国把管仲要回来，任用管仲为相，并说自己的才能远不及管仲,管仲是天下奇才,齐国要强大,必须用管仲相国。齐桓公开始不同意鲍叔的意见，认为管仲是自己的仇人，曾拦路射过自己。鲍叔反复向齐桓公进言，要齐桓公以齐国的兴盛为重，原谅管仲,信任管仲,化仇为友,争取管仲为齐国效忠。齐桓公为鲍叔说服了，遂借口管仲曾半路截杀过自己，一定要鲁国将管仲囚送齐国，以便亲手杀死管仲。鲁国因在乾时之战被齐军打败，只得被迫同意杀死了公子纠，囚送管仲到齐国。鲍叔在齐国边境接待了管仲，并将齐桓公任他为相事先行相告。管仲到达齐都临淄时，齐桓公依鲍叔建议，择吉日用隆重的礼仪亲迎管仲。齐桓公初为国君，只想将齐国治理得社会安定便满足了。他召见管仲询问定社会的办法，管仲提出“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的政治观点,试探桓公的政治抱负，桓公当即表示他不敢有充当霸王的政治宏图，只求定社稷而已。管仲为了激发桓公的图霸雄心，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便以桓公不称霸便不相齐的坚决态度提出辞职，迫使齐桓公定下图霸的决心，并挽留管仲为相。管仲遂即相位，为桓公筹策。

管仲针对齐国当时在襄公统治年代造成的国家衰落景况，向桓公建议,学习周初文(王)武(王)之治，“参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作为安国、定民、兴邦的基本方针。就是要在“国”都城及郊区以内)与“鄙”“郊”以外地区划分区域,使人民按士、农、工、商分别集中定居在划定的区域内,让士处“闾黉”二十五家为“闾”,“黉”是学校。郭沫若《管子集校·小匡篇》)工处官府;商处市井;农处田野。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子孙相继,不准迁移,以利于安心其专业，代代传授技艺，提高各自的专业水平(“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既提高生产力,又培养了专业人材,除“士之子恒为士”外,农民的“秀民之能为士者”也可以培养成为足以信赖的“士”。

管仲又为齐国制定了一套发展经济的富民富国的政策，他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强调要“禁末作,止奇巧,利农事”,除害农事之害,兴利农事之利;并规定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即根据土地好坏和产量多少而确定不同差额的赋税。这样，鼓励农业生产,使“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管仲还极重视工、商业，他从齐国临海近山，有渔盐和矿产资源的客观有利条件出发，又从齐国民俗善于经营工、商业的特点出发，制定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管仲还在划定的区域内,主张再加以区划,将“国”划分为廿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再将士乡分为三个五乡,由桓公和国子、高子(齐国贵族大夫)各率一个五乡,并设官吏管理之,乡内再按“连”“里”“轨”编组起来分级设长;对“鄙”,则按属、县、乡、卒、邑，分级设长，组成一个严密的行政统治体系。

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后，便将齐国按管仲的方案加以区划整顿,使士、农、工、商各安其居,定其位,乐其业。在安民定业的同时，管仲还应桓公的征询，提出了齐国统治集团的上层人事安排方案,他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原则,推荐了陇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等分任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谏议等要职,辅助桓公治理国政。在管仲的策划与治理下，齐国很快地安定下来，经济也较快地发展起来。

齐桓公见国内安定了，便急于要整修军备，准备对外用兵。管仲认为，齐国若是公开扩军备战，必然引发大国竞相扩军备战，小国加强设防,齐国想以武力称霸于诸侯,必难迅速得逞。因此,他劝齐桓公不要急于公开扩军备战,应该采取“隐令”“寄政”政策,即“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寓兵于民的政策，具体措施便是“制国”“制鄙”,将“国”和“鄙”的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平时作为行政管理系统,战时作为军队组织指挥系统“春以必振旅,秋以猕治兵”,利用农业生产间隙进行军事训练;而“国”内的十五个士乡,就是齐桓公的三军。这样组织训练出来的军队“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国语·齐语》)。管仲除了提出和推行这一套“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策外，还提出实行允许罪犯以兵器赎罪的政策，借以增加国家的兵器。

齐桓公采纳并实行了管仲的各项政策，齐国在不增加人民军费负担的情况下，使军事力量壮大起来，成了争霸诸侯的威慑力量。

为实现齐桓公作“霸王”的企图,管仲针对当时(春秋前期)的中国形势，为齐国制定了一条对外争霸的战略方针，即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实行“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管子·霸形》的战略。以“尊王”号令诸侯国;以“攘夷”即抗击夷狄族的侵掠)团结诸侯,抓住“尊王攘夷”这面政治大旗,齐国便成了当时中原各诸侯国的政治首领。为实现这个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管仲还采取了一套外交和军事策略。在外交上,推行“亲邻国”政策,他说服齐桓公将齐国侵占邻国的土地，归还邻国，并与邻国划定边界;派使臣携重礼到邻国聘问“以安四邻,使四邻之国亲我”,即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另以一批游士,配备好的车马、服装,携带礼品货币,派出去周游四方,广泛联络、号召天下的贤士,宣传齐国的富强和政策;再派商人携带各种玩好器物，到各国贩卖，借以试探和观察各国君臣上下是否贪图玩好享乐。发现那个国家君臣贪图玩乐，不务国政就出兵加以征伐。在征伐一国时，先行召集各国诸侯会盟，宣布被伐国的“不义”,然后以齐为主,率联军往征。这样,便以外交与军事两项策略，把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树立起来了。

在管仲相齐桓公七年时，齐国便开始称霸于诸侯了(《左传·庄公十五年》载:“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传日:“齐始霸也”。)。到管仲相齐40年间，管仲辅佐齐桓公，先行和鲁服宋，使鲁，宋两个中等强国与齐国形成三国联盟，以左右中原的局势，以号令和征服周围诸小国，并不断地用召集和主持会盟的形式，推行霸王的政策，三十几年之间，主持会盟在十次以上。对戎狄蛮夷各部族,先是出兵北伐山戎,安定燕国;继而从戎狄族侵略下,救邢、援卫,又南征蔡、楚,与楚盟于召陵“荆州诸国莫敢不来服”《国语·齐语》)。从而达到了代替周王称霸诸侯的目的。齐桓公赚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丘语)的美誉;管仲则被齐桓公尊为“仲父”,周天子(襄王)还要以“上卿”礼享之。孔丘则称赞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意为假如没有管仲，他和齐、鲁各国的人都会被戎、狄族征服,而改变发式和服装式样,成为戎狄族人。管仲在春秋时代受到尊敬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管仲是奴隶制社会没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政治上是个维护旧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又是一个以“霸诸侯”维护旧制度的霸权主义者。但他的“安民”“成民”“富国强兵”的振兴国家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政策及创制的军事制度，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实际需要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管仲在军事上是个善于结合运用文武两手以取胜的战略家。他的最大特点是合众击寡，即联合多国，组织联军，以征服一个被孤立的国家或保护一个被侵略的国家。

二、司马穰苴

姓田,名穰苴。齐国田(陈)完的后代。因非田氏嫡系,故不得袭官位,但系贵族之后,居士乡闾伍,仍得受到士乡的家族传教,习兵法，有才学。齐景公时，晋军侵夺齐之阿(今东阿)、鄄(今鄄城);燕兵侵入河上(当时黄河南岸地,约今河北沧州以南地),齐师被击败,景公很忧虑,晏婴荐穰苴于景公,说穰苴虽不是田氏的嫡系,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召穰苴面试军事,大喜,便任为将军，命其率军反击燕、晋入侵军。穰苴以自己地位卑贱,人微权轻,请求景公派宠臣监军，景公遂派庄贾担任。

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日中会于军门，第二天，穰苴提前到军营,立表下漏(立木为表,以观日影;下漏水以知刻数,以计时)以待贾。庄贾平时很骄傲，所监之军原是他自己的军队，所以不守信约，他的亲友又为他大张送行宴席，庄贾只顾大吃大喝，竟忘了约会时间，直到傍晚才赶到军门。穰苴在约定时间不见庄贾。便撤去“表”“漏”,检阅军队,宣布纪律。等庄贾到达时,便质问贾为何失约,贾答以亲友送行,所以迟到。穰苴批评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袍鼓(操起鼓槌击鼓发令)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齐景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指贾),何谓相送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于是召军法官问道“迟期后到应受什么军法处罚?”军法官回答说“当斩”庄贾一听吓得要命,赶快派人去报告景公求救,去人还未回,庄贾已被斩,并宣示三军,三军皆震惊。及后,齐景公派使者拿着赦令赶着车跑进军营，交下赦令。穰苴不仅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拒绝接受景公的赦令,而且找军法官相问,随便赶着车闯进军营该当何罪?军法官答复说“当斩”。使者大惊失色,穰苴说“君使不可杀”,乃下令斩了赶车的人,并砍去车的左驸(车付木)，杀死左骖(驾车的左边的马),宣布于三军,并派使前去报告景公。然后指挥三军进行演练。在演练中，穰苴亲自检查伙食，慰问病员，并将自己的口粮，与部队的口粮标准一样，把多余的部分分给身体弱的。经过三天行军演练后，部队中有病的也要求随军出征,争着上前线作战,晋、燕军听到消息后,便主动撤退。穰苴指挥齐军追击退敌,全部收复被占领土,收兵回国。未进入国都前,便解除战备,发布休兵命令,然后入城。齐景公率诸大夫出城迎接,举行劳师典礼，尔后，封穰苴为大司马，后人乃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为齐国立了战功，受到崇敬，但却遭到齐国旧贵族势力鲍、高、国诸氏的嫉忌。他们怕他长田氏威势，所以便设法谮害他，景公听信潛言，便免去了穰苴的职务，不久穰苴病死。

齐有《司马穰苴兵法》(也称《司马法》传世，原书一百五十篇失传，后人辑遗得五篇，流传至今。

三、伍员

字子胥,楚国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十二年),伍员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曾祖父伍参,祖父伍举,父伍奢,世为楚王重臣。其父及弟伍尚因被楚平王的佞臣费无极谮害，遭平王杀戮,伍员被迫出逃。奔宋,又奔郑,又辗转奔吴,状甚狼狈。时吴王僚在位，王堂兄公子光为将，蓄谋夺权，员通过光的门客得见公子光;因光得见吴王,在说吴王僚伐楚时,遭公子光当面驳斥,发现光的篡位企图，于是为光物色推荐了勇士专诸，自己则暂时隐居乡间,以待时机。五年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公子光派专诸以鱼腹藏剑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即王位，是为阖闾。阖闾已知伍员有才能，乃召之以任为将，伍员遂辅吴王治国。

伍员以“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作为佐吴王“安君理民”之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指导了吴都的城池建筑,加强了吴国的国防设备物色能工巧匠，制作兵器;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储蓄粮食;整顿吏治,修明法度,训练军队,为吴王广揽人才。他把由齐国流亡到吴国的孙武推荐给吴王，受到吴王重用，于是吴国很快强大起来。

伍员与孙武一同为吴国制定了疲楚、误楚战略，并协助吴王阖闾举行了空前的伐楚战争，一直攻到楚都郢，取得春秋时代最大的一次战争胜利(见战争史部分)。

吴王阖闾在与越作战中受伤死后，子吴王夫差继位，伍员又辅助夫差大败越国,迫越王勾践臣服于吴,夫差得以北伐齐、鲁,称霸一世，伍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伍员对夫差的战略决策(未灭越而北上伐齐，争霸中原)不同意,屡谏夫差,引起吴王不满,加以伯話的谮害,于吴王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为夫差强令自杀。

伍员在吴国生活三十六年，参与吴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三十年，对吴王称霸作了重要贡献。他在军事上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并将其列入兵技巧家。书早已佚失，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文物中，发现有《盖庐》遗册，即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论兵言论集。

四、孙武

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乐安人,生卒年不详,约当齐景公(公元前547一前490年)至吴王夫差(公元前495一前476年)年代。祖先原为从陈国逃奔到齐的公子陈完，齐桓公封为工正，后改姓田，其子孙成为齐国的一大贵族，世为卿大夫。到齐景公时，陈完第五代孙陈桓子无宇之子陈书，伐莒之战有功，被景公赐姓孙，封邑于乐安(今山东惠民一带)陈书遂改为孙书。孙书子孙凭，生孙武。

孙武生长于新兴地主阶级有武功的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齐国自姜尚(太公)封齐建国以来，军事学的传统比较深厚,孙武又生长在武将世家,军事教养得天独厚。孙武成人后,约在齐景公32年(公元前516年)前后,(孙武约20多岁),已成为有很高军事理论素养且有匡世抱负的青年。当时，适值弭兵之会后约30年左右，齐国及中原各诸侯国内政腐败，贵族集团卿大夫之间及其与公室之间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日趋激烈，周王室也进行着王位争夺的内战，中原王室及诸侯国已无一个可以称霸的国君。而远在长江下游的吴国，却呈现出兴旺的景象，正与江淮大国楚国进行争夺战争。吴国是一个有希望争霸的后起国家，也是一个渴望求取人才的国家，在这种局势下，孙武看到自己在齐国及中原诸侯国中，难有大的作为，于是他便毅然决定去齐奔吴，谋求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约在吴王僚11-12年(齐景公32-33年)左右,孙武从齐国到达了吴国。到吴国后,由于其身分地位关系,一时无人引荐,还不能为吴国王室所接纳，他只好在吴都附近暂时旅居下来。恰巧这时正是从楚国被迫投奔到吴的伍员(子胥)暗中帮助吴公子光夺取王位的时节，伍子胥也暂时隐居吴都附近，并留心为公子光物色人才,孙武设法结识了伍员,并为子胥所赏识,彼此结为好友,待公子光夺权成功,登上吴王(阖闾)宝座后,伍子胥便极力推荐孙武给吴王阖闾(史传有“七荐”之说)。孙武遂得以所著兵书十三篇呈给吴王。阖闾看了孙武的兵书后，很为欣赏，便想面试一下孙武的实际指挥才能,于是他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都看过了,你可以小小的试演一下训练和指挥军队吗?”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说，可以用妇女作试演吗?”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令宫中找出美女一百八十人，交由孙武作演试用。孙武将宫女分为两队，以吴王的两个爱姬分任队长;每人发给一支戟,令持戟操演。同时,以自己的御者和参乘分任军吏，监督操练并维持军纪，然后，孙武向宫女发问:“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心和左右手及背后吗?”宫女一齐回答“知道”。孙武如是发布命令说“击鼓一声是向前,看心;二声是向左,看左手;三声是向右,看右手;四声是向后,看背后”宫女一齐回答“是”。孙武又命令设置刑具(斧、钺),并三令五申的宣布:如果不听从命令，不按令动作，就要按军法处罚。然后，他便击鼓发令“向右”,宫女们听到鼓声不禁不按令动作,反而哈哈大笑。孙武于是申明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的罪过”,说罢,再将军令复述了几遍,便又再击鼓发令“向左”,宫女们更加放肆地捧腹大笑。孙武于是召唤军吏前来,当面宣示说“兵法上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的罪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不按令执行的,是卒长的罪过。兵法规定:‘赏善始贱,罚恶始贵”,依此,他命令军吏按军法斩杀两个队长。吴王阖闾从台上观看，见到孙武要斩他的两个爱姬,便急忙派人传达口谕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但愿不要杀死她们!”孙武回答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遂将两个队长斩了,改用第二名为队长,然后,又按前已申明的动作规定,击鼓发令。宫女们规规矩矩的按鼓令操作,左、右、前、后、跪、起,所有动作都符合要求,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孙武于是使人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请王亲自下来试演,如果王要用他们,只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他们也都可以做到。阖闾疼惜两个被斩的爱姬，根本没有情绪再去观兵了，所以便对孙武说:将军结束操练，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愿下去观兵啦。孙武便批评吴王“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行”。

经过这场宫庭演兵，吴王阖闾虽不满于孙武斩了他的两个爱姬，但却认识到孙武是一个深谙兵法又能用兵的将才，因此，过了几天，阖闾便召见孙武，听他申诉了斩二姬的理由后，便任命孙武为将，用以治军谋战。

孙武与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整军经武，谋划伐楚。吴楚两国从春秋中期互相攻战以来，至此已近百年，特别是公元前584年由楚奔晋之巫臣使吴，教吴车战与叛楚以来，70年间，吴多次与楚战争，虽互有胜负，但吴毕竟不是楚国的强劲对手，而吴前国王僚的两个公子,于孙武任将的当年(阖闾三年)分别从徐和钟吾(二人的逃避处)逃奔到楚国,阖闾为此恼怒,出兵捕钟吾的首领,水淹徐而攻灭之,徐子章禹先降,后逃楚,楚收留了吴公子及徐子,惹得阖闾大怒而亲自将兵攻进楚东境属国舒。阖闾还想乘胜大举伐楚。孙武清醒的看出吴伐楚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向吴王建议:不要立即大举伐楚，要耐心等待时机。伍子胥也知道大举伐楚时机不到，所以便为吴王划策,先行疲楚、误楚,吴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以吴军三师轮流出击楚国东境，引诱楚国不断地调动军队应战，既疲惫了兵力,又消耗了国力;搅得楚国不得安宁;还使楚军产生了错觉,认为吴国不敢大举入侵。与此同时，吴国则利用时间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建设，使吴国的国力增强起来。在军事上，孙武对吴国的训练发挥了重大作用。吴军有了兵法十三篇那样系统的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又有斩王宠姬以整齐队列式的严格纪律和训练，自不难成为一支劲旅,战国时代已经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的赞誉，加之于孙武训练的吴军《尉缭子·制谈》)。可见,孙武是善于治军练兵的;是把吴军治成天下无敌的将军。

为了辅助吴王发展成为霸王之国，孙武利用吴王阖闾同他议论国事的时机，向阖闾宣传明君治国之道。其主导思想是，国王(主)必须“有道”,而道的中心问题是取得人民的拥护(“令民与上同意也”),要得民心就必须国君及其臣子要廉俭,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裕起来。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的内容可以看出,孙武借回答吴王询问,晋国“六将军六卿)将来谁会先亡谁会后亡的问题时，从晋六将军各自采用的田亩制度和赋税制度不同,对人民的剥削程度不同,从而是“公富”民贫”还是“民富“公贫”,是“主骄臣奢”还是“主敛臣收”,断定谁先亡,谁后亡,谁可能最终统治晋国，并以此启发吴王，使其自己得出结论:“王者之道”在于“厚爱其民也。”阖闾在孙武的启发帮助下,便认真实行起“王道”来，在他伐楚入郢之战十二年后，楚令尹子西对阖闾作过评论:说他衣食住行都很简朴，他对人民疾苦很关心，能与士卒同甘苦，因此,人民、士卒拥护他《左传·哀公元年》),从子西的评论中可知,吴王阖庐是采纳并实行了孙武所极力强调的“王者之道”的。正是由于孙武和子胥在政治、军事上辅助吴王进行了积极的治理，使吴国在五、六年内，创造了战胜楚国的条件。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楚国在吴国的疲楚战略危害下,军队疲惫,人民乏困,边境***,而令尹子常又行乱政，因一个玉佩,一件裘衣,两匹马,就把蔡、唐两个属国的国君软禁起来强行索取，迫使两国叛楚。阖闾这时觉得吴国力量已强大，楚国形势已不利,所以便召孙、伍征询伐楚的意见,孙武和伍员都同意伐楚,不过，孙武建议吴应争取蔡国和唐国与自己联合伐楚才更有把握，吴王采纳了孙武的建议,便派伍子胥出使蔡、唐,争取了蔡、唐共同伐楚，蔡侯还“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左传·定公四年》)

吴、蔡、唐联合伐楚的战略格局形成了,吴王便于是年(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冬季，亲率吴国大军大举伐楚，五战而攻入郢都，楚昭王仓惶逃走。吴王及吴军入郢后，政策失误，招致楚人反对;楚臣申包胥又哭求秦王出兵救楚吴夫概又自行回师称王;越又乘机袭吴，吴军为楚秦联军大败，只得撤退回吴。吴楚这次大战详情已在本章第八节中叙述过。此战吴国先胜后败的原因，也在第八节中作过评论。孙武在此战战略决策和进攻作战的胜利中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吴军入郢都后对楚政策和军事行动上的错误，作为吴王的主要将帅之一，孙武自然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然而，主要责任不在孙武，而在吴王阖闾。阖闾从其阴谋杀君夺位之前就表现为骄傲自负，登上王位后又攻入楚都，更加会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孙武虽深谙兵法,又有才能,但在大胜之下,即使孙武作过有益的诤谏，阖闾也是不大会理会的。何况，他更加信任的伍子胥和伯懿挟着报其父兄家仇之心对待楚王及其亲贵，从感情出发，不免会作出怂恿吴王发泄情欲的行为，从而不能不导致吴王入郢失道的错误。

伐楚之战吴虽由胜而败，但打败了春秋时代长期称霸于江淮地区，屡屡进出中原争霸中国的强大的楚国，占领了它的国都，赶跑了楚昭王，这个胜利是了不起的。孙武在此战胜利中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吴军在由胜转败，能从楚国腹地顺利退回吴国，也是战争史上值得称道的重大胜利。孙武对指导吴军胜利退却，自然会起重大作用。

吴伐楚战争结束后，第二年，吴军又在水、陆两路击败了楚军。水路在长江上还俘获了楚国舟师统帅与大夫七人。这说明，吴军从楚撤退，不仅未受重大损失，而且战斗力很快便恢复了，这自然是与孙武对吴军的训练、治理分不开的。

吴王阖闾从楚国撤退回国后，自不免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吴国。同时，他把越王允常在其伐楚入郢后从背后袭击他，视为深仇大恨，所以便把对外争战的主要目标转向了越国，时刻准备对越战争。但由于阖闾在吴国治愈了战争创伤后，便逐渐丧失了伐楚前的“王者之道”,滑入了奢侈之道(可能是从楚都郢的淫侈生活中受到了感染),筑起了宫台,过起了游猎、宴舞、腐化享乐生活。因而，吴国虽以越为敌，却在国防战备上多采取消极防御措施，大修其城堡。孙武此时大概已不为吴王所喜欢,因此,对吴国的重振,不可能有何作为。十年后，到阖闾19年(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了，其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认为出现了报越袭吴之仇的时机，于是举兵伐越,被越军出奇击败,阖闾负伤死亡。此战的失利,说明吴王阖闾并未在对越战争问题上征询或重视过孙武等的意见，也未见其用孙武为将。孙武于伐楚战争后，不得志于吴，由此可见。

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新君初立，政治形势一变，伍员、孙武等才得以重新被起用。夫差初年，念念不忘报越杀父之仇，他在伍子胥、孙武、伯語等的辅助下,加紧积聚钱粮,充实府库,扩充军队,制备兵器积极训练,准备三年后与越决战。到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夫差便举兵伐越。一胜越军于夫椒,再围勾践于会稽山,以苛刻条件允越媾和,吴王夫差取得了称霸的资本。此后,夫差北向中原争霸,取得伐齐战争的胜利(艾陵之战),又在黄池会盟中勉强争得一个盟主地位，但同时却遭越王勾践背后一击，随后便陷入失败惨境。为阻止夫差舍越伐齐之举，伍子胥被吴王赐剑自杀。孙武本已不受吴王信任，至此老友被杀，当更失去辅吴王称霸的志趣,因此,从伐楚战后,史书便已不见孙武行踪之记载。后来史家虽有多种推测，似孙武退出吴国政治活动中心，隐居著述，以终余年为最可能之归宿。

孙武一生虽未达到其辅吴王称霸中国之政治目的，但却也在春秋后期辅助吴王阖闾成就了一方(南方)的霸业，并以其在吴国的军事成就(主要是训练军队)帮助了吴王夫差称霸一时。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著作(兵法十三篇),不仅影响于其当代,而且影响于中***事思想二千多年，至今不衰。

由于孙武生活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是诸侯国争霸的年代，孙武的军事思想不能不受时代的制约，尤其不能不受春秋前期管仲辅齐桓公称霸诸侯的影响，以致他的兵书十三篇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政治目的,即以“霸王之兵”“屈诸侯”“役诸侯”“趋诸侯”,霸天下;他的兵法,主要是为诸侯争霸服务。孙武既无管仲的机遇，也未获得管仲那样的相位，他的抱负也就不能不变成泡影。

五、范蠡

字少伯,生于春秋末年,为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三户人,有才学,不被识用,佯狂乡里。文种为楚宛尹,得知范情,往访相识为友。因不满楚平王昏庸,相约奔越。入越后,受到越王勾践的赏识,任用为大夫，于是辅佐勾践成就了春秋末年最后一个霸王事业。

当范蠡初入越时，勾践正加紧准备应付吴王夫差的进攻(报明李之仇)并准备不待吴出兵而先发制人。范蠡谏之，不听,于是有夫椒之败,会稽之围,亡在旦夕,求之范蠡。此后“蠡使勾践卑辞厚礼贿赂吴王,不许,则以身往事”的策略,经过一番周折,买通吴太宰伯話得到吴王夫差许诺。勾践乃由范蠡陪同,以身事夫差,换得越国保存。二年后，得释回越国。勾践回越后，由文种、范蠡等辅佐，采取了一系列奋发图强的政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力不仅得以恢复，且有了发展壮大。

勾践十三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十二年)，吴王杀伍子胥,勾践欲伐吴报仇,范蠡劝止。待夫差北伐齐国,又会诸侯于黄池时,勾践又问范蠡可否伐吴时,范蠡判断时机已成熟,同意伐吴。于是越军五万，大败吴留守部队，杀吴太子，吴王被迫求和，四年后。越再伐吴,吴军大败,吴都被围,夫差求和,勾践欲允,范蠡说勾践拒和,并以兵驱逐吴使臣。吴王夫差被迫自杀,吴亡于越,勾践乃得北上争霸，受周元王赐命为“伯”，号称霸王。范蠡有大功。

在勾践成霸后，范蠡遂即离开越国。并寄书劝文种离开，文种称病，越王信谮赐剑迫文种自杀。范蠡则经商致富。定居于曹国定陶，并以陶朱公闻名天下。

第十四节春秋时代军事思想

春秋时代是军事思想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一方面是西周奴隶制国家军事思想还在各国奴隶主贵族中根深蒂固的保持着，另一方面适应新的战争实际的军事思想，逐渐产生并代替旧的军事思想。到春秋末期，形成了古代最高水平的的先进军事思想，至今流传中外的《孙子兵法》为其最高成就的代表。

春秋前期，各国在互相争夺和兼并战争中，举兵征伐比较轻率，军事行动比较简单，军事思想基本上是西周传统的继承，只是在具体战法上有些改进，如郑国、楚国。

春秋中期，战争加剧，各国间的关系也复杂化了，军事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齐国的管仲首先提出了一套适应争霸战争需要的军事思想,主要有:富国强兵,寓兵于民(寄军令于内政)“至善不战”,“必先争谋、争形、争权”,以计谋、形势、权变取胜;兵要“举之必义,用之必暴”,“敬待而知时”气作好准备等待时机“时至而举兵”。兵出要“全胜而无害”;为此,必须早知敌“计数”“慎谋”,“有积蓄”“器械巧”,“教士练卒”“赏罚明”;军事行动应当“脱如风雨,登如雷电”疾速、猛烈)“释坚而攻脆”等等。从齐桓公的争霸战争行动看来，管仲的军事思想是收到了效果的。继齐之后,晋、楚两国的军事思想,变化也较快。其次是郑国,因处于争夺的中心地区，军事思想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这已在战争史部分有所叙述。变化慢的是宋、鲁两国,宋襄公在泓战中表现特别典型,他竟那么忠实于所谓“古之为军”的仁义道德“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以致兵败国危,伤身丧命。

春秋后期，随着长期、反复的战争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于历史舞台，使军事思想发生了***性的变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推进到了最高峰。

《孙子兵法》是孙武总结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适应当时战争的历史条件，精心创作的一部军事科学著作。全书共十三篇，篇目是“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全书的主旨是如何指导战争,以最小的代价,争取全胜,从而达到屈、役诸侯,霸王天下的目的。

第一篇计篇,首先对战争胜负的因素(“五事”“七计”)作了符合战争客观实际的概括，特别是把“道”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首位，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就为战争决策提供了预见战争胜负的理论依据。随即,把用兵作战的方法(道),概括为“诡道”,揭示了战争不同于一般斗争的特殊性，启示指挥战争的人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战争的胜利。然后强调未战之前的“庙算”,即把当时流行的祈祷祖先神灵保佑的“庙祀”改变为对战争双方力量和条件的实际比较计算,而以“得算”多少判明胜败的可能性,排除了凭主观愿望和祈神问卜决定战争行动的妄想。这样第一篇就把战争的决策，从认识论到方法论，全部引向了科学的轨道。

第二篇以下各篇，就如何指挥战争以小的代价争取全胜的主题，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其中已为几千年战争史检验并证明其正确性的，有如下一些“知彼知已,百战百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贵胜，不贵久”(速决战)“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性“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备而后战“因利制权”,“非利不动”“我专敌分,以众击寡”,“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奇胜”飞出奇制胜);“以迂为直,后人发,先人至”“避实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用间”,“先知敌情”。孙子的这些指挥战争的原则，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体现了战争的辩证方法,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它不仅对战争实践有“战则必胜的”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哲学发展史，有重大的贡献。它使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脱出了原始的经验形态,上升为高度概括的、富于哲理的、科学的理论形态,为春秋军事史增添了异彩。

春秋时期还有一些军事思想及军事理论流传后世，但其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出《孙子兵法》的范围,故略而不述。

更新于：5个月前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

附图

附·中国上古军事年表

结语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下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

第四章西周军事史

第三章商代军事史

第二章夏代军事史

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军事史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