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先秦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二节·春秋

2024-10-28 08:17 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现代军事理论繁体

主编：廖德清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二节

春秋

一、历史概况

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奴隶制崩溃和封建制萌芽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铁的广泛使用和冶铁手工业的兴起,对于生产工具的革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和推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代表这个制度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春秋中期以后,作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井田制便宣告崩溃,土地私有制成长起来了。这迫使各国不得不改变赋税制度，新兴地主阶级便采取些改革措施争取人民同旧贵族展开夺权斗争。春秋末年,在奴隶、平民大起义风暴中,新兴地主阶级终于在齐、晋、鲁、郑等主要诸侯国中基本上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

春秋时代是兼井战争盛行、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的时代。自从平王东迁后,周王朝日益衰弱,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成为有名，无实的共主,一些诸侯国却在兼并战争中强大起来,出现了齐、秦、晋、楚、吴、越几个大国。这些大国以“尊王”为旗号,兼井小国,争夺霸权,先后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等几个称霸中原的霸主和在西方称霸的秦穆公。为了争霸,他们之间进行过多次战争,如晋楚城濮之战、必之战、鄢陵之战、齐晋鞍之战、秦晋骰之战等都是其中的著名战役。

春秋时代还是先秦时期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和大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春秋时代,远古以来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部落已结成有一定共同经济化特点的华夏族,他们称四周和境内各少数族为“蛮、夷、戎、狄”。春秋时长期兼并战争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和痛苦,但对于促进各族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在促进各民.族融合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齐、楚、秦、晋、燕分别成为东西南北中各民族融合的中心,这就为后来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春秋时期长期兼并战争,许多小国被大国兼并,到战国时形成七雄争霸局面,这就为秦朝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由这些变革而发生的长期兼并战争，在军事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军制和后勤体制的重大变化,还出现了总结战争规律的名著《孙子兵法》。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春秋时各诸侯***队可分三类:一类是国君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是一支以贵族为骨干、“国人”为主体的常备军,肩负驻防国都和出征野战的重任,是国家军队的支柱;二类是以边疆郡县为基地所建立的地方部队,是在春秋末期至战国郡县制实施后所建立起来的军队,其***由国君直接任命,面不再由贵族世袭;三类是国君、卿,大夫的亲兵卫队,具有家兵性质,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公室及卿大夫采邑的安全。

春秋时各国最高统帅是国君,而且经常率军出征。军队中指挥官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这些贵族既是执掌政务的官吏,又是带兵出征的将领，当时带兵的人是文武不分、将相合一的。平时专职管理军务、军赋的长官,称为司马。战时则“出军命将”,战争结束后交回兵权。

春秋时出现了军的编制,它是当时军队的最高建制单位，出征时所组成的三军，除国家直属常备军外，地方部队也往往编人军内.春秋各诸侯***队一般编为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少数编为二军、四军或六军。编为二军的国家，上军地位高;编为三军的国家,中军地位高。唯楚国尚左,以左军地位为高。地位较高的军的主帅，一般也是全军的统帅。

春秋时代的兵种有车兵、步兵、水军等,骑兵尚处于萌芽状态，未成为常备的独立兵种。

车兵是春秋时主要兵种。当时的战车,无论在数量、质量以及车兵的编制编组上,较之西周时代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一般大国拥有的战车大都在千乘以上，多者至四千乘。当时的战车可分为用于攻击的攻车(又名驰车、轻车)和用于防御的守车(又名革车、重车)。守车除负责防御外,还用于运输辎重、保障后勤供应和宿营时供军士坐卧休息,属于后勤装备。《孙子兵法·作战篇》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就是指有一辆攻车就必须有一辆守车为之运送辎重和作其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主帅乘坐的戎车,称为元戎，除备有正常武器外,还设有金、鼓、旗、铃等指挥器械,如《尉缭子·勒卒篇》所说:“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磨之右则右。”凡不听号令者皆处死。戎车后尚有副车,以备损坏时换用。至于车兵的编制。春秋时每乘车徒兵的数量大为增加。西周每乘车编制三十人,春秋初年增至五十人,到春秋中、后期又增至七十五人，如果加上革车每乘车二十五人,攻车、守车人员共一百人,即攻车甲士三人,徒兵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守车;炊事人员十人,守护装具兼修理车者五人,掌管饲马兼修挽具五人,掌管柴薪及修战车兵器五人,共二十五人。这一百人按卒、两、伍编排,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一两,二十五人,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一卒共一百人,设卒长一人,也就是一乘之长。卒是每乘人员的最高建制单位,乘是战车的基本建制单位。

步兵:商代以前,步兵是单独的兵种,主要的兵种。进人商代，战事兴起,除甲士外,每乘车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徒兵,对于这种附属于战争的步兵,可称为隶属步兵。春秋时,每乘隶属步兵七十二人。步兵的任务,在攻车者,主要是作战，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保护战车和甲士们的安全;平时则为甲士们服杂役;在守军者，主要从事后勤保障。隶属步兵的身分,商代多为“众人”“多臣”等奴隶充任,在西周、春秋同为“庶人”充当。除此而外，尚有单独进行编制的建制步兵。这种步兵虽然夏朝就有,但作为一个兵种还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但这时步兵实力远不如车兵,决定战争胜负的仍以车兵为主力。

水军:夏、商、西周时代虽出现过以船只运送军队的记载;但作为水_上战斗的舟师是在春秋时才出现的。在江河纵横，“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吴、越，楚等南方国家,水军是一支极为重要的战斗部队。水军发展为独立兵种,是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造船技术的提高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息息相关的。当时的战船有“三翼之分”，“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越绝书》曾载越国有“广丈六尺,长十二丈”的大翼,可载九十余人。公元前485年，吴军水师曾从海上进攻齐国。

春秋时,各诸侯国除了通过学校教育对贵族子弟和参加常备军的国人进行射御等军事训练外,还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一是定期进行综合性训练,二是进行单科训练,如晋悼公即位后,就派专.人对御手、车战以及勇敢之士进行了训练。

2、后勤体制

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后勤机构基本上仍然沿袭西周时期旧制,由太宰(管理奴隶和财务)、司徒(管理农肝耕作事务)、司空(管理百工职事)、司马(掌管军赋)等卿大夫总揽其事。其下设置一些中下级官吏分别掌管各项具体后勤事务。不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卿大夫职称的名称略有不同(如宋国称司空为司城)。这一时期各大诸侯国为争夺霸主的地位,各自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其中以齐国管仲的改革最为著名。

管仲不愧为古代最伟大的战略家,他的一切理论和措施,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总是彼此相兼,协调发展,最终都落实到用兵,其有名的“八无敌”思想,就是诸种因素的综合,属于一种总体战争思想。他说:“为兵之数,存乎聚材,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①“八无敌”中,财、工、器(属于经济措施,实际也是后勤措施)置之首位,可见其重要,属于基础性质因案。必须使“财盖天下”，“工盖天下”,“器盖天下”方能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基础工作也就是国家后勤措施。管仲不仅在理论上重视国家后勤建设,在实践_上亦推行- -种现代所谓的“工艺战略”，即以工业技术及其产品压倒敌人的战略,实际上也是一种后勤战略。他“广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发展国防工业,制造兵器。为使齐国兵器畅销国内外,他施用“工艺战略”的手法制服了衡山,致使各诸侯国多仰仗齐国。管仲还以此手法,先后以绢、粟、谷、鹿、贝等为媒介,征服了鲁、梁、莱、莒、代等邻国②,这种所谓经济战,实际也是后勤战。关于管仲的军事后勤思想，下文再另作论述。

①《管子·七法篇》

②《管子·轻重丁篇》、《管子·轻重戊篇》。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春秋时期的战争,仍是以车战为主，战争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春秋初期的城濮之战，仅晋国就出动战车七百乘。到春秋后期，晋、楚等大国兵力都达到四千乘以上,车战达于鼎盛时期,然也是车战走向衰落之始。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步兵、骑兵亦开始登上战争舞台,尤其是步战,逐渐发展成为今后战争中的一种主要形式。这个时期所用武器虽然还都是商代、西周时所常见的武器,但随着战争经验的积累,无论是制作上或形制上都有所改进,其杀伤力大大增强,特别是随着冶铁术的发明,铁兵器逐渐登上战争舞台,对战争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时期铁兵器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达到取代青铜武器的程度.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后勤供应也在不断发展,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和赢得战争的胜利,无论是舟车、衣甲或是粮秣的供应都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1、武器

春秋时期的青铜武器,仍不外钩、刺、劈杀和射远等几类。戈:戈是自商代以来就有的重要兵器,经过商代晚期和西周的改进发展,此时的戈多为中胡二穿戈，即戈的胡部较西周的短胡又有所增长,胡上的穿由一个增为二个,这样绑缚更加结实,钩之更为有力.戈头的内又加长,在缚戈的木枧上也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使之啄杀更加有力。①

矛:属刺兵器,以由后向前的冲力刺杀敌人。其形制为一锋二刃,中间为脊,两旁有血槽以出血进气,脊下延长为简以纳柄,筒旁

①郭宜钩:《中国青铜器射代》。

有两个半环纽或小穿,可穿绳缚柄或横钉固定。矛的形制变化不大。一般殷矛身大而中宽，周矛身小而窄长。矛柄较长,属于长兵。以浑圆木棒或劈细竹条为八棱形,中加木心绑缚而成,这样可使木柄不易折断。

戟虽然能推能刺,但其主要功能还是钩斫，所以古人对戟的改进多在用作钩斫的援胡上下功夫。首先是将戟援上扬，使援与柲的交角从90°发展到100°,以至110°;第二,是使戟援由阔变窄,由直变曲;第三是把戟锋变锐,使戟锋下斜成为斜刃,然后形成折角,再弧接长胡，使得自折角处到弧接长胡的一段下刃的孤曲度,几乎接近圆周的弧度,这样就加强了戟援下刃的钩斫效能,尤其对敌方的颈部、上肢威胁最大。①为对付步兵,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种联装二个或三个戈头的多戈戟。这种戟,比较完整的出土资料见于战国早期的随县曾侯乙基。然无内的戈头早在江苏六合程桥春秋后期墓就有发现,这是南方吴、越、楚国所用之一种新型武器。从曾侯乙墓所出多戈戟柲长3米以上看,应当为车战所用之武器,主要用于对付接近战车的步兵(从曾侯乙基内棺彩画上亦见有执多戈戟的神怪状徒兵),与多戈戟同出还有有刃车軎,通长分别为42和37.5厘米,呈矛状,锋刃锐利。据考证亦是用于杀伤接近战车的敌方徒兵的武器。这种有刃车軎早在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基中就已出现。有刃车軎和多戈戟皆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种对付敌方徒兵保护战车安全的一种新型武器.②

剑:一锋二刃,身窄而长,中为脊,下为柄,柄刃之间有格,可刺可斩。西周之剑,实是匕首,属卫体武器。到春秋时期，剑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然在中原地区,最长之剑也不过33厘米,依然是卫体武器而不是作战的主要兵器。在南方,剑的地位大不一样了。在这里，

①畚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

②孙机;《有刃车害与多戈戟》，《文物》1980年第12期。

步兵是主要兵种,提高士兵的战斗力的主要训练措施就是教练士兵提高击剑的水平，所以剑在吴越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其铸剑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各国;该地剑匠欧冶子、干将、莫邪成为名垂千古的铸剑大师。《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季札赠剑”的故事,反映了吴国铸剑之精。《考工记》更明确指出“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近年考古发掘所出实物更证实文献所记并非为虚。山西原平峙峪所出吴王光剑、湖北襄阳蔡坡十二号墓所出吴王夫差剑、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所出越王句践剑和藤店一号墓所出越王州句剑等皆为春秋名剑,尤以望山一号墓所出越王剑为最。此剑,完好如新,精美锋利,全剑长55.7厘米,剑格镶嵌着蓝色琉璃,剑身满布菱形暗纹,衬出八个错金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据测试,这个时期所铸之剑,在剑的不同部位分别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两锷则用含锡量达19%的铜合金,以增加其锋利。由于在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的合金含量,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同时又增强了格斗时剑体的抗震性能,使之刚柔相济,显示了春秋时期铸剑技术的高度水平

除青铜剑外,在甘肃灵台春秋早期墓中发现了铜柄铁剑。铁制兵器的出现，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为铁制兵器时代的到来开创了先河。

弓箭:春秋时期是车战的鼎盛时期,弓箭是车战的主要武器之随着防护装备的改进,对弓箭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对弓,要求射得远而有力,而对箭头则要求增强穿透力。春秋时期的箭头不仅在传统的扁体双翼镞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而且还发明了锥体三棱镞,从而大大地增强了穿透力和杀伤力。而在弓箭的制造上,根据《考工记》所载制造弓箭的工艺要求,和南方吴、越、楚地区所出弓箭实物,充分表明春秋时期弓箭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舟车

车:春秋时期的战车,为适应灵活作战的需要,较西周时期有了一定的变化和改进。从考古发掘测量数据可知,轨宽逐渐缩小,辐条则由西周时22根左右,增加到25根左右,使车轮更加结实,利于行进;为对付敌方徒兵破坏战车,在车毂两侧安上带刃车軎，利于杀伤冲向车旁的徒兵,保护乘员和战车的安全。

春秋时期的战车不仅形制有所改进,附属战车的徒兵亦大大增加，达到七十二人之多,为此,后勤保障力量亦相应增加。《孙子兵法》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就是说一辆攻击型战车必须有一辆革车予以粮食、衣物、维修保养等为后勤保障,方能保证战争顺利进行。

舟:战船是南方各国交战的工具,也是运送兵员和粮草的重要.工具。据文献记载,吴越的战船已有三翼之分,即大翼、中翼、小翼三种、《越绝书》所载之大翼,较上述之大翼更大,其“长十二丈,广丈六尺,容战士二十六人,權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书中既勾画出这艘战船的规模,又展示了人员和装备的详细情况,说明当时的水军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其造船技术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从下述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谈话中更进一步展示了吴国的战船亦有大小之分,而且是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造出了不同的战船,并赋予不同的名称。他将水战之法与车战之法作了恰如其分的对比。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日:“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今舡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舡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者,当陵车之轻足剽定骑也”。①

吴国的水军和造船技术已达相当高度,故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年)敢以派徐承率舟师航行数千里由海上进攻齐国,虽为齐人所败,但亦可证其水军已有相当的规模。此外，越王勾践军中有“习流”二千,这熟悉水性的二千习流亦可组成一支较为强大的水军。当然,从总体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的水军还是处于童年阶段，所以文献很少记载水战的实况。

3、粮秣与军费筹措(附酱楚城濮之战、邵之战的后勤保障)春秋各***队所需之粮秣及军费主要立足本国，依靠经济的发展从工商业及农业渠道筹措而来。春秋时,各国均致力于富国强兵。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迅速富强起来，“九合诸侯,一国天下”,成为显赫一时的霸主,盐铁业成为其军费来源的主渠道。与此同时，普国也在前645年“作爰田”,实行田制改革,废除了周初以来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把田分给大家耕种。还实行“作州兵”,使民众乐于为晋惠公服兵役,开创了按军功赐田宅的先例。对晋文公时进一步改革政治军事制度,削弱公室,整饬纲纪,举贤任能,开发农田水

利建设,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军队提供了充分的物资保证,因之军队扩大了编制，从而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楚国也于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在令尹子木的主持下,实行了田制和军制的改革。他将楚国的土地分别加以测量,按平原、山地、低洼之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定出产量标准,“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盾之数”。②根据收人的多少征收军赋，打破了旧的田制和军制的框框,承认新发生的阶级变化。其它一些中小国家,为适应新的形势也各自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废除了井田制,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并按亩征税。紧接着又在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作丘甲”,改变了《司马法》中以“甸”为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而实行以“丘”为基本单位征收军赋,从而增加了人民的军赋负担。郑国的子产也在平定了贵族的叛乱之后，于公元前538年“作丘赋”,实行田制和军制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从废除旧的奴隶制入手,采取了增加生产,增加军赋的办法,不仅使国家一度富强起来,并且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证。

①《太平御览》卷七七,引《越绝书·兵法》.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战时，则令军士“修器备,盛糇粮”,郎让军士准备好武器和所蒂千粮,以便出征。如《左传》僖公三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襄公九年,冬十月,诸侯伐郑早戍,师于汜,令于诸侯日:“修器备,盛糇粮”。如果战争时间延长,深人敌国,则“因粮于敌”。楚伐庸之时,“自庐以往,振廪同食。”即由楚都郢城出师伐庸之时,必经庐国。在由郢至庐时，尚自带粮食。而由庐出发之后,则开当地之仓廪散与将士食用。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亦是“因粮于敌”的表现。故孙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时,楚师敷绩,“晋师三日馆谷”,①食楚军丢下之粮食三天,及癸酉而还。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乙卯,(楚)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及昏,楚师军于郊。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丙辰,楚重至于邮,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户以为京观’”。②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楚国后勤保障之及时。楚军战车部队乙卯傍晚刚到郎,第二天(丙辰)载运器物、粮草的辎重车也及时赶到郊,及时保证了后勤供应，从而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僖公十二年。

四、管仲、孙武的军事后勤思想

1、管仲的军事后勤思想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齐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辅佐齐桓公,在齐国进行改革,按土地好坏征收赋税;把行政区划分为二十一乡，实行“寄军令于内政”的办法,在轨、里、连、乡各级行政机构里建立完整的军事组织,把军事组织与居民组织结合起来;实行由国家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改革选拔人材的制度等使齐国国力大振。管仲还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的一些言论。《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管子》八十六篇(现有七十六篇)。管仲的“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以及寓兵于民,耕战合一的军事后勒思想,对后世的军事后勤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下面再分别加以论述。

(1)以“富国强兵”作为指导治国的战略后勤思想

管仲在《治国篇》中谈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富民，必须为民除害兴利。何谓兴利?就是重农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何谓除害?就是禁害农之事，即“禁末作止文巧”。只有农业占优势,才可能“人粟多,人粟多则国富。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为此,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士农之乡十五。农民是国家的主要部分。士农之乡的农民平时耕田,战时当兵,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有了足够的兵源。

(2)实行预定军籍制,实施以农养战的后勤建设思想

管仲作出了“作内政而寓军令”的决策,将士农之乡按一定的行政组织管理起来,规定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每一级组织都有专人管理,而且要求每家出战士一人,编成军队。这些按军队编制起来的农民,平时有里长管理，战时归卒长指挥,而且规定他们“不得迁徙”。实行农战结合的策略,达到以农养战的目的。管仲认为这样组织训练出来的军队可以作到“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优,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①

(3)主张全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国家后勤思想。

管仲在施政中不仅贯彻执行以农立国,以农业为本的主导思想，而且充分利用齐国的优势,全面发展国民经济。他认为:“为兵之数,存乎聚材,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为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甜.”在管仲有名的“八无敌”思想中,经济,工业占据了主导和领先的地位,表现了对后勤物质基础的重视。而在其具体的经济战略实施中,不仅努力贯彻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才有战胜之器矣的方针,积极发展国内工业,努力发展渔盐、森林、矿产、机器制造等项生产,而且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利用械器、绨、柴等为媒介,制服了衛山、魯梁、莱莒等国,扩大了齐国的影响,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为后勤保障奠定了物质基础。

(4)强调平时储备,为战时后勤动员做好先期准备管仲认为,国家要富强,除发展生产,增加收人外,还必须靠全国上下平时的积累。为此制定了盐铁专卖政策,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另外,还特别强调储蓄,并制定出各级储蓄标准,强制储蓄,规定“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繈百万。”①不特如此，还下令诸侯、卿大夫、富商巨贾分别按照定标准储藏粮食。规定“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②他认为,这样准备下去，一旦“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旷”，以达到“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

管仲将其“富国强兵”的思想付诸实践。把政治、经济、军事与人民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使齐国迅速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春秋第一霸主。

①《管子·小匡篇》。

2.孙武的军事后勤思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该书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军事理论专著。他提出了“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和“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等重要军事后勤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现分别叙述如次。

(1)“兵闻拙速”,“因粮于敌”的后勤补给思想

《孙子·作战篇》,实际上是后勤篇。它充分体现了孙武的军事后勤思想的精髓。他说:凡兴兵打仗,要动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军队十万,还要向千里之外运输粮食,这样一来,前方后方的经费,外交使节来往的开支,胶漆等维修器材的供应，车辆盔甲的保养补充,每天要消费千金，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用这样庞大的军队去作战,就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攻城就会耗尽力量;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的财政发生困难。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诸侯就会乘着他的危机而起兵进攻。那时,即使是很高明的人,也不能帮他挽回危局了。所以,用兵打仗只听说笨拙的速决也是能取胜，没见过因取巧而持久的。战争长期拖延又有利于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能完全懂得用兵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为此,孙武又进-步指出: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征集二次,粮秣不运输三载;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秣在敌国就地解决。这样,军队的粮秣供应就可以充足了。远途作战切忌运输，“运输则百姓贫,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无论是对国家或是对人民,运输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孙武子要求:“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葸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所以“因粮于敌”的策略乃是一箭双雕之良策，既削弱了敌人,又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

①《管子·国蓄篇》。

②《管子·轻重乙篇》

“因粮于敌”思想的发展,就是“因补于敌”。孙武子说，“车战得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交战中对夺得敌方战车者,予以奖赏,这样可激励士气，而对于所俘之车卒:车,换其旌旗，即可投人战斗;卒善而养之,亦可补充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所谓的“因补于敌”。“因补于敌”可导致敌我势力的消长,从而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战略目的。

(2)辑重粮委,缺之则亡,注补给的后勒思想

《孙子·军争篇》中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意思是说,军队没有随军辎重就会败亡,没有粮食就会败亡，没有储备的物资随时补充就会败亡。这段至理名言,是孙武军事后勤思想的集中反映。如何贯彻这一后勒指导思想,孙武用迁直为譬喻进行了深人浅出的说明,他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主张以迂为直,争取好的形势。在争夺之中,得之则为利,失之则危。如何取利?断其粮道可谓古今战争中的一项重要策略。对此，双方将领都是十分注意的问题。如何实现这一策略，这就要求将领要有清醒的头脑,在与敌交战中,既要采取各种措施,断敌粮道,同时又要防备自己的粮道被截。在这里,孙武子设想了几种方案“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就是让全军迁回敌后去断其补给钱,是办不到的。因为大部队行动迟缓,不可能完成这类奇袭式的任务。正如张预所说:“竭军而前,则行慢,而不能及利”，“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如果放下辎重轻骑独进,则又恐自己辎重被人劫去。如若硬要“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这段话意思是说,硬要卸掉重装,轻装倍道兼行,然因路途遥远必然“劲者先，疲者后”逐次到达战场,这样易于被敌方各个击破,甚至于连将帅也被敌方擒获。所以孙子认为:“百里而争利”不如“五十里而争利”;“五十里而争利,不如三十里面争利”。只有在距离较近,补给线较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断敌补给线,而不至于自己的补给线被敌方截断。

更新于：2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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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军事后勤历史丛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