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第二

2024-07-30 08:24 俾斯麦传战争通史繁体

“野人”·第二

作者：艾伦·帕麦尔·英国

出自————《俾斯麦传》

出自————《战争通史》

　　 “我童年时代的印象不大能促使我去当容克，”俾斯麦在《思考与回忆》：中声称。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是培养他经营农业；他甚至于不会在账簿上正确记载收支项目，但他在回顾往事时喜欢过分强调自己的短处。他在退伍前就已在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阅读有关农业的图书和论文，并在该校听土壤化学成分课。在波美拉尼亚定居以后，他就千方百计去提高庄园的产量，在市场上为自己的羊毛和其他产品谋求好价钱。他可能也讨厌过“复式簿记和化学”，但是比起中学或大学时代，这时他对这些方面已精通得多了。伯恩哈德几乎不参加庄园的管理——奥托后来抱怨说，每当他因外出而不得不把克尼普霍夫交给他哥哥经管时，回来后总有“一大堆坏消息”等待着他，“而只要我不表示惊讶，他总会拿出一些别的更坏的消息来。”但是不久以后，奥托就以其知识渊博和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博得邻人的尊敬。在他亲自经管庄园的九年期间，庄园的产值提高了三分之一，虽然其中有三年发生了农业大萧条。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庄园主。后来他声称，他的外交风度是在波美拉尼亚的马市上学来的——人们对光顾市场的其他人表示同情。

　　但他总是不同凡响。他有时以吓唬邻近的容克来取乐，例如他骑着那匹矮壮的黑红马卡莱普，横冲直撞地驰骋在草地和林区，不大把他们的田地——以及他们佃户的女儿——放在心上。他的朋友凯泽林也抱怨俾斯麦“似乎太任性妄为”。后来俾斯麦曾流露出懊悔的心情，承认自己在那些日子里与坏人为伍，几乎无恶不作。他很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生活比在亚琛更加放荡了。有好几个晚上，他把庄园辛苦所得输得精光。他的行为常常是毫无道理的，例如他用手枪朝天花板开枪向一位朋友宣告他的来访；还有一次，他象牵狗一样牵着一只惊恐万状的狐狸，走到邻居的客厅里，然后大声吆喝狐狸奔跑。他的这种行为很象十八世纪粗野的没有教养的英国乡村贵族。但是，在俾斯麦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只能在受挫和绝望的心情中产生的挑衅性的厚颜无耻的特点。人们谈虎色变地称他为“疯子俾斯麦”。

　　他还具有其他的不那么放肆的性格。例如他对克尼普霍夫和附属的两个庄园的雇工们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长者风度，这同他公开显示的傲慢态度迥然不同。虽然他在充当后备军少尉时装成一个贵族傻瓜，却在冬夜大量阅读正经的书籍。从格廷根时候起，他对历史的兴趣日益加深。英国及其政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使他心驰神往；他仔细研究皮尔 [ 译者注：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国务活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领袖，1834―1835年和1841―1846年任英国首相。 ] 用什么方法把托利党变成保守党。他也充实自己的英国文学知识。他在克尼普霍夫阅读劳伦斯·斯特恩 [ 译者注：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作家。感伤主又文学的主要代表，反对启蒙主义小说家的唯理论，宣扬感情的自然流露。主要作品为《特里斯特拉姆·香代》和《伤感的旅行》 ] 的《《特里斯特拉姆·香代》和菲尔丁 [ 译者注：亨利·菲尔丁(1707―1754)，英国著名作家，著有《堂吉诃德在英国》等政治讽刺喜剧及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约瑟·安德鲁传》、《汤姆·琼斯》等。 ] 的《汤姆·琼斯》，这是完全符合他当时的情况的。其他一些作品令人感到意外，虽然由于他偏爱拜伦，接着又读了拜伦的友人托马斯·穆尔 [ 译者注：托马斯·穆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 ] 的《爱尔兰的旋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他阅读的德文著作是比较费解的。他读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但是，就在他所理解的范围内，他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知之甚少。后来他又阅读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 译者注：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者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以对基督软的批判而著名，认为耶稣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 ] 批判圣经的神学著作，最后还读了斯宾诺莎 [ 译者注：贝奈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学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 ] 的作品。这个“野人”在思想境界上比他的邻居要高得多。在务农的最初几年中，他逐渐学会把自己所想的东西同经验结合起来；在克尼普霍夫的孤寂生活中，正如他1846年写道，他的良知使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一度认为正确可行的”东西有一些是“错误的”。但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他才使人忘掉他自己曾经那么使劲地造成的坏名声。

　　 1841年盛夏，俾斯麦重新考虑到结婚。有六个月之久，他向奥托琳妮·冯·普特卡默尔——一个有钱的庄园主的女儿——大献殷勤。威斯巴登时期的那种放荡不羁作风已荡然无存。到了第二年春天，人们可以看出，那位刚毅果断的普特卡默尔夫人根本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和一部分家产交给一个具有象俾斯麦这样名声的人消受。尽管他对奥托琳妮并没有象四年前对伊莎贝拉·洛林―史密斯那样热恋，但拒绝他的求婚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挫伤。就连在申豪森的费迪南德·冯·俾斯麦也为他小儿子的苦闷而发愁。庄园欣欣向荣，收入不少。于是哥哥和父亲都竭力劝奥托作一次较长时间的休假。他首先想去的国家是英国。这样他就在1842年初离开波美拉尼亚，动身去汉堡：邮船定期开往赫尔，有些船驶向利兹，从那儿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爱丁堡。

　　俾斯麦不写旅行日记，并且也不常写家信，所以现在已很难确定他的路线了。但已收到的信和后来谈话中附带提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他对英国生活的哪些方面特别感兴趣。一个星期天，可能是7月10日，他到了英国。终于能亲眼看一看他如此热烈捧读其文学的那个国家，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快乐地吹着口哨沿街走去——立即因为扰乱星期日的宁静而受到呵斥。这件事在他的印象中如此深刻，以致四十年后他还记忆犹新。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呢？俾斯麦后来声称，轮船是在赫尔靠岸的，他由于受到叱责，一气之下搭乘了开往爱丁堡的下一班船。但很有可能是，邮船先开到了利兹，而他必是因其恶劣表现，破坏了那儿的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徒的铁的纪律。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提到一次从赫尔到约克之行。很难认为他一气之下从赫尔去往利兹，然而在他前往内地之前又折回赫尔。

　　除了清教徒式的星期日外，幸而还有一些其他的风俗更使他喜欢，如英国人关心爱护自己的马，或是英国厨师烹调牛肉的方式，虽然他平常并不怎么欣赏英国的烹调术，对“很受欢迎的英国式花式糕点”也不很欣赏。约克大教堂给他留了深刻印象，对那年夏天驻扎在约克郡的第二轻骑兵团的热情接待感到受宠若惊。他从约克继续他的旅程，来到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在1842年是宪章运动的中心。俾斯麦对英国政治中的各种激进派别不表示意见，他很少写到近郊的磨坊、矿山和工厂，但对“具有三、四英里长的隧道”的英国铁路的先进水平印象很深、他喜欢英国的原野及其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和树篱。他到达首都后，有一次去参观上议院，在那儿，礼仪和不拘束的巧妙混合使他发笑。他在伦敦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前往朴次茅斯。他大概是从布赖顿出发渡海去第厄普的，在巴黎和瑞士呆了一些时候，最后在10月的第二周回到了家。 [ 原注：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全集》十四卷，30号)表明，他想要从朴次茅斯渡海到布伦。这好像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后来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里(出处同上，45号)，他提到曾在第厄普“游过泳”。布赖顿——第厄普的横渡，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是特别受欢迎的。 ]

　　休假使俾斯麦得以脱离波美拉尼亚的单调的日常生活。他变得爱交际了。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相识，到了1842年发展成莫逆之交。通过这一友谊又使他认识了更多的人。莫里茨是一个邻近庄园主的儿子，俾斯麦是在灰衣僧修道院文科中学上学时认识他的，对他很钦佩。莫里茨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少校当时三十九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此外更加重要得多的是，莫里茨于1842年3月同值得注意的特里格拉夫塔登家的二十岁女儿玛莉·冯·塔登订了亲。“1843年和1844年这两年夏天，俾斯麦在布兰肯堡和塔登家住了不少时候。他们比一般乡村贵族更加关心严肃的问题。塔登家是虔诚的路德教教友，他们笃信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足以同俾斯麦的肤浅的唯理主义进行较量。但塔登家并不是沉湎于自己感情的乡村幽居者。的确，他们不骂人，不喝酒，静坐养性；但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发展，电阅读那些决不摒弃俗世浮华的人的作品。玛莉·冯·塔登看戏，听音乐会，参观画廊，阅读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她同未婚夫和朋友的谈话并不都只是围绕宗教问题。俾斯麦曾多次参加玛莉举办的莎士比亚作品朗读会。可惜我们不知道她为俾斯麦挑选了哪几个剧本或角色，但他由于掌握良好的英文知识，是一个受欢迎的参加者。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喜爱的莎士比亚剧中人是科利奥兰纳斯。

　　在这个时期前后，还有一个女人的影响有助于驯服克尼普霍夫的这个“野人”。俾斯麦的妹妹玛尔维妮在十六岁以前，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柏林度过的，在那儿受到一种适合一位有身分的普鲁士女性的教育。她在少女时期就已能说服哥哥帮她去拣毛毛虫。后来他就很少和她见面。1843年复活节过后不久，玛尔维妮所受的教育结束了。起先她住在申豪森她父亲那里，但入冬后老人坚持要女儿陪他去克尼普霍夫。自从伯恩哈德在瑙加德市政府工作以后，克尼普霍夫就成了奥托一人的天下。他对妹妹的到来十分高兴。玛尔维妮是一个果敢的姑娘，有一点儿玩世不恭，幽默感很强。兄妹俩精神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彼此了解，超过了丈夫和妻子。如同德国和俄国这个时期的许多伟人一样，俾斯麦十分爱慕自己的妹妹；这种爱慕之情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但玛尔维妮完全同她母亲一样，她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她认识了奥托的身材魁伟，留胡子和红头发的青年朋友奥斯卡·冯·阿尼姆伯爵——他是奥托在腓特烈大街文科中学上学时结交的朋友。她在过十七岁生日时就已和拥有不少于七个庄园的阿尼姆订了婚。1844年10月30日，他们举行了婚礼。“我在炉旁坐下……然后从你常在那里同……奥斯卡亲吻和耳语的绿布面椅子上站起来，”俾斯麦在玛尔维妮婚后不久写信给她说，“我悲伤地想，有着兄弟——而且还是未婚的兄弟——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结婚，这是多么不自然和自私自利啊。”在一封表明他亲切关怀妹妹幸福的信里流露出一点嘲笑的味道，不过他的苦闷完全是真实的。他承认：“我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当莫里茨·冯·布兰肯堡和玛莉·冯·塔登在四个星期前即1844年10月4日结婚以后，他的自我怜悯就更加强烈了。俾斯麦敬佩玛莉，超过了他迄今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妇女。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永远未能完全弄清楚的个人关系。玛莉以及莫里茨感到有义务去唤醒俾斯麦的沉睡的宗教信仰。对于这种努力，他如果不是从理性上，那么也是从感情上表示欢迎的。每次会见时他们之间的气氛有点不太自然和紧张。俾斯麦没有完全掩盖他对玛莉的感情，玛莉至少是暗示了她对俾斯麦的感情。有一次在特里格拉夫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她摘了一朵兰花送给莫里茨，摘了一朵红玫瑰送给奥托——对一个似乎把高贵的情操置于恋爱之上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卖弄风情的姿态。1844年俾斯麦曾两次企图摆脱自己内心的矛盾。5月，他使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出意外，重新参加坡茨坦的公务工作。诚然，对伏案办公的厌恶，使得他在月底前重又退出。8月底他独自到诺德尼岛去旅行。“他在那儿留了胡子，好象不愿让人认出他的原来面貌似的。他对莫里茨的忠诚要求他放弃玛莉，不管他是多么爱她。1844年秋，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处于低潮，是不足为怪的。

　　俾斯麦同布兰肯堡一家的友谊在他们婚后继续保持不变。原先在特里格拉夫集会的社交集团，如今转到布兰肯堡的卡德明庄园碰头。他们一如既往，聚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夏天仍在野餐时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俾斯麦始终认为，“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其外在的事迹而言，几乎都是我所希望于自己的全面的楷模。”在卡德明，俾斯麦结识下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顾问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两兄弟。玛莉和莫里茨力图把俾斯麦的思想引导到宗教题材上去，而他们的朋友却激发他对政治的兴趣。热心地倾听他的政治见解。一种奇怪的右倾的理想主义支配着他们的政治思想：按照他们的见解，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心灵自新，普鲁士国家才能避免***的雅各宾主义。这种哲学与俾斯麦持怀疑论的基本立场是格格不入的，不过起初他却附和这种观点。

　　在莫里茨的婚礼上，他首次遇见新娘的一位女友。用玛莉的话来说，她来自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她是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比他小将近九岁，是1841年他曾追求过的那位姑娘的远房亲戚。约翰娜的肖像并不特别美丽，像上画的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一头浓密的黑发向后梳成一个发髻。黑眼睛凹陷，高高的鼻梁，嘴巴和下颚部分流露出一丝严厉的表情。也许这些画像并不符合她本人的实际情况。她喜爱音乐、戏剧和诗歌，虽然她对俾斯麦在信中引用拜伦和摩尔作品的摘录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同特里格拉夫集团的所有成员一样，她对宗教问题十分认真，但对政治——无论是当代的还是过去的——却不感兴趣。她带有一点乡下佬的味道，在这个集团里从未感到十分自在。当然，玛莉·冯·塔登是她所钦佩的榜样，努力加以模仿。她作为一个实体以及在外表上都象是一个没有主体的影子。她同她的榜样很相似，足以引起俾斯麦的注意，当然并没有鼓起他的热情。他向他哥哥断言说，“我从未见过有一位小姐过着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回想一下他过去曾向伯恩哈德描写完美女性的那些热烈言辞，那么这个断言并不是很热情的。但是威斯巴登时期的热情奔放的胡闹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在求婚时态度要庄重一些。他仍保持着古代德意志的强烈的伤感情调。1846年7月末，他陪同莫里茨和玛莉到哈尔茨山去度假。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和玛莉的另一位女友和他们同行。由于一名路德教牧师的在场，使礼仪得以维持。但是，有着瀑布、森林和桁架式建筑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伊尔泽河谷，解除了年轻人的老实实的拘谨态度。牧师唱起门德尔松谱曲、海涅作词的歌曲，约翰娜弹钢琴，俾斯麦是四重唱中的男高音，他们演唱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歌曲。他们分乘两辆马车，沿着岸边的悬崖奔驰，在月光下作夜间远足。俾斯麦负责食宿，使旅伴都感到惊奇的是，香槟美酒夜复一夜地流成河。“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这些虔敬的人是在休假，”玛莉的一位女友愉快地向家里写信说。俾斯麦一直到临死还记得这次休假的每一分钟。

　　但悲剧接踵面来。回来后还不到九个星期，玛莉就死了。她死于一种神秘的病毒，这种病毒那年秋天在波美拉尼亚肆虐，并且夺去了她母亲和小弟弟的生命。她的死亡使俾斯麦深深震动，其程度要超过他一生中的任何其他事情。他公开地哭泣，有时也偷偷地哭泣。在这之前他早已恢复读圣经了，如今他也重新作祈祷，在内心受到强烈震动的影响下改信莫里茨和玛莉早就信奉的宗教。他的宗教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其他事那么显著，但他从这时起把自己看作是马丁·路德教会的忠实信徒。每天清晨他都要念《基督徒每日修养》中的几段，晚上入睡前摘录一些口号和律条，就象玛莉所做的那样。

　　俾斯麦知道玛莉希望他同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结婚。物质上他不虞匮乏；自从他父亲于1845年去世以后，他就是申豪森的主人，此外还有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遗产属于他所有。约翰娜同意嫁给他，但坚持要他证明他已改变信仰并取得她父亲的同意。她的父亲是一个感人至深的虔诚的新教徒。1846年底，俾斯麦写了一封十分精妙的信给冯·普特卡默尔先生，描写了他从学生时代起所信奉的泛神论，一直到他听到玛莉的死耗，如何从内心深处发出第一次“热诚的”祈祷的转变过程。

　　约翰娜的父亲犹豫不决。俾斯麦的信仰是否巩固？俾斯麦经过四十小时的旅程——这是冬天所允许的最快速度——前往波美拉尼亚普特卡默尔家的莱因费尔特领地，以赢得他未来岳父的好感。1847年1月12日，他从莱因费尔特发一条简短的消息给他的妹妹玛尔维妮。这条消息只有两个英文词：“All right．”(顺利)他就这样宣布了自己的订婚。

　　十四天后他回到申豪森。在此期间，他已承担了官方的义务。他任护堤官，负责管理易北河堤坝，防止河东的牧场免遭洪水的威胁 [ 注：原书如此 ] 。易北河主要是在2月和3月间经常在这里泛滥成灾。他给约翰娜的最早的几封信常常谈起这种危险。“你还从未见过一条大河的开冻吧？”他在2月17日问道。“这是最壮观的大自然景色之一。”

　　 2月初他曾考虑过但十四天后又认为不重要而撇在一边的另一个问题，到了5月第一周突然日益增加了重要性：担任普鲁士王国新成立的联合邦议会的议员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

　　这决不是一个使俾斯麦感到兴高采烈的前景。柏林的政治生活三十年来一事无成。经过拿破仑战争，普鲁士成为欧洲五强之一、并且在俾斯麦的青壮年时代一直保持这一地位，尽管它经常被梅特涅执政的奥地利当作有时需要保护，有时需要奉承的穷亲戚对待。事实上，俾斯麦在结束他学业期间，普鲁士王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获得的领土，使普鲁士的人口翻了一番多；还增加了象威斯特伐利亚、莱茵兰和普鲁士萨克森的新工业区，扩大了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除哈布斯堡帝国外，整个德意志都在1819年至1833年间参加了这个同盟——一个由柏林操纵的自由贸易同盟。虽然新的领土和机构改变了普鲁士经济的性质，但政体本身却逃避了任何现代化。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1810年到1820年之间曾五次答应制订一部宪法，但到他1840年去世时他所许下的愿一直还未兑现。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腓特烈·威廉四世虽然使用诸如“民族”、“宪法”和“自由”这类字眼，但心里想的却是和这些概念的现代含义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选定的自己臣民的父亲，他可以随时征询自己臣民的意见，而无须服从其意志。他对父亲的诺言并不感到有什么约束力，却承认一项关于批准发行公债必须取得各等级同意的国王训令。1846年冬、1847年春，普鲁士国家需要钱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东普鲁士的铁路。为了取得必要的经费，国王召集了由普鲁十八省各等级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该议会定于1847年4月在柏林举行会议。

　　西普鲁士的自由派决心通过联合邦议会争得一个民选议会。在一切问题上都持不同意见的俾斯麦，认为召集联合邦议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国王却缅怀起中世纪来，梦想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自己则将满足于一个首席选侯的角色。俾斯麦以及他的特里格拉夫集团的朋友们只把一个新教的普鲁士看作自己真正的祖国。俾斯麦认为，国王不应当再去鼓励中产阶层的代表在首都讨论批准发行公债的事。作为奉天承运的君主，普鲁士国王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正确看法去行事。俾斯麦担心1847年的联合邦议会对于霍亨索伦王朝来说有可能象法国1789年的国民大会对于波旁王朝一样，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在***中只有失而无所得。容克们想要一条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路，却不想要一个公开选举的国会。

　　对俾斯麦来说，这件事还成了一个个人问题。他在柏林从来不曾感到幸福，丝毫不想在狂热的自由党人的“震耳欲聋的狂呼乱叫”和“进口的空话”中度过春季和初夏。正如他向约翰娜所断言的，他对于自己在婚前的几个星期去从事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任务特别反感。同时他完全明白，其实他毫无选择余地。多年来他尽可能多地前往马格德堡。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在那里的省司法机关担任最高的职务。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和他的哥哥、腓特烈·威廉的侍从副官利奥波德对俾斯麦的为人正直印象很深。他们深信，普鲁士的保守派需要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当联合邦议会的一位名叫冯·布劳希奇的马格德堡议员生病的时候，他们极力劝说俾斯麦代表他到柏林去充当普鲁士萨克森贵族的代言人(严格说来他并不属于普鲁士萨克森贵族，因为他的领地在阿尔特马克和波美拉尼亚)。这个提议十分迷人。“原谅我接受了这件事，”俾斯麦5月8日写信给约翰娜解释道，“我不能拒绝这个召唤，否则就会严重地侮辱马格德堡各等级，毁掉建立在等级关系之上的任何前程。”约翰娜轻而易举地就被说服了：她的父亲阿道夫·冯·普特卡默尔是波美拉尼亚的代表，她明白联合邦议会对乡村贵族——她就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长大的——的意义。俾斯麦于1847年5月11日星期二以代表身份出席了议会会议。这时联合邦议会会议已开了有四个星期。在此期间，组织得很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芬克的领导下把每次会议都变成关于普鲁士国家的根本结构的辩论。如芬克巧妙地问道，为什么国王宁愿要一个中世纪式的指定的等级议会，而不要他父亲所允诺的国会？解放战争的精神似乎进入了邦议会的会议厅。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俾斯麦从他在普拉曼学校学习的时候起就思考过。默不做声地听着自由派把一部民族传奇据为已有，他感到是无法忍受的。

　　在他与会的第二周的星期一，他就有了机会展开攻击。一个曾在俄国、德国和法国参加过反对拿破仑战争的上了年纪的自由主义者在演说中声称：普鲁士人在1813年之所以同法国人打仗，只是因为国王答应等到德意志从敌人手里获得解放之后给他们一部宪法！这些话驱使俾斯麦走上了讲台。他说，这位自由派议员给“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抹黑”。事实是，普鲁士人在1813年受到法国人的痛击，然后又一次振作起来进行抵抗，从而勉强免遭失败。因此，解放战争与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的登台引起了一阵愤怒的风暴，”俾斯麦四十年后还洋洋得意地说道。他记得自己当时拿出一张报纸来看，一直到这场风波平息下去，自己能够结束讲话时为止。

　　可是他起初远非象表面上装出的那样自信。星期二早晨他写信给约翰娜说：“昨天我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不满浪潮，因为我谈到1813年国民运动的性质，伤害了自己阵营中许多人被误解的虚荣心，当然也促使反对派全都起来反对我。愤慨的情绪是很强烈的，也许正是因为我道出了真情……人们指责我的青年时代以及其他一切。”

　　联合邦议会各次会议的情况在报纸上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这在一个迄今报刊检查十分严格的国度里还是前所未有的。俾斯麦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得声名狼藉，“克尼普霍夫的野人”变成了柏林邦议会的“野人”。他告诉约翰娜，他“捅了志愿兵的马蜂窝，愤怒的马蜂围着我嗡嗡直叫”。”抵挡马蜂的进攻，他感到其实挺有意思。但他也抱怨有时不得不等待六小时之久，听取二十个发言人的胡说八道，直到自己被叫上讲台。象他这样脾气暴躁的人，要想成为一个好议员并非易事。

　　还不到一个月，人们就称他为“芬克的折磨者”。他由于对自由派的偶像格奥尔格·冯·芬克的攻击而获得这个绰号。芬克自己也是一个具有罕见口才的性情暴躁的贵族。俾斯麦通过自己的战斗性演说，重又获得了由于自己轻率地影射解放战争而失去的容克的支持。其他的德意志君主派遣观察员来报道联合邦议会的讨论情况，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评论普鲁士萨克森贵族的这个新代表的日益增长的威望说：“在少数支持政府观点、代表国王意志的发言人中间，”黑森大公的公使6月6日写道，“有一个名叫俾斯麦的年轻人表现突出。人们预言他在今后的会议上极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辩论中，他以他那种强有力的、坚定的态度猛烈攻击冯·芬克先生等人，直接向他挑战，但最后还是冷静占了上风。”虽然某些观察员认为，俾斯麦是支持国王的目标的，但腓特烈·威廉犹豫不决，没有承认他是自己的战友。那年夏天宫廷里举行了许多次宴会和舞会，例如在波茨坦附近哈弗尔河上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水上庆祝会，但在所有这些场合，国王都不理会俾斯麦，以致他“依次对每个人说几句话以后，一走到我跟前就中断了，转过身去，或是迂回穿过大厅”，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他的国君给了他——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个不解之谜。

　　 “国王搞这一套名堂究竟是为什么？”梅特涅在维也纳问道。“召开邦议会看来就象是一幕蹩脚的滑稽剧。”自由主义反对派变得日益不妥协。尽管俾斯麦在辩论中施展其才能，但保守派节节败退，屡遭挫折。在6月的最后一周，邦议会否决了拨款修建一条东普鲁士铁路的提案。反对派坚持，只有在国王实现他父亲的诺言给人民一部宪法的情况下才同意拨款。腓特烈·威廉用解散邦议会来回答；他把议员们打发回家。这整个插曲同十七世纪英国的议会纠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芬克和自由派来说，铁路拨款争端只是一个借口，正如1629年的吨税和磅税 [ 译者注：英王查理一世征收的两种税。吨税是对酒类所征的入口税，磅税是对羊毛等所征的出口税。议会同意国王继续征收一年，国王则要求授以终身征税权，在遭到拒绝后仍下令征收。1629年议会复会，宣布凡缴纳吨税和磅税的人为“自由的叛徒”。于是查理一世又下令解散议会。 ] 之于埃利奥特和霍利斯。一些观察只已经看到俾斯麦在扮演托马斯·温德华兹的角色。俾斯麦同他的同时代人不一样，他不拿英国内战作对比；在他来说，同法国历史作比较要更清楚一些。而他很久以来就敬佩米拉波 [ 译者注：米拉波(1749―1791)，贵族出身的法国资产阶级时期的政治家，1789年以第三等级代表被选入三级会议。***初期曾揭发封建专制制度，但坚决维护君主立宪政体。 ] 的政治生涯，可是目前他没有时间去模仿温德华兹、米拉波或其他人。还在布劳希奇4月生病之前，他就向他的哥哥保证，“我一定在鹧鸪狩猎季节 [ 译者注：鹧鸪狩猎季节在德国从9月开始。 ] 之前结婚”。

　　后来，公务把他的个人愿望挤到了次要地位，但他仍然打算在7月底结婚，而他是说到做到了。因此，他的日程安排得相当满，有时甚至是很紧张的。邦议会解散后的那一周他特别繁忙：7月1日星期四，他在马格德堡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讨论创办一份保守派报纸的问题，一直到晚上六点；星期五他在申豪森宣读了他的结婚公告，而且只能想起约翰娜八个名字中的两个个；星期六他回到柏林去重新讨论办报问题，星期一他到安格明德玛尔维妮的领地去看望她，星期二和星期三，他在克尼普霍夫处理他在波美拉尼亚田产的出佃事宜；星期四在莱因费尔特进行了婚礼的最后准备工作。幸而人们同意婚礼从简。1947年7月28日，他们在莱因费尔特附近的科尔齐格洛乡村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格拉赫兄弟建议新婚夫妇到巴伐利亚和瑞士去度蜜月，在那里他们可以同俾斯麦碰头，继续讨论筹办报纸的问题。但这一建议在莱因费尔特没有获得响应。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去柏林，然后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度过了为时九周的新婚旅行。奥托和约翰娜先去布拉格和维也纳，然后搭乘一艘票价比较昂贵的新轮船去林茨，最后前往萨尔茨堡。“对于我自己，”俾斯麦写信给玛尔维妮说，“渴望一饱眼福的时代似乎已过去了，因此我更多是通过约翰娜的反应而感到高兴。”

　　他们一起登上了沙夫山和卡普齐纳尔山 [ 译者注：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内萨尔察赫河右岸。 ] ，可惜密云挡住了他们从山顶上往下眺望的视线。他们前往蒂罗尔，在梅拉诺住了几天，约翰娜十分欣赏那儿的葡萄，然后往南去威尼斯。直到十月上旬，他们才回到申豪森。俾斯麦原来计划作一次省俭的旅行，为此筹措了四百塔勒，可是最后——他这样写信给他的哥哥——整个旅行共化了约七百五十塔勒，约翰娜不得不把自己积存的本来打算用来购买银器的将近二百塔勒给了他。很少一个象他这种身份的新郎是带着这么少的行装去度蜜月的；“我身上穿着一套衣服，箱子里放着另外一套。”他回家后获悉，他“由于炭疽病丧失了六头母牛和一头公牛”，这一事实对俾斯麦如同对他的每个佃户一样都是沉重的打击。“畜群中最好的牲口都完了，”他向他哥哥抱怨说。

　　可是新婚旅行目的不仅仅是休养。他们在梅拉诺会见了对德国日益增长的***深感不安的冯·罗恩少校。他们在群山在望的白杨树荫道上进行了严肃的政治会谈。俾斯麦夫妇在威尼斯看戏的时候，也在那儿度假的国王腓特烈·威廉认出了这对年轻夫妇，便请他们吃饭。“鉴于我的简便行装和当地裁缝的无能为力，”国王的好客使俾斯麦遇到了服装上的困难。但腓特烈·威廉国王很快就解除了他的客人的一切拘泥。俾斯麦确信，尽管国王开始时表现得很冷淡，但倘若普鲁士遭到严重政治危机的威胁的话，他还是愿意宠幸“明妮·门肯”的儿子的。

　　当冬天来到申豪森的时候，这样一次危机似乎为期不远了。早在4月，当人民奋起反对高昂的食品价格的时候，警卫团和骑兵就已被调往柏林。幸亏1847年的收成比前一年要好，但俾斯麦仍持怀疑态度。他每次到柏林去都可以看到，工人中间一直存在着不满情绪。快到年底时，腓特烈·威廉放松了关于新闻检查的规定，希望这样可以促进“有益的讨论”。俾斯麦感到震惊：他的申豪森佃农虽然是温厚忠诚的，但城里的气氛他一点也不喜欢。甚至他从自己的庄园就能看到的小城市耶里肖夫和坦格明德都在发生***。他知道，只需要一个小火星就可以引起***。

更新于：3个月前

“野人”·第二

俾斯麦传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下台以后·第十六

“解职”·第十五

威廉一世的末年·第十四

登峰造极·第十三

诚实的掮客·第十二

文化斗争·第十一

色当与凡尔赛·第十

帝国的政治·第九

兄弟阋墙·第八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第七

血、铁、泪·第六

靠边站·第五

特使·第四

1848年及其后·第三

拉本马克狐狸·第一